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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对群众基础的客观认识，中共对少数民族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理性的认识过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开创了对壮、瑶族农民的政治动员模式。两者的良性互动，使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在具体实践中， 中共更多对农民以通俗生动的形式来保证群众的积极性，进而以经济利益满足群众需求来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
[关键词]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政治动员模式；少数民族
北伐战争的悲壮结局及跟随而至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向广大农村作战略转移。在远离城市的荒僻乡村，与当地农民结合，浴血奋战，艰难探索出一条革命的新路。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在广西壮、瑶族人聚居地百色和龙州成功爆发了由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起义，并组建了红七、八军，建立了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的苏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我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先例。
一般地讲,政治动员指特定的政治主体包括政府、政党或者政治集团等为实现其在特定时期内的政治目的，运用通俗生动的形式，自上而下激起动员客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自下而上参与政治生活，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至关重要的政治优势，在广西民族地区的革命实践中创造了政治动员新模式，很好的解决了中共自身与少数民族双向互动的过程,弥补了落后的经济文化的制约，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短期内赢得了尊重和认可，并最终扎根立足。
一、 百色起义前中共对壮、瑶等少数民族政治动员的定位
民心相背历来是起义的组织发动者考虑的基本因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群众是革命力量之根源,是苏维埃革命的铜墙铁壁,对群众的政治动员无疑成为奠定群众基础最关键的一环。
（一）中共对壮、瑶族政治动员的严峻性有更理性的判断
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是由壮族人韦拔群开始，他于1921年在东兰领导广西农民运动，1923年“三打东兰城”的胜利使他名震右江，但由于桂系军阀发动反革命政变，右江农运屡遭镇压，他本人也遭通缉出走广州。1926年轰动两广的“东兰农民惨案”中，据当时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长陈协五的调查统计，全县被烧、抢、勒索的农户达七千四百一十八家，掳去牛马二千四百六十七头，勒索款项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元，杀害农运骨干和农民一百四十余人。[1]右江各族人民的革命力量遭受了摧残，中共的政治动员工作陷入了困境。
大革命期间群众踊跃支持革命的印象，愈贫困者愈革命的惯性思维使中共对革命形势和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 党对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断深化，迫使中共对革命的形势和群众基础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政治动员工作有了务实的思考。
（二）对壮、瑶少数民族政治动员的民族性与长期性的重新定位
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区,生产落后，兵匪横行，生活非常困苦。其中壮族约占这一地区人口总数的85%，分散与各县；汉族约占10%；瑶族约占4%，分散在东兰、凤山、都安、恩隆（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一带山区；其他民族占1%。长期以来，左、右江各族人民除了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残酷蹂蹄以外，他们所受的封建压迫，比其他地区更为深重，同时还加上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各民族之间自古存在着严重的隔阂。壮族被反动政府称为愚顽的“土人”，瑶、苗等少数民族被称为未开化的“原种人”[2]占人口少数的汉族、瑶族还受着壮族土豪劣绅的欺压、歧视。如东兰“土人。。。。。多住田洞，均操壮话”，而“客人”，即外地迁来的汉人，被称为“胡广佬”，他们“多住山洞，均操国语，土人向耻与伍”，多被呼为“瑶佬”的瑶族人民，“多住悬崖陡壁间，年中尚须向土人纳贡”，至于“绅董沿袭土司遗制，更常擅用私刑，以武断乡曲，故土人中之贫弱族姓，所受者一重压迫。而客、瑶则须受二重三重”[3]。因此，他们的革命要求和反抗精神尤为强烈。我党对民族地区的政治动员的定位迫在眉睫。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和“八七”会议所确立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确定了中共开展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武装斗争。历经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桂系的镇压，右江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少数民族的纵深地区收缩和转移，并对民族地区的政治动员地方性与群众基础认识的长期性有了更深的理解。那种认为开展了宣传工作，喊几句口号，群众基础就自然建立起来了的想法过于简单。政治动员工作的、民族性与艰巨性逐渐成了党和军队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中共的政治动员模式的实践
