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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多发，考量着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如何有效地预防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党员干部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我们课题组利用党校学员遍布基层各行业的优势，采取问卷调查、专题座谈和查阅有关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对群体性事件的对话协商问题进行了深入调研。我们认为：应对群体性事件关键在于完善通畅的利益诉求渠道和谈判协商机制，在平等、法治的轨道内解决冲突，用对话化解对抗。
一、完善对话协商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客观要求
通过分析调研资料，我们发现，尽管群体性事件情况各异，但政府与民众的对话协商机制不畅是一个重要原因。完善对话协商机制，发挥对话协商作用，已成为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客观要求。
1、利益分配，缺少对话。调研中，多数的受访者认为，从深层次来看，各类群体性事件均与利益受损有关。这里所说的“利益”，可能是经济的，也可能是心理或健康的。反思全国各地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群体性事件，确实如此。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的数据，2010年征收农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65%以上，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威胁。个别地方政府在工程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出让等重大利益分配方面暗箱操作，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弱势群体虽然极为不满，但又缺乏话语权，遇到适当时机就会骤然爆发。
2、合理诉求，缺少途径。调研中，受访者普遍认为，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群众在维权的过程中，合理诉求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得到满足、负面情绪难以宣泄造成的。据中央信访局统计，群众上访的问题中，80%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基层解决的。实际上，从公民寻求利益矛盾解决的途径来看，比较单一。比如，信访调解尽管提供了倾诉表达的渠道，但对解决利益矛盾的实效不大；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利益诉求，诉讼费用较高、过程漫长，使许多百姓望而却步。当群众利益诉求无门时，便走向了上访道路。每年全国“两会”召开时，都会有一路“上访大军”进京上访。当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时，部分人就会采取过激行为来释放不满。正是基层对矛盾处理的滞后，个人难以找到有效的利益维护与协商调解机制，导致了群体性事件地频发。
3、心理失衡，缺少疏导。调查中，许多人的共同感受是“干得多，挣得少”。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我们经常发现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往往因为肇事者是富人、官员而引起民众的反感和义愤。社会心理的不安、对立，蕴藏着很大的社会管理风险，但我们对这种社会心理的安抚与疏导工作做得很少，从某种程度上缺乏一个有效的情绪释放渠道。特别是一些边缘群体，更有可能处于心理失衡状态，往往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小事，被积压的情绪就突然发泄出来。
4、事件处置，缺少真情。群体性事件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沟通，群众希望通过扩大影响让政府了解自己的意图。而在事件处置的过程中，有的干部缺乏换位思考，忽视群众的合理诉求，而把事件归咎于群众素质太低；有的干部只求如何快速稳住势态，而对群众诉求不能及时回应和引导，使问题久拖不决；有的干部只要能快速平息事件，手段是否合法，很少探究，甚至要钱给钱，对今后的社会管理造成了不利影响；有的干部则能力太差，简单粗暴，把一件小事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越想维稳却越不稳。
二、完善对话协商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途径
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是一种“常态”。 完善的对话协商机制对于缓冲社会矛盾、释放社会情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缺少的社会调节机制，是解决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条重要途径。
1、完善对话协商机制是化解社会对抗的一项根本性策略。对话协商是一种参与民主，其本质是信任、沟通和理解，其要求是公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公共事务。完善的对话协商机制具有无法替代的好处：双方甚至多方参与，均是平等的对话主体，利于达成共识；彼此面对面表达，更容易说清问题；公开透明，便于监督。调查显示，40%以上的群众愿意选择直接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因此，一个正常运作的对话协商机制可以为民众提供一个机会，协商解决方案、提供救济途径，让群众的不满得到平复，从而化解社会对抗。而对管理者而言，则减少了其责任的承担度。因此，对话协商机制是调整和管理社会心理的一种好制度，也是化解社会对抗的一项根本性策略。
