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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舌战侵华元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不见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但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一样夹带着毫不留情的攻击与抵抗。一旦中国检察方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决提供的证据不能成立，那么，伸张正义的审判就有可能落空，后果不堪设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军情紧急，尽管在国内取证的效果非常不理想，但已经没有时间让中国检察官顾问组在国内继续搜集证据了，倪徵燠一行奉命出征。当他们赶到东京时，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亲自前往厚木机场迎接。他们心里清楚，来东京就是背水一战，成败也将在此一举。事关国家荣辱、民族尊严，他们没有退路。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有些极其重要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罪人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和毒气施放部队的罪行就被人为地掩盖了。有大量证据表明，刻意掩盖这些罪证的，正是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美国。美国军方为了获取日本化学与细菌部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得到政府批准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干预行动，以不提出指控“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所有试验结果。
但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坂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从中国人手中漏过去的。当倪徵燠他们来到东京的时候，检察方面提出证据的阶段已经过去，在接下来的被告个人辩护阶段，检察方面已经没有再次提出证据的机会了。要是想提出新证据，就只能在对被告的盘问和反驳中见缝插针，相机行事。但是，在审判开始的时候，由于首席检察官季南看到中国检察方面的力量实在单薄，就把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的起诉和指控任务，指派给了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
此刻，来到东京的中国检察官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被告进行个人答辩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反驳和提出有力的新证据；同时，向首席检察官季南提出请求，把对土肥原和坂垣的指控改由中国检察人员担任。但难点在于，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彼此关联：如果中国检察官没有找到更多、更有力的证据，就没有理由把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的指控权要过来，即使要过来了，也毫无意义。由于被告的个人辩护就要开始，中国检察官认为不能等待，必须一边找证据，一边先把对这两个被告的指控权力争取过来。于是，向哲浚找到季南，向他提出中方的要求。第二天，季南告诉中方，菲律宾检察官认为土肥原和坂垣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期曾经在东南亚地区担任战场指挥官，同样对当地人民犯下了许多罪行，罗贝茨已经做了准备，不打算把对这两个人的指控交给中方。但经过双方协商，问题最后得到了解决：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负责东南亚阶段的审讯，中国检察官则负责中国阶段的审讯。
倪徵燠他们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处境，他们在国内找到的证据不多，来到日本人生地不熟，想有针对性地寻找被告的犯罪证据更加困难。日本政府为了掩盖罪行，在投降前后迅速销毁了大量的秘密档案和文件。在日本各地，在中国和东南亚，凡有日本陆海空兵团和司令部的地方都在忙于销毁文件，他们干得是如此彻底，甚至连销毁文件的命令也被销毁了。
中国检察官决定，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直接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盟军总部让中国检察官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盟军总部同意后，中方立即派懂日文的吴学义、刘子健前往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搜寻证据。这就像大海捞针，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尽可能从损毁的公文档案中拼凑被告犯罪的全景图。
那是一段异常艰辛紧张的日子，炎热的东京暑气袭人，中国检察官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工作着，从字里行间辨识着侵略者的马脚，发掘着他们罪行的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他们夜以继日地摘抄、翻译、整理档案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进行讨论分析，制作反驳时用的发言提纲。除了高强度地搜集证据资料，中国检察官还在一起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为他们辩护的日本与美国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发生的辩论场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逐渐走向高潮，日本国内上上下下对于审判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人们早早地排队，希望能在第二天开庭的时候争取到一张旁听票。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检察团准备了相当庞大的证据，用来对土肥原贤二在中国的犯罪进行严厉追究。”
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０日，法庭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这也是检方反驳、反证的关键时刻。双方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丝毫不敢大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指控土肥原贤二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一个英国驻日本大使曾经这样描述过土肥原贤二：“历史将无可辩驳地表明，日本陆军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国）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取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蹿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
