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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包括日本学界)不少人认为须藤医生的责任仅止于误诊，个别人甚至对误诊还要曲为辩护，大加体谅，说须藤医生近两年的治疗和鲁迅的临终抢救是“负责的”，“特别是挽救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其要求内山完造先生再请其他医学专家前往诊治来看，须藤医生并没有延误诊治，而且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须藤医生对待鲁迅的重病又是什么态度呢?
内山完造写《忆鲁迅先生》一文，载于时隔鲁迅去世一年后，1937年10月19日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1-4页。内山完造讲出这样一个情节：
那天(鲁迅去世前21小时)正巧石井政吉医生偶然来到内山完造的书店，两人谈起了鲁迅生病，石井医生说：马上去问候一下。由此可见，石井并不是须藤医生主动邀请去“会诊”的。
内山完造在鲁迅家里，他看见“这时候恰好是八点前五分，我因为八点钟在店里有个约会，就拜托了须藤医生，回到店里来了”。
受内山完造重托之后的须藤医生是什么态度呢?!
“须藤医生说了一声大概不妨事，明天再来，就回家去了。但我(内山完造)总觉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个店员住在先生的家里。”
这里插入一段须藤医生自己写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鲁迅先生纪念集》P．25)，18日：“午前三时(鲁迅)喘息又突然发作，18日午前六时半往诊，……午后二时往诊……”
对一个随时会发生生命危险的重病患者，须藤医生并没有履行一个医生应有的职责，离开他所诊断的病情严重的“气胸”病人鲁迅“回家去了”。须藤医生既然采取这种消极拖延的治疗措施，当然是不会“建议”将鲁迅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我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吧!
须藤医生态度是不是“负责的”，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可以从这些真实的情况里看得非常清楚了。
种种疑窦
下面来分析“误诊”这个说法或判断。我认为误诊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一般性的误诊，即因诊查的时间匆促，判断有误(如急診或首次门诊)。这种情况只要医生嘱咐病人或家属，按时复诊并进行必要的检查，如化验、照X光片等，这种误诊是可以得到及时纠正的。
第二种是医生本人医学知识、临床水平低，诊断出错。但医生或医院如果对于重病人采取了会诊的办法，也可避免发生不幸的事情。
第三种情况是，已经有了明确的诊断，如像邓肯医生已经做了科学正确的诊断，但经治医生仍然玩忽职守，不按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这就是蓄意的“误诊”。更恶劣的是为了掩盖其用心，而使之“天衣无缝”，主观上做许多手脚。但事实总会要被揭露，不会永久被掩盖的。所以，不懂医学的人大谈“误诊”，实际上只会混淆视听，产生误判，其实是有意无意的包庇!
须藤医生对我父亲治疗是从1934年11月到1936年10月，历时近两年(准确的说是23个月)，应当说诊查准确无误了。其间还“邀请”了同行日本医生石井(实际上是内山完造的朋友，临时一同去探访鲁迅的)，按理他们应该早就共同“议”出来了一个符合当时的治疗、用药条件的方案了。可不幸的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须藤医生在长达23个月的对父亲的消极治疗，显然不能用“误诊”两个字来为他“开脱”的！
10月18日至19日父亲临终前夕，须藤医生在用药、医嘱、抢救等方面，不应当再“误”了吧?若抢救的措施极不得当，能不能用“误诊”为他掩盖，尤其是处于临危的“生命危机”的几个小时，在这种严重状态下，须藤医生却掷下这么一句“过了这一夜”的话，抽脚走掉了，据说是他的休息日。作为医生，这是失掉了职业道德的行为，简直是玩忽人命！
