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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是中国抗日战争局势的重大转变。然而，何以抗日战争会有如此的战略转变？这一战略转变又是如何进行的？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必须要客观考察、充分认识的重大课题之一。
中弱日强的初期态势与防御战略的出台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最根本上讲，也是经济、军事实力的对决。日本全面侵华的政策，就是建立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及中日国力、兵力比较的基础上的。
１９３１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战争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使日本摆脱了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随后，日本策动伪“满洲国”的成立，巩固了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大肆掠夺木材、煤、铁等经济资源。１９３５年，日本步步进逼，通过《秦土协定》、《何梅协定》，逐步攫取了华北北部的控制权，也促使其侵略野心不断膨胀。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与美英德意签署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走上了扩张海军、争霸西太平洋的道路。为实现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已成为欧洲工业与军事强国的德国和意大利，与日本分别签署条约，初步形成以柏林——罗马——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集团。有此联盟，日本也就敢于与美、英对抗。
１９３７年上半年始，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深陷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困境，美、英、法三国工业产值大幅下跌，失业人数剧增，严重削弱了英、法等国的实力。为保持自己的殖民地和海外利益，英、法、美对德、意、日的步步进逼政策姑息迁就，以赢得喘息和恢复的时间。
１９３６年的“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方少壮派占据政坛，法西斯政权得以确立并大规模扩展军备。３月，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后，建立起准战时国家体制，大大加快扩军备战的速度。在准战争体制引导下，大量军事订货和巨额利润，刺激了日本经济结构向重工业快速转变。１９３０年，日本工业产值为５９．６３亿日元，１９３７年飞涨至１６３．５６亿日元，重工业比重从１９３０年的３８．２％升到１９３７年的５７．８％，不少重要产品的产量进入世界前列，如船舶居世界第３位，水泥、钢材、生铁、汽车产量分居世界第５、６、７、８位。此时，日本具备了进行现代化战争所必要的经济实力。
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更需要走向世界；但是，当日本一旦走上资本帝国主义之路，就同其他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必然要对外侵略扩张；而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首选途径就是以朝鲜为跳板，侵占中国东北进而侵占整个中国大陆。
与此同时，中国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第１０年，一个内忧外患的严重关头。
日本轻易鲸吞东北、步步蚕食华北；中国各地的地方势力对南京政府阳奉阴违。为巩固统治，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全力镇压红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中国经济虽有一定起色，但与资本帝国主义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南京政府深知对日作战不可避免，也不断调整政策以作好战争准备，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中国的贫弱状况，大大刺激起日本的侵略野心。日本军方认定，此时正是通过一场战争快速战胜中国、扩大日本在亚洲霸权的最好时机。他们坚信可以打赢侵华战争的依据便是中日双方对比悬殊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中日战争的危机已经临近，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也力求在经济及军事建设上有所改观。如实行币制改革以统一金融，对全国经济资源进行调查，确定工业建设计划，建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有计划地在中西部地区进行钢铁、机器制造、电器制造业的建设和铜、铅、铁、煤、锌、铝等资源的开发。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建设，到１９３７年，中国已有铁路１.３万公里、公路１０.９５万公里。
１９３６年７月，国民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国防决策机构；针对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对全国进行了国防区域、阵地线的划分和兵力部署。同时，对全国军队进行整编，整理陆军、扩建空军、建设海军，对江浙一带重点进行了国防工事的修筑。在全国实行征兵制度、推行国民军训。１９３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拨出６．３４亿元的国防巨款用于抗战准备。
由于贫弱的国力和时间所限，中国的战时准备以战略防守为原则，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战争爆发，也无力在战争初期制止日军的快速进攻。此外，由于德、意在欧洲的不断挑衅，美、英等国传统上又以欧洲为防务中心，无力在远东地区对日本实施有效的制裁。不相信、不依靠人民群众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缺少外援的情况下，执行了一条软弱的外交路线，客观上大大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
