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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６０年前爆发的七七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无情的历史挑战，迫使所有的中国人必须面对现实，重新思考自己对国家、民族以及命运的抉择！
近代西方列强的狂妄侵略，中国的屡战屡败与主权丧失，是一场世界民族发展史上罕见的悲剧。正是在不断受挫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核心日益受到挑战，统一的中华民族新意识逐渐形成。此时，日本的全面侵略更像一声警钟长鸣，惊醒了所有的中国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在血与火的痛苦孕育中如凤凰涅，最终升华为一种新的“中国精神”。
民族意识的成熟奠定了新的中国精神的思想基础
１８９９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引入了日文的“民族”一词。他在《中国历史的民族研究》一文中指出：“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民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现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民族意识是千百年间锤炼出来的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意识，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对本民族发展兴衰的荣辱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它是一个民族得以存续和发展的主要精神力量。当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民族意识可能会在外界刺激下迅速增长进而达到动员整个民族反抗侵略的最高值，也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它表现为强烈的救亡意识、忧患意识和一系列反抗侵略的活动。
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日益深化着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甲午惨败、列强瓜分中国狂潮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此起彼伏，促使知识群体和舆论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保种”、“保国”、“保教”意识，激进的革命派中则兴起了反帝思潮。民国初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耻辱的“二十一条”后，激起了全社会参与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然而，抗日战争前中国人民所有的斗争，并未能摆脱被侵略、被掠夺的悲惨地位，原因之一，是广大民众的民族救亡与民族发展的意识并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有力召唤和启迪。
九一八事变，《松花江上》悲哀的曲调，响彻了大江南北；北平、天津、太原、西安、开封、武汉、上海、广州、福州等地，大中学生与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各地工人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和抵制日货活动。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促使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得以深化。１９３５年，中国共产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天职！这里的“国”是指这块“拥有５０００年文化，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文化”、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华国土。舆论界也发出了“中国是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警示！一二·九运动期间，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沿津浦路与平汉路南下从事抗日宣传，将抗日救亡的中华民族的意识传播到了穷乡僻壤。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规模空前的侵略，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大片国土沦入敌手，赖以生存的家园毁于战火，日军残酷的杀戮，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性命。生死存亡的现实危机，大大刺激起全民族抗日救亡意识的提升，如民主人士晏阳初所言：“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全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新中国国家的序幕。”由此，“抗日救亡”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惟一主题。全面抗战时期，强烈的救亡意识使整个中华民族的能量得到空前和彻底的动员，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面前，在敌人重重封锁，残酷的摧残破坏之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据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达３５００万人，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６０００多亿美元；在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城乡，无数的工厂、校舍、民房和田园毁于炮火，整个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然而，坚强的民族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使中华民族的精神不死，并使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意识的成熟时期，是中华民族意识得到理性升华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觉醒时期。一方面，民族精神的成熟表现为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理性意识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道路的理性思索。普遍的民众抗日救亡活动，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抗战不是一党一派的事情，也不是仅仅政府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只有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形成全民族的抗战，才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惟一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意识的科学倡导者和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朴素的中华民族意识的积极内容和消极方面，将中华民族意识置于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扬弃并进一步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成为全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严峻的民族危亡形势下，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不断得到升华，在战火中，新的中华民族意识日益成熟，并成为抗战时期崭新的“中国精神”的思想基础。