父亲临终前的30个小时，气喘、虚弱、大汗淋漓……须藤医生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首先，若假定是气管性喘息，那就应当使用解痉药，如麻黄素、阿片酊之类。用了没有，哮喘缺氧应当使用医用氧气直接输至口、鼻供病人吸入。他根本没有使用，使少数鲁研学者陷入误导的是家里有内山完造先生拿来的一个“氧气发生器”，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小木匣状的“臭氧”发生器，它对空气有微弱的消毒作用，对病人的缺氧状况毫无改善作用。
垂危病人状况越来越严重，心率越来越快，须藤医生只让看护妇每小时注射—支强心的“樟脑酊”之类的针剂，除此之外并没有看到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他让病人用热水袋暖暖脚，这能够算是抢救吗?如果说是“气胸”，他也没有对症给胸腔抽气减压，这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没有做到，这能用“误诊”来开脱吗？
当母亲听到建人叔叔匆匆赶到，从鲁迅身边下楼叙述病况。(建人叔叔告诉我)再长也不过若干分钟，须藤医生就在二楼的楼梯宣布了鲁迅的死亡！鲁迅临终须藤医生到底做了些什么？
母亲曾经对我说过这种可疑须藤医生听到店员通知周建人赶到，却让她下楼，我十分怀疑这一个短短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在清晨5时20分去世了！
在我从三楼下来站在父亲床前的时候，应当说父亲已经是临床死亡一会儿了。日本看护妇收拾起她带来的护理用具之后，走向父亲的身边，两手扶持胸肋用劲振摇，试图使心脏复苏，类似现在挤压方法使心脏苏醒。显然，看护妇是在尽最后的努力，应当感激她的良好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从死神手上挽回父亲生命。如果须藤医生做过抢救措施的话，做过心脏复苏按压的施救术的话，看护妇在过后是不必再重复这样的操作的。
看护妇在鲁迅死亡之后，采取振摇“复苏法”后毫无反应，只好无奈地深深鞠了一躬离去了。从她采取这一个措施来分析，是不是可以说明病人停止呼吸前，并没有采用其他积极的抢救办法。这位看护妇有一张“请求书”一实际上是发票，费用由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21号，上海(日本)“看护妇会组合”领收的。日期是10月23日，是由内山书店代付的款子。这里又产生出另一个疑问，看护妇若是须藤医生雇请的，账单必包含在他的诊疗、药物、出诊费内，这是常理常规，而这笔账单的付给，由内山完造先生店里转，看来这位护理人员是内山先生为减轻母亲照顾重病人的劳累，后来请来的，也就是并非跟随须藤医生一块来我家的。若是这样，须藤医生在父亲床前时候，看护妇是否在旁？所以叔叔才会产生“只有须藤医生在父亲旁边”的惊愕！事后他把这一个重要情节告诉了我和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
“抢救”濒危病人时候，日本医疗和习惯方面，有没有叫家属回避的做法，须藤医生却叫母亲离开。为此我询问了知情者，他们说在医院里，除非紧急手术怕碍事，有让家属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情况，但现场绝非只有一个医生抢救的。一般内科抢救时没有叫家属出去的，尤其弥留之际更不会“闲人免入”似的将最 亲的人支开，这绝对不符合常情。他们还说当病人处于“生死”交界时候，医生会让亲人大声呼叫，往往能把阴阳交界的病人，呼唤复苏，回醒生还。
一位负责任的医生，当他的重病人濒危前，习惯上应该另请一两位医生一齐会诊、抢救。直到临终，也应该当场签字写出明确的“死亡证明”。看护妇如在，应有她的签署。这些，都欠缺。事后，须藤医生也没有把书面证明补交给家属或内山先生。
郭德文教授的读片