中、日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差距是明显的。毛泽东曾言：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日强中弱，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基本态势，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大片国土的丧失，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然而日本的本土面积、人口、资源，都远远不及中国，更重要的是，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不得人心，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深得人心。这些因素必将会对双方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变化、战争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军方明了此点，战争初期就妄图通过猛烈进攻，一举击溃中国军队的抵抗，从而迅速结束战争。中国领导人则自然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利用广大国土、丰富资源与亿万民众的反侵略斗志，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拖垮侵略者。
早在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提出了中国抗战是持久战的思想。“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呼吁全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７月１５日，朱德指出：中国的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的一切人才、智力、财力和物力以赴之”！遂即，中共中央又把持久抗战的思想写进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８月２２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４个战区，亦确定了“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的战略构想。
抗战初期，国内“抗战必败”的悲观论调与台儿庄大捷后产生的盲目乐观情绪，都严重动摇着人们对战争残酷性、持久性和必胜性的认识。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部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名著。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清晰地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基本特点，指出战争必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要取得胜利，必须实行全国军民的总动员，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富于预见性地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敌战略保守、我准备反攻，敌战略退却、我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应采取的策略详加论述。
毛泽东这部军事理论著作，从思想认识和战略高度上廓清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前途，坚定了抗战军民的自信心。《论持久战》发表后，白崇禧、蒋介石都极其欣赏。白崇禧把持久战略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两句话，由国民政府军委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读完《论持久战》的傅作义将军，自觉受益匪浅，要求部下认真阅读、深刻领会。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各级将领，更是根据实际状况学习和领会持久战略的思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在与日军的残酷作战中节节胜利并不断壮大自己。
中日相持的中期态势与相持战略的形成
日本的资本帝国主义本性，决定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必然性，中、日两国在国力与军力上的巨大差异，不仅诱发了日本把侵略矛头对准中国，也导致了战争初期中国不得不采取防御战略。然而，中国在领土、资源、战争性质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和宁折不屈的民族精神，成为扭转战场劣势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
“七七”事变后，侵占了平、津的华北日军兵分三路，一路沿津浦铁路南下徐州，意欲与侵占了华东的日军汇合，打通东部交通线；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直指郑州、武汉，意在合围武汉并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一路沿平绥铁路西向并南下山西，意在固守平、津，夺取全华北，策应中原，迂回西北。面对猖狂凶恶的日军，中国军队曾有忻口战役的英勇阻击，有平型关大捷的以巧制胜，有台儿庄战役的浴血抗争，但装备低劣、素养低下、指挥失当的国民党军队，顾此失彼，连战连败。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连仲回忆道：“平汉路北段作战，所有的部队，只有我的部队算是打了一阵子。”守卫山东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更是望风而逃，拱手让出山东大部。华北日军顺利占领了保定、石家庄、太原、济南等重要城市及主要交通线。１９３８年５月，徐州失守，打通津浦铁路的日军，实现了南北汇合。随后日军沿陇海铁路西攻，意图占领郑州并南下武汉。６月，开封沦陷。虽有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水代兵阻止日军，但华北大部还是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军登陆上海，意在控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最为富裕的江浙地区，直取中国首都南京，从经济及政治上彻底摧毁中国的抵抗能力与决心，并配合华北日军的南攻，“三个月内占领中国”，以避免陷入“长期战”的泥潭。由于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和全国人民对上海驻军的支援，经过三个月苦战，日军在伤亡４万余人后才占领上海。１２月１３日，占领首都南京后的日军，以空前规模的凶残屠杀、野蛮强奸和大肆抢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就连纳粹德国也称日军是“兽类集团”。随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北上与沿津浦铁路南攻的华北日军汇合于徐州，一路则沿长江沿岸西进，直指武汉。
