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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汾河之西、吕梁山东麓，南起罗城、北至沙沟村绵延１０公里地区内，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的１５６个大型项目中的４项，即太原化肥厂、太原第一热电厂、太原化工厂、太原制药厂，以及由苏联专家指导设计、山西省自筹资金兴建的太原磷肥厂共５个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同时建成了庞大的厂外公用工程，主要包括：专用铁路线约３０公里及一座专用调车编组站；从晋祠到金胜村的直径１.２５米大型引水专用钢—砼长距离管道（当时为国内首例）；能可靠抵御百年一遇洪水的防洪沟１０余公里；３平方公里滞洪区；一座水面达５平方公里的地上蓄水库（即现晋阳湖）；两座大型抽水泵房；６千伏供电主电缆（埋于地下），及数十公里架空电路；百余公里供热、供水、排水管线等等。总计投资５亿元，建成了一个集中度很高的崭新的工业区，成为我国重要的化工基地。
笔者有幸参加了太原化工基地建设，经历过设计、基建、外事、生产、科研等不同岗位，多次有机会参与化工区向化工部和省市领导的工作汇报，以及苏联专家们的意见商谈、协调事宜，因而获悉情况较多。值此化工基地建成５０周年之际，追记数例，供有关部门及人士参考。
一
最先提出在太原建设大型化工企业构思的是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开拓者、国际著名化工专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后来多年担任国家化工部副部长的侯德榜先生。原设想利用山西丰富的煤炭和石膏资源，制造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氮肥品种硫酸铵，即俗称的“肥田粉”。由于那时我国对化学品的统一命名规则尚未建立，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前曾长期把“铵”称作“”，故所筹办的项目最早称为“太原厂”。１９５０年初，侯先生亲临太原考察，正式建立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太原厂筹备处”。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厂筹建工作被迫中断。因为永利公司原打算利用其海外联系渠道从美国引进主要设备建厂，朝战一开，美国对我封锁，显然此路不通了。重工业部化工局（化工部于１９５６年成立）研究后，接手太原厂的筹建事宜，与由中央化工局直接筹建的太原染料厂等项目一道，列入拟请苏联援建的内容，并把化肥品种由硫铵改为硝铵。苏方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总方案经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于１９５２年８月赴莫斯科商谈确定框架，１９５３年５月双方正式签约。太原化工区各厂成为苏方第一批援建的１４１个大型工程的组成内容（１９５７年又增加援建１５项国防新技术项目，成为１５６项）。
按照苏方所提供初步设计的整体方案，把我国于“一五”期间拟在太原兴建的氮肥厂、染料厂、制药厂和硝基炸药厂合并在一个化工区内，配备区域热电站，联合组成化学工业区。区内各厂的厂外供排水、供电、铁路等均统一安排。曾先后在兰村、万柏林直至晋祠以南的王郭村一带选厂，最后选定在自罗城到义井的现址。后来，硝基炸药厂转移到北郊的向阳店，热电厂隶属电力系统成为独立的发电企业——太原第一发电厂，增加了年产过磷酸钙２０万吨的磷肥厂和上海迁来的一个医药制剂厂（生产针剂、片剂等，即太原第二制药厂），形成了现今的化工区初期的格局。
这里原是一片农田（部分为荒地），１９５３年冬一电厂首先开工，到１９６０年区内各厂相继开工投产（以后的扩建任务则未包含本文叙述之内）。平地起家，总共不过７年时间，完成了如此大规模的工程，确是很快的施工速度，而且质量良好，成绩巨大。具体各企业的施工时间分别为２年到４年余不等，其中投资２亿多元的氮肥厂不到两个整年就建成了，在当时属于国际水平的高速度，曾引起国内外同行广泛重视。
二
回顾４０多年前的火红年代和建设热潮中的青春岁月，仍令人兴奋不已。太原化工区的成功建设主要应归功于党的正确路线和领导，归功于广大职工忘我劳动的奉献精神，苏联援建的巨大作用，坚强的干部队伍，精心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关和生产准备的认真细致。
１９５３年全党全国都认真传达和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要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而且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总路线深入人心，深得民心，全党、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大家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争取早日实现，这就极大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当时参加太原化工区建设的职工们都以参加国家重点建设工程而自豪，以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己任，确实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努力争先，迎难而上。