在父亲的病危和去世的问题上，对须藤医生的行为，母亲、建人叔叔和我都取怀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仅从来没有改变，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探查求证。我们还通过组织向中央汇报过，并请求中央帮助查证。没想到这种观点有一天忽然被上纲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国际问题”。那是在1984年5月，纪维周先生发表《鲁迅之死谜释》，指出医生疗救过程中种种疑窦，推测他有否图谋，这种怀疑，对我们亲属来说并不新鲜，但在学术界却是首次提出，因此日本鲁研界也很快有了反应，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值得大动干戈。然而上世纪80年代正是大讲中日友好的时代，这种时候提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纪先生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无端遭受种种责难，并被迫公开检讨，现在看来这是极不公正的。
不合时宜的人和事，就有合乎时宜的人和事。1984年2月，上海方面组织了有9个医院23名专家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这样大的动作，或许是有所安排有所布置的，目的是取得关于鲁迅的病情和死亡的“科学的、权威的”结论。读片会的诊断结论是
(1)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疱，
(2)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
(3)左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
并推断鲁迅先生死于在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脚”。
这个结论与须藤医生诊断几乎完全一致。我想说的是读片本身大致是可靠的，但根据读片确定父亲的死因为“气胸”则不见得就是临床的事实。
2006年4月，我们请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对鲁迅x光胸片进行了再次审读。郭教授先从右上方叙述开始，他说右侧肺上方症状是活动性结核，大量浸润及增殖性病变延续至中部。未见钙化和空洞。右侧下有胸腔积液，郭教授问及积液颜色，我说呈现透明浅橙黄色。郭教授点头说这是典型的积液，没有粉红色，说明没有别的病变。液弧面大致在第8、9肋间，应当属于中等量的胸腔积液。左肺上、中比右侧重，亦见浸润及增殖性病变，整个面积看到伴有纤维及钙化点，和右面相比，病灶早于右肺。
郭教授指向X光胸片中部说，这已是干酪性病变，而且实质量不少，有大量结核菌。从边缘线判断，不似有癌变。这也可从胸腔积液颜色判定，并没有癌症的可疑。左侧上端并见不规则的透亮点，怀疑是几个小薄壁空洞。两肺下显现透亮度增加，是肺气肿所致。
郭教授把背面的小型光源向X片下移，讲解说：这里可见多个肺大疱，以左下最为明显，左肋膈角钝，左肋表面有支气管影粘连。双侧肺门血管正常表现。主动脉弓大小与年龄相符，心形无扩大、形态正常。未见房、室扩大。可以诊断鲁迅先生生前没有心血管粥样硬化。
郭教授拿出自备钢皮尺，测量胸腔与心脏比例，心胸比率0.4左右。正常值是0．5-0．55，郭教授说，这是肺气肿所致，从另一方面说明，鲁迅的心脏很好。郭教授把X光胸片移向窗口方向，审视整体状况，发现左侧第7根肋骨有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上缘四周有骨痂，至少是有5年之上时间的旧伤。我说父亲青年时期在南京骑马时曾下坠过，郭说碰撞亦有可能。审片完毕，请郭教授写“诊断’书，书面如下：
双侧浸润及干酪型肺结核，伴空洞、肺大疱肺气肿，右侧胸腔中等量积液。慢性支气管炎。
左侧第7根肋骨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有骨痂形成。
心形及大血管阴影表现为正常范围内。
郭德文教授对X光片的说明
审片之后，我又向郭德文教授请教了几个问题：
周：鲁迅的肺病程度怎样估计?
郭：如果吐血并不严重，痰中带血，病症似有多年。后期的下午有潮热、体温37度以上，虚弱、胃口差，是结核病灶的毒素所致。
周：在鲁迅去世之前半年，即1936年5月15日，他给曹靖华去信，自己是这样叙述的：“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5月23日鲁迅给赵家壁信中说：“发热已近个日，不能外出：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
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二年，达到百多次。请问郭医生，父亲的病是不是难以诊断?
