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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港民歌“满江红”是一种传统的大型民歌套曲形式，属于鲁南五大调之一，分布于日照东港区的沿海地区。是船家在经历磨难、挫折出海打渔平安归来之时，设宴敬请好友亲朋，庆贺丰收时演唱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受这些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作为历史见证的传统音乐“满江红”等受到一定的冲击，其社会价值也随之发生变迁。
【关键词】：“满江红”；民歌套曲；社会价值；变迁。
东港民歌“满江红”是一种传统的大型民歌套曲形式，属于鲁南五大调之一。鲁南五大调是指流行于山东省南部的郯城、临沭、莒南、日照等地由五种套曲组成的汉族民歌套曲形式，又被称为《郯马调》、《郯马五大调》，对于《郯马五大调》的来源民间存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它是于明朝时期由云南、贵州等地流传而来；另一种说法说它“源出于淮安府”，但根据民间歌手李长义记载，《郯马五大调》是由郯城、马头一带民间艺人从济宁等地流传而来，在原基础上进行综合加工而成。包括：“满江红”、“玲玲调”、“大寄生草”、“淮调”、“大调”，其中，“满江红”位于鲁南五大调之首，主要流行于日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及两城、涛雒等沿海地带。
一、追溯“满江红”的历史渊源
“满江红”的曲牌最早可追溯到元明时期，在明清时期的许多民謠专著中便有记载，例如《白雪遗音》、《曲律》，最开始的源头大概是从元曲当中的小令或是散套演化而来的明清小曲发展而成。在当时，正是海上贸易发展兴盛的时期，这鞋曲调随着贸易交流传入日照，受到地域人文的影响，与当地民俗融合，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是日照沿海一带船家在进行打渔之时用以祈愿平安、庆祝丰收、活跃生活的一种形式，在当地广为流传。自古以来，日照渔民便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的渔盐之利，以及进行远航与外地开展着贸易活动。清朝康熙年间，日照形成了七个自然口岸，例如岚山、荻水、石臼、涛雒等。到了清末时期，这些自然口岸逐渐演变为本地及周边地特色产品的交流贸易之地，并逐渐成为较为繁荣的商港。1683年，“海运渐开，商贾频至”。清朝光绪时期，商业贸易越来越繁荣。清末时期根据《日照县志》记载，达到“悬灯洋货舟中市，插汉虹梁郭外城”的空前繁荣景象。可见当时海洋经贸之繁荣。日照沿海一带船家，主要依靠海上运输和打渔为生，当时的渔民成员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家人开船至上海一带做海上运输和海上贸易，凭借此种方式生存的船只家庭，在当地被叫作“家小船”，意思是指全家人都居住在船上，并以此生存、生活。一般会在江、海上漂泊数日之后在江南一带江河湖泊畔停靠。每当夜晚降临之时便会燃起红灯，邀请众位亲戚朋友聚到一起，把酒言欢、除乏消遣，每当兴致达到酣畅淋漓之时，便会唱歌跳舞助兴，这时宾客们便会随手拿起酒桌上的碗、筷、酒杯等器皿敲击进行伴奏，以独唱、对唱为主，内容多是用来表达男女之情的传说，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曲调比较抒情柔美，细致优雅，歌词比较通俗，容易理解，易演易唱，其中包含了江南丝竹优美细腻的风格，以及日照本地民间文艺的元素，被人们誉为“细曲”、“雅歌”。民国初期，日照的海运贸易达到异常繁荣景象，海运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满江红”的发展，使其不断成熟，形成了特殊的、不拘一格的演唱形式。至民国后期，因战乱频发，民不聊生，渔业及海运衰微，“满江红”受到冲击，处境濒危。
二、“满江红”曲调及演唱特点