“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决不仅仅是口号，而真正成为大家脚踏实地的行为指导。从１９５９年下半年起，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生活供应极为匮乏。在此非常时期，一方面各单位尽力安排，优先满足一线施工、生产人员的需求，而广大职工则自觉为国分忧，艰苦奋斗，决不让生活困难耽误生产施工，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解放之初，国家经济落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要在此前提下成批建设大型工厂，无论资金、技术、装备、人才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困难，无法承担。因此，苏联的援建作用甚为关键。正如中央领导指出的那样，对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太原化工区各厂的建设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从厂址选择、勘察设计、设备制造（主要关键设备由苏方提供，其余设备由苏方提供图纸或指定型号，在国内配套）、国外部分资金的垫付、施工安装、人员培训、生产调试等各个环节，均由苏方给予全面支援。从技术层面看，苏方的态度也是很认真的。对选厂资料和设计条件的搜集十分详尽、全面、细致，设计一般都采用三段即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选用的工艺路线和装备均属当时苏方已掌握的先进水平（大都与当时欧美水平大体相当，少数略逊，个别则略优），先后约有３０名专家常驻现场指导，中方派出赴苏培训的生产、管理骨干近４０名，各装置均能顺利投产，正常运行，产能一般超过设计。到１９６０年中苏分歧严重，苏方中止援助，撤退全部驻华专家时，太原化工区建设已达尾声，有关各厂或已全部投产，或大部分已投产，故相对地所受影响很小。
太原化工区筹备之初，最先由原重工业部副部长赖际发兼任筹备处主任并兼总甲方主任，原华北兵工局技术负责人韦彬为筹备处副主任，负责实际领导。１９５３年后抽调大量党政干部转到工业战线，由太原市原副市长武玉涵任筹备主任（韦彬则调往国家有关部门）。武玉涵为行政１０级干部，水平较高，领导化工区直到１９６５年底。筹备处的副主任及后来几个厂的书记、厂长，一般均由行政１２级或１３级的地委级干部担任。筹备处下属职能单位（有时称处，有时称科），正职大多都为正县级老干部，少量技术业务性很强的部门则由４０年代中后期或５０年代初毕业的技术骨干任正职，副职为科技、管理人员或副县级老干部。这些老干部虽性格各异，但大都保持了老八路的作风，朴素、务实、责任感强，而且多数人很虚心，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意同知识分子搞好团结。科技和管理人才，则一部分骨干从全国各化工企业抽调，大量为新分配的大学、中专毕业生。
化工区建设中，各方对工程质量十分注意，切实以“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来要求。从事质量把关的有下列几方面人员：苏方驻厂现场专家、国家主管部门授权的部级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的工程监督部门和生产准备人员、施工单位的质量自检人员。从开工前的图纸会审、材料进场、检验、工程放线、基础开挖、隐蔽工程、厂房建筑、管线铺设、设备安装调试、投料试车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从而保证了工程质量。例如，７０年代以后，拆除一些旧厂房时，即使砖块被打碎，其灰浆缝仍不开裂，可见原先砌筑时之认真程度。建设过程中还广泛开展了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活动。基于当时的实情，对产品制造工艺本身不可能作出什么大的改动，但在辅助工程上，有些改动的成效很大。如化工企业中管道众多，交错纵横，仅架设管道的室外栈桥总长即达１０余公里，原设计为钢—砼结构或钢结构，钢材耗量大而货源不足，就改用了当时的新技术—预应力钢—砼结构，大大节约了钢材。又如，为晋阳湖补水，原设计要在汾河中筑坝以提高水位，便于抽水。北京化工设计院驻现场青年技术员罗富良经认真调研后，提议改从农用的汾河灌区西干渠，自流补水，在每年９—１１月即非农业用水季节补水，此建议被采纳。既省去了在汾河筑坝和建抽水泵站的大量费用，又因属枯水期补水，水中泥沙大为减少，有效地减缓了晋阳湖的沉淀淤积，一举两得。罗富良为此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并被提拔为工程师。
但也有一些设计改动不当造成贻害，取消生活及含酚水处理厂即是一个很大的败笔。义井生活区，原应按原苏方的框架，由国家建工部西安建筑设计院负责施工设计，是整片由楼群组成、各类服务设施相对完整的新型小区。但１９５５年为了节约投资，在先生产、后生活及生活设施可以低标准、因陋就简的不正确思想指导下，由上级硬性决定一下子改为建设几万平方米的低档平房，后来又兴建起一些楼群，使小区参差杂乱，观瞻很差。６０年代初，太原市曾一度设法弥补调整，但正值经济困难时期，资金困难，只得作罢。因此，义井小区非但在同行业中远不如差不多同期兴建的吉林、兰州两个化工区（均系由苏援建，并称吉、兰、太三大化工区），也比不上太原北郊的新城和西侧的万柏林小区，引为憾事。