郭：从鲁迅历年的体征和病史，即便是刚刚毕业稍有实习经验的医生都能诊断出。以胃病为治疗目标，令人难以想象。
周：有个51人说，鲁迅去世前用了氧气，我只见到内山完造拿来是一只一尺见方的木制匣，通电后有“蝇蝇”声，叫做“阿纯”发生器，似乎是臭氧发生器，而非给重症病人使用的氧气?连我的母亲也误以为是“输氧”。
郭：那是一种简易的臭氧发生器，没有治疗作用。只对室内空气有微弱的消毒作用。
周：父亲病情危急时，有用口、鼻输送氧气的需要吗？
郭：即使在那1936年时代，医院是广泛使用钢瓶氧气给病人输送氧气。就像电影里所见那种。以鲁迅病情，如使用吸氧，可缓解许多。
周：能援救临床濒危吗？
郭：有可能。判断鲁迅是“气胸”为死亡原因，根据不足。估计是肺病菌毒素引起身体衰竭，肺氧不足致以功能衰竭死亡。
周：医生为什么不提出奇迅病情的严重性，急迫需要送医院抢救？！
郭：应当立即送医院。医生没提出过这个建议？
周：没有，须藤医生离开大门前仅仅这样回答母亲：他讲“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及有危险了！”(许广平《最后的一天》，原載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二卷第二期)须藤医生以轻松状态走了。
因此母亲安下心了。哪知道……
郭：真不可思议！
周：如果不是这样的“疏忽”，父亲的寿命可不可能像另一位美国医生的估计，按结核病治疗。还可能再多活5-10年？
郭：以他的年龄，有这种可能。须藤医生用的“苏忽儿”药(Solfol)我查出是德国药，仅仅用于缓解支气管咳嗽气喘之类征侯，也略有止痛、退烧作用。
周：谢谢，此药查证多年未获结果，日本医生也表示无可查询。再比如某位鲁迅研冗家在《鲁迅生平疑案》一书中，把蒸汽吸入器注明是吸氧器，通大便器注明是注射针剂的器械，外用药重碳酸曹达、黄碘误为内服用药，许广平被日寇抓捕后的补血剂亚硫酸铁丸药……当成鲁迅用药，写入书籍中。其实，此事只要稍稍问问我，当不至出此差错。
郭：以你的高龄，今天讲出当年的实际情况很重要。
周：谢谢郭教授今天的科学判断。
(以上涉及郭德文教授的内容，均经本人审定)
质疑气胸的诊断
依据须藤医生所写的病状有些学者认为鲁迅先生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他们所根据的是“病状经过”，即根据须藤医生所写的病历。
须藤医生所写的病情简史，是在事后才补做出来的，母亲和亲友曾纷纷指出他倒填日期，含有弄虚作假成分。
鲁迅“死于”“左侧自发性气胸”的诊断还有其他医生的证明吗？没有。
因此，这种“诊断”不能作为事实的依据。
须藤医生没有按医疗程序签署死亡证明，更没有第二位医生的证明、签署。
早在1984年2月22日下午2时，有23位专家学者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也没有从胸部X线片上发现有“气胸”迹象。
鲁迅去世前半年，既然没有“气胸”迹象，他的X线胸片上必然拍摄不出这个“事实”，郭德文医生也没有从X光片上读判出“气胸”现象，因此须藤的诊断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有人曾经问我根据什么对鲁迅死于“气胸”产生，怀疑，我的回答是没有“明”龈最好的反证。
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
所谓鲁迅用的“酸素吸入器”
鲁迅用的所谓“酸素吸入器”，这其实只是一件理疗器械。在我童年哮喘病发作时，用它喷出的蒸气，吸入缓解药物，以松懈气管的痉挛。它绝不是鲁迅病危时使用的“氧气”(酸素一日文氧气)吸入器。它陈列于上海鲁迅故居三楼木柜中。照片上端亦错误地写成“鲁迅用的酸素吸入器”，这和医院用的瓶装氧气完全不搭界。
2006年9月周海婴于北京木樨地寓所
事实上须藤医生对待鲁迅的重病又是什么态度呢?