“满江红”作为大型的民间套曲形式，不仅流传的历史长久，影響深远，并且在流传中得到不断演变、融合，使其在风格、曲调及演唱形式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主曲与夹曲融为一体、完美统一、变奏回旋的艺术形式。它的主曲包括六个不同的部分，并且有一个不同于前面的尾声，其中，第一、第二、第六部分是一个单乐段，第三、第四、第五部分是一个复乐段，在主曲后方带有一个时长为七小节半的过门音乐，这个音乐贯穿全曲。“满江红”主曲柔美抒情，优雅细腻，而夹曲材料虽仍取自于主曲，但不论是从情绪上还是速度上而言，都与主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曲部分多属于高调式，而夹曲部分以徵、宫调式为主。演唱均使用的是当地的方言土语，男女声都是用大白嗓来唱，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船家在经历磨难、挫折出海打渔平安归来之时，设宴敬请好友亲朋，庆贺丰收时，饮酒消遣、娱乐，每到兴致达到酣畅淋漓之时，便手足舞蹈吟歌助兴，众人便拿起酒桌上的碟子、酒杯、碗筷等器皿作为伴奏乐器进行敲击节拍助兴，有时也会配上一些民间乐器，包括弦索类、吹奏类、打击类三种。弦索类主要有二胡、三弦、四胡、琵琶等；吹奏类主要有箫、笙、笛子等；打击乐器相对来说最为丰富，也比较生活化，比如在宴会时桌上用的碟子、碗、酒盅等以及生活中常见的撒拉机、钱琴、小擦、皮鼓、碰铃、竹板、霸王鞭等。音乐优雅、明快，仿佛亲临其境，使人为之兴奋活跃，仿佛一副心旷神怡、醉人心弦的渔家丰收美景。
三、“满江红”的社会价值变迁
东港民歌“满江红”最初是渔家打渔归来时庆祝收获，宴请亲朋好友时演唱的，演唱的场地一般是在渔家的船上，酒酣之时会随手拿起桌上的碗、筷、酒杯，敲击伴奏，边唱边舞边奏。用以庆祝收获，祈求平安，又像是感恩大海的馈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打渔为生的船家越来越少，生活中的娱乐节目也越来越丰富，已经很少有船家会在船只宴请亲朋，更很少有人演唱这种民歌，“满江红”的场景也不复存在。
近几年，虽然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活动来保护传承它，在许多的演出中也能看到“满江红”的表演，但它的社会价值和功用性随着社会的进步也不断发生变迁。而今保护与传承的只是其表面的形式，而其自产生之时所具有的功用性已趋于消亡，仅剩娱乐的功用性。再加上，“满江红”是使用东港的土语演唱的，而现在会说土语的越来越少，流行音乐的冲击使得年轻人对传统音乐的兴趣越来越少，其娱乐性的受众群体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部分为60岁左右的群众，且多为会讲方言的农村人。并且它并不存在固定的听众，这也导致这种民歌套曲在东港各地已经鲜少有人知道，即便政府为挽救它将其列入市级“非遗”项目，但消亡的迹象却愈见严重，作为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值得社会给与更多地关注，但其本身也应在社会变迁中更多的融合新元素，才能确保其更好的传承发展。
作者简介：潘丹凤，1992年6月8日出生，性别女，汉族，籍贯山东日照，现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民研所2015级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学历：硕士，职称：无。
【关键词】：“满江红”；民歌套曲；社会价值；变迁。
东港民歌“满江红”是一种传统的大型民歌套曲形式，属于鲁南五大调之一。鲁南五大调是指流行于山东省南部的郯城、临沭、莒南、日照等地由五种套曲组成的汉族民歌套曲形式，又被称为《郯马调》、《郯马五大调》，对于《郯马五大调》的来源民间存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它是于明朝时期由云南、贵州等地流传而来；另一种说法说它“源出于淮安府”，但根据民间歌手李长义记载，《郯马五大调》是由郯城、马头一带民间艺人从济宁等地流传而来，在原基础上进行综合加工而成。包括：“满江红”、“玲玲调”、“大寄生草”、“淮调”、“大调”，其中，“满江红”位于鲁南五大调之首，主要流行于日照市东港区石臼街道及两城、涛雒等沿海地带。
一、追溯“满江红”的历史渊源
“满江红”的曲牌最早可追溯到元明时期，在明清时期的许多民謠专著中便有记载，例如《白雪遗音》、《曲律》，最开始的源头大概是从元曲当中的小令或是散套演化而来的明清小曲发展而成。在当时，正是海上贸易发展兴盛的时期，这鞋曲调随着贸易交流传入日照，受到地域人文的影响，与当地民俗融合，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是日照沿海一带船家在进行打渔之时用以祈愿平安、庆祝丰收、活跃生活的一种形式，在当地广为流传。自古以来，日照渔民便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的渔盐之利，以及进行远航与外地开展着贸易活动。清朝康熙年间，日照形成了七个自然口岸，例如岚山、荻水、石臼、涛雒等。到了清末时期，这些自然口岸逐渐演变为本地及周边地特色产品的交流贸易之地，并逐渐成为较为繁荣的商港。1683年，“海运渐开，商贾频至”。清朝光绪时期，商业贸易越来越繁荣。清末时期根据《日照县志》记载，达到“悬灯洋货舟中市，插汉虹梁郭外城”的空前繁荣景象。