同仇敌忾的气质锻造了新的中国精神的脊梁
日本的侵略战争，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推到了种族灭亡、文化灭绝的边缘，在挽救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态下，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和共产党倡议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各地方势力纷纷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各阶层人士也表达了抗战到底、决不屈服的决心，这也是中华民族内求团结、外求和睦、以民族利益至上精神的升华。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会战２２次，主要战斗１１１７次，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许多国民党军将士壮烈殉国；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与日军作战１２．５万次，歼灭日伪军１７０万人。正是两个战场的密切配合，共同协作，保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词中指出：“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帮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战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
不少地方势力也表示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支持抗日，在抗战中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对蒋介石向抗日、联共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前，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承诺，并开始向联共方向转变。阎锡山以较为积极的态度，联共联蒋起而抗日，使山西抗日成为抗战前期中国抗战最为激动人心、最为令人注目的焦点，形成了正面战场上的山西抗战。据统计，参加台儿庄战役的地方实力派军队与杂牌军等非蒋介石嫡系部队为１７９３７０人，占整个参战部队的７９．２％。
全面抗战时期，各民主党派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纷纷抛弃前怨，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综合而言，各民主党派主要在如下两方面积极开展了工作：一是在战略上力主全民抗日，积极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如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救国会发表的《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全力保卫北方，支援第２９军抗日。同日，第三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订全国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实行民主政治，发挥人民抗战能力，统一各党派所领导的民众运动；成立武装民众指导机关；从速释放政治犯；取消有碍民众运动的各项特殊条件等八项政治主张，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共合作实现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充分肯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的作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宋庆龄在发表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中，宣称支持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指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二是各民主党派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战活动。如许多民主党派和团体，利用其成员中间知识分子多的有利条件，通过积极创办抗日刊物，出版抗战读物等形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活动。其中，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三日刊，沈钧儒等在武汉创办的《全民周刊》以及后来两刊合并而推出的《全民抗战》三日刊，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各民主党派还组织了一些战地服务团体，直接到前线从事战地宣传、救护工作，并举办一些培训班，培训抗日救亡骨干。另外，还有许多人直接参加抗战的军事活动，甚至为抗日救亡牺牲了宝贵生命。
各少数民族同胞也广泛参加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在东至台湾，西到新疆、西藏，北达内蒙古、东北诸省，南及海南岛的广大国土上，少数民族同胞纷纷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及国统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全力支援前线的抗战。据统计，先后投入抗日战争的少数民族有近４０个。如冀中回民支队从成立到抗战胜利的三年间，转战冀中平原、冀鲁地区，经历大小战斗８２０余次，歼灭日伪军３．６７万人。
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海外华侨把宗族、乡土观念与中华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积极捐款、捐物援助国内的抗战，中华民族意识超越了宗族和乡土观念，爱国主义成为华侨群体的思想主流。他们上至富商、知识分子，下至工人、学生，纷纷组织起来，以财力、物力和人力援助抗战，从抗战爆发到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华侨在海外建立的救亡团体达２７９４个，抗战头五年，海外侨胞的捐款达５０多亿元巨款。还有不少华侨青年，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回国，投身抗战，为捍卫民族的独立贡献了青春和热血。在空军飞行员中，华侨几乎占四分之三。
代表民众抗日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为指导抗日战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客观分析中日两国现状后，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最后胜利，制定了以持久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广泛发动人民，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把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建立在全民抗战的基础上。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了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权，切实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敌后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各根据地军民曾经处于“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但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下，大生产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南泥湾精神”作为中国革命传统的养分之一，也成为了战时“中国精神”的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认识，成为全民族自觉行动的根本原则，这是抗日战争形成的崭新的“中国精神”的鲜明特色之一。如毛泽东所言：“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程度，最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深厚的文化传统铸就了新的中国精神的气脉