内山完造写《忆鲁迅先生》一文，载于时隔鲁迅去世一年后，1937年10月19日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1-4页。内山完造讲出这样一个情节：
那天(鲁迅去世前21小时)正巧石井政吉医生偶然来到内山完造的书店，两人谈起了鲁迅生病，石井医生说：马上去问候一下。由此可见，石井并不是须藤医生主动邀请去“会诊”的。
内山完造在鲁迅家里，他看见“这时候恰好是八点前五分，我因为八点钟在店里有个约会，就拜托了须藤医生，回到店里来了”。
受内山完造重托之后的须藤医生是什么态度呢?!
“须藤医生说了一声大概不妨事，明天再来，就回家去了。但我(内山完造)总觉得不放心，因此，就叫一个店员住在先生的家里。”
这里插入一段须藤医生自己写的“鲁迅先生病状经过”(《鲁迅先生纪念集》P．25)，18日：“午前三时(鲁迅)喘息又突然发作，18日午前六时半往诊，……午后二时往诊……”
对一个随时会发生生命危险的重病患者，须藤医生并没有履行一个医生应有的职责，离开他所诊断的病情严重的“气胸”病人鲁迅“回家去了”。须藤医生既然采取这种消极拖延的治疗措施，当然是不会“建议”将鲁迅送到医院进行抢救的，我想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吧!
须藤医生态度是不是“负责的”，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可以从这些真实的情况里看得非常清楚了。
种种疑窦
下面来分析“误诊”这个说法或判断。我认为误诊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一般性的误诊，即因诊查的时间匆促，判断有误(如急診或首次门诊)。这种情况只要医生嘱咐病人或家属，按时复诊并进行必要的检查，如化验、照X光片等，这种误诊是可以得到及时纠正的。
第二种是医生本人医学知识、临床水平低，诊断出错。但医生或医院如果对于重病人采取了会诊的办法，也可避免发生不幸的事情。
第三种情况是，已经有了明确的诊断，如像邓肯医生已经做了科学正确的诊断，但经治医生仍然玩忽职守，不按正确的方法进行治疗，这就是蓄意的“误诊”。更恶劣的是为了掩盖其用心，而使之“天衣无缝”，主观上做许多手脚。但事实总会要被揭露，不会永久被掩盖的。所以，不懂医学的人大谈“误诊”，实际上只会混淆视听，产生误判，其实是有意无意的包庇!
须藤医生对我父亲治疗是从1934年11月到1936年10月，历时近两年(准确的说是23个月)，应当说诊查准确无误了。其间还“邀请”了同行日本医生石井(实际上是内山完造的朋友，临时一同去探访鲁迅的)，按理他们应该早就共同“议”出来了一个符合当时的治疗、用药条件的方案了。可不幸的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须藤医生在长达23个月的对父亲的消极治疗，显然不能用“误诊”两个字来为他“开脱”的！
10月18日至19日父亲临终前夕，须藤医生在用药、医嘱、抢救等方面，不应当再“误”了吧?若抢救的措施极不得当，能不能用“误诊”为他掩盖，尤其是处于临危的“生命危机”的几个小时，在这种严重状态下，须藤医生却掷下这么一句“过了这一夜”的话，抽脚走掉了，据说是他的休息日。作为医生，这是失掉了职业道德的行为，简直是玩忽人命！
父亲临终前的30个小时，气喘、虚弱、大汗淋漓……须藤医生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首先，若假定是气管性喘息，那就应当使用解痉药，如麻黄素、阿片酊之类。用了没有，哮喘缺氧应当使用医用氧气直接输至口、鼻供病人吸入。他根本没有使用，使少数鲁研学者陷入误导的是家里有内山完造先生拿来的一个“氧气发生器”，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小小木匣状的“臭氧”发生器，它对空气有微弱的消毒作用，对病人的缺氧状况毫无改善作用。