日军大本营认为，占领华北，压缩了国民政府的生存空间，但没有伤及抵抗能力的根本；控制江浙地区，切断了中国经济与政治的主命脉；而占领“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则足以使国民政府彻底失去反败为胜的希望。一些日本的所谓“中国通”甚至认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后机会”。从１９３８年６月至１０月间，侵华日军集中华北及华东的主力部队９个师团约２５万人，兵分数路围攻武汉。由于武汉本身无险可守，逐渐明确“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国民党军队，投入百万大军，将武汉地区的会战，视为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重要战役。双方在武汉外围进行了长达４个月的战斗，国民党军队节节抵抗，有计划地退入大西南，日军在伤亡近４万人后占领武汉。为迅速结束侵华战事，日军还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派兵在广州登陆，与华北、华东日军遥相呼应，目的在于逼迫陷入重围的国民政府尽快投降。
至此，日军的全面侵华战争已进行了１５个月，日军攻城掠地，疯狂至极，以平汉线、粤汉线为标志，东部中国大部沦入其手。然而，令日军大本营最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为支撑漫长的战场供应线，在诸多城池或铁路、公路沿线，兵力有限的日军，都必须驻兵维持“治安”、建立伪政权、“剿灭”中共或其他势力的抵抗。从北平、天津到武汉，从上海、南京到武汉，长达数千公里的中国大地，将不可一世的日军师团分解成了一个个分散的中队或小队，野战部队几乎耗尽，日军再也无力向前进攻。战争初期中弱日强的基本态势，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
此时，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也在日记里承认，一年来，日军的行动“与速战速决之宗旨不合”，“回首过去，颇感当初计划有误，前途决不容乐观”。
从防御到相持的抗日战略转换，是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决策，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与蒋介石、白崇禧的“以空间换时间”战略，充分利用地理与自然的优势，在战场上避开强敌锋芒，在持久战中消耗日军，是弱小与落后的中国军队应对强敌的最佳战略。此后的抗日战争，也同抗战初期一样，纳入了持久战的战略轨道。
在正面战场，以运动战和阻击战消耗日军，在敌后战场，以游击战消耗与牵制日军，是相持阶段中国军队抗战的主要战略。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南北呼应，不仅使日军终止了对国民政府的追击，也迫使其调整兵力配置，派重兵防守华北，以实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政策，以经济掠夺为基本要务。
退至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以云、贵、川等西南七省为支撑，消极抗日，苟延残喘，缺乏独立驱逐日军、实现民族独立的自信，一直期待着国际社会的援助与协调。中日开战后，蒋介石曾发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文章，强调诱敌深入，长期作战，却无决战计划。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激动地声称：这是中国的大转机。
尤为严重的是，蒋介石深知中共的崛起意味着战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复杂性，他奉行一贯的独裁专治，不能接受联合政府的号召，更不会开放政治资源，给中共及其他党派应有的政治地位。因此，国民党军队在抗战相持阶段曾进行了多次对日的作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攻日军的计划，它要保存实力，以便在战后与中共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中稳操胜券。
国民政府败而不降、中共领导敌后民众全面抗战的情况，给日本带来了无限烦恼。１９３９年，日本的直接军事支出为６４亿日元，占全年财政支出的５２．９％，是１９３７年的２倍。为早日结束战争，日本曾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１９３９年末至１９４０年初，日本陆军省及参谋本部曾预定从１９４１年起由中国内地撤退，但要确保对长江三角洲及华北内蒙古部分地区的占领。
试想，如果日军撤退并专力于经营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内蒙古一部分，军费开支下降、兵力集中，更有计划地掠夺沦陷区的资源，则中国要想收回失土就更加困难。觉察到日军可能撤退的迹象后，蒋介石便推动国民党军队相继发动１９３９年的秋季攻势和１９４０年的春季攻势，虽然没能达到收复城池夺取失土的目的，牵制日军的效果却极其明显，这就是蒋介石所称的“磁铁战术”。而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把对敌的交通破击战推向发展高峰，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及其在华北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
就在日军面临重大选择之际，１９４０年春德军在欧洲西线取得重大突破，法国投降，令日本军部集体转向，反而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摧毁美、英在远东地区的势力，尽可能攫取最大利益，于是撤军计划被南进战略取代。不自量力的日本，被膨胀侵略的野心无可挽回地推上了失败道路。
中日力量对比渐变与战略反攻的完成
中国抗战究竟是何时转入反攻阶段的？这是一个历来争议不断的话题。其实，简单地以某一事件或某一具体时间进行战争阶段划分是很困难的，如果从“二战”的格局及中国战场形势变化的角度考察，则大致可以看出中国抗战从相持到反攻的发展脉络。
１９４２年末至１９４３年春，英军在北非赢得阿拉曼战役，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获得瓜达尔卡纳尔战役胜利，欧洲及太平洋战场局势为之大变，同盟国在整个反法西斯战场上展开了战略反攻。毛泽东敏锐指出：“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迈进。”９月３日，意大利宣布投降。１９４３年末，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同盟国首脑决定密切配合，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苏联结束欧洲战事后参加对日作战。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空前团结与加强。