为了保证投产需要，太原化工区从筹建之初，就着手生产准备事宜，其中最主要是人员的准备。为此，专门在晋源镇成立了一所技校，主要培训从太行老区一些兵工企业调来太原的青年职工，同时也招收了少量社会青年。另外，重工业部还分配来一批经重工业干校短期培训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他们发奋学习，努力工作，后来成长为这几个化工企业的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
三
太原化工区的建设，虽然有赖于多方面的因素，但苏联的援助是关键之一。５０年后的今天，我们从几个通用性较强、覆盖面较广的方面来分析苏方的技术决策，仍觉其总体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欠缺。
（一）可取之处：
１．厂址：从太原市郊区看，结合５０年代的实况，综合考虑风向（对化工企业而言，风向对难以避免的尾气扩散和排放十分重要）、安全间距、供排水、交通等因素，现址确比兰村、万柏林等处合适。
２．在设计条件中，有些当时没有确切资料，但苏方坚持中方必须慎重地明确提供，否则不进行设计。现在看，他们的坚持是正确的。例如：厂址的地震级别，先前只肯定太原位于地震区，至于最大震级为几级？没有数据。在苏方坚持下，委托中国科学院对历史资料进行了分析评估，由中方正式提供了“七级地震区”的条件，苏方方予设计。所有厂房、设备、栈桥等历经５０年间多次地震考验，均未受损。又如厂址地处西山东侧坡地，太原又属季节性集中降雨地区，防御山洪至关重要，化工区防洪按百年一遇设计，千年一遇（当然这是推算数值）校核。当时感到防洪设施的标准偏高，但实践证明，作用很大，数十年来，化工区因防洪设施完整，从未受过洪水危害。
３．建设区域热电厂，就近供应电力及蒸汽。化肥、化工、制药三厂均不设锅炉，既提高电厂的热效率，又减少燃煤粉尘。同时三厂的用电都由发电机母线经６０００伏地下电缆直供，不搞高压输电线，取消了升压、降压、防雷等电力附属设施，在技术上、经济上都是恰当的。这些系统至今还在使用。
４．太原地处黄土高原，苏方对于在沉陷性大孔黄土区建立重型企业这一特点十分重视，考虑较细，一些主厂房的基础，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重夯处理，对于化肥厂的关键设备，即每单台用电负荷高达４０００ＫＷ的大型氮氢压缩机，设计其土建基础时，地下水水位原始数据为－９米，但苏方考虑投产后工厂的排水大大增加，必然引起地下水位上升，故设计采用地下水位－４米。这种处理方式对于预防大孔黄土遭受水浸时极易塌陷从而导致的基础下沉十分必要。
５．筹建时，山西省人民政府曾正式以公函承诺，晋祠泉水可主要供化工区使用（现在看这个决定并不正确）。虽然晋祠泉水水温较低（＋１８℃），对用于冷却有利，但一则与农业争水（当时还未考虑到晋祠泉水出水量会下降），二则泉水的硬度太高，结垢严重，有很大的不利影响。故苏方提出引用汾河水为第二水源（地面水，水温稍高但硬度比泉水小得多）。汾河流量极不稳定，枯水期很长，不能保证引水需要，于是决定利用原来一个叫“牛家营”的水洼芦苇地，建设一座地上水库，水面５平方公里，即现在的晋阳湖。既作为地面水水源的贮存和缓冲，同时又用作电厂冷却水的循环降温，从而取消了一般电厂中高大的冷却水塔。此技术方案当时属国内惟一，而且应用效果良好，直至今日仍正常运行。
６．苏方设计中，将含酚工业污水与生活污水合并为一个系统，建设一座完整的处理厂，而且处理容量包括从大众机械厂（７８５厂，也属苏方援建工程）往南直至化肥厂的河西一带各企业及各居民点，采用当时较先进的机械沉降——曝气——细菌生化处理流程，合格后排放，污泥经干燥后可作农肥使用，即与城建相结合建设污水处理厂。苏方已提供了完整的施工图纸并购置了土地和建设了电源线路。可惜，当吉林化工区的同类装置投产后，国家有关领导部门在１９５８年认为此方案的处理标准过高，投资过大，不合中国国情，因而取消了此项目。当时决定改用简易方式处理，实际则长期未加处理。回头思考，还是苏方方案对。
（二）欠缺之处：
１．在污染控制方面，限于当时苏方的技术水平，对含有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氨、硫化氢、芳烃等有害气体，只采用初级处理（有的则未加处理）后排出，依靠扩散稀释，缺乏深度处理。污水方面，除前述含酚及生活污水有较好的后处理，以及酸、碱污水予以中和外，对于大量的化学污水（含醇类、苯类、农药及其他有机物、硫化物等）没有处理办法，设计中规定建立一个不渗透的大型污水池，贮存一个整年的化学污水，待汾河来洪水时，集中３天排出。这本身不是好办法，何况汾河上游水库修成后已无大的洪水期，此办法更行不通了。因此大型污水池也未正式使用。苏方原要求池内铺盖不透水黏土层，后来驻厂专家又改成为铺盖石油沥青层，实际短期试用即被溶胀脱落，池底严重渗漏，因而停止使用，化学污水遂直接排放，到上世纪末才有些补充措施。对于大量固体废弃物，也只堆放贮存，未有解决方案。
２．前述地上水库（晋阳湖）蓄水后，水深达７－９米，苏方对此未有预防措施，建成后周围１０余个村地下水位急剧上升，出现居民饮水井报废，房屋下沉裂缝，屋内潮湿泛水、不好居住等情况，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多次向上级直至国务院申告，为此想了许多办法，如在大堤外围开设排水隔离渠，为居民安装清净自来水，部分居民迁移等，使之有所补救和缓解，但并未彻底解决。
３．苏方设计将几个厂的住宅区集中于义井一带，以建成一个功能齐全的集中区。化肥厂离义井约５公里，要倒班工人坐火车上下班显然十分不便（建厂时中方决定放弃此方案，由化肥厂在罗城自建住宅区）。