垂危病人状况越来越严重，心率越来越快，须藤医生只让看护妇每小时注射—支强心的“樟脑酊”之类的针剂，除此之外并没有看到采取什么积极措施。他让病人用热水袋暖暖脚，这能够算是抢救吗?如果说是“气胸”，他也没有对症给胸腔抽气减压，这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都没有做到，这能用“误诊”来开脱吗？
当母亲听到建人叔叔匆匆赶到，从鲁迅身边下楼叙述病况。(建人叔叔告诉我)再长也不过若干分钟，须藤医生就在二楼的楼梯宣布了鲁迅的死亡！鲁迅临终须藤医生到底做了些什么？
母亲曾经对我说过这种可疑须藤医生听到店员通知周建人赶到，却让她下楼，我十分怀疑这一个短短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在清晨5时20分去世了！
在我从三楼下来站在父亲床前的时候，应当说父亲已经是临床死亡一会儿了。日本看护妇收拾起她带来的护理用具之后，走向父亲的身边，两手扶持胸肋用劲振摇，试图使心脏复苏，类似现在挤压方法使心脏苏醒。显然，看护妇是在尽最后的努力，应当感激她的良好愿望。但是，此时已无法从死神手上挽回父亲生命。如果须藤医生做过抢救措施的话，做过心脏复苏按压的施救术的话，看护妇在过后是不必再重复这样的操作的。
看护妇在鲁迅死亡之后，采取振摇“复苏法”后毫无反应，只好无奈地深深鞠了一躬离去了。从她采取这一个措施来分析，是不是可以说明病人停止呼吸前，并没有采用其他积极的抢救办法。这位看护妇有一张“请求书”一实际上是发票，费用由上海北四川路志安坊21号，上海(日本)“看护妇会组合”领收的。日期是10月23日，是由内山书店代付的款子。这里又产生出另一个疑问，看护妇若是须藤医生雇请的，账单必包含在他的诊疗、药物、出诊费内，这是常理常规，而这笔账单的付给，由内山完造先生店里转，看来这位护理人员是内山先生为减轻母亲照顾重病人的劳累，后来请来的，也就是并非跟随须藤医生一块来我家的。若是这样，须藤医生在父亲床前时候，看护妇是否在旁？所以叔叔才会产生“只有须藤医生在父亲旁边”的惊愕！事后他把这一个重要情节告诉了我和他的秘书冯仰澄同志。
“抢救”濒危病人时候，日本医疗和习惯方面，有没有叫家属回避的做法，须藤医生却叫母亲离开。为此我询问了知情者，他们说在医院里，除非紧急手术怕碍事，有让家属在手术室外等候的情况，但现场绝非只有一个医生抢救的。一般内科抢救时没有叫家属出去的，尤其弥留之际更不会“闲人免入”似的将最 亲的人支开，这绝对不符合常情。他们还说当病人处于“生死”交界时候，医生会让亲人大声呼叫，往往能把阴阳交界的病人，呼唤复苏，回醒生还。
一位负责任的医生，当他的重病人濒危前，习惯上应该另请一两位医生一齐会诊、抢救。直到临终，也应该当场签字写出明确的“死亡证明”。看护妇如在，应有她的签署。这些，都欠缺。事后，须藤医生也没有把书面证明补交给家属或内山先生。
郭德文教授的读片
在父亲的病危和去世的问题上，对须藤医生的行为，母亲、建人叔叔和我都取怀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仅从来没有改变，而且我们从来也没有放弃探查求证。我们还通过组织向中央汇报过，并请求中央帮助查证。没想到这种观点有一天忽然被上纲为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的“国际问题”。那是在1984年5月，纪维周先生发表《鲁迅之死谜释》，指出医生疗救过程中种种疑窦，推测他有否图谋，这种怀疑，对我们亲属来说并不新鲜，但在学术界却是首次提出，因此日本鲁研界也很快有了反应，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应该也不值得大动干戈。然而上世纪80年代正是大讲中日友好的时代，这种时候提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纪先生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无端遭受种种责难，并被迫公开检讨，现在看来这是极不公正的。
