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周民族的史诗。这组伟大的周民族史诗塑造了后稷、公刘、王季和文王、武王等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与农耕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大多是城邦的建立和守护者，与太阳英雄有着众多相似之处。反映出中国古代存在的太阳崇拜现象。
【关键词】：《诗经》；太阳英雄
一、《诗经》周民族史诗中的英雄形象
史诗的观念来自西方。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都曾对史诗提出过自己的理解。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摹仿严肃人物”的结构完整而宏大，内容严肃感人，语言思想精美的诗可称为史诗。黑格尔从西方美学角度研究史诗，进一步发展了史诗的定义。他认为史诗的本质是英雄史诗，是全民族的原始生活和精神的写照。中国是否存在史诗，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为证实中国存在史诗作品，很多学者都做出了不同的探索。
中国学者纵观中国历史长河，除发现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这样伟大的长篇巨制的少数民族史诗作品，也发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诗。陆侃如、冯沅君先生撰于1925—1930年间的《中国诗史》评价《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合起来“可成一部不很长但极堪注意的周的‘史诗’”。
这五篇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其中却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创立王朝的故事，塑造了高大而光明的周民族英雄形象。
《生民》将后稷塑造为上帝之子和农神的形象，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大明》篇从周武王的祖父母、父母写起，一直叙述到牧野之战，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也表明了周民族首领与上天的紧密联系；《公刘》是周人祖先公刘带领周民从邰迁到豳的一首长篇史诗，塑造了一位受民众拥护的城邦英雄形象；《绵》是颂扬周民族的祖先古工亶父由豳迁岐，建立家国，以及周文王驱逐混夷，任用贤臣，使周族日益强大的一首颂歌，表现了农耕文化背景下的周民族的兴盛；《皇矣》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全是注重表现民族首领的仁德和天命所归。
二、太阳英雄形象和太阳崇拜
太阳崇拜在不仅存在于中国，世界其他民族也存在太阳崇拜的现象。而这种太阳崇拜的信仰，也使各民族史诗塑造了许多太阳英雄形象。叶舒宪先生在其《英雄与太阳》一书中，论述了太阳英雄和战马英雄两种形象，并阐明战马英雄是游牧文化的代表，太阳英雄则是定居文化的代表。叶舒宪先生在这本著作中将西方的太阳英雄吉尔迦美什和中国的太阳英雄后羿进行对比，论述了太阳英雄的基本特征和文化内涵。
叶舒宪先生的研究参考了罗林逊和史本斯等人的观点。罗林逊认为吉尔迦美什这样的生活轨迹暗合着太阳一年十二个人月的行程，史本斯指出吉尔迦美什与太阳神舍马什具有某种关联和对应关系。叶舒宪先生认为吉尔伽士什是一个典型的太阳英雄，“巴比伦改编者是以自然-人的同一性为结构原则，以英雄-太阳的原型为结构素，把原有的分散的苏美尔传说整合统一起来，构成一个象征整体的。”并总结出“太阳英雄型的史诗作品所由产生的社会土壤是高度发展的定居农耕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城市文明。”“原始神话中的神人关系在游牧文明的史诗作品中置换为马和主人公的关系，而在农耕文明的史诗中置换为太阳与主人公的关系。”“农耕民族史诗中主人公对太阳的依赖和太阳对主人公命运升降的决定作用是潜在的、隐伏的，埋藏于作品叙述层次背后的深层结构中。”
叶舒宪先生认为太阳英雄型史诗作品存在于农耕文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城市文明之中，里面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太阳崇拜心理。这种存在于农耕民族中的太阳崇拜在历史遗迹中有着很多证据。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中，发现的与太阳相关的图像有两种：一种是日鸟相结合的图像，另一种为圆圈（圈内加点）形太阳纹样。在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发现有圆圈加射线的太阳纹及日洱纹图案。在长葛石固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发现有六角星图案，而这是太阳形状的变体······而且，杨希枚先生的《中国古代太阳崇拜研究》用种种事例说明，中国古代统治者為鼓吹自己的“君权神授”，利用民众对太阳的崇拜，将自己与太阳联系在一起。《汉书·天文志》记刘向奏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者各一，当是时，祸乱辄应，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将日食与弑君夺位联系在一起，可见当时人们将君王与太阳联系在一起的认知。而这种太阳崇拜和太阳英雄的塑造，周民族史诗中也有所体现。
三、周民族史诗中的太阳崇拜