１９３８年７月，武汉举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一周年，国民参政会最年长的参政员、年逾古稀的老翰林张一麟慷慨致词。他说：“七·七”是最光荣的一天，比起双十节来更加光荣。希望大家加强团结，抗战到底，永远竖起一条脊梁。主持纪念大会的郭沫若，把张一麟老人的话作为民族典故写入了文章里。
面对日军不可一世的野蛮进攻，中国军民在八年抗战中，顽强奋斗，誓死抵抗，前仆后继，决不投降。这种惊天动地的民族韧性，其根本的理念支撑，源于深植于民族传统的独立自主、自强自立的信念，源于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与自豪感。为抵御日本的灭亡中国战略，思想文化界强烈要求复兴中国文化传统的呼声不绝如缕，“中国化”运动更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景观，民族文化的宣传，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内容，构建起爱国、抗战的核心理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果，同样是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具体体现。
毫无疑问，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主旋律。当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时候，中国人民坚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共赴国难，携手合作。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关键——全民族抗战意识和抗战局面的出现，是由民族之魂凝聚下的爱国主义思想铸就的。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鲜明特点。抗日战争的历史，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企图长时期独占中国奴役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断展开反侵略斗争的民族革命历史。此时，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本质上一致，民族命运同国家命运紧紧相联，体现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四亿五千万分子，除过极少数人屈膝投敌沦为民族败类外，绝大多数中国人表现了高度的团结和一致，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国家的解放和独立奋起抗争，筑起了捍卫中国文化生存空间的血肉长城，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颂歌。
英雄主义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没有英雄，一个民族就没有脊梁；没有对英雄的崇拜和景仰，一个民族就会失去了前进的目标与努力的希望。英雄主义精神的内涵，主要表现为热爱自由、反抗压迫、临危不惧、刻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气概。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气质得到了充分体现。据统计，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计有上将８人，即张自忠、李家钰、唐淮源、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等；中将２５人，即冯安邦、武士敏、刘家麒、戴安澜、寸性奇、李汉卿、夏国璋等；少将有谢晋元等３１人，总计６０人以上。其中，唐淮源、寸性奇、夏国璋等５位将军，为保持中国军人的尊严，激励官兵的英勇战斗，均在最后关头蔑视日军诱降而自戕。共产党领导和东北“抗联”、八路军、新四军中抗日英雄更是数不胜数，如令敌人胆寒的杨靖宇、赵一曼，如战死山西辽县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等等。３８０余万中国军人及数以千百万计的普通民众，为捍卫中华民族的主权与尊严，永远地倒在了养育他们的土地上，却在人们的心头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是新的“中国精神”的特色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全民族的团结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显示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日军的侵略，给汉族和少数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反抗侵略也就成为了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利益的行为，各民族团结奋斗才能获得胜利，成为各民族的共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各成员间的相互了解、交流和支持，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多民族的国家意识在抗战时期也增强了。抗日战争为少数民族参与国家的政治军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少数民族积极参战的英勇行动和突出贡献，扭转了传统的民族观念。特别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边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作用显得愈加重要。抗战物资取自于民族地区，抗击侵略更离不开少数民族。如１９４１年，日军自缅甸侵入云南，妄图从东西两面夹击重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当地的傣、佤、景颇等少数民族却奋起拦击，英勇抵抗。历经三年苦战，终于迫使日军无功而返。
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动力量虽给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这种进步因素，可首推在血与火熔炼中得到升华的“中国精神”。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了传统的民族精神，融入了新的民族理念，升成了新的民族觉悟，这种民族精神上的变革，为崭新的“中国精神”的生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近代的中华民族，历经西方列强加予中国人民的一系列掠夺和痛苦，曾被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但中华民族却如不死的凤凰鸟，依靠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历史的灾难中顽强自救，并终于走出了历史的深渊，融入了世界化的进程。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不仅在于从此结束了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现状，广大民众中蕴含着的民主力量得以发展壮大起来，中国革命由此获得了根本性转折的历史性机遇，更在于抗战期间崭新的中华民族意识的成熟、同仇敌忾精神的升华、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共同铸就了崭新的“中国精神”的形成。新的“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的“永远竖起的脊梁”！（责编郄智）