４．苏方在保卫工作方面，历来有神秘化观念，太原化工厂有部分军工产品，原设计要求厂区周围设定５００米宽的疏松土带（便于观察分析足迹），围墙上设置警卫信号及瞭望哨位，饲养狼狗若干条夜晚可放出巡逻等，这些均未被采纳。
５．苏联因气候寒冷，而且在５０年代初期，其工业自动化水平也不高，故习惯于将生产设备置于室内（欧美等国则很多化工设备都露天配置，以节省投资）。事实上有些设备可改放在露天，故在施工过程中，对个别项目作了设计修改，取消或压缩了厂房建筑，效果良好。
四
建设太原化工区，不仅掀开了山西化工发展史上崭新、辉煌、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而且也极为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化学工业的大踏步前进。
按说，山西省近代化学工业起步的时间与国内兄弟省市相比并不算晚。但由于装置规模小，技术起点低（大多为从国外买回的已被更新替换下来的旧设备），而且服务于自我封闭的内部需求，并未面向全国市场，再加长期战乱等因素，故建成后非但未获发展壮大，有的反而萎缩、倒闭。到１９４９年解放时，只剩下西北电化厂尚勉强维持，但当年只产烧碱１６８吨（直到１９５３年，其能力仍只与１９３６年持平，即６００吨／年），而且设备陈旧落后，１９４９年时固定资产原值仅１.１２万元，效率低下，劳动条件很差。至于解放之初大同利用麻黄草浸泡提取麻黄素和运城盐池利用日晒及自然结晶生产食盐及芒硝，主要是传统物理方法的手工作业，分散在许多点上，小规模地生产，虽然产出的是化学品，但其过程够不上真正意义的化学加工企业。与其相似的还有阳泉、五台、阳城等地的硫铁矿手工开采及硫磺的土法烧制。因此，在１９５３年，山西的现代化工几乎是从零开始，“一五”计划起对太原化工区数亿元的巨大投资开创了山西化工极为壮丽的新篇章。
就全国而言，国家在“一五”计划期间安排由苏联援助分别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开工建设吉林、太原、兰州三大化工区，就苏方设计内容，太原的规模略逊于吉林而高于兰州，加上省筹资金建设的磷肥厂后，则总规模与吉林相当，可见太原化工区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有些装置如硝酸生产的关键——铂钢生产和国防产品——大型光气生产及其加工品等，全国只有太原化工区一家。
太原化工区建设得到了山西全省各个方面及全国许多化工企业的大力支持，建成后太原化工区生产的产品源源运往全国２０多个省市。由于当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化肥、农药和酸、碱、液氯、苯酚等化工原料均需由国家计划统一分配，当省内急需时，太原化工区千方百计予以满足，如钢铁轧制及发电厂的水处理都离不开的硫酸，对省内都优先供应，尤其是硝铵，它相对于以往使用的硫铵，优点很多（含氮量高一倍多，对土壤的板结副作用却低得多，而且不含无效的硫酸根等等），很受农民欢迎。刚投产就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为促进农业增收，亟待增加化肥供应，而国家分配给山西的数量远远不足。如前所述，投产后产能超过设计（化肥厂的合成氨能力设计５万吨／年，实际可达６.２５万吨／年），太原化工区就在安排生产计划时，将超设计的能力留给了山西，这样每年单独为山西提供１－２万吨国家统配份额以外的硝铵，在当时是对山西农业十分有力的支持。
到６０年代初，以化工区组建的太原化工公司，已形成了包括生产企业、施工企业（即现在化二建集团）、设计（现华泰集团）、科研（即现省化工所）以及普通及成人教育机构的完整的国家特大型企业，为支援省内外工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统计，截至２００２年，太原化工区累计生产硝铵８６２.２万吨，精甲醇８５.３万吨，硫酸４１２万吨，烧碱１５９.２万吨，过磷酸钙（１５－１７％）６６３.６万吨，氯化苯、氯磺酸、苯酚等各２０余万吨；另有大量其他品种。应该说，为国家提供了巨大物质支持。此外，在支援新厂建设和输送人才方面，贡献也很突出。
１９５８年以后，省内以中、小型为主的地方化学工业快速起步，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建设了中型的原平化肥厂、永济农药厂及近百座县属小化肥厂，７０年代大型的洪洞焦化厂（即现山焦集团）、８０年代特大型的潞城化肥厂（即现天脊集团）等开始建设。太原化工区均在施工队伍、工艺技术人员、领导管理干部等方面（包括某些物资、设备）作出了有力支援。同时，为适应全国化工系统以及友邻的核工业、轻工业、医药工业、纺织化纤工业发展需要，从太原化工区抽调出大批领导干部、科技及管理人才、技术工人骨干等。初步计算，迄今共抽调出厂处级以上干部２００余名，科级以下的技术人员和干部１０００余名，工人骨干近２０００名，不少支援出去的同志得到褒奖，有的还成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者，有的则成长为省、市、司、厅一级的领导人，６０年代还有数名科技人员骨干作为专家被派往古巴、越南等国，执行援外任务。
时光飞逝，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太原化工区曾有过辉煌业绩，“文革”前的６０年代前半叶，各厂均步入国内同行业先进之列，但由于“文革”的严重干扰和破坏，管理水平大大倒退。同时企业领导体制频繁改变，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浪潮中，大环境改变了，而思想观念未及时跟进，机制不适，同时某些决策失当，技术改造迟缓；更由于个别企业领导人员没有恪尽职守，不能爱岗敬业，以致除一电厂的状况一直较好，太原化工厂注意了困难的应对措施，在技改和管理上较有成效，可以维持和逐步有所发展外，其他几个化工企业出现了巨大困难。连年亏损，职工生活困难，企业难以前进。有的５０年前的关键设备，如前述单台电负荷４０００ＫＷ的大压缩机，已成为高能耗的落后淘汰型号，早该更新，而迄今仍在使用。个中原因，发人深思。