政治动员是进行教化与理论的宣传过程，主体意识能否成功地被客体所认同、吸收，除了政治动员实施者自身树立了正面的形象外，也与对壮、瑶民族量身定做、通俗易懂的动员形式有关。
（一）以扫盲教育为主的群众动员
各族人民同样有受教育的机会。左右江根据地各地、县、区、乡四级政府设有文化委员会或文化委员，办学形式以短为主，长短结合。主要通过开办夜校、识字班、各类训练班和各级劳动小学等形式来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识字班、农民文化夜校是群众扫盲的主要形式，成为根据地文化教育的最普遍、最主要的方式。西山瑶族十六个乡当时都设立了学校，八至十六岁的儿童和少年都入了学。经费全免。瑶族学校的教师由工农民主政府派去，经费全部由县供给。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仅恩隆、向都县北区、凤议县仑圩就有平民学校160所。农民中各类学习班使用的教材由苏维埃政府结合革命形势、任务和当地实际情况自编,如当时自编的《工农兵识字课本》中有“土地革命要作到消灭土豪劣绅、地主阶级,把土地分给农民”等诸通俗易懂的内容。由于长期以来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学习热情非常高涨。
（二）以平等政策宣传为主的民族动员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中共通过会议决议、布告、报纸、标语、小册子和口头宣传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壮、瑶等族的风俗习惯。东兰县工农民主政府一位负责人的笔记里，就记录了要调查“各小民族的衣食住”和语言、礼教、性格、特殊风俗等问题(区博物馆藏调查资料)，党支部生活也要检查执行民族政策情况，“不许互相轻视，不许叫瑶族为‘布龙’，不许叫汉放为‘布滚”[4]，“团结瑶胞”的口号转变为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打倒山主，解放瑶胞”。1929年10月底，韦拔群在东兰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中，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颁布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纲领草案》，在纲领中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1．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2．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3．严禁虐待瑶民。4．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 [5]；右江党组织也提出了“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等口号和主张；红七军则提出了实行各族“官兵待遇平等”的主张。认识到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根源，只有团结才有出路。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当时在根据地中流传一首壮族山歌：“苏维埃成立，各民族平等；打土豪分田地，大家得翻身。”[6]在党的领导下，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在左江地区各族人民中间展开，如驱逐法国驻龙州的领事、神父和海关官员；沉重的打击了左右江地区的土司残余势力。1930年至1931年，西山党支部的十一名领导成员中，就有五名瑶族干部。当时流传这样一首山歌：“众位瑶胞一起来，同进官府也不碍；工农掌权坐天下，因为有了苏维埃。”表达了瑶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欢乐心情。
少数民族党员、红军战士成为广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骨干力量和主体力量。在右江革命高潮中，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如红七军三纵队司令、红二十一师师长、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韦拔群；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右江工农民主政府肃反委员、红二十一师政治委员陈洪涛等等。何成学《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指出当时提拔了廖源芳、陈恩深、黄世新、黄冠群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各级指挥员；右江特委10名委员中8名是壮族；第一届右江苏维埃政府11名委员中，有壮、瑶族委员6名，第二届右江苏维埃政府8名委员，全部是少数民族干部；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和左江各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和干部大多数是少数民族。据不完全统计，仅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组织的干部中，就有壮族干部108名。[7]
（三）以喜闻乐见的山歌为主的文艺动员
利用文艺形式对农民进行宣传、启蒙和教育，使其革命纲领和主张能为广大民众、士兵理解和接受。利用圩日、年节等机会，用演讲、标语、传单、表演节目、对唱山歌等形式进行宣传，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地方军阀和豪绅阶级的统治。广西素有歌海之称，各族民众历来喜欢唱山歌。作为各民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唱山歌的风俗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因此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各种文艺宣传队，利用当地流行的山歌模式宣传其革命主张或进行社会动员。从军队到地方普遍建立宣传演唱队，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在文化娱乐中对农民进行启蒙和教育。如右江地区的歌谣“太阳出，太阳落，靠鬼靠神靠不住。工农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惩腐恶。打土豪，除劣绅，全靠工农赤卫军，千年枯树发了芽，贫苦农民翻了身”等；而标语宣传因其操作简便、易贴近家家户户成为左右江根据地政治动员的最普遍方式。所谓“一个标语，抵得一支红军啊!”。另外创立各类报纸、群众书报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尽管印刷存在着不少困难，但苏区党和政府顶住困难分别创办了机关报《右江日报》和《工农兵》报，以及《红旗周刊》、《红旗报》、《士兵之友》、《土地革命》等报刊，并发布实施政纲、布告、标语、传单。我党的文艺动员的开展一方面对文化教育很落后的左右江地区起到了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对农民起到了深刻的启蒙作用，在农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以土改为主的利益诱导动员