2、完善对话协商机制是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制度性通道。解决利益冲突的关键是通民意、解难题。在多元化时代，人们要求拥有多元的利益表达途径、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对话协商机制，在客观上给各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诉求的通道；用这种制度化的方式协调利益，便于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解决冲突。协商对话机制能够增进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因为，协商对话强调民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平等性，给民众提供自由表达利益和建议的机会；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则需要多元的利益表达，形成良好的双向互动，有助于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可以说，对话协商的实践越多，彼此的理解越深，社会政策的制定越趋于公平，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小。
3、完善对话协商机制是社会治理的一个人本性要求。民意是最宝贵的政治资源，畅通的对话协商机制是对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尊重。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由于缺少公民的有效参与，出现了某些局部的失衡，过多地反映了强势群体的利益要求，而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使矛盾的对抗性增强，出现了公民用拳头参与的现象。群体性事件表达的不仅是引发事件的需求，还有向公共管理者、利益分配者表达主张和利益的需求。 如果各职能部门能够主动地以对话方式直接了解民意，甚至就某一决策意向主动对话于民，就可以减少群体性事件。
三、努力提升党员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话协商能力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在变化。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转变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观念、方式，在实践中努力提升自己的对话协商能力，把应急能力的建设更多地转化为日常管理能力的强化；通过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用对话来化解对抗。
1、提升准确把握对话协商原则的能力。我们不希望出现群体性事件，但真出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学会换位思考，准确地把握对话协商的原则，即合法、诚实、互信，在“依法、有序、有力、有效”的前提下讲究“宽严并济”。特别是作为地方党政领导，更要满腔热情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解决群众的难题；自觉履行已经达成的意向，不搞虚假承诺或久拖不决，努力把问题化解于萌芽之中。
2、提升及时搭建对话协商平台的能力。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所有的群体性事情在处理方面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协商对话。因为“群体性事件”有两样很重要的东西基本没变：一是利益诉求问题，二是民众怨气没有地方发泄。所以，党员干部必须要结合实际，及时建立一个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商对话的平台，将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最初纠纷纳入法治途径解决，即利益表达法治化，纠纷解决法治化。这是对法治的尊重，有利于防止公众依赖群体性事件来表达利益诉求。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要以敏锐地思维把握群体性事件的对话条件：事件态势处于相对控制之中；双方都以理性来解决问题；双方利益要求在能够协商范围之内；双方有对话意向，并给予对方机会。
3、提升对话协商的应变能力。事前，党员干部要敢于“正视问题、直面民意”，利用对话协商机制掌控社会情绪，使它成为预防群体性事件的最好方法。特别是基层干部要与民众多接触，解民忧，释放人们的心理积怨；对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广泛的论证，为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建议。
事中，领导干部一定要及时到达现场，用对话协商来缓解对立情绪，掌控局面。注意处理技巧，首先把围观人群和直接参与者隔开，尽可能把参与的人群也分开，防止现场失控；其次在不背离法治精神的前提下，可以作出必要的妥协，这既是策略，也合情理；若现场矛盾激化，则依法果断处置，设定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及时疏散人群。
事后，党员干部要把对话协商作为查处严重违法行为、取得民心的重要途径。要迅速总结教训，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分析事件的体制机制原因，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强化安全回访，了解群众对事件处理情况的满意程度，如有不满情绪及时疏导，尽快消除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反弹的不安定因素。