今天的困境并不能抹杀以往的贡献，特别是５０年代建厂的老职工们，他们为祖国的首批大型化工企业奉献了青春和汗水，个别人则流血甚至牺牲。他们无愧于已经流逝的岁月，无愧于过去沸腾的年代。不少人，尤其老一茬的领导干部大多已经离我们而逝去，更大批的则离退休了。在此，应向他们表示敬意和问候。
值得高兴的是，近一年多来，太化集团公司在新班子领导下，已大有起色，开始走出困境。愿太原化工区努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改制、改造、改革、创新等方面，迈出新步伐，以焕发企业的第二青春，为国家做出新贡献。
笔者有幸参加了太原化工基地建设，经历过设计、基建、外事、生产、科研等不同岗位，多次有机会参与化工区向化工部和省市领导的工作汇报，以及苏联专家们的意见商谈、协调事宜，因而获悉情况较多。值此化工基地建成５０周年之际，追记数例，供有关部门及人士参考。
一
最先提出在太原建设大型化工企业构思的是我国民族化学工业的开拓者、国际著名化工专家、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后来多年担任国家化工部副部长的侯德榜先生。原设想利用山西丰富的煤炭和石膏资源，制造当时国际上流行的氮肥品种硫酸铵，即俗称的“肥田粉”。由于那时我国对化学品的统一命名规则尚未建立，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前曾长期把“铵”称作“”，故所筹办的项目最早称为“太原厂”。１９５０年初，侯先生亲临太原考察，正式建立了“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太原厂筹备处”。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厂筹建工作被迫中断。因为永利公司原打算利用其海外联系渠道从美国引进主要设备建厂，朝战一开，美国对我封锁，显然此路不通了。重工业部化工局（化工部于１９５６年成立）研究后，接手太原厂的筹建事宜，与由中央化工局直接筹建的太原染料厂等项目一道，列入拟请苏联援建的内容，并把化肥品种由硫铵改为硝铵。苏方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总方案经周恩来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等于１９５２年８月赴莫斯科商谈确定框架，１９５３年５月双方正式签约。太原化工区各厂成为苏方第一批援建的１４１个大型工程的组成内容（１９５７年又增加援建１５项国防新技术项目，成为１５６项）。
按照苏方所提供初步设计的整体方案，把我国于“一五”期间拟在太原兴建的氮肥厂、染料厂、制药厂和硝基炸药厂合并在一个化工区内，配备区域热电站，联合组成化学工业区。区内各厂的厂外供排水、供电、铁路等均统一安排。曾先后在兰村、万柏林直至晋祠以南的王郭村一带选厂，最后选定在自罗城到义井的现址。后来，硝基炸药厂转移到北郊的向阳店，热电厂隶属电力系统成为独立的发电企业——太原第一发电厂，增加了年产过磷酸钙２０万吨的磷肥厂和上海迁来的一个医药制剂厂（生产针剂、片剂等，即太原第二制药厂），形成了现今的化工区初期的格局。
这里原是一片农田（部分为荒地），１９５３年冬一电厂首先开工，到１９６０年区内各厂相继开工投产（以后的扩建任务则未包含本文叙述之内）。平地起家，总共不过７年时间，完成了如此大规模的工程，确是很快的施工速度，而且质量良好，成绩巨大。具体各企业的施工时间分别为２年到４年余不等，其中投资２亿多元的氮肥厂不到两个整年就建成了，在当时属于国际水平的高速度，曾引起国内外同行广泛重视。
二
回顾４０多年前的火红年代和建设热潮中的青春岁月，仍令人兴奋不已。太原化工区的成功建设主要应归功于党的正确路线和领导，归功于广大职工忘我劳动的奉献精神，苏联援建的巨大作用，坚强的干部队伍，精心组织、严把工程质量关和生产准备的认真细致。
１９５３年全党全国都认真传达和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要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而且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总路线深入人心，深得民心，全党、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大家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斗，争取早日实现，这就极大地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当时参加太原化工区建设的职工们都以参加国家重点建设工程而自豪，以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己任，确实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努力争先，迎难而上。“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决不仅仅是口号，而真正成为大家脚踏实地的行为指导。从１９５９年下半年起，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生活供应极为匮乏。