通过土地改革把农民动员起来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找到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动员模式。因为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8]。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生存是他们的第一要素，土地则是他们几乎唯一可以争取并且应该拥有的资源。“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民没有土地，或是土地不足，——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农民斗争的第一个主要要求就是要得到土地——耕者有其田，这个要求在下层农民——雇农就更为迫切。” [9]正如毛泽东所言：“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10]
左右江苏区建立初期，群众对中共政治动员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即使他们参加了革命，也是怀着不同的目的，但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正是基于这些正确的认识，面对苏区群众生活的疾苦，满足苏区民众的物质利益要求成了党和红军动员群众的首选方式。中共通过“打土豪、散发浮财,烧田契、分田地”这些对群众有实际好处的运动，很快博得群众的信任。百色起义之前，东兰县革命委员会的最低纲领就规定：废除钱粮清赋，实行焚烧契约债券；实行不交租、不还债；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贫农。免收佃、雇农子弟的一切教育费用，严禁虐待贫农。[11] 1931年8月，中共中央代表邓拔奇向中央汇报广西形势时说：“土地革命运动最普遍和最深入的地方，首推东兰、凤山两县。”在瑶族地区，全部废除山主对瑶族人民的特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和契约关系，将山主的田地山林分给瑶胞。。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制定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为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法规性的依据。红七军还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 [12]，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等。
通过土地政策的变革，通过革命手段把地主土地所有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使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而且也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何成学《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中统计1930年春，左江地区有10000余人参加了红八军和左江工农赤卫军；到1930年夏秋间，右江地区约有15000各族子弟参加了红七军和右江赤卫军（其中仅东兰、凤山两县就有6000壮瑶农民参加了红七军和赤卫军），另建立区、乡、村赤卫队数万人。
到1930年，全国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大小根据地十多块，而其中广西左右江红军却占了红军人数的十分之一，根据地也是全国几个著名的红色区域之一，它尤其直接建立了两个军，这在全国武装起义中更是少见的。它在全盛时期曾发展到二十多个县，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拥有200多万人口，红军发展到10000人。中共在领导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在远离城市的荒僻乡村卓有成效地创造性地开展我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政治动员的先例，这些动员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能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参考文献：
[1]牙远波.韦拔群与大革命时期的东兰农民运动[M].河池师专学报，1990（2）
[2]广西年鉴[Z]1933：155
[3]左右江革命历史调查组编.左右江革命史料汇编(2) [Z].内部资料.1978:17.
[4]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编．广西壮族地区革命史料汇编 (一) ［Z］．1978：30
[5]左右江革命根据地[Z](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93-94
[6]在左右江两岸[N].人民日报，1958-05-09
[7] 广西中共党史学会编．发扬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优良传统，促进改革开放学术讨论会论文集[N]页，1995：143
[8]汤森·沃马克.中国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
[9]广大的农民群众都迫切的须要土地革命．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131
[10] 斯诺文集:第1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208.