总之，党员干部在处理社会冲突面前要有政治勇气，能够放得下个人的名利地位，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应对，站在群众的根本利益点上去处理。这样，就能够把握好老百姓的意愿，体现好党性的原则，也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话协商能力。
注：本文系河北省委党校2010年立项课题。课题组负责人：崔立英。成员： 迟兴爽，郭培芬，吴会霞，李晓娜。
注：本文系河北省委党校2010年立项课题。课题组负责人：崔立英。成员： 迟兴爽，郭培芬，吴会霞，李晓娜。
一、完善对话协商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客观要求
通过分析调研资料，我们发现，尽管群体性事件情况各异，但政府与民众的对话协商机制不畅是一个重要原因。完善对话协商机制，发挥对话协商作用，已成为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客观要求。
1、利益分配，缺少对话。调研中，多数的受访者认为，从深层次来看，各类群体性事件均与利益受损有关。这里所说的“利益”，可能是经济的，也可能是心理或健康的。反思全国各地出现的一系列重大群体性事件，确实如此。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的数据，2010年征收农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65%以上，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威胁。个别地方政府在工程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出让等重大利益分配方面暗箱操作，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弱势群体虽然极为不满，但又缺乏话语权，遇到适当时机就会骤然爆发。
2、合理诉求，缺少途径。调研中，受访者普遍认为，大多数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群众在维权的过程中，合理诉求通过正常渠道无法得到满足、负面情绪难以宣泄造成的。据中央信访局统计，群众上访的问题中，80%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基层解决的。实际上，从公民寻求利益矛盾解决的途径来看，比较单一。比如，信访调解尽管提供了倾诉表达的渠道，但对解决利益矛盾的实效不大；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利益诉求，诉讼费用较高、过程漫长，使许多百姓望而却步。当群众利益诉求无门时，便走向了上访道路。每年全国“两会”召开时，都会有一路“上访大军”进京上访。当利益诉求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时，部分人就会采取过激行为来释放不满。正是基层对矛盾处理的滞后，个人难以找到有效的利益维护与协商调解机制，导致了群体性事件地频发。
3、心理失衡，缺少疏导。调查中，许多人的共同感受是“干得多，挣得少”。 据世界银行的测算，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我们经常发现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往往因为肇事者是富人、官员而引起民众的反感和义愤。社会心理的不安、对立，蕴藏着很大的社会管理风险，但我们对这种社会心理的安抚与疏导工作做得很少，从某种程度上缺乏一个有效的情绪释放渠道。特别是一些边缘群体，更有可能处于心理失衡状态，往往因为一个非常偶然的小事，被积压的情绪就突然发泄出来。
4、事件处置，缺少真情。群体性事件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沟通，群众希望通过扩大影响让政府了解自己的意图。而在事件处置的过程中，有的干部缺乏换位思考，忽视群众的合理诉求，而把事件归咎于群众素质太低；有的干部只求如何快速稳住势态，而对群众诉求不能及时回应和引导，使问题久拖不决；有的干部只要能快速平息事件，手段是否合法，很少探究，甚至要钱给钱，对今后的社会管理造成了不利影响；有的干部则能力太差，简单粗暴，把一件小事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越想维稳却越不稳。
二、完善对话协商机制是化解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途径
社会转型时期，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是一种“常态”。 完善的对话协商机制对于缓冲社会矛盾、释放社会情绪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可缺少的社会调节机制，是解决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条重要途径。
1、完善对话协商机制是化解社会对抗的一项根本性策略。对话协商是一种参与民主，其本质是信任、沟通和理解，其要求是公民以各种形式参与公共事务。完善的对话协商机制具有无法替代的好处：双方甚至多方参与，均是平等的对话主体，利于达成共识；彼此面对面表达，更容易说清问题；公开透明，便于监督。调查显示，40%以上的群众愿意选择直接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因此，一个正常运作的对话协商机制可以为民众提供一个机会，协商解决方案、提供救济途径，让群众的不满得到平复，从而化解社会对抗。而对管理者而言，则减少了其责任的承担度。因此，对话协商机制是调整和管理社会心理的一种好制度，也是化解社会对抗的一项根本性策略。