近代西方列强的狂妄侵略，中国的屡战屡败与主权丧失，是一场世界民族发展史上罕见的悲剧。正是在不断受挫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核心日益受到挑战，统一的中华民族新意识逐渐形成。此时，日本的全面侵略更像一声警钟长鸣，惊醒了所有的中国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中国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在血与火的痛苦孕育中如凤凰涅，最终升华为一种新的“中国精神”。
民族意识的成熟奠定了新的中国精神的思想基础
１８９９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引入了日文的“民族”一词。他在《中国历史的民族研究》一文中指出：“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民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现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民族意识是千百年间锤炼出来的对本民族的强烈认同意识，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和对本民族发展兴衰的荣辱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它是一个民族得以存续和发展的主要精神力量。当民族遭受外敌入侵时，民族意识可能会在外界刺激下迅速增长进而达到动员整个民族反抗侵略的最高值，也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它表现为强烈的救亡意识、忧患意识和一系列反抗侵略的活动。
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在共同的斗争中日益深化着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随着甲午惨败、列强瓜分中国狂潮和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此起彼伏，促使知识群体和舆论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保种”、“保国”、“保教”意识，激进的革命派中则兴起了反帝思潮。民国初年日本向北京政府提出耻辱的“二十一条”后，激起了全社会参与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然而，抗日战争前中国人民所有的斗争，并未能摆脱被侵略、被掠夺的悲惨地位，原因之一，是广大民众的民族救亡与民族发展的意识并没有得到最高当局的有力召唤和启迪。
九一八事变，《松花江上》悲哀的曲调，响彻了大江南北；北平、天津、太原、西安、开封、武汉、上海、广州、福州等地，大中学生与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各地工人成立抗日救国会，组织大规模的罢工和抵制日货活动。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促使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得以深化。１９３５年，中国共产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天职！这里的“国”是指这块“拥有５０００年文化，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文化”、拥有“世界人口最多的四亿五千万人民”的中华国土。舆论界也发出了“中国是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警示！一二·九运动期间，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沿津浦路与平汉路南下从事抗日宣传，将抗日救亡的中华民族的意识传播到了穷乡僻壤。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中华民族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规模空前的侵略，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大片国土沦入敌手，赖以生存的家园毁于战火，日军残酷的杀戮，威胁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性命。生死存亡的现实危机，大大刺激起全民族抗日救亡意识的提升，如民主人士晏阳初所言：“敌顽攻进来的巨炮和重弹，轰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南北数千里燃烧的战线，才激动了我们的全面抗御、同仇敌忾的精神，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国民族的整全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这是民族自觉史的开端，是真正新中国国家的序幕。”由此，“抗日救亡”成为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惟一主题。全面抗战时期，强烈的救亡意识使整个中华民族的能量得到空前和彻底的动员，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面前，在敌人重重封锁，残酷的摧残破坏之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据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达３５００万人，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６０００多亿美元；在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城乡，无数的工厂、校舍、民房和田园毁于炮火，整个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被彻底打断。然而，坚强的民族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使中华民族的精神不死，并使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战的胜利。
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意识的成熟时期，是中华民族意识得到理性升华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觉醒时期。一方面，民族精神的成熟表现为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理性意识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道路的理性思索。普遍的民众抗日救亡活动，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抗战不是一党一派的事情，也不是仅仅政府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只有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形成全民族的抗战，才是抗日战争胜利的惟一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意识的科学倡导者和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朴素的中华民族意识的积极内容和消极方面，将中华民族意识置于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扬弃并进一步升华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高度，成为全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严峻的民族危亡形势下，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不断得到升华，在战火中，新的中华民族意识日益成熟，并成为抗战时期崭新的“中国精神”的思想基础。