不合时宜的人和事，就有合乎时宜的人和事。1984年2月，上海方面组织了有9个医院23名专家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这样大的动作，或许是有所安排有所布置的，目的是取得关于鲁迅的病情和死亡的“科学的、权威的”结论。读片会的诊断结论是
(1)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疱，
(2)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
(3)左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
并推断鲁迅先生死于在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脚”。
这个结论与须藤医生诊断几乎完全一致。我想说的是读片本身大致是可靠的，但根据读片确定父亲的死因为“气胸”则不见得就是临床的事实。
2006年4月，我们请上海胸科医院放射科主任郭德文教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对鲁迅x光胸片进行了再次审读。郭教授先从右上方叙述开始，他说右侧肺上方症状是活动性结核，大量浸润及增殖性病变延续至中部。未见钙化和空洞。右侧下有胸腔积液，郭教授问及积液颜色，我说呈现透明浅橙黄色。郭教授点头说这是典型的积液，没有粉红色，说明没有别的病变。液弧面大致在第8、9肋间，应当属于中等量的胸腔积液。左肺上、中比右侧重，亦见浸润及增殖性病变，整个面积看到伴有纤维及钙化点，和右面相比，病灶早于右肺。
郭教授指向X光胸片中部说，这已是干酪性病变，而且实质量不少，有大量结核菌。从边缘线判断，不似有癌变。这也可从胸腔积液颜色判定，并没有癌症的可疑。左侧上端并见不规则的透亮点，怀疑是几个小薄壁空洞。两肺下显现透亮度增加，是肺气肿所致。
郭教授把背面的小型光源向X片下移，讲解说：这里可见多个肺大疱，以左下最为明显，左肋膈角钝，左肋表面有支气管影粘连。双侧肺门血管正常表现。主动脉弓大小与年龄相符，心形无扩大、形态正常。未见房、室扩大。可以诊断鲁迅先生生前没有心血管粥样硬化。
郭教授拿出自备钢皮尺，测量胸腔与心脏比例，心胸比率0.4左右。正常值是0．5-0．55，郭教授说，这是肺气肿所致，从另一方面说明，鲁迅的心脏很好。郭教授把X光胸片移向窗口方向，审视整体状况，发现左侧第7根肋骨有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上缘四周有骨痂，至少是有5年之上时间的旧伤。我说父亲青年时期在南京骑马时曾下坠过，郭说碰撞亦有可能。审片完毕，请郭教授写“诊断’书，书面如下：
双侧浸润及干酪型肺结核，伴空洞、肺大疱肺气肿，右侧胸腔中等量积液。慢性支气管炎。
左侧第7根肋骨陈旧性骨折，对合良好，有骨痂形成。
心形及大血管阴影表现为正常范围内。
郭德文教授对X光片的说明
审片之后，我又向郭德文教授请教了几个问题：
周：鲁迅的肺病程度怎样估计?
郭：如果吐血并不严重，痰中带血，病症似有多年。后期的下午有潮热、体温37度以上，虚弱、胃口差，是结核病灶的毒素所致。
周：在鲁迅去世之前半年，即1936年5月15日，他给曹靖华去信，自己是这样叙述的：“今日看医生，云是胃病，大约服药七八天，就要好起来了。”5月23日鲁迅给赵家壁信中说：“发热已近个日，不能外出：今日医生始调查热型，那么，可见连什么病也还未能断定。”
日本须藤医生和鲁迅的医患关系，是自1934年11月开始，亲手接触治疗近乎二年，达到百多次。请问郭医生，父亲的病是不是难以诊断?
