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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生活情趣很广泛。他在繁忙紧张的工作之余，有着一些业余爱好，其中五大嗜好终生不渝，成为有效的休息手段。
“我生平最喜欢看足球。”
邓小平把看足球作为终身的嗜好。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和同学们喜欢参加体育运动，尤其爱看足球比赛。有一次，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他竟把一件外衣当了；还有一次，花了５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邓小平曾回忆说，５个法郎是一天的饭钱，在那时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呀！而且看球时坐的位置又最高，连球都看不清楚。他还记得，那次世界比赛的冠军得主是乌拉圭。
解放后，邓小平一直是足球的热情观众，有球必看，连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娃娃队的比赛，他也去看。有一次，他看完一场少儿足球比赛后，随即提出了“足球运动要从娃娃抓起”的殷切希望。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５２场比赛，他一场没落。白天能看的他看，晚上看不了的，他让人录下来。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７日，北京举办了由１０个国家和地区１２支球队参加的“长城杯”足球邀请赛。这是“文革”后我国首次举办的国际足球比赛，决赛由中国青年队对中国香港队。谁也没有想到，邓小平会亲自到赛场观看比赛。那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本想悄悄地坐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席台末排，不料，他一进场，便被旁边看台上的观众发现了，顿时全场掌声雷动。他只好走到主席台的前排，连连向观众们鼓掌致意。青年队球员受到极大鼓舞，一举击败了香港队，喜捧“长城杯”。
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捷报频传。然而三大球之一的足球成绩却不尽如人意，迟迟冲不出亚洲。邓不平及时告诫主管体育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创办足球特区”。很快，第一个足球特区在大连挂牌。日本、韩国及欧美一些国家媒体迅速报道了这一重大举措，报刊发了邓小平在绿茵场观看足球比赛的大幅彩照。
“惟独打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
邓小平８５岁的时候谈长寿之道，他说，脑力方面，打桥牌最好；你的脑筋是否迟钝，一打桥牌，马上就明白了。的确，邓小平需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甚至连散步时也在思考各种问题。平时，他干什么事情又总是那样认真、那样专心致志，他把打桥牌作为换脑筋的有效手段。
邓小平酷爱桥牌，并有高超的桥牌技艺，这一点举世闻名。１９８４年美国桥牌专栏作家艾伦·杜史高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世界上许许多多历史伟人都是桥牌迷。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动员英国军队参战时，仍念念不忘打桥牌；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待盟军北非登陆消息时，也没有忘记挤出时间玩一局桥牌；中国的邓小平主席也是如此。１９８１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给邓小平颁发桥牌荣誉奖，称他是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之人。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代表邓小平参加美国举行的授奖仪式，授受这一荣誉。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在西南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路过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他学会了打桥牌，以后打桥牌就成了他八小时之外的主要娱乐活动。邓小平打桥牌，不仅叫牌准确，出手果断，技艺精湛，而且他洗牌、发牌、叫牌、记分每一步都特别认真。据聂卫平回忆，邓小平是他所知道的中央领导中，桥牌打得最好的。