可见当时海洋经贸之繁荣。日照沿海一带船家，主要依靠海上运输和打渔为生，当时的渔民成员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家人开船至上海一带做海上运输和海上贸易，凭借此种方式生存的船只家庭，在当地被叫作“家小船”，意思是指全家人都居住在船上，并以此生存、生活。一般会在江、海上漂泊数日之后在江南一带江河湖泊畔停靠。每当夜晚降临之时便会燃起红灯，邀请众位亲戚朋友聚到一起，把酒言欢、除乏消遣，每当兴致达到酣畅淋漓之时，便会唱歌跳舞助兴，这时宾客们便会随手拿起酒桌上的碗、筷、酒杯等器皿敲击进行伴奏，以独唱、对唱为主，内容多是用来表达男女之情的传说，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曲调比较抒情柔美，细致优雅，歌词比较通俗，容易理解，易演易唱，其中包含了江南丝竹优美细腻的风格，以及日照本地民间文艺的元素，被人们誉为“细曲”、“雅歌”。民国初期，日照的海运贸易达到异常繁荣景象，海运贸易的繁荣也促进了“满江红”的发展，使其不断成熟，形成了特殊的、不拘一格的演唱形式。至民国后期，因战乱频发，民不聊生，渔业及海运衰微，“满江红”受到冲击，处境濒危。
二、“满江红”曲调及演唱特点
“满江红”作为大型的民间套曲形式，不仅流传的历史长久，影響深远，并且在流传中得到不断演变、融合，使其在风格、曲调及演唱形式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主曲与夹曲融为一体、完美统一、变奏回旋的艺术形式。它的主曲包括六个不同的部分，并且有一个不同于前面的尾声，其中，第一、第二、第六部分是一个单乐段，第三、第四、第五部分是一个复乐段，在主曲后方带有一个时长为七小节半的过门音乐，这个音乐贯穿全曲。“满江红”主曲柔美抒情，优雅细腻，而夹曲材料虽仍取自于主曲，但不论是从情绪上还是速度上而言，都与主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曲部分多属于高调式，而夹曲部分以徵、宫调式为主。演唱均使用的是当地的方言土语，男女声都是用大白嗓来唱，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船家在经历磨难、挫折出海打渔平安归来之时，设宴敬请好友亲朋，庆贺丰收时，饮酒消遣、娱乐，每到兴致达到酣畅淋漓之时，便手足舞蹈吟歌助兴，众人便拿起酒桌上的碟子、酒杯、碗筷等器皿作为伴奏乐器进行敲击节拍助兴，有时也会配上一些民间乐器，包括弦索类、吹奏类、打击类三种。弦索类主要有二胡、三弦、四胡、琵琶等；吹奏类主要有箫、笙、笛子等；打击乐器相对来说最为丰富，也比较生活化，比如在宴会时桌上用的碟子、碗、酒盅等以及生活中常见的撒拉机、钱琴、小擦、皮鼓、碰铃、竹板、霸王鞭等。音乐优雅、明快，仿佛亲临其境，使人为之兴奋活跃，仿佛一副心旷神怡、醉人心弦的渔家丰收美景。
三、“满江红”的社会价值变迁
东港民歌“满江红”最初是渔家打渔归来时庆祝收获，宴请亲朋好友时演唱的，演唱的场地一般是在渔家的船上，酒酣之时会随手拿起桌上的碗、筷、酒杯，敲击伴奏，边唱边舞边奏。用以庆祝收获，祈求平安，又像是感恩大海的馈赠。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打渔为生的船家越来越少，生活中的娱乐节目也越来越丰富，已经很少有船家会在船只宴请亲朋，更很少有人演唱这种民歌，“满江红”的场景也不复存在。
近几年，虽然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活动来保护传承它，在许多的演出中也能看到“满江红”的表演，但它的社会价值和功用性随着社会的进步也不断发生变迁。而今保护与传承的只是其表面的形式，而其自产生之时所具有的功用性已趋于消亡，仅剩娱乐的功用性。再加上，“满江红”是使用东港的土语演唱的，而现在会说土语的越来越少，流行音乐的冲击使得年轻人对传统音乐的兴趣越来越少，其娱乐性的受众群体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部分为60岁左右的群众，且多为会讲方言的农村人。并且它并不存在固定的听众，这也导致这种民歌套曲在东港各地已经鲜少有人知道，即便政府为挽救它将其列入市级“非遗”项目，但消亡的迹象却愈见严重，作为优秀文化的一部分，值得社会给与更多地关注，但其本身也应在社会变迁中更多的融合新元素，才能确保其更好的传承发展。
作者简介：潘丹凤，1992年6月8日出生，性别女，汉族，籍贯山东日照，现就读于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民研所2015级民族音乐理论专业。学历：硕士，职称：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