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６日，开始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阶段。倪徵燠登场进行盘问和反驳。
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脸上挤出了两个深深的凹坑，神经质地蠕动着，瞪大眼睛盯着法庭审理的进行。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是土肥原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新闻课长爱泽诚。爱泽诚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们主要是收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
倪徵燠讯问爱泽诚说：你是否知道你的上司土肥原１９３５年想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的事情？
爱泽诚摇头：不知道。
倪徵燠：既然你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新闻课课长，当时外国报纸对此有大量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
爱泽诚不说话。
倪徵燠拿出一份由爱泽诚签字并上报日本政府的外国报纸出示给法庭。爱泽诚无话可说。倪徵燠没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立刻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件物证：《奉天特务机关报》。该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坂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倪徵燠引用这份文件，把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联系在了一起。
土肥原的美国辩护律师华伦立刻发言称这与土肥原的案子毫无联系，是讲到一个老虎。倪徵燠解释了“谈虎色变”成语的意思与引申所指，谈到他们两个都像老虎一样。大家恍然大悟，都笑了。倪徵燠等到笑声停下来之后，进一步解释道，提交这份证据的原因是，证人爱泽诚一开始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这是证据法里的“品格证据”的一种，我现在针对证人的陈述，提出被告为人如同猛虎，完全符合证据法则规定的“反驳时所提出的证据必须具有针对性的要求”。华伦说不出什么，只好悻悻地回到律师席。
倪徵燠所提交的这份物证被法庭采纳。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们提出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１９３１年秋天，当土肥原到天津活动，打算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主计曾多次对土肥原进行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务省担心在外交上陷入被动，曾经指示桑岛劝阻土肥原。桑岛主计见土肥原执意把溥仪带到了塘沽，桑岛又给外务大臣拍发了很长的电报，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内，用小汽车运到塘沽后，又用船载到大连的经过。但桑岛主计出庭作证却说，当时他的所有报告都是听信了社会上的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
倪徵燠立刻向法庭出示了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查到的一份桑岛主计打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并质问道：“在打给外务省的这份电报中，你汇报说，你和土肥原有过多次谈话，他仍然不听劝告，一意孤行。这，也是外边的流言吗？！”
桑岛主计看着那封电报，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继续提出了许多证人和证据，法庭在你来我往的辩论中接近尾声。人们希望土肥原能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倪徵燠更希望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抓住他的马脚。但是，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为自己作任何陈述。在土肥原个人辩护的最后时刻，他放弃自己亲自辩护的权力。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诉讼规则，被告有权力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强迫被告出庭发言。这一招果然老辣高明，充分显示了土肥原的心计和他多年从事间谍活动的过人之处。他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面就没有理由在法庭上对他直接盘问，也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
土肥原的这种做法让中国检察官始料不及，但又无可奈何。
这一年的９月，中国检察成员在秋高气爽的东京受挫，而他们下一个要面对的，则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坂垣征四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坂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坂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是同乡，从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就梦想迟早有一天要“当大将”。１９０４年，坂垣征四郎参加日俄战争，１９３１年，身为日本陆军大佐的他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１９３８年，坂垣征四郎出任日本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下令扩大在中国的战争范围。
坂垣征四郎和他的辩护律师组织了１５个证人为他作证，坂垣征四郎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可谓来势汹汹。坂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从１０月６日开始。倪徵燠出场，反驳坂垣的第一个证人岛本。
岛本是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在柳条沟附近驻扎的日军一个联队的联队长。岛本说，他当天晚上参加朋友的宴会，酒喝多了没有回去。酒醒回到驻地后他才接到有关柳条沟爆炸事件的报告。意思是说他们的部队不可能有什么阴谋，所以一定是中国人干的，日军是被迫还击。