[11]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纲领草案(1929年10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Z]．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93.
[12]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406
[关键词]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政治动员模式；少数民族
北伐战争的悲壮结局及跟随而至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相继失败,迫使中国共产党向广大农村作战略转移。在远离城市的荒僻乡村，与当地农民结合，浴血奋战，艰难探索出一条革命的新路。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在广西壮、瑶族人聚居地百色和龙州成功爆发了由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的起义，并组建了红七、八军，建立了当时在少数民族地区地域最大、人口最多的苏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我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先例。
一般地讲,政治动员指特定的政治主体包括政府、政党或者政治集团等为实现其在特定时期内的政治目的，运用通俗生动的形式，自上而下激起动员客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自下而上参与政治生活，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标的行为和过程。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至关重要的政治优势，在广西民族地区的革命实践中创造了政治动员新模式，很好的解决了中共自身与少数民族双向互动的过程,弥补了落后的经济文化的制约，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参与，短期内赢得了尊重和认可，并最终扎根立足。
一、 百色起义前中共对壮、瑶等少数民族政治动员的定位
民心相背历来是起义的组织发动者考虑的基本因素,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群众是革命力量之根源,是苏维埃革命的铜墙铁壁,对群众的政治动员无疑成为奠定群众基础最关键的一环。
（一）中共对壮、瑶族政治动员的严峻性有更理性的判断
广西最早的农民运动是由壮族人韦拔群开始，他于1921年在东兰领导广西农民运动，1923年“三打东兰城”的胜利使他名震右江，但由于桂系军阀发动反革命政变，右江农运屡遭镇压，他本人也遭通缉出走广州。1926年轰动两广的“东兰农民惨案”中，据当时国民党广西省农民部长陈协五的调查统计，全县被烧、抢、勒索的农户达七千四百一十八家，掳去牛马二千四百六十七头，勒索款项八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元，杀害农运骨干和农民一百四十余人。[1]右江各族人民的革命力量遭受了摧残，中共的政治动员工作陷入了困境。
大革命期间群众踊跃支持革命的印象，愈贫困者愈革命的惯性思维使中共对革命形势和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做了过于乐观的估计，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 党对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断深化，迫使中共对革命的形势和群众基础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政治动员工作有了务实的思考。
（二）对壮、瑶少数民族政治动员的民族性与长期性的重新定位
左右江地区是壮、汉、瑶、苗等民族聚居区,生产落后，兵匪横行，生活非常困苦。其中壮族约占这一地区人口总数的85%，分散与各县；汉族约占10%；瑶族约占4%，分散在东兰、凤山、都安、恩隆（今属田东县）、果德（今属平果县）一带山区；其他民族占1%。长期以来，左、右江各族人民除了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残酷蹂蹄以外，他们所受的封建压迫，比其他地区更为深重，同时还加上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各民族之间自古存在着严重的隔阂。壮族被反动政府称为愚顽的“土人”，瑶、苗等少数民族被称为未开化的“原种人”[2]占人口少数的汉族、瑶族还受着壮族土豪劣绅的欺压、歧视。如东兰“土人。。。。。多住田洞，均操壮话”，而“客人”，即外地迁来的汉人，被称为“胡广佬”，他们“多住山洞，均操国语，土人向耻与伍”，多被呼为“瑶佬”的瑶族人民，“多住悬崖陡壁间，年中尚须向土人纳贡”，至于“绅董沿袭土司遗制，更常擅用私刑，以武断乡曲，故土人中之贫弱族姓，所受者一重压迫。而客、瑶则须受二重三重”[3]。因此，他们的革命要求和反抗精神尤为强烈。我党对民族地区的政治动员的定位迫在眉睫。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和“八七”会议所确立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确定了中共开展革命的中心任务就是武装斗争。历经大革命失败，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桂系的镇压，右江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少数民族的纵深地区收缩和转移，并对民族地区的政治动员地方性与群众基础认识的长期性有了更深的理解。那种认为开展了宣传工作，喊几句口号，群众基础就自然建立起来了的想法过于简单。政治动员工作的、民族性与艰巨性逐渐成了党和军队工作的重要内容。