同仇敌忾的气质锻造了新的中国精神的脊梁
日本的侵略战争，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推到了种族灭亡、文化灭绝的边缘，在挽救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态下，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和共产党倡议合作抗战的情况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各地方势力纷纷表示拥护政府抗战，各阶层人士也表达了抗战到底、决不屈服的决心，这也是中华民族内求团结、外求和睦、以民族利益至上精神的升华。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会战２２次，主要战斗１１１７次，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等许多国民党军将士壮烈殉国；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与日军作战１２．５万次，歼灭日伪军１７０万人。正是两个战场的密切配合，共同协作，保证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词中指出：“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帮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战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
不少地方势力也表示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支持抗日，在抗战中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对蒋介石向抗日、联共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前，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承诺，并开始向联共方向转变。阎锡山以较为积极的态度，联共联蒋起而抗日，使山西抗日成为抗战前期中国抗战最为激动人心、最为令人注目的焦点，形成了正面战场上的山西抗战。据统计，参加台儿庄战役的地方实力派军队与杂牌军等非蒋介石嫡系部队为１７９３７０人，占整个参战部队的７９．２％。
全面抗战时期，各民主党派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纷纷抛弃前怨，投身到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综合而言，各民主党派主要在如下两方面积极开展了工作：一是在战略上力主全民抗日，积极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如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救国会发表的《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全力保卫北方，支援第２９军抗日。同日，第三党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大会，制订全国一致遵守的政治纲领：实行民主政治，发挥人民抗战能力，统一各党派所领导的民众运动；成立武装民众指导机关；从速释放政治犯；取消有碍民众运动的各项特殊条件等八项政治主张，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共合作实现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赞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充分肯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的作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宋庆龄在发表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中，宣称支持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指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二是各民主党派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战活动。如许多民主党派和团体，利用其成员中间知识分子多的有利条件，通过积极创办抗日刊物，出版抗战读物等形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活动。其中，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的《抗战》三日刊，沈钧儒等在武汉创办的《全民周刊》以及后来两刊合并而推出的《全民抗战》三日刊，都是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各民主党派还组织了一些战地服务团体，直接到前线从事战地宣传、救护工作，并举办一些培训班，培训抗日救亡骨干。另外，还有许多人直接参加抗战的军事活动，甚至为抗日救亡牺牲了宝贵生命。
各少数民族同胞也广泛参加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在东至台湾，西到新疆、西藏，北达内蒙古、东北诸省，南及海南岛的广大国土上，少数民族同胞纷纷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及国统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全力支援前线的抗战。据统计，先后投入抗日战争的少数民族有近４０个。如冀中回民支队从成立到抗战胜利的三年间，转战冀中平原、冀鲁地区，经历大小战斗８２０余次，歼灭日伪军３．６７万人。
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海外华侨把宗族、乡土观念与中华民族意识联系在一起，积极捐款、捐物援助国内的抗战，中华民族意识超越了宗族和乡土观念，爱国主义成为华侨群体的思想主流。他们上至富商、知识分子，下至工人、学生，纷纷组织起来，以财力、物力和人力援助抗战，从抗战爆发到１９４０年１２月，华侨在海外建立的救亡团体达２７９４个，抗战头五年，海外侨胞的捐款达５０多亿元巨款。还有不少华侨青年，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回国，投身抗战，为捍卫民族的独立贡献了青春和热血。在空军飞行员中，华侨几乎占四分之三。
代表民众抗日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为指导抗日战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客观分析中日两国现状后，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最后胜利，制定了以持久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广泛发动人民，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把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建立在全民抗战的基础上。各抗日根据地纷纷建立了以“三三制”为特征的民主政权，切实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敌后抗战的艰苦岁月里，各根据地军民曾经处于“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但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下，大生产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南泥湾精神”作为中国革命传统的养分之一，也成为了战时“中国精神”的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抗战，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认识，成为全民族自觉行动的根本原则，这是抗日战争形成的崭新的“中国精神”的鲜明特色之一。如毛泽东所言：“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程度，最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深厚的文化传统铸就了新的中国精神的气脉