１９９１年，中国女队在世界桥牌比赛中荣获第三名。回国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们，并进行了一场桥牌友谊赛。邓小平和他的搭档把中国女队打得落花流水。邓小平的牌感很不错，他打的体制是精确叫牌法，叫牌偏冒一点，往往出人意料地打一个很大的约定，而且最后证明大多数是可以打成的。
邓小平桥牌技艺精湛，也特别喜欢同桥牌高手一起打。他说：“打牌要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１９８１年３月４日，世界“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来华参加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因慕名而提出要与邓小平打牌的请求。邓小平欣然同意，当晚就和她对局。
此次桥牌战，邓小平和同杨小燕一起前来的翁心梓搭档，杨小燕与丁关根配对。牌局将开，杨小燕忽然说：“我提个意见好吗？”邓小平马上回答：“行。”杨小燕接着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更不容易，能不能让我与您结对？”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笑答：“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艺。”
杨小燕想不到邓小平这样随和，喜不自禁，立即换了座位，然后问邓小平用何种叫牌法。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精确叫牌法罗。”——精确叫牌法是杨小燕的丈夫魏重庆任美国桥牌队队长和教练时研究出来的风靡世界的叫牌法。杨小燕为此辞去一家医院院长的职务，面壁１０年，潜心研究桥牌牌技，终于荣获世界冠军。邓小平回答中的“当然”二字，便意味着对她的牌技牌风甚为了解。尚未开牌，杨小燕就有相遇知音的感觉了。
大家牌兴很浓，一直打到晚上１１点多钟。事后，杨小燕对记者说：邓小平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这在近８０岁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从此，邓小平与杨小燕结成牌友，杨小燕每次回国，邓小平总要抽暇同她搭档打一局。她逢人便说：“桥牌就是一座桥，把成千上万的海外赤子之心与伟大祖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
“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
毛泽东一生爱水，数次畅游长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同样酷爱游泳。多年以来，邓小平不喜欢在游泳池里游，说游泳池太小，水是死的。到大海里去游泳，是他最惬意的事情。他在海滨游泳，一次可连续游一个多小时。有时遇上风浪，劈水击浪，仍继续前进。他说：“游泳后，我的腿劲明显增强了。”
每年的夏天，邓小平都要带上全家人到海边去。据邓林回忆：我们都喜欢跳浪。看见波浪涌来，双脚蹬着海底一跳，身体就被波浪举到半空，接着又顺水波落下，其乐无穷。爸爸则愿意顶着风，迎着浪，钻进水里，勇往直前，游向大海的深处。爸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爸爸说：“你们不懂，雨天游泳才舒服，水里是暖和的。”每天上午１０点，我们全家和爸爸一起，走向海边，扑进大海。孩子们有的在水中嬉水欢笑，有的自由自在地在海里畅游。爸爸却像是完成一项既定的任务，一走进大海，就径直朝着远处的护网游去。爸爸游泳和他散步一样，从不偷工减料，总是沿着泳区的最大周边环游。游泳区里海的深处有个平台，是供大家中间休息的地方，爸爸从来不去。因此，我们都养成习惯，下海游泳，中间都不上岸，不晒太阳。爸爸每次游到预定时间，非要孩子们迎着他，陪他一起往回游，他才心满意足地和大家一起走上海滩。有一次，游到半截，天下起大雨，岸上的人摇起了小红旗，招呼大家上岸。爸爸却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８８岁的时候，最后一次在大海里游泳。当时医疗小组考虑到海水比较凉，怕他咳嗽，决定不能再让他下海游泳。但是，到了北戴河，坐在岸边看着孩子们畅游的样子，他心里痒痒的。每天早晨一起来，他就问医疗组天气怎么样？水温怎么样？风力有多大？海浪大不大？大家都知道他的心思。因为明明说好了不让他游泳，他还老问水温多少啊，有没有浪呢。看他特想去，也怪可怜的，就去请示北京医院蔚然院长。经过研究以后，最后医疗组终于同意他下海了。开始游泳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婉转地请求他表现好一点，游半个小时就上来，明天就还能继续游。邓小平这时任性地像一个孩子，说，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才不半个小时就上来呢。结果那年游了８次，而且最长的一次游了４５分钟。但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在大海里游泳。