倪徵燠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庭长，各位法官，证人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
岛本被中国检察官出其不意地轰下法庭。
坂垣任陆军大臣时的陆军副部长山胁上场作证。山胁在为坂垣作证时说了不少颂扬坂垣的好话，比如说他是怎样整顿军队的，又是如何坚决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以便结束战争，等等。
倪徵燠当即反问道：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坂垣认可的了？
山胁说：是。
倪徵燠问：那么１９３９年２月，山胁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坂垣的意旨承办的吧？
山胁回答：是。
倪徵燠当庭指出：这个文件中列举了回国日本军人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作战军队，经调查，没有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的”；“日军军官告诫他们的士兵，如果发生强奸事件，或者给受害者金钱打发走，或者在强奸之后杀掉灭口”；“为了测验武器的效力，我们有时候把中国战俘排成行，当做试验品，用机枪扫射”，等等。这些谈话，反映了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实况。日本陆军省怕这些谈话在日本国内广泛传播，暴露其罪恶行径，才下达了《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这种举动的本身，不就说明了被告坂垣征四郎所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吗？
山胁无言以对，不但没能为坂垣开脱罪责，反而为中国检察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反证。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９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极其精彩的一天。
按照程序规则，坂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４８页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伪“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倪徵燠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大战坂垣征四郎。作为证人的坂垣征四郎受到了倪徵燠严厉的盘问。坂垣征四郎则是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地顶撞：“不知道！”
坂垣征四郎在口供书中认为，皇姑屯事件，即成为后来九一八事件导火索的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关东军对张作霖东北军处于１对２０的劣势，所以必须采取自卫行动。
针对如此奇怪的理论，倪徵燠盘问道：你承认关东军在皇姑屯事件前就已经制订了作战计划。你同意制订这个作战计划吗？
坂垣征四郎答：我有必要向你说明一下这个作战计划。
倪徵燠不听他的说明，只要求他回答是或者不是。
坂垣征四郎：如果您仔细地读一读我的口供书就会明白。我在口供书的前面部分讲到了，尽管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许多希望，但中央根本未予采纳。因此关东军要根据现有的兵力以及各方面的情况制订计划。这是对口供书的正确解释。
倪徵燠：我不想听你的说明。我要问的是这个作战计划是报告给了中央并得到同意了吗？是那样吗？
坂垣征四郎：是那样的。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检察官指控是由日本关东军蓄谋发动的。坂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的指控，一口咬定是由中国军队进攻而引发的偶然事件。
倪徵燠根据他们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坂垣征四郎整整三天。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坂垣无话可说。
对于坂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徵燠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你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
坂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点头说：是进军。
但此时的倪徵燠并没有忘记另外那个被告，土肥原贤二。
在倪徵燠的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的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贤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他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倪徵燠盘问坂垣：你任陆军大臣的时候，在中国拉拢吴佩孚、唐绍仪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充当沈阳市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坐在被告席右面的那个土肥原？！
坂垣征四郎不得不点头说：是。
由倪徵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整整持续了１０天。在这１０天里，倪徵燠代表中国检察官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攻击。
这是中国检察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最具锋芒的时刻。倪徵燠高超的智慧，流畅的表达，沉稳的气度和娴熟出色的辩论技巧，对英美法的精深理解，征服了所有的人。直到很久以后，倪徵燠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神勇表现还常常作为法庭控辩场面的经典被人提起。倪徵燠和中国检察官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锋中打赢了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这一仗，日本战犯和他们的辩护律师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土肥原贤二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满洲对华侵略战争的策划与发动、阴谋炮制建立伪“满洲国”有罪；判定他在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政治谋略、武力威胁、扩大事态进展上有罪；在对苏联以及对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实施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中有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坂垣征四郎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参与中国满洲事变、建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负有主要责任；对建立内蒙古与华北傀儡政权负有主要责任；对扩大在中国的进攻范围负有很大责任。法庭最终判定他有罪。