2、完善对话协商机制是解决利益冲突的一种制度性通道。解决利益冲突的关键是通民意、解难题。在多元化时代，人们要求拥有多元的利益表达途径、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对话协商机制，在客观上给各群体提供了一个表达诉求的通道；用这种制度化的方式协调利益，便于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解决冲突。协商对话机制能够增进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因为，协商对话强调民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平等性，给民众提供自由表达利益和建议的机会；政府制定公共政策则需要多元的利益表达，形成良好的双向互动，有助于制定科学的公共政策。可以说，对话协商的实践越多，彼此的理解越深，社会政策的制定越趋于公平，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越小。
3、完善对话协商机制是社会治理的一个人本性要求。民意是最宝贵的政治资源，畅通的对话协商机制是对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尊重。目前，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由于缺少公民的有效参与，出现了某些局部的失衡，过多地反映了强势群体的利益要求，而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使矛盾的对抗性增强，出现了公民用拳头参与的现象。群体性事件表达的不仅是引发事件的需求，还有向公共管理者、利益分配者表达主张和利益的需求。 如果各职能部门能够主动地以对话方式直接了解民意，甚至就某一决策意向主动对话于民，就可以减少群体性事件。
三、努力提升党员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话协商能力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在变化。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转变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观念、方式，在实践中努力提升自己的对话协商能力，把应急能力的建设更多地转化为日常管理能力的强化；通过畅通的利益诉求渠道，用对话来化解对抗。
1、提升准确把握对话协商原则的能力。我们不希望出现群体性事件，但真出了也没什么可怕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学会换位思考，准确地把握对话协商的原则，即合法、诚实、互信，在“依法、有序、有力、有效”的前提下讲究“宽严并济”。特别是作为地方党政领导，更要满腔热情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解决群众的难题；自觉履行已经达成的意向，不搞虚假承诺或久拖不决，努力把问题化解于萌芽之中。
2、提升及时搭建对话协商平台的能力。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所有的群体性事情在处理方面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协商对话。因为“群体性事件”有两样很重要的东西基本没变：一是利益诉求问题，二是民众怨气没有地方发泄。所以，党员干部必须要结合实际，及时建立一个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商对话的平台，将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最初纠纷纳入法治途径解决，即利益表达法治化，纠纷解决法治化。这是对法治的尊重，有利于防止公众依赖群体性事件来表达利益诉求。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要以敏锐地思维把握群体性事件的对话条件：事件态势处于相对控制之中；双方都以理性来解决问题；双方利益要求在能够协商范围之内；双方有对话意向，并给予对方机会。
3、提升对话协商的应变能力。事前，党员干部要敢于“正视问题、直面民意”，利用对话协商机制掌控社会情绪，使它成为预防群体性事件的最好方法。特别是基层干部要与民众多接触，解民忧，释放人们的心理积怨；对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广泛的论证，为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建议。
事中，领导干部一定要及时到达现场，用对话协商来缓解对立情绪，掌控局面。注意处理技巧，首先把围观人群和直接参与者隔开，尽可能把参与的人群也分开，防止现场失控；其次在不背离法治精神的前提下，可以作出必要的妥协，这既是策略，也合情理；若现场矛盾激化，则依法果断处置，设定警戒区，实行交通管制，及时疏散人群。
事后，党员干部要把对话协商作为查处严重违法行为、取得民心的重要途径。要迅速总结教训，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分析事件的体制机制原因，及时制定整改方案；强化安全回访，了解群众对事件处理情况的满意程度，如有不满情绪及时疏导，尽快消除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反弹的不安定因素。
总之，党员干部在处理社会冲突面前要有政治勇气，能够放得下个人的名利地位，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应对，站在群众的根本利益点上去处理。这样，就能够把握好老百姓的意愿，体现好党性的原则，也能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话协商能力。
注：本文系河北省委党校2010年立项课题。课题组负责人：崔立英。成员： 迟兴爽，郭培芬，吴会霞，李晓娜。
注：本文系河北省委党校2010年立项课题。课题组负责人：崔立英。成员： 迟兴爽，郭培芬，吴会霞，李晓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