每天散步像做工作那样认真
多年以来，散步，对邓小平来说，既是一种紧张工作之余的休息和锻炼，更是一个思考问题的过程。有人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邓小平边散步边思考的产物。
１９５９年，邓小平折断了腿骨，为了锻炼和恢复腿的功能，他养成了散步的习惯。邓小平每天坚持散步，几十年如一日。在江西期间，由于有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的管理规定，邓小平就只能在“将军楼”的院落里走动。天长日久，就在院里踩出了一个环形的平整小道。历史的见证人黄文华曾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这条小道上，来回走过千百次，他留下的足迹将使这里的人们永远怀念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
每天早晨起来，邓小平总是径直走下楼，在院子里散步。特别是睡完午觉醒来，他必须围绕着院子走上几十圈，这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无论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邓小平散步不说话，目不斜视，但他的脑子不休息。他散步的姿势也很特别，头略低着，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前后摆动，胸膛挺直，完全像一个战士，而不是像一般人双手背后，悠然踱步。他迈动的步幅也很大，而且走得十分急促、敏捷，相当于行军的速度，决不是像常人散步时的四方步或八字步。女儿毛毛在回忆父亲散步的情形时说：“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
回到北京后，他一般上午９点多开始看文件，看到１０点，差不多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他就要休息一下，出来散步。护士们会提醒他。邓小平散步和他工作一样，非常认真，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在他的带动下，家里人都跟他养成了散步的习惯，只不过家里其他人总爱偷懒。邓小平在北京所住院子的最大外缘大约有１００多米长，他在生病以前，每天固定要走１８圈，一圈子大约１８０多米。退休以后，每天散步之前，邓小平都要做操。那是他为自己编的一套体操，抬腿，弯腰，伸胳膊，都是些简单的动作，但他做得很认真。随着身体变化，以后逐年减少。到最后，必须有人搀扶着他走，但他还在坚持。
“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邓小平还有一个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邓小平曾戏称自己之所以保持健康有４个原因：一打桥牌，二游泳，三吸烟，四喝酒。当然，吸烟是有害健康的。１９８９年，邓小平８５岁的时候，为他的健康考虑，医生建议他戒烟，他忍痛割爱，坚决戒掉了这个伴随了他几十年的抽烟习惯，从此再没有抽过一支烟。
邓小平吸烟有个习惯，从来都是自己点，而且是用火柴，不用打火机。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日子里，每月定量供应的两条“大前门”烟，伴随邓小平度过了三年的艰苦岁月。尽管他“烟瘾”很大，但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时从来不抽烟。回到住地，邓小平才点上一支烟，继续他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深深思考。这时候的邓小平，烟抽得比原来少了，有时一支烟，一次不抽完，留下半截下次再抽。
据新加坡出版的《南洋·星州》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９日援引美联社报道，邓小平与新西兰总理朗伊举行会谈时，一面抽烟，一面谈他的健康问题，说早上洗冷水浴，１０年来从未患伤风。当邓小平递过一支烟给朗伊，朗伊婉言谢绝，表示他已经戒烟了，邓说：“你过去常抽烟，现在不抽了，那你现在是个好人。”不过，邓接着又说，抽烟是否真的有害，则见仁见智。
一次在接见日本友人樱内义雄时，客人劝他，“吸烟有害健康，最好戒掉”。他却笑着回答：“正因为我的健康好才抽烟，听人说抽烟还有很多好处呢！”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日，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了香烟。劲头十足的华莱士要了一根，仔细一看，发现这烟不对头。“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对他说：“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邓小平也知道抽烟是坏习惯，于是也很快接受了这个“强加”给自己的限制。