细读这组“周民族史诗”，我们会发现周民族史诗中的民族首领是农耕文化下的理想英雄。他们关心生产，建立城邦，受到民众的爱戴。且因是社会基础是农耕经济，首领总是表现出天命所归。全诗赞扬他们的品德也使用“明”“光”等字眼，将其塑造为太阳英雄，表现出周民族的太阳崇拜特点。
首先，太阳英雄是农耕文明土壤的产物，而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之《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就论述到，周民族是发明农业的较早的民族。《生民》《绵》《公刘》都有关于农业的记载，尤以《生民》最为明显。
《生民》中的后稷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出生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同时，后稷又是一个有异能之人，这种异能尤其体现在农耕上。“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在这里，后稷不是一个开拓疆土，攻打城池的英雄。他的主要功绩在于对种植的开发和发展。或许，这些技能和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平常了一些，但是对于周民族来讲，后稷是如同太阳一般重要的英雄之一。
同样，公刘作为当时部落首领，从迁徙前的准备，迁徙后的选址测量，训练军队，发展农业，举行祭祀，扩建都城等等都能看到公刘的身影。同样，在描写周民族的祖先古工亶父、和部落首領王季、文王、武王也突出他们的智慧与贤能。他们的智慧与才能表现在选择最适合农耕的定居地，建立城都，发展农业，与放牧民族的斗争等。而对这些部族首领的称颂，也和太阳相关。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皇矣》）······周民族将他们部族首领的德行与太阳、光联系在一起。
太阳崇拜的存在和太阳英雄的存在是由农耕经济的社会基础而决定，而这种经济基础决定当时民众对太阳的依赖和崇拜，进而使他们在称颂自己的英雄时，将英雄与太阳联系在一起，而后期的帝王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将自己与太阳联系在一起，增强自己的权威性。这也就解释了世界各民族广泛存在太阳崇拜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王秀梅译注：诗经[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叶舒宪：英雄与太阳[M]. 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杨秀丽：《诗经·大雅》周部族史诗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5]林甸甸.周人农耕传统与周族史诗的生成——以后稷神话为中心[J].文艺研究，2016（08）.
作者简介：李玲玲（1991.02.17—），女，河北沧州人，单位：陕西省宝鸡文理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诗经》；太阳英雄
一、《诗经》周民族史诗中的英雄形象
史诗的观念来自西方。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都曾对史诗提出过自己的理解。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摹仿严肃人物”的结构完整而宏大，内容严肃感人，语言思想精美的诗可称为史诗。黑格尔从西方美学角度研究史诗，进一步发展了史诗的定义。他认为史诗的本质是英雄史诗，是全民族的原始生活和精神的写照。中国是否存在史诗，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为证实中国存在史诗作品，很多学者都做出了不同的探索。
中国学者纵观中国历史长河，除发现了《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这样伟大的长篇巨制的少数民族史诗作品，也发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诗。陆侃如、冯沅君先生撰于1925—1930年间的《中国诗史》评价《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合起来“可成一部不很长但极堪注意的周的‘史诗’”。
这五篇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其中却记述了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到周王朝的创立者武王创立王朝的故事，塑造了高大而光明的周民族英雄形象。
《生民》将后稷塑造为上帝之子和农神的形象，具有明显的神话色彩；《大明》篇从周武王的祖父母、父母写起，一直叙述到牧野之战，生动形象地展现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也表明了周民族首领与上天的紧密联系；《公刘》是周人祖先公刘带领周民从邰迁到豳的一首长篇史诗，塑造了一位受民众拥护的城邦英雄形象；《绵》是颂扬周民族的祖先古工亶父由豳迁岐，建立家国，以及周文王驱逐混夷，任用贤臣，使周族日益强大的一首颂歌，表现了农耕文化背景下的周民族的兴盛；《皇矣》先写西周为天命所归及古公亶父经营岐山、打退昆夷的情况，再写王季的继续发展和他的德行，最后重点描述了文王伐密、灭崇的事迹和武功。全是注重表现民族首领的仁德和天命所归。
二、太阳英雄形象和太阳崇拜