在此非常时期，一方面各单位尽力安排，优先满足一线施工、生产人员的需求，而广大职工则自觉为国分忧，艰苦奋斗，决不让生活困难耽误生产施工，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解放之初，国家经济落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要在此前提下成批建设大型工厂，无论资金、技术、装备、人才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困难，无法承担。因此，苏联的援建作用甚为关键。正如中央领导指出的那样，对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太原化工区各厂的建设是其中的一个缩影。从厂址选择、勘察设计、设备制造（主要关键设备由苏方提供，其余设备由苏方提供图纸或指定型号，在国内配套）、国外部分资金的垫付、施工安装、人员培训、生产调试等各个环节，均由苏方给予全面支援。从技术层面看，苏方的态度也是很认真的。对选厂资料和设计条件的搜集十分详尽、全面、细致，设计一般都采用三段即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选用的工艺路线和装备均属当时苏方已掌握的先进水平（大都与当时欧美水平大体相当，少数略逊，个别则略优），先后约有３０名专家常驻现场指导，中方派出赴苏培训的生产、管理骨干近４０名，各装置均能顺利投产，正常运行，产能一般超过设计。到１９６０年中苏分歧严重，苏方中止援助，撤退全部驻华专家时，太原化工区建设已达尾声，有关各厂或已全部投产，或大部分已投产，故相对地所受影响很小。
太原化工区筹备之初，最先由原重工业部副部长赖际发兼任筹备处主任并兼总甲方主任，原华北兵工局技术负责人韦彬为筹备处副主任，负责实际领导。１９５３年后抽调大量党政干部转到工业战线，由太原市原副市长武玉涵任筹备主任（韦彬则调往国家有关部门）。武玉涵为行政１０级干部，水平较高，领导化工区直到１９６５年底。筹备处的副主任及后来几个厂的书记、厂长，一般均由行政１２级或１３级的地委级干部担任。筹备处下属职能单位（有时称处，有时称科），正职大多都为正县级老干部，少量技术业务性很强的部门则由４０年代中后期或５０年代初毕业的技术骨干任正职，副职为科技、管理人员或副县级老干部。这些老干部虽性格各异，但大都保持了老八路的作风，朴素、务实、责任感强，而且多数人很虚心，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意同知识分子搞好团结。科技和管理人才，则一部分骨干从全国各化工企业抽调，大量为新分配的大学、中专毕业生。
化工区建设中，各方对工程质量十分注意，切实以“百年大计、质量第一”来要求。从事质量把关的有下列几方面人员：苏方驻厂现场专家、国家主管部门授权的部级设计单位、建设单位的工程监督部门和生产准备人员、施工单位的质量自检人员。从开工前的图纸会审、材料进场、检验、工程放线、基础开挖、隐蔽工程、厂房建筑、管线铺设、设备安装调试、投料试车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把关，从而保证了工程质量。例如，７０年代以后，拆除一些旧厂房时，即使砖块被打碎，其灰浆缝仍不开裂，可见原先砌筑时之认真程度。建设过程中还广泛开展了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活动。基于当时的实情，对产品制造工艺本身不可能作出什么大的改动，但在辅助工程上，有些改动的成效很大。如化工企业中管道众多，交错纵横，仅架设管道的室外栈桥总长即达１０余公里，原设计为钢—砼结构或钢结构，钢材耗量大而货源不足，就改用了当时的新技术—预应力钢—砼结构，大大节约了钢材。又如，为晋阳湖补水，原设计要在汾河中筑坝以提高水位，便于抽水。北京化工设计院驻现场青年技术员罗富良经认真调研后，提议改从农用的汾河灌区西干渠，自流补水，在每年９—１１月即非农业用水季节补水，此建议被采纳。既省去了在汾河筑坝和建抽水泵站的大量费用，又因属枯水期补水，水中泥沙大为减少，有效地减缓了晋阳湖的沉淀淤积，一举两得。罗富良为此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并被提拔为工程师。
但也有一些设计改动不当造成贻害，取消生活及含酚水处理厂即是一个很大的败笔。义井生活区，原应按原苏方的框架，由国家建工部西安建筑设计院负责施工设计，是整片由楼群组成、各类服务设施相对完整的新型小区。但１９５５年为了节约投资，在先生产、后生活及生活设施可以低标准、因陋就简的不正确思想指导下，由上级硬性决定一下子改为建设几万平方米的低档平房，后来又兴建起一些楼群，使小区参差杂乱，观瞻很差。６０年代初，太原市曾一度设法弥补调整，但正值经济困难时期，资金困难，只得作罢。因此，义井小区非但在同行业中远不如差不多同期兴建的吉林、兰州两个化工区（均系由苏援建，并称吉、兰、太三大化工区），也比不上太原北郊的新城和西侧的万柏林小区，引为憾事。
为了保证投产需要，太原化工区从筹建之初，就着手生产准备事宜，其中最主要是人员的准备。为此，专门在晋源镇成立了一所技校，主要培训从太行老区一些兵工企业调来太原的青年职工，同时也招收了少量社会青年。另外，重工业部还分配来一批经重工业干校短期培训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他们发奋学习，努力工作，后来成长为这几个化工企业的领导成员和骨干力量。
三
太原化工区的建设，虽然有赖于多方面的因素，但苏联的援助是关键之一。５０年后的今天，我们从几个通用性较强、覆盖面较广的方面来分析苏方的技术决策，仍觉其总体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欠缺。