１９８８年４月８日，即第一次“世界无烟日”。第二天，全国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进行选举，当邓小平投完票回到席位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时，一张纸条从台下传到他手里，上面写着：“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邓小平一看就笑了，连连点头，赶快把烟熄掉，并将这张字条递给旁边的一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笑着对他说：“吸烟危害健康。”原来，写纸条的是来自广东省的代表、著名粤剧演员邝健廉，大家叫她“红线女”。
几天后，即４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时又提到此事。会晤开始后，邓问科拉松·阿基诺：“我能抽烟吗？”科拉松·阿基诺风趣地说：“我不能对你说不能抽，因为我不是你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在我们菲律宾，内阁开会时是不许抽烟的。”话音刚落，厅内爆发出一阵笑声。邓小平接着说：“在七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出一支香烟，一位代表给我递了一张条子，提出了批评，我马上接受，没有办法。”说完，双方都爽朗地笑了。
这个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人大代表平等相处，共同遵守公共场合秩序的故事，很快被传为佳话。人们都赞扬邓小平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和人民永远心连心！
（全文完）
“我生平最喜欢看足球。”
邓小平把看足球作为终身的嗜好。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他和同学们喜欢参加体育运动，尤其爱看足球比赛。有一次，为了看一场国际足球比赛，他竟把一件外衣当了；还有一次，花了５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邓小平曾回忆说，５个法郎是一天的饭钱，在那时候对我来说可不容易呀！而且看球时坐的位置又最高，连球都看不清楚。他还记得，那次世界比赛的冠军得主是乌拉圭。
解放后，邓小平一直是足球的热情观众，有球必看，连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娃娃队的比赛，他也去看。有一次，他看完一场少儿足球比赛后，随即提出了“足球运动要从娃娃抓起”的殷切希望。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５２场比赛，他一场没落。白天能看的他看，晚上看不了的，他让人录下来。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７日，北京举办了由１０个国家和地区１２支球队参加的“长城杯”足球邀请赛。这是“文革”后我国首次举办的国际足球比赛，决赛由中国青年队对中国香港队。谁也没有想到，邓小平会亲自到赛场观看比赛。那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本想悄悄地坐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席台末排，不料，他一进场，便被旁边看台上的观众发现了，顿时全场掌声雷动。他只好走到主席台的前排，连连向观众们鼓掌致意。青年队球员受到极大鼓舞，一举击败了香港队，喜捧“长城杯”。
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捷报频传。然而三大球之一的足球成绩却不尽如人意，迟迟冲不出亚洲。邓不平及时告诫主管体育的中央负责同志，“要创办足球特区”。很快，第一个足球特区在大连挂牌。日本、韩国及欧美一些国家媒体迅速报道了这一重大举措，报刊发了邓小平在绿茵场观看足球比赛的大幅彩照。
“惟独打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
邓小平８５岁的时候谈长寿之道，他说，脑力方面，打桥牌最好；你的脑筋是否迟钝，一打桥牌，马上就明白了。的确，邓小平需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甚至连散步时也在思考各种问题。平时，他干什么事情又总是那样认真、那样专心致志，他把打桥牌作为换脑筋的有效手段。
邓小平酷爱桥牌，并有高超的桥牌技艺，这一点举世闻名。１９８４年美国桥牌专栏作家艾伦·杜史高曾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世界上许许多多历史伟人都是桥牌迷。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动员英国军队参战时，仍念念不忘打桥牌；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待盟军北非登陆消息时，也没有忘记挤出时间玩一局桥牌；中国的邓小平主席也是如此。１９８１年，世界桥牌记者协会给邓小平颁发桥牌荣誉奖，称他是世界上对桥牌贡献最大之人。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代表邓小平参加美国举行的授奖仪式，授受这一荣誉。