在中国战场，１９４３年１１－１２月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展开常德会战，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以反攻姿态恢复了战役前的阵地。此时，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力打击下，日军在华北及华东相继被迫结束“治安强化运动”及“清乡”运动，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了最为困难的两年。八路军与新四军各部力量不断增长并提出与实施“敌进我进”的方针，各根据地派遣了千百支“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各地民众还创造出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车轮战、交通破袭战等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近战、夜战的骚扰，更令日军惶惶不可终日，开始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侵入中国６年的日军不但不能取胜，局势反而益发不利。在日本国内，军需被提高到绝对高度，民众生活降至最低点，１２－３９岁的未婚妇女，都要加入“女子挺身队”，参加军需企业的生产。征兵或征工使农村劳动力锐减百余万，农业生产陷入困境，进而导致粮食供应危机。１９４３年，每人每天配给粮食只有１２０克糙米。由于经济封锁，外来进口原料及粮食数量锐减，导致军工生产甚至战场武器供应都发生困境。工人的罢工、抗议活动日增。１９４４年７月，国内外日益严重的危机，使日本统治阶层矛盾四起，东条英机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
在中国，广大民众越来越强的仇视与反抗，令日军深陷厌战、惧战的低沉气氛中。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极少能俘虏日军士兵，此时却出现了日军士兵开小差、携枪反正的现象，在延安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还相继成立了由反正日军组成的“反战同盟”。日军一手扶持起来的伪政权，政令寸步难行，人心动摇。
１９４４年，英、美联军在法国西海岸诺曼底成功登陆，苏联红军转守为攻，德国的失败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战场上，展开反攻的美军切断了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东南亚日军处于隔绝境地。为此，日本决定建立“绝对国防圈”，将防线收缩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确保要区”。１９４４年１月，日本大本营下达“一号作战”命令，要求占领并确保湘桂、平汉铁路南部及粤汉铁路沿线，以支援东南亚的日军作战。４—１２月，日军从郑州出发，沿平汉铁路、粤汉铁路南下，各地日军也先后进攻预定目标，向前推进２０００公里，侵占了豫、湘、桂等省２０余万平方公里国土，控制人口６０００万，形式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消极抵抗，损兵折将近６０万，丢失城市１４６座、空军基地７个和飞机场３６个，贵州告急，重庆吃紧，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耻辱的一页。
日军虽然集中５０余万兵力进行了发动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也实现了既定战略目标，但战役反而更拉长了日军战线，兵力更加分散，供给更加困难，战略态势更加不利。从华北抽调重兵后，造成各地八路军的猛烈攻势，反攻的战斗大大增加，日伪军穷于应付，损失惨重。１９４４年，仅八路军山东军区就进行大小战斗３５１４次，攻克或逼退日伪军据点１２６５处，毙伤日军４５００余人，歼灭伪军５．４万人。华中敌后军民共歼灭日伪军５万余人，解放国土７４００余平方公里，人口１６０余万。
显然，中国战场的反攻阶段不仅存在，也不仅只有１９４５年８月的几天，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过程。由战略相持到反攻的这一转折，主要得益于太平洋战场局势发展导致的日本在中国战场的错误举动，也得益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的实力增强。
进入１９４５年，德、日法西斯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４月，美军发动冲绳战役，连续轰炸日本本土；同时，苏联宣布不再续订苏、日中立条约。在华日军面临对中、美、苏三国军队的作战任务，只得实施战略退缩，从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铁路沿线撤退，将防御重点置于华北、华中及东南沿海等城市。日军防区的全面退缩，标志着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全面溃败的开始。
５月，欧洲战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日本孤立无援，四面楚歌，国内反战声浪日高，日军士气低落；中国军队则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展开了局部大规模攻势作战。山东、晋南、太行、太岳、冀鲁豫、晋察冀、晋绥边区的八路军以及华中各地的新四军各部，全面展开了对日的攻势作战，战果日渐增大；就连华南游击队也在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岛开始了攻势作战。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甸北部、云南西部配合盟军发动反攻，打通了西南国际交通线，有力地支援了印缅战区和太平洋战场的盟军。经过连续作战，中国军队收复广西全境。中国军队还制定了在湘、粤等省展开反攻的计划。