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中共的政治动员模式的实践
政治动员是进行教化与理论的宣传过程，主体意识能否成功地被客体所认同、吸收，除了政治动员实施者自身树立了正面的形象外，也与对壮、瑶民族量身定做、通俗易懂的动员形式有关。
（一）以扫盲教育为主的群众动员
各族人民同样有受教育的机会。左右江根据地各地、县、区、乡四级政府设有文化委员会或文化委员，办学形式以短为主，长短结合。主要通过开办夜校、识字班、各类训练班和各级劳动小学等形式来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识字班、农民文化夜校是群众扫盲的主要形式，成为根据地文化教育的最普遍、最主要的方式。西山瑶族十六个乡当时都设立了学校，八至十六岁的儿童和少年都入了学。经费全免。瑶族学校的教师由工农民主政府派去，经费全部由县供给。从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仅恩隆、向都县北区、凤议县仑圩就有平民学校160所。农民中各类学习班使用的教材由苏维埃政府结合革命形势、任务和当地实际情况自编,如当时自编的《工农兵识字课本》中有“土地革命要作到消灭土豪劣绅、地主阶级,把土地分给农民”等诸通俗易懂的内容。由于长期以来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学习热情非常高涨。
（二）以平等政策宣传为主的民族动员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中共通过会议决议、布告、报纸、标语、小册子和口头宣传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尊重壮、瑶等族的风俗习惯。东兰县工农民主政府一位负责人的笔记里，就记录了要调查“各小民族的衣食住”和语言、礼教、性格、特殊风俗等问题(区博物馆藏调查资料)，党支部生活也要检查执行民族政策情况，“不许互相轻视，不许叫瑶族为‘布龙’，不许叫汉放为‘布滚”[4]，“团结瑶胞”的口号转变为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打倒山主，解放瑶胞”。1929年10月底，韦拔群在东兰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中，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颁布了《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纲领草案》，在纲领中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规定了“关于瑶民方面”的政策：“1．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2．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3．严禁虐待瑶民。4．没收山主的山场、土地、森林分给瑶民” [5]；右江党组织也提出了“提高瑶民的知识教育”，“瑶民经济、政治、教育、工资上与其他人民一律平等”等口号和主张；红七军则提出了实行各族“官兵待遇平等”的主张。认识到帝国主义及其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根源，只有团结才有出路。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当时在根据地中流传一首壮族山歌：“苏维埃成立，各民族平等；打土豪分田地，大家得翻身。”[6]在党的领导下，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在左江地区各族人民中间展开，如驱逐法国驻龙州的领事、神父和海关官员；沉重的打击了左右江地区的土司残余势力。1930年至1931年，西山党支部的十一名领导成员中，就有五名瑶族干部。当时流传这样一首山歌：“众位瑶胞一起来，同进官府也不碍；工农掌权坐天下，因为有了苏维埃。”表达了瑶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欢乐心情。
少数民族党员、红军战士成为广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斗争骨干力量和主体力量。在右江革命高潮中，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如红七军三纵队司令、红二十一师师长、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韦拔群；中共右江特委书记、右江工农民主政府肃反委员、红二十一师政治委员陈洪涛等等。何成学《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指出当时提拔了廖源芳、陈恩深、黄世新、黄冠群等一批少数民族干部担任各级指挥员；右江特委10名委员中8名是壮族；第一届右江苏维埃政府11名委员中，有壮、瑶族委员6名，第二届右江苏维埃政府8名委员，全部是少数民族干部；右江各县苏维埃政府和左江各县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和干部大多数是少数民族。据不完全统计，仅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县级以上党政军群团组织的干部中，就有壮族干部108名。[7]
（三）以喜闻乐见的山歌为主的文艺动员