（一）可取之处：
１．厂址：从太原市郊区看，结合５０年代的实况，综合考虑风向（对化工企业而言，风向对难以避免的尾气扩散和排放十分重要）、安全间距、供排水、交通等因素，现址确比兰村、万柏林等处合适。
２．在设计条件中，有些当时没有确切资料，但苏方坚持中方必须慎重地明确提供，否则不进行设计。现在看，他们的坚持是正确的。例如：厂址的地震级别，先前只肯定太原位于地震区，至于最大震级为几级？没有数据。在苏方坚持下，委托中国科学院对历史资料进行了分析评估，由中方正式提供了“七级地震区”的条件，苏方方予设计。所有厂房、设备、栈桥等历经５０年间多次地震考验，均未受损。又如厂址地处西山东侧坡地，太原又属季节性集中降雨地区，防御山洪至关重要，化工区防洪按百年一遇设计，千年一遇（当然这是推算数值）校核。当时感到防洪设施的标准偏高，但实践证明，作用很大，数十年来，化工区因防洪设施完整，从未受过洪水危害。
３．建设区域热电厂，就近供应电力及蒸汽。化肥、化工、制药三厂均不设锅炉，既提高电厂的热效率，又减少燃煤粉尘。同时三厂的用电都由发电机母线经６０００伏地下电缆直供，不搞高压输电线，取消了升压、降压、防雷等电力附属设施，在技术上、经济上都是恰当的。这些系统至今还在使用。
４．太原地处黄土高原，苏方对于在沉陷性大孔黄土区建立重型企业这一特点十分重视，考虑较细，一些主厂房的基础，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重夯处理，对于化肥厂的关键设备，即每单台用电负荷高达４０００ＫＷ的大型氮氢压缩机，设计其土建基础时，地下水水位原始数据为－９米，但苏方考虑投产后工厂的排水大大增加，必然引起地下水位上升，故设计采用地下水位－４米。这种处理方式对于预防大孔黄土遭受水浸时极易塌陷从而导致的基础下沉十分必要。
５．筹建时，山西省人民政府曾正式以公函承诺，晋祠泉水可主要供化工区使用（现在看这个决定并不正确）。虽然晋祠泉水水温较低（＋１８℃），对用于冷却有利，但一则与农业争水（当时还未考虑到晋祠泉水出水量会下降），二则泉水的硬度太高，结垢严重，有很大的不利影响。故苏方提出引用汾河水为第二水源（地面水，水温稍高但硬度比泉水小得多）。汾河流量极不稳定，枯水期很长，不能保证引水需要，于是决定利用原来一个叫“牛家营”的水洼芦苇地，建设一座地上水库，水面５平方公里，即现在的晋阳湖。既作为地面水水源的贮存和缓冲，同时又用作电厂冷却水的循环降温，从而取消了一般电厂中高大的冷却水塔。此技术方案当时属国内惟一，而且应用效果良好，直至今日仍正常运行。
６．苏方设计中，将含酚工业污水与生活污水合并为一个系统，建设一座完整的处理厂，而且处理容量包括从大众机械厂（７８５厂，也属苏方援建工程）往南直至化肥厂的河西一带各企业及各居民点，采用当时较先进的机械沉降——曝气——细菌生化处理流程，合格后排放，污泥经干燥后可作农肥使用，即与城建相结合建设污水处理厂。苏方已提供了完整的施工图纸并购置了土地和建设了电源线路。可惜，当吉林化工区的同类装置投产后，国家有关领导部门在１９５８年认为此方案的处理标准过高，投资过大，不合中国国情，因而取消了此项目。当时决定改用简易方式处理，实际则长期未加处理。回头思考，还是苏方方案对。
（二）欠缺之处：
１．在污染控制方面，限于当时苏方的技术水平，对含有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氯、氨、硫化氢、芳烃等有害气体，只采用初级处理（有的则未加处理）后排出，依靠扩散稀释，缺乏深度处理。污水方面，除前述含酚及生活污水有较好的后处理，以及酸、碱污水予以中和外，对于大量的化学污水（含醇类、苯类、农药及其他有机物、硫化物等）没有处理办法，设计中规定建立一个不渗透的大型污水池，贮存一个整年的化学污水，待汾河来洪水时，集中３天排出。这本身不是好办法，何况汾河上游水库修成后已无大的洪水期，此办法更行不通了。因此大型污水池也未正式使用。苏方原要求池内铺盖不透水黏土层，后来驻厂专家又改成为铺盖石油沥青层，实际短期试用即被溶胀脱落，池底严重渗漏，因而停止使用，化学污水遂直接排放，到上世纪末才有些补充措施。对于大量固体废弃物，也只堆放贮存，未有解决方案。
２．前述地上水库（晋阳湖）蓄水后，水深达７－９米，苏方对此未有预防措施，建成后周围１０余个村地下水位急剧上升，出现居民饮水井报废，房屋下沉裂缝，屋内潮湿泛水、不好居住等情况，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多次向上级直至国务院申告，为此想了许多办法，如在大堤外围开设排水隔离渠，为居民安装清净自来水，部分居民迁移等，使之有所补救和缓解，但并未彻底解决。
３．苏方设计将几个厂的住宅区集中于义井一带，以建成一个功能齐全的集中区。化肥厂离义井约５公里，要倒班工人坐火车上下班显然十分不便（建厂时中方决定放弃此方案，由化肥厂在罗城自建住宅区）。
４．苏方在保卫工作方面，历来有神秘化观念，太原化工厂有部分军工产品，原设计要求厂区周围设定５００米宽的疏松土带（便于观察分析足迹），围墙上设置警卫信号及瞭望哨位，饲养狼狗若干条夜晚可放出巡逻等，这些均未被采纳。
５．苏联因气候寒冷，而且在５０年代初期，其工业自动化水平也不高，故习惯于将生产设备置于室内（欧美等国则很多化工设备都露天配置，以节省投资）。事实上有些设备可改放在露天，故在施工过程中，对个别项目作了设计修改，取消或压缩了厂房建筑，效果良好。
四
建设太原化工区，不仅掀开了山西化工发展史上崭新、辉煌、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而且也极为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化学工业的大踏步前进。