１９４５年８月初，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巨大破坏能力及心理威胁，促使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随即进入中国东北，展开了对日本关东军的攻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中的国民党军队也展开了相应的大反攻。中国战场的日军顿时土崩瓦解。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败退，是诸种原因的结果，但更是中日间悬殊实力的反映；抗战中期双方的相持，则是中国广大的土地与万千民众的不屈抗战，消耗与分散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其失去了进攻能力，这种相持本身就是一种消耗，也是日本最为忌讳的局面；抗战后期中国军队从局部反攻到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体现了“二战”整体局势变动的深刻影响，也展现了历经抗战磨练、中国军队由弱到强的战斗力以及正义战争必然胜利的规律。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中国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拼杀中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弱日强的初期态势与防御战略的出台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从最根本上讲，也是经济、军事实力的对决。日本全面侵华的政策，就是建立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及中日国力、兵力比较的基础上的。
１９３１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战争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使日本摆脱了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随后，日本策动伪“满洲国”的成立，巩固了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大肆掠夺木材、煤、铁等经济资源。１９３５年，日本步步进逼，通过《秦土协定》、《何梅协定》，逐步攫取了华北北部的控制权，也促使其侵略野心不断膨胀。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与美英德意签署的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走上了扩张海军、争霸西太平洋的道路。为实现重新瓜分世界的野心，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已成为欧洲工业与军事强国的德国和意大利，与日本分别签署条约，初步形成以柏林——罗马——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集团。有此联盟，日本也就敢于与美、英对抗。
１９３７年上半年始，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深陷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困境，美、英、法三国工业产值大幅下跌，失业人数剧增，严重削弱了英、法等国的实力。为保持自己的殖民地和海外利益，英、法、美对德、意、日的步步进逼政策姑息迁就，以赢得喘息和恢复的时间。
１９３６年的“二二六”事件后，日本军方少壮派占据政坛，法西斯政权得以确立并大规模扩展军备。３月，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后，建立起准战时国家体制，大大加快扩军备战的速度。在准战争体制引导下，大量军事订货和巨额利润，刺激了日本经济结构向重工业快速转变。１９３０年，日本工业产值为５９．６３亿日元，１９３７年飞涨至１６３．５６亿日元，重工业比重从１９３０年的３８．２％升到１９３７年的５７．８％，不少重要产品的产量进入世界前列，如船舶居世界第３位，水泥、钢材、生铁、汽车产量分居世界第５、６、７、８位。此时，日本具备了进行现代化战争所必要的经济实力。
资源缺乏、市场狭小的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更需要走向世界；但是，当日本一旦走上资本帝国主义之路，就同其他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必然要对外侵略扩张；而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首选途径就是以朝鲜为跳板，侵占中国东北进而侵占整个中国大陆。
与此同时，中国处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第１０年，一个内忧外患的严重关头。
日本轻易鲸吞东北、步步蚕食华北；中国各地的地方势力对南京政府阳奉阴违。为巩固统治，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全力镇压红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中国经济虽有一定起色，但与资本帝国主义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南京政府深知对日作战不可避免，也不断调整政策以作好战争准备，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中国的贫弱状况，大大刺激起日本的侵略野心。日本军方认定，此时正是通过一场战争快速战胜中国、扩大日本在亚洲霸权的最好时机。他们坚信可以打赢侵华战争的依据便是中日双方对比悬殊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中日战争的危机已经临近，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也力求在经济及军事建设上有所改观。如实行币制改革以统一金融，对全国经济资源进行调查，确定工业建设计划，建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为资源委员会），有计划地在中西部地区进行钢铁、机器制造、电器制造业的建设和铜、铅、铁、煤、锌、铝等资源的开发。为适应战时的需要，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交通建设，到１９３７年，中国已有铁路１.３万公里、公路１０.９５万公里。
１９３６年７月，国民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作为战时最高国防决策机构；针对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对全国进行了国防区域、阵地线的划分和兵力部署。同时，对全国军队进行整编，整理陆军、扩建空军、建设海军，对江浙一带重点进行了国防工事的修筑。在全国实行征兵制度、推行国民军训。１９３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拨出６．３４亿元的国防巨款用于抗战准备。
由于贫弱的国力和时间所限，中国的战时准备以战略防守为原则，并不能从根本上防止战争爆发，也无力在战争初期制止日军的快速进攻。此外，由于德、意在欧洲的不断挑衅，美、英等国传统上又以欧洲为防务中心，无力在远东地区对日本实施有效的制裁。不相信、不依靠人民群众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缺少外援的情况下，执行了一条软弱的外交路线，客观上大大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