倪徵燠在晚年出版的《澹泊从容莅海牙》中，回忆起发生在１９４７年东京审判的情景时写道：
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辛酸苦楚，又稍感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我写到这里，已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待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不见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但你来我往的唇枪舌剑，一样夹带着毫不留情的攻击与抵抗。一旦中国检察方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决提供的证据不能成立，那么，伸张正义的审判就有可能落空，后果不堪设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军情紧急，尽管在国内取证的效果非常不理想，但已经没有时间让中国检察官顾问组在国内继续搜集证据了，倪徵燠一行奉命出征。当他们赶到东京时，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将军亲自前往厚木机场迎接。他们心里清楚，来东京就是背水一战，成败也将在此一举。事关国家荣辱、民族尊严，他们没有退路。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有些极其重要的战争罪行和战争罪人轻易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特别是日军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和毒气施放部队的罪行就被人为地掩盖了。有大量证据表明，刻意掩盖这些罪证的，正是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美国。美国军方为了获取日本化学与细菌部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得到政府批准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部采取干预行动，以不提出指控“七三一”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为条件，要他交出所有试验结果。
但日本在中国的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和侵华急先锋坂垣征四郎是绝对不能从中国人手中漏过去的。当倪徵燠他们来到东京的时候，检察方面提出证据的阶段已经过去，在接下来的被告个人辩护阶段，检察方面已经没有再次提出证据的机会了。要是想提出新证据，就只能在对被告的盘问和反驳中见缝插针，相机行事。但是，在审判开始的时候，由于首席检察官季南看到中国检察方面的力量实在单薄，就把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的起诉和指控任务，指派给了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
此刻，来到东京的中国检察官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在被告进行个人答辩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反驳和提出有力的新证据；同时，向首席检察官季南提出请求，把对土肥原和坂垣的指控改由中国检察人员担任。但难点在于，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彼此关联：如果中国检察官没有找到更多、更有力的证据，就没有理由把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的指控权要过来，即使要过来了，也毫无意义。由于被告的个人辩护就要开始，中国检察官认为不能等待，必须一边找证据，一边先把对这两个被告的指控权力争取过来。于是，向哲浚找到季南，向他提出中方的要求。第二天，季南告诉中方，菲律宾检察官认为土肥原和坂垣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期曾经在东南亚地区担任战场指挥官，同样对当地人民犯下了许多罪行，罗贝茨已经做了准备，不打算把对这两个人的指控交给中方。但经过双方协商，问题最后得到了解决：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负责东南亚阶段的审讯，中国检察官则负责中国阶段的审讯。
倪徵燠他们面临着极为艰难的处境，他们在国内找到的证据不多，来到日本人生地不熟，想有针对性地寻找被告的犯罪证据更加困难。日本政府为了掩盖罪行，在投降前后迅速销毁了大量的秘密档案和文件。在日本各地，在中国和东南亚，凡有日本陆海空兵团和司令部的地方都在忙于销毁文件，他们干得是如此彻底，甚至连销毁文件的命令也被销毁了。
中国检察官决定，通过中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直接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申请，要求盟军总部让中国检察官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有关战犯的罪证。盟军总部同意后，中方立即派懂日文的吴学义、刘子健前往被查封的日本陆军省档案库搜寻证据。这就像大海捞针，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尽可能从损毁的公文档案中拼凑被告犯罪的全景图。
那是一段异常艰辛紧张的日子，炎热的东京暑气袭人，中国检察官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工作着，从字里行间辨识着侵略者的马脚，发掘着他们罪行的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他们夜以继日地摘抄、翻译、整理档案资料，然后根据这些资料进行讨论分析，制作反驳时用的发言提纲。除了高强度地搜集证据资料，中国检察官还在一起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为他们辩护的日本与美国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发生的辩论场面。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逐渐走向高潮，日本国内上上下下对于审判的关注程度也越来越高，人们早早地排队，希望能在第二天开庭的时候争取到一张旁听票。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检察团准备了相当庞大的证据，用来对土肥原贤二在中国的犯罪进行严厉追究。”