１９３８年７月，武汉举行群众大会纪念抗战一周年，国民参政会最年长的参政员、年逾古稀的老翰林张一麟慷慨致词。他说：“七·七”是最光荣的一天，比起双十节来更加光荣。希望大家加强团结，抗战到底，永远竖起一条脊梁。主持纪念大会的郭沫若，把张一麟老人的话作为民族典故写入了文章里。
面对日军不可一世的野蛮进攻，中国军民在八年抗战中，顽强奋斗，誓死抵抗，前仆后继，决不投降。这种惊天动地的民族韧性，其根本的理念支撑，源于深植于民族传统的独立自主、自强自立的信念，源于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感与自豪感。为抵御日本的灭亡中国战略，思想文化界强烈要求复兴中国文化传统的呼声不绝如缕，“中国化”运动更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景观，民族文化的宣传，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内容，构建起爱国、抗战的核心理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果，同样是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具体体现。
毫无疑问，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主旋律。当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时候，中国人民坚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共赴国难，携手合作。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关键——全民族抗战意识和抗战局面的出现，是由民族之魂凝聚下的爱国主义思想铸就的。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鲜明特点。抗日战争的历史，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企图长时期独占中国奴役中国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暴，不断展开反侵略斗争的民族革命历史。此时，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在本质上一致，民族命运同国家命运紧紧相联，体现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高度统一。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四亿五千万分子，除过极少数人屈膝投敌沦为民族败类外，绝大多数中国人表现了高度的团结和一致，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国家的解放和独立奋起抗争，筑起了捍卫中国文化生存空间的血肉长城，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颂歌。
英雄主义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髓。没有英雄，一个民族就没有脊梁；没有对英雄的崇拜和景仰，一个民族就会失去了前进的目标与努力的希望。英雄主义精神的内涵，主要表现为热爱自由、反抗压迫、临危不惧、刻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气概。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英雄主义气质得到了充分体现。据统计，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计有上将８人，即张自忠、李家钰、唐淮源、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等；中将２５人，即冯安邦、武士敏、刘家麒、戴安澜、寸性奇、李汉卿、夏国璋等；少将有谢晋元等３１人，总计６０人以上。其中，唐淮源、寸性奇、夏国璋等５位将军，为保持中国军人的尊严，激励官兵的英勇战斗，均在最后关头蔑视日军诱降而自戕。共产党领导和东北“抗联”、八路军、新四军中抗日英雄更是数不胜数，如令敌人胆寒的杨靖宇、赵一曼，如战死山西辽县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等等。３８０余万中国军人及数以千百万计的普通民众，为捍卫中华民族的主权与尊严，永远地倒在了养育他们的土地上，却在人们的心头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
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是新的“中国精神”的特色之一。在抗日战争期间，全民族的团结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显示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日军的侵略，给汉族和少数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反抗侵略也就成为了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利益的行为，各民族团结奋斗才能获得胜利，成为各民族的共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各成员间的相互了解、交流和支持，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多民族的国家意识在抗战时期也增强了。抗日战争为少数民族参与国家的政治军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少数民族积极参战的英勇行动和突出贡献，扭转了传统的民族观念。特别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边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作用显得愈加重要。抗战物资取自于民族地区，抗击侵略更离不开少数民族。如１９４１年，日军自缅甸侵入云南，妄图从东西两面夹击重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当地的傣、佤、景颇等少数民族却奋起拦击，英勇抵抗。历经三年苦战，终于迫使日军无功而返。
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动力量虽给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这种进步因素，可首推在血与火熔炼中得到升华的“中国精神”。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了传统的民族精神，融入了新的民族理念，升成了新的民族觉悟，这种民族精神上的变革，为崭新的“中国精神”的生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近代的中华民族，历经西方列强加予中国人民的一系列掠夺和痛苦，曾被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但中华民族却如不死的凤凰鸟，依靠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历史的灾难中顽强自救，并终于走出了历史的深渊，融入了世界化的进程。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复兴的枢纽，不仅在于从此结束了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现状，广大民众中蕴含着的民主力量得以发展壮大起来，中国革命由此获得了根本性转折的历史性机遇，更在于抗战期间崭新的中华民族意识的成熟、同仇敌忾精神的升华、传统文化精髓的传承，共同铸就了崭新的“中国精神”的形成。新的“中国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的“永远竖起的脊梁”！（责编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