中、日两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差距是明显的。毛泽东曾言：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日强中弱，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基本态势，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大片国土的丧失，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然而日本的本土面积、人口、资源，都远远不及中国，更重要的是，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不得人心，中国的抗战是正义的，深得人心。这些因素必将会对双方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变化、战争的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日本军方明了此点，战争初期就妄图通过猛烈进攻，一举击溃中国军队的抵抗，从而迅速结束战争。中国领导人则自然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利用广大国土、丰富资源与亿万民众的反侵略斗志，在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拖垮侵略者。
早在１９３６年７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提出了中国抗战是持久战的思想。“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呼吁全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７月１５日，朱德指出：中国的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的一切人才、智力、财力和物力以赴之”！遂即，中共中央又把持久抗战的思想写进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８月２２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４个战区，亦确定了“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的战略构想。
抗战初期，国内“抗战必败”的悲观论调与台儿庄大捷后产生的盲目乐观情绪，都严重动摇着人们对战争残酷性、持久性和必胜性的认识。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部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名著。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清晰地分析了中日双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基本特点，指出战争必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要取得胜利，必须实行全国军民的总动员，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富于预见性地将抗日战争划分为敌战略进攻、我战略防御，敌战略保守、我准备反攻，敌战略退却、我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对每一个阶段应采取的策略详加论述。
毛泽东这部军事理论著作，从思想认识和战略高度上廓清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前途，坚定了抗战军民的自信心。《论持久战》发表后，白崇禧、蒋介石都极其欣赏。白崇禧把持久战略的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两句话，由国民政府军委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读完《论持久战》的傅作义将军，自觉受益匪浅，要求部下认真阅读、深刻领会。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各级将领，更是根据实际状况学习和领会持久战略的思想。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在与日军的残酷作战中节节胜利并不断壮大自己。
中日相持的中期态势与相持战略的形成
日本的资本帝国主义本性，决定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必然性，中、日两国在国力与军力上的巨大差异，不仅诱发了日本把侵略矛头对准中国，也导致了战争初期中国不得不采取防御战略。然而，中国在领土、资源、战争性质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和宁折不屈的民族精神，成为扭转战场劣势并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
“七七”事变后，侵占了平、津的华北日军兵分三路，一路沿津浦铁路南下徐州，意欲与侵占了华东的日军汇合，打通东部交通线；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直指郑州、武汉，意在合围武汉并迫使国民政府投降；一路沿平绥铁路西向并南下山西，意在固守平、津，夺取全华北，策应中原，迂回西北。面对猖狂凶恶的日军，中国军队曾有忻口战役的英勇阻击，有平型关大捷的以巧制胜，有台儿庄战役的浴血抗争，但装备低劣、素养低下、指挥失当的国民党军队，顾此失彼，连战连败。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连仲回忆道：“平汉路北段作战，所有的部队，只有我的部队算是打了一阵子。”守卫山东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更是望风而逃，拱手让出山东大部。华北日军顺利占领了保定、石家庄、太原、济南等重要城市及主要交通线。１９３８年５月，徐州失守，打通津浦铁路的日军，实现了南北汇合。随后日军沿陇海铁路西攻，意图占领郑州并南下武汉。６月，开封沦陷。虽有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水代兵阻止日军，但华北大部还是陷入日军的铁蹄之下。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军登陆上海，意在控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最为富裕的江浙地区，直取中国首都南京，从经济及政治上彻底摧毁中国的抵抗能力与决心，并配合华北日军的南攻，“三个月内占领中国”，以避免陷入“长期战”的泥潭。由于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军队的顽强抵抗，和全国人民对上海驻军的支援，经过三个月苦战，日军在伤亡４万余人后才占领上海。１２月１３日，占领首都南京后的日军，以空前规模的凶残屠杀、野蛮强奸和大肆抢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就连纳粹德国也称日军是“兽类集团”。随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北上与沿津浦铁路南攻的华北日军汇合于徐州，一路则沿长江沿岸西进，直指武汉。