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０日，法庭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这也是检方反驳、反证的关键时刻。双方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丝毫不敢大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指控土肥原贤二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一个英国驻日本大使曾经这样描述过土肥原贤二：“历史将无可辩驳地表明，日本陆军的既定政策就是（在中国）挑起各种争端，从各种挑衅事件中取利。在所有这一切阴谋诡计、阿谀讨好和凶相毕露的威胁中，日本方面有一个小人物始终在活跃地上蹿下跳，那就是土肥原大佐所扮演的角色。”
１９４７年９月１６日，开始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阶段。倪徵燠登场进行盘问和反驳。
在法庭上，土肥原显得十分紧张，脸上挤出了两个深深的凹坑，神经质地蠕动着，瞪大眼睛盯着法庭审理的进行。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是土肥原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新闻课长爱泽诚。爱泽诚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们主要是收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
倪徵燠讯问爱泽诚说：你是否知道你的上司土肥原１９３５年想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的事情？
爱泽诚摇头：不知道。
倪徵燠：既然你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新闻课课长，当时外国报纸对此有大量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
爱泽诚不说话。
倪徵燠拿出一份由爱泽诚签字并上报日本政府的外国报纸出示给法庭。爱泽诚无话可说。倪徵燠没给对方喘息的机会，立刻就向法庭提交了一件物证：《奉天特务机关报》。该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坂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倪徵燠引用这份文件，把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联系在了一起。
土肥原的美国辩护律师华伦立刻发言称这与土肥原的案子毫无联系，是讲到一个老虎。倪徵燠解释了“谈虎色变”成语的意思与引申所指，谈到他们两个都像老虎一样。大家恍然大悟，都笑了。倪徵燠等到笑声停下来之后，进一步解释道，提交这份证据的原因是，证人爱泽诚一开始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这是证据法里的“品格证据”的一种，我现在针对证人的陈述，提出被告为人如同猛虎，完全符合证据法则规定的“反驳时所提出的证据必须具有针对性的要求”。华伦说不出什么，只好悻悻地回到律师席。
倪徵燠所提交的这份物证被法庭采纳。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们提出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原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１９３１年秋天，当土肥原到天津活动，打算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主计曾多次对土肥原进行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日本外务省担心在外交上陷入被动，曾经指示桑岛劝阻土肥原。桑岛主计见土肥原执意把溥仪带到了塘沽，桑岛又给外务大臣拍发了很长的电报，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内，用小汽车运到塘沽后，又用船载到大连的经过。但桑岛主计出庭作证却说，当时他的所有报告都是听信了社会上的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
倪徵燠立刻向法庭出示了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查到的一份桑岛主计打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并质问道：“在打给外务省的这份电报中，你汇报说，你和土肥原有过多次谈话，他仍然不听劝告，一意孤行。这，也是外边的流言吗？！”
桑岛主计看着那封电报，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继续提出了许多证人和证据，法庭在你来我往的辩论中接近尾声。人们希望土肥原能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倪徵燠更希望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抓住他的马脚。但是，土肥原贤二自从在东京审判开始时当庭说了两个字“无罪”之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也不为自己作任何陈述。在土肥原个人辩护的最后时刻，他放弃自己亲自辩护的权力。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英美法的诉讼规则，被告有权力保持沉默，法庭不能强迫被告出庭发言。这一招果然老辣高明，充分显示了土肥原的心计和他多年从事间谍活动的过人之处。他不为自己辩护，检察方面就没有理由在法庭上对他直接盘问，也就没有机会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证据。
土肥原的这种做法让中国检察官始料不及，但又无可奈何。
这一年的９月，中国检察成员在秋高气爽的东京受挫，而他们下一个要面对的，则是扬言要和中国检察方面大战三百回合的日本陆军上将坂垣征四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坂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
坂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是同乡，从他开始懂事的时候就梦想迟早有一天要“当大将”。１９０４年，坂垣征四郎参加日俄战争，１９３１年，身为日本陆军大佐的他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九一八事变。１９３８年，坂垣征四郎出任日本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下令扩大在中国的战争范围。
坂垣征四郎和他的辩护律师组织了１５个证人为他作证，坂垣征四郎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可谓来势汹汹。坂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从１０月６日开始。倪徵燠出场，反驳坂垣的第一个证人岛本。
岛本是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晚在柳条沟附近驻扎的日军一个联队的联队长。岛本说，他当天晚上参加朋友的宴会，酒喝多了没有回去。酒醒回到驻地后他才接到有关柳条沟爆炸事件的报告。意思是说他们的部队不可能有什么阴谋，所以一定是中国人干的，日军是被迫还击。
倪徵燠立刻打断他的话说：庭长，各位法官，证人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
岛本被中国检察官出其不意地轰下法庭。