太阳崇拜在不仅存在于中国，世界其他民族也存在太阳崇拜的现象。而这种太阳崇拜的信仰，也使各民族史诗塑造了许多太阳英雄形象。叶舒宪先生在其《英雄与太阳》一书中，论述了太阳英雄和战马英雄两种形象，并阐明战马英雄是游牧文化的代表，太阳英雄则是定居文化的代表。叶舒宪先生在这本著作中将西方的太阳英雄吉尔迦美什和中国的太阳英雄后羿进行对比，论述了太阳英雄的基本特征和文化内涵。
叶舒宪先生的研究参考了罗林逊和史本斯等人的观点。罗林逊认为吉尔迦美什这样的生活轨迹暗合着太阳一年十二个人月的行程，史本斯指出吉尔迦美什与太阳神舍马什具有某种关联和对应关系。叶舒宪先生认为吉尔伽士什是一个典型的太阳英雄，“巴比伦改编者是以自然-人的同一性为结构原则，以英雄-太阳的原型为结构素，把原有的分散的苏美尔传说整合统一起来，构成一个象征整体的。”并总结出“太阳英雄型的史诗作品所由产生的社会土壤是高度发展的定居农耕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产生的城市文明。”“原始神话中的神人关系在游牧文明的史诗作品中置换为马和主人公的关系，而在农耕文明的史诗中置换为太阳与主人公的关系。”“农耕民族史诗中主人公对太阳的依赖和太阳对主人公命运升降的决定作用是潜在的、隐伏的，埋藏于作品叙述层次背后的深层结构中。”
叶舒宪先生认为太阳英雄型史诗作品存在于农耕文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城市文明之中，里面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太阳崇拜心理。这种存在于农耕民族中的太阳崇拜在历史遗迹中有着很多证据。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中，发现的与太阳相关的图像有两种：一种是日鸟相结合的图像，另一种为圆圈（圈内加点）形太阳纹样。在河南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发现有圆圈加射线的太阳纹及日洱纹图案。在长葛石固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发现有六角星图案，而这是太阳形状的变体······而且，杨希枚先生的《中国古代太阳崇拜研究》用种种事例说明，中国古代统治者為鼓吹自己的“君权神授”，利用民众对太阳的崇拜，将自己与太阳联系在一起。《汉书·天文志》记刘向奏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者各一，当是时，祸乱辄应，周室微弱，上下交怨，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将日食与弑君夺位联系在一起，可见当时人们将君王与太阳联系在一起的认知。而这种太阳崇拜和太阳英雄的塑造，周民族史诗中也有所体现。
三、周民族史诗中的太阳崇拜
细读这组“周民族史诗”，我们会发现周民族史诗中的民族首领是农耕文化下的理想英雄。他们关心生产，建立城邦，受到民众的爱戴。且因是社会基础是农耕经济，首领总是表现出天命所归。全诗赞扬他们的品德也使用“明”“光”等字眼，将其塑造为太阳英雄，表现出周民族的太阳崇拜特点。
首先，太阳英雄是农耕文明土壤的产物，而郭沫若先生的《青铜时代》之《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就论述到，周民族是发明农业的较早的民族。《生民》《绵》《公刘》都有关于农业的记载，尤以《生民》最为明显。
《生民》中的后稷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出生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同时，后稷又是一个有异能之人，这种异能尤其体现在农耕上。“实覃实訏，厥声载路。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在这里，后稷不是一个开拓疆土，攻打城池的英雄。他的主要功绩在于对种植的开发和发展。或许，这些技能和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平常了一些，但是对于周民族来讲，后稷是如同太阳一般重要的英雄之一。
同样，公刘作为当时部落首领，从迁徙前的准备，迁徙后的选址测量，训练军队，发展农业，举行祭祀，扩建都城等等都能看到公刘的身影。同样，在描写周民族的祖先古工亶父、和部落首領王季、文王、武王也突出他们的智慧与贤能。他们的智慧与才能表现在选择最适合农耕的定居地，建立城都，发展农业，与放牧民族的斗争等。而对这些部族首领的称颂，也和太阳相关。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皇矣》）······周民族将他们部族首领的德行与太阳、光联系在一起。
太阳崇拜的存在和太阳英雄的存在是由农耕经济的社会基础而决定，而这种经济基础决定当时民众对太阳的依赖和崇拜，进而使他们在称颂自己的英雄时，将英雄与太阳联系在一起，而后期的帝王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将自己与太阳联系在一起，增强自己的权威性。这也就解释了世界各民族广泛存在太阳崇拜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王秀梅译注：诗经[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叶舒宪：英雄与太阳[M]. 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杨秀丽：《诗经·大雅》周部族史诗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5]林甸甸.周人农耕传统与周族史诗的生成——以后稷神话为中心[J].文艺研究，2016（08）.
作者简介：李玲玲（1991.02.17—），女，河北沧州人，单位：陕西省宝鸡文理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