利用文艺形式对农民进行宣传、启蒙和教育，使其革命纲领和主张能为广大民众、士兵理解和接受。利用圩日、年节等机会，用演讲、标语、传单、表演节目、对唱山歌等形式进行宣传，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地方军阀和豪绅阶级的统治。广西素有歌海之称，各族民众历来喜欢唱山歌。作为各民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唱山歌的风俗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因此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各种文艺宣传队，利用当地流行的山歌模式宣传其革命主张或进行社会动员。从军队到地方普遍建立宣传演唱队，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在文化娱乐中对农民进行启蒙和教育。如右江地区的歌谣“太阳出，太阳落，靠鬼靠神靠不住。工农跟着共产党，拿起枪杆惩腐恶。打土豪，除劣绅，全靠工农赤卫军，千年枯树发了芽，贫苦农民翻了身”等；而标语宣传因其操作简便、易贴近家家户户成为左右江根据地政治动员的最普遍方式。所谓“一个标语，抵得一支红军啊!”。另外创立各类报纸、群众书报刊。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尽管印刷存在着不少困难，但苏区党和政府顶住困难分别创办了机关报《右江日报》和《工农兵》报，以及《红旗周刊》、《红旗报》、《士兵之友》、《土地革命》等报刊，并发布实施政纲、布告、标语、传单。我党的文艺动员的开展一方面对文化教育很落后的左右江地区起到了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对农民起到了深刻的启蒙作用，在农民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以土改为主的利益诱导动员
通过土地改革把农民动员起来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找到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动员模式。因为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8]。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而言，生存是他们的第一要素，土地则是他们几乎唯一可以争取并且应该拥有的资源。“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民没有土地，或是土地不足，——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农民斗争的第一个主要要求就是要得到土地——耕者有其田，这个要求在下层农民——雇农就更为迫切。” [9]正如毛泽东所言：“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10]
左右江苏区建立初期，群众对中共政治动员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即使他们参加了革命，也是怀着不同的目的，但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正是基于这些正确的认识，面对苏区群众生活的疾苦，满足苏区民众的物质利益要求成了党和红军动员群众的首选方式。中共通过“打土豪、散发浮财,烧田契、分田地”这些对群众有实际好处的运动，很快博得群众的信任。百色起义之前，东兰县革命委员会的最低纲领就规定：废除钱粮清赋，实行焚烧契约债券；实行不交租、不还债；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给贫农。免收佃、雇农子弟的一切教育费用，严禁虐待贫农。[11] 1931年8月，中共中央代表邓拔奇向中央汇报广西形势时说：“土地革命运动最普遍和最深入的地方，首推东兰、凤山两县。”在瑶族地区，全部废除山主对瑶族人民的特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和契约关系，将山主的田地山林分给瑶胞。。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制定颁布了《土地法暂行条例》，为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法规性的依据。红七军还曾”拟设一农业银行来帮助贫农” [12]，鼓励农民积极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等。
通过土地政策的变革，通过革命手段把地主土地所有转变为农民土地所有，使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而且也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何成学《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中统计1930年春，左江地区有10000余人参加了红八军和左江工农赤卫军；到1930年夏秋间，右江地区约有15000各族子弟参加了红七军和右江赤卫军（其中仅东兰、凤山两县就有6000壮瑶农民参加了红七军和赤卫军），另建立区、乡、村赤卫队数万人。
到1930年，全国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大小根据地十多块，而其中广西左右江红军却占了红军人数的十分之一，根据地也是全国几个著名的红色区域之一，它尤其直接建立了两个军，这在全国武装起义中更是少见的。它在全盛时期曾发展到二十多个县，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拥有200多万人口，红军发展到10000人。中共在领导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在远离城市的荒僻乡村卓有成效地创造性地开展我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政治动员的先例，这些动员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能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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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