郭：从鲁迅历年的体征和病史，即便是刚刚毕业稍有实习经验的医生都能诊断出。以胃病为治疗目标，令人难以想象。
周：有个51人说，鲁迅去世前用了氧气，我只见到内山完造拿来是一只一尺见方的木制匣，通电后有“蝇蝇”声，叫做“阿纯”发生器，似乎是臭氧发生器，而非给重症病人使用的氧气?连我的母亲也误以为是“输氧”。
郭：那是一种简易的臭氧发生器，没有治疗作用。只对室内空气有微弱的消毒作用。
周：父亲病情危急时，有用口、鼻输送氧气的需要吗？
郭：即使在那1936年时代，医院是广泛使用钢瓶氧气给病人输送氧气。就像电影里所见那种。以鲁迅病情，如使用吸氧，可缓解许多。
周：能援救临床濒危吗？
郭：有可能。判断鲁迅是“气胸”为死亡原因，根据不足。估计是肺病菌毒素引起身体衰竭，肺氧不足致以功能衰竭死亡。
周：医生为什么不提出奇迅病情的严重性，急迫需要送医院抢救？！
郭：应当立即送医院。医生没提出过这个建议？
周：没有，须藤医生离开大门前仅仅这样回答母亲：他讲“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及有危险了！”(许广平《最后的一天》，原載1936年11月15日《作家》第二卷第二期)须藤医生以轻松状态走了。
因此母亲安下心了。哪知道……
郭：真不可思议！
周：如果不是这样的“疏忽”，父亲的寿命可不可能像另一位美国医生的估计，按结核病治疗。还可能再多活5-10年？
郭：以他的年龄，有这种可能。须藤医生用的“苏忽儿”药(Solfol)我查出是德国药，仅仅用于缓解支气管咳嗽气喘之类征侯，也略有止痛、退烧作用。
周：谢谢，此药查证多年未获结果，日本医生也表示无可查询。再比如某位鲁迅研冗家在《鲁迅生平疑案》一书中，把蒸汽吸入器注明是吸氧器，通大便器注明是注射针剂的器械，外用药重碳酸曹达、黄碘误为内服用药，许广平被日寇抓捕后的补血剂亚硫酸铁丸药……当成鲁迅用药，写入书籍中。其实，此事只要稍稍问问我，当不至出此差错。
郭：以你的高龄，今天讲出当年的实际情况很重要。
周：谢谢郭教授今天的科学判断。
(以上涉及郭德文教授的内容，均经本人审定)
质疑气胸的诊断
依据须藤医生所写的病状有些学者认为鲁迅先生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他们所根据的是“病状经过”，即根据须藤医生所写的病历。
须藤医生所写的病情简史，是在事后才补做出来的，母亲和亲友曾纷纷指出他倒填日期，含有弄虚作假成分。
鲁迅“死于”“左侧自发性气胸”的诊断还有其他医生的证明吗？没有。
因此，这种“诊断”不能作为事实的依据。
须藤医生没有按医疗程序签署死亡证明，更没有第二位医生的证明、签署。
早在1984年2月22日下午2时，有23位专家学者参加的“鲁迅先生胸部X线读片和临床讨论会”，也没有从胸部X线片上发现有“气胸”迹象。
鲁迅去世前半年，既然没有“气胸”迹象，他的X线胸片上必然拍摄不出这个“事实”，郭德文医生也没有从X光片上读判出“气胸”现象，因此须藤的诊断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有人曾经问我根据什么对鲁迅死于“气胸”产生，怀疑，我的回答是没有“明”龈最好的反证。
鲁迅终究因何而死，我坚信这桩“疑案”终将会大白于天下的。
所谓鲁迅用的“酸素吸入器”
鲁迅用的所谓“酸素吸入器”，这其实只是一件理疗器械。在我童年哮喘病发作时，用它喷出的蒸气，吸入缓解药物，以松懈气管的痉挛。它绝不是鲁迅病危时使用的“氧气”(酸素一日文氧气)吸入器。它陈列于上海鲁迅故居三楼木柜中。照片上端亦错误地写成“鲁迅用的酸素吸入器”，这和医院用的瓶装氧气完全不搭界。
2006年9月周海婴于北京木樨地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