坂垣任陆军大臣时的陆军副部长山胁上场作证。山胁在为坂垣作证时说了不少颂扬坂垣的好话，比如说他是怎样整顿军队的，又是如何坚决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以便结束战争，等等。
倪徵燠当即反问道：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坂垣认可的了？
山胁说：是。
倪徵燠问：那么１９３９年２月，山胁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坂垣的意旨承办的吧？
山胁回答：是。
倪徵燠当庭指出：这个文件中列举了回国日本军人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作战军队，经调查，没有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的”；“日军军官告诫他们的士兵，如果发生强奸事件，或者给受害者金钱打发走，或者在强奸之后杀掉灭口”；“为了测验武器的效力，我们有时候把中国战俘排成行，当做试验品，用机枪扫射”，等等。这些谈话，反映了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实况。日本陆军省怕这些谈话在日本国内广泛传播，暴露其罪恶行径，才下达了《限制自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这种举动的本身，不就说明了被告坂垣征四郎所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吗？
山胁无言以对，不但没能为坂垣开脱罪责，反而为中国检察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反证。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９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极其精彩的一天。
按照程序规则，坂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４８页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伪“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倪徵燠整整用了一天的时间大战坂垣征四郎。作为证人的坂垣征四郎受到了倪徵燠严厉的盘问。坂垣征四郎则是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地顶撞：“不知道！”
坂垣征四郎在口供书中认为，皇姑屯事件，即成为后来九一八事件导火索的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关东军对张作霖东北军处于１对２０的劣势，所以必须采取自卫行动。
针对如此奇怪的理论，倪徵燠盘问道：你承认关东军在皇姑屯事件前就已经制订了作战计划。你同意制订这个作战计划吗？
坂垣征四郎答：我有必要向你说明一下这个作战计划。
倪徵燠不听他的说明，只要求他回答是或者不是。
坂垣征四郎：如果您仔细地读一读我的口供书就会明白。我在口供书的前面部分讲到了，尽管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许多希望，但中央根本未予采纳。因此关东军要根据现有的兵力以及各方面的情况制订计划。这是对口供书的正确解释。
倪徵燠：我不想听你的说明。我要问的是这个作战计划是报告给了中央并得到同意了吗？是那样吗？
坂垣征四郎：是那样的。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检察官指控是由日本关东军蓄谋发动的。坂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的指控，一口咬定是由中国军队进攻而引发的偶然事件。
倪徵燠根据他们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坂垣征四郎整整三天。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坂垣无话可说。
对于坂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徵燠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你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
坂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好点头说：是进军。
但此时的倪徵燠并没有忘记另外那个被告，土肥原贤二。
在倪徵燠的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的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贤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他发起了新一轮攻击。
倪徵燠盘问坂垣：你任陆军大臣的时候，在中国拉拢吴佩孚、唐绍仪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充当沈阳市市长、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古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坐在被告席右面的那个土肥原？！
坂垣征四郎不得不点头说：是。
由倪徵燠担纲的反诘盘问整整持续了１０天。在这１０天里，倪徵燠代表中国检察官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攻击。
这是中国检察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最具锋芒的时刻。倪徵燠高超的智慧，流畅的表达，沉稳的气度和娴熟出色的辩论技巧，对英美法的精深理解，征服了所有的人。直到很久以后，倪徵燠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神勇表现还常常作为法庭控辩场面的经典被人提起。倪徵燠和中国检察官不辱使命，在法庭的激烈交锋中打赢了对土肥原贤二和坂垣征四郎这一仗，日本战犯和他们的辩护律师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土肥原贤二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满洲对华侵略战争的策划与发动、阴谋炮制建立伪“满洲国”有罪；判定他在中国其他地区实行的政治谋略、武力威胁、扩大事态进展上有罪；在对苏联以及对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５年实施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中有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对坂垣征四郎的判决书中，判定他在参与中国满洲事变、建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负有主要责任；对建立内蒙古与华北傀儡政权负有主要责任；对扩大在中国的进攻范围负有很大责任。法庭最终判定他有罪。
倪徵燠在晚年出版的《澹泊从容莅海牙》中，回忆起发生在１９４７年东京审判的情景时写道：
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辛酸苦楚，又稍感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我写到这里，已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