日军大本营认为，占领华北，压缩了国民政府的生存空间，但没有伤及抵抗能力的根本；控制江浙地区，切断了中国经济与政治的主命脉；而占领“九省通衢”的大武汉，则足以使国民政府彻底失去反败为胜的希望。一些日本的所谓“中国通”甚至认为，“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后机会”。从１９３８年６月至１０月间，侵华日军集中华北及华东的主力部队９个师团约２５万人，兵分数路围攻武汉。由于武汉本身无险可守，逐渐明确“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国民党军队，投入百万大军，将武汉地区的会战，视为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重要战役。双方在武汉外围进行了长达４个月的战斗，国民党军队节节抵抗，有计划地退入大西南，日军在伤亡近４万人后占领武汉。为迅速结束侵华战事，日军还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派兵在广州登陆，与华北、华东日军遥相呼应，目的在于逼迫陷入重围的国民政府尽快投降。
至此，日军的全面侵华战争已进行了１５个月，日军攻城掠地，疯狂至极，以平汉线、粤汉线为标志，东部中国大部沦入其手。然而，令日军大本营最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为支撑漫长的战场供应线，在诸多城池或铁路、公路沿线，兵力有限的日军，都必须驻兵维持“治安”、建立伪政权、“剿灭”中共或其他势力的抵抗。从北平、天津到武汉，从上海、南京到武汉，长达数千公里的中国大地，将不可一世的日军师团分解成了一个个分散的中队或小队，野战部队几乎耗尽，日军再也无力向前进攻。战争初期中弱日强的基本态势，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
此时，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烟俊六也在日记里承认，一年来，日军的行动“与速战速决之宗旨不合”，“回首过去，颇感当初计划有误，前途决不容乐观”。
从防御到相持的抗日战略转换，是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决策，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与蒋介石、白崇禧的“以空间换时间”战略，充分利用地理与自然的优势，在战场上避开强敌锋芒，在持久战中消耗日军，是弱小与落后的中国军队应对强敌的最佳战略。此后的抗日战争，也同抗战初期一样，纳入了持久战的战略轨道。
在正面战场，以运动战和阻击战消耗日军，在敌后战场，以游击战消耗与牵制日军，是相持阶段中国军队抗战的主要战略。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南北呼应，不仅使日军终止了对国民政府的追击，也迫使其调整兵力配置，派重兵防守华北，以实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政策，以经济掠夺为基本要务。
退至重庆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以云、贵、川等西南七省为支撑，消极抗日，苟延残喘，缺乏独立驱逐日军、实现民族独立的自信，一直期待着国际社会的援助与协调。中日开战后，蒋介石曾发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文章，强调诱敌深入，长期作战，却无决战计划。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挑起太平洋战争的消息传来，蒋介石激动地声称：这是中国的大转机。
尤为严重的是，蒋介石深知中共的崛起意味着战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复杂性，他奉行一贯的独裁专治，不能接受联合政府的号召，更不会开放政治资源，给中共及其他党派应有的政治地位。因此，国民党军队在抗战相持阶段曾进行了多次对日的作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攻日军的计划，它要保存实力，以便在战后与中共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中稳操胜券。
国民政府败而不降、中共领导敌后民众全面抗战的情况，给日本带来了无限烦恼。１９３９年，日本的直接军事支出为６４亿日元，占全年财政支出的５２．９％，是１９３７年的２倍。为早日结束战争，日本曾寻求政治解决的途径。１９３９年末至１９４０年初，日本陆军省及参谋本部曾预定从１９４１年起由中国内地撤退，但要确保对长江三角洲及华北内蒙古部分地区的占领。
试想，如果日军撤退并专力于经营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内蒙古一部分，军费开支下降、兵力集中，更有计划地掠夺沦陷区的资源，则中国要想收回失土就更加困难。觉察到日军可能撤退的迹象后，蒋介石便推动国民党军队相继发动１９３９年的秋季攻势和１９４０年的春季攻势，虽然没能达到收复城池夺取失土的目的，牵制日军的效果却极其明显，这就是蒋介石所称的“磁铁战术”。而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把对敌的交通破击战推向发展高峰，打破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及其在华北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
就在日军面临重大选择之际，１９４０年春德军在欧洲西线取得重大突破，法国投降，令日本军部集体转向，反而希望通过扩大战争、摧毁美、英在远东地区的势力，尽可能攫取最大利益，于是撤军计划被南进战略取代。不自量力的日本，被膨胀侵略的野心无可挽回地推上了失败道路。
中日力量对比渐变与战略反攻的完成
中国抗战究竟是何时转入反攻阶段的？这是一个历来争议不断的话题。其实，简单地以某一事件或某一具体时间进行战争阶段划分是很困难的，如果从“二战”的格局及中国战场形势变化的角度考察，则大致可以看出中国抗战从相持到反攻的发展脉络。
１９４２年末至１９４３年春，英军在北非赢得阿拉曼战役，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美军在太平洋战场获得瓜达尔卡纳尔战役胜利，欧洲及太平洋战场局势为之大变，同盟国在整个反法西斯战场上展开了战略反攻。毛泽东敏锐指出：“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迈进。”９月３日，意大利宣布投降。１９４３年末，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同盟国首脑决定密切配合，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苏联结束欧洲战事后参加对日作战。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空前团结与加强。