按说，山西省近代化学工业起步的时间与国内兄弟省市相比并不算晚。但由于装置规模小，技术起点低（大多为从国外买回的已被更新替换下来的旧设备），而且服务于自我封闭的内部需求，并未面向全国市场，再加长期战乱等因素，故建成后非但未获发展壮大，有的反而萎缩、倒闭。到１９４９年解放时，只剩下西北电化厂尚勉强维持，但当年只产烧碱１６８吨（直到１９５３年，其能力仍只与１９３６年持平，即６００吨／年），而且设备陈旧落后，１９４９年时固定资产原值仅１.１２万元，效率低下，劳动条件很差。至于解放之初大同利用麻黄草浸泡提取麻黄素和运城盐池利用日晒及自然结晶生产食盐及芒硝，主要是传统物理方法的手工作业，分散在许多点上，小规模地生产，虽然产出的是化学品，但其过程够不上真正意义的化学加工企业。与其相似的还有阳泉、五台、阳城等地的硫铁矿手工开采及硫磺的土法烧制。因此，在１９５３年，山西的现代化工几乎是从零开始，“一五”计划起对太原化工区数亿元的巨大投资开创了山西化工极为壮丽的新篇章。
就全国而言，国家在“一五”计划期间安排由苏联援助分别在东北、华北和西北开工建设吉林、太原、兰州三大化工区，就苏方设计内容，太原的规模略逊于吉林而高于兰州，加上省筹资金建设的磷肥厂后，则总规模与吉林相当，可见太原化工区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有些装置如硝酸生产的关键——铂钢生产和国防产品——大型光气生产及其加工品等，全国只有太原化工区一家。
太原化工区建设得到了山西全省各个方面及全国许多化工企业的大力支持，建成后太原化工区生产的产品源源运往全国２０多个省市。由于当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化肥、农药和酸、碱、液氯、苯酚等化工原料均需由国家计划统一分配，当省内急需时，太原化工区千方百计予以满足，如钢铁轧制及发电厂的水处理都离不开的硫酸，对省内都优先供应，尤其是硝铵，它相对于以往使用的硫铵，优点很多（含氮量高一倍多，对土壤的板结副作用却低得多，而且不含无效的硫酸根等等），很受农民欢迎。刚投产就遇上三年困难时期，为促进农业增收，亟待增加化肥供应，而国家分配给山西的数量远远不足。如前所述，投产后产能超过设计（化肥厂的合成氨能力设计５万吨／年，实际可达６.２５万吨／年），太原化工区就在安排生产计划时，将超设计的能力留给了山西，这样每年单独为山西提供１－２万吨国家统配份额以外的硝铵，在当时是对山西农业十分有力的支持。
到６０年代初，以化工区组建的太原化工公司，已形成了包括生产企业、施工企业（即现在化二建集团）、设计（现华泰集团）、科研（即现省化工所）以及普通及成人教育机构的完整的国家特大型企业，为支援省内外工农业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统计，截至２００２年，太原化工区累计生产硝铵８６２.２万吨，精甲醇８５.３万吨，硫酸４１２万吨，烧碱１５９.２万吨，过磷酸钙（１５－１７％）６６３.６万吨，氯化苯、氯磺酸、苯酚等各２０余万吨；另有大量其他品种。应该说，为国家提供了巨大物质支持。此外，在支援新厂建设和输送人才方面，贡献也很突出。
１９５８年以后，省内以中、小型为主的地方化学工业快速起步，６０年代至７０年代，建设了中型的原平化肥厂、永济农药厂及近百座县属小化肥厂，７０年代大型的洪洞焦化厂（即现山焦集团）、８０年代特大型的潞城化肥厂（即现天脊集团）等开始建设。太原化工区均在施工队伍、工艺技术人员、领导管理干部等方面（包括某些物资、设备）作出了有力支援。同时，为适应全国化工系统以及友邻的核工业、轻工业、医药工业、纺织化纤工业发展需要，从太原化工区抽调出大批领导干部、科技及管理人才、技术工人骨干等。初步计算，迄今共抽调出厂处级以上干部２００余名，科级以下的技术人员和干部１０００余名，工人骨干近２０００名，不少支援出去的同志得到褒奖，有的还成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者，有的则成长为省、市、司、厅一级的领导人，６０年代还有数名科技人员骨干作为专家被派往古巴、越南等国，执行援外任务。
时光飞逝，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太原化工区曾有过辉煌业绩，“文革”前的６０年代前半叶，各厂均步入国内同行业先进之列，但由于“文革”的严重干扰和破坏，管理水平大大倒退。同时企业领导体制频繁改变，也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在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浪潮中，大环境改变了，而思想观念未及时跟进，机制不适，同时某些决策失当，技术改造迟缓；更由于个别企业领导人员没有恪尽职守，不能爱岗敬业，以致除一电厂的状况一直较好，太原化工厂注意了困难的应对措施，在技改和管理上较有成效，可以维持和逐步有所发展外，其他几个化工企业出现了巨大困难。连年亏损，职工生活困难，企业难以前进。有的５０年前的关键设备，如前述单台电负荷４０００ＫＷ的大压缩机，已成为高能耗的落后淘汰型号，早该更新，而迄今仍在使用。个中原因，发人深思。
今天的困境并不能抹杀以往的贡献，特别是５０年代建厂的老职工们，他们为祖国的首批大型化工企业奉献了青春和汗水，个别人则流血甚至牺牲。他们无愧于已经流逝的岁月，无愧于过去沸腾的年代。不少人，尤其老一茬的领导干部大多已经离我们而逝去，更大批的则离退休了。在此，应向他们表示敬意和问候。
值得高兴的是，近一年多来，太化集团公司在新班子领导下，已大有起色，开始走出困境。愿太原化工区努力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改制、改造、改革、创新等方面，迈出新步伐，以焕发企业的第二青春，为国家做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