在中国战场，１９４３年１１－１２月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展开常德会战，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以反攻姿态恢复了战役前的阵地。此时，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力打击下，日军在华北及华东相继被迫结束“治安强化运动”及“清乡”运动，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了最为困难的两年。八路军与新四军各部力量不断增长并提出与实施“敌进我进”的方针，各根据地派遣了千百支“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各地民众还创造出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车轮战、交通破袭战等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近战、夜战的骚扰，更令日军惶惶不可终日，开始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侵入中国６年的日军不但不能取胜，局势反而益发不利。在日本国内，军需被提高到绝对高度，民众生活降至最低点，１２－３９岁的未婚妇女，都要加入“女子挺身队”，参加军需企业的生产。征兵或征工使农村劳动力锐减百余万，农业生产陷入困境，进而导致粮食供应危机。１９４３年，每人每天配给粮食只有１２０克糙米。由于经济封锁，外来进口原料及粮食数量锐减，导致军工生产甚至战场武器供应都发生困境。工人的罢工、抗议活动日增。１９４４年７月，国内外日益严重的危机，使日本统治阶层矛盾四起，东条英机内阁被迫宣布总辞职。
在中国，广大民众越来越强的仇视与反抗，令日军深陷厌战、惧战的低沉气氛中。战争初期中国军队极少能俘虏日军士兵，此时却出现了日军士兵开小差、携枪反正的现象，在延安及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还相继成立了由反正日军组成的“反战同盟”。日军一手扶持起来的伪政权，政令寸步难行，人心动摇。
１９４４年，英、美联军在法国西海岸诺曼底成功登陆，苏联红军转守为攻，德国的失败指日可待。在太平洋战场上，展开反攻的美军切断了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东南亚日军处于隔绝境地。为此，日本决定建立“绝对国防圈”，将防线收缩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确保要区”。１９４４年１月，日本大本营下达“一号作战”命令，要求占领并确保湘桂、平汉铁路南部及粤汉铁路沿线，以支援东南亚的日军作战。４—１２月，日军从郑州出发，沿平汉铁路、粤汉铁路南下，各地日军也先后进攻预定目标，向前推进２０００公里，侵占了豫、湘、桂等省２０余万平方公里国土，控制人口６０００万，形式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队消极抵抗，损兵折将近６０万，丢失城市１４６座、空军基地７个和飞机场３６个，贵州告急，重庆吃紧，留下了中国抗战史上耻辱的一页。
日军虽然集中５０余万兵力进行了发动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战役，也实现了既定战略目标，但战役反而更拉长了日军战线，兵力更加分散，供给更加困难，战略态势更加不利。从华北抽调重兵后，造成各地八路军的猛烈攻势，反攻的战斗大大增加，日伪军穷于应付，损失惨重。１９４４年，仅八路军山东军区就进行大小战斗３５１４次，攻克或逼退日伪军据点１２６５处，毙伤日军４５００余人，歼灭伪军５．４万人。华中敌后军民共歼灭日伪军５万余人，解放国土７４００余平方公里，人口１６０余万。
显然，中国战场的反攻阶段不仅存在，也不仅只有１９４５年８月的几天，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转变过程。由战略相持到反攻的这一转折，主要得益于太平洋战场局势发展导致的日本在中国战场的错误举动，也得益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的实力增强。
进入１９４５年，德、日法西斯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４月，美军发动冲绳战役，连续轰炸日本本土；同时，苏联宣布不再续订苏、日中立条约。在华日军面临对中、美、苏三国军队的作战任务，只得实施战略退缩，从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铁路沿线撤退，将防御重点置于华北、华中及东南沿海等城市。日军防区的全面退缩，标志着侵华日军在中国战场全面溃败的开始。
５月，欧洲战场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日本孤立无援，四面楚歌，国内反战声浪日高，日军士气低落；中国军队则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展开了局部大规模攻势作战。山东、晋南、太行、太岳、冀鲁豫、晋察冀、晋绥边区的八路军以及华中各地的新四军各部，全面展开了对日的攻势作战，战果日渐增大；就连华南游击队也在珠江三角洲、雷州半岛开始了攻势作战。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甸北部、云南西部配合盟军发动反攻，打通了西南国际交通线，有力地支援了印缅战区和太平洋战场的盟军。经过连续作战，中国军队收复广西全境。中国军队还制定了在湘、粤等省展开反攻的计划。
１９４５年８月初，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巨大破坏能力及心理威胁，促使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苏联红军随即进入中国东北，展开了对日本关东军的攻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中的国民党军队也展开了相应的大反攻。中国战场的日军顿时土崩瓦解。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败退，是诸种原因的结果，但更是中日间悬殊实力的反映；抗战中期双方的相持，则是中国广大的土地与万千民众的不屈抗战，消耗与分散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其失去了进攻能力，这种相持本身就是一种消耗，也是日本最为忌讳的局面；抗战后期中国军队从局部反攻到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体现了“二战”整体局势变动的深刻影响，也展现了历经抗战磨练、中国军队由弱到强的战斗力以及正义战争必然胜利的规律。中国抗日战争经历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三个阶段，中国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拼杀中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