１９５２年，邓小平在西南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路过内江，遇到一位朋友教他学会了打桥牌，以后打桥牌就成了他八小时之外的主要娱乐活动。邓小平打桥牌，不仅叫牌准确，出手果断，技艺精湛，而且他洗牌、发牌、叫牌、记分每一步都特别认真。据聂卫平回忆，邓小平是他所知道的中央领导中，桥牌打得最好的。
１９９１年，中国女队在世界桥牌比赛中荣获第三名。回国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她们，并进行了一场桥牌友谊赛。邓小平和他的搭档把中国女队打得落花流水。邓小平的牌感很不错，他打的体制是精确叫牌法，叫牌偏冒一点，往往出人意料地打一个很大的约定，而且最后证明大多数是可以打成的。
邓小平桥牌技艺精湛，也特别喜欢同桥牌高手一起打。他说：“打牌要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１９８１年３月４日，世界“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来华参加国际桥牌友好邀请赛，因慕名而提出要与邓小平打牌的请求。邓小平欣然同意，当晚就和她对局。
此次桥牌战，邓小平和同杨小燕一起前来的翁心梓搭档，杨小燕与丁关根配对。牌局将开，杨小燕忽然说：“我提个意见好吗？”邓小平马上回答：“行。”杨小燕接着说：“我们回来一次不容易，与您打牌更不容易，能不能让我与您结对？”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笑答：“好嘛，这样更能提高我的牌艺。”
杨小燕想不到邓小平这样随和，喜不自禁，立即换了座位，然后问邓小平用何种叫牌法。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精确叫牌法罗。”——精确叫牌法是杨小燕的丈夫魏重庆任美国桥牌队队长和教练时研究出来的风靡世界的叫牌法。杨小燕为此辞去一家医院院长的职务，面壁１０年，潜心研究桥牌牌技，终于荣获世界冠军。邓小平回答中的“当然”二字，便意味着对她的牌技牌风甚为了解。尚未开牌，杨小燕就有相遇知音的感觉了。
大家牌兴很浓，一直打到晚上１１点多钟。事后，杨小燕对记者说：邓小平打牌思路清晰，牌风稳健，显示出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智慧，这在近８０岁的老人中，是十分令人吃惊的。从此，邓小平与杨小燕结成牌友，杨小燕每次回国，邓小平总要抽暇同她搭档打一局。她逢人便说：“桥牌就是一座桥，把成千上万的海外赤子之心与伟大祖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了。”
“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
毛泽东一生爱水，数次畅游长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同样酷爱游泳。多年以来，邓小平不喜欢在游泳池里游，说游泳池太小，水是死的。到大海里去游泳，是他最惬意的事情。他在海滨游泳，一次可连续游一个多小时。有时遇上风浪，劈水击浪，仍继续前进。他说：“游泳后，我的腿劲明显增强了。”
每年的夏天，邓小平都要带上全家人到海边去。据邓林回忆：我们都喜欢跳浪。看见波浪涌来，双脚蹬着海底一跳，身体就被波浪举到半空，接着又顺水波落下，其乐无穷。爸爸则愿意顶着风，迎着浪，钻进水里，勇往直前，游向大海的深处。爸爸珍惜每一次下海的机会。每年去北戴河，到达的当天，他就要下海；离去的那天，他还要下海。天再冷，浪再大，他都舍不得放弃。爸爸说：“你们不懂，雨天游泳才舒服，水里是暖和的。”每天上午１０点，我们全家和爸爸一起，走向海边，扑进大海。孩子们有的在水中嬉水欢笑，有的自由自在地在海里畅游。爸爸却像是完成一项既定的任务，一走进大海，就径直朝着远处的护网游去。爸爸游泳和他散步一样，从不偷工减料，总是沿着泳区的最大周边环游。游泳区里海的深处有个平台，是供大家中间休息的地方，爸爸从来不去。因此，我们都养成习惯，下海游泳，中间都不上岸，不晒太阳。爸爸每次游到预定时间，非要孩子们迎着他，陪他一起往回游，他才心满意足地和大家一起走上海滩。有一次，游到半截，天下起大雨，岸上的人摇起了小红旗，招呼大家上岸。爸爸却说：“他们摇早了，还不到时候。”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８８岁的时候，最后一次在大海里游泳。当时医疗小组考虑到海水比较凉，怕他咳嗽，决定不能再让他下海游泳。但是，到了北戴河，坐在岸边看着孩子们畅游的样子，他心里痒痒的。每天早晨一起来，他就问医疗组天气怎么样？水温怎么样？风力有多大？海浪大不大？大家都知道他的心思。因为明明说好了不让他游泳，他还老问水温多少啊，有没有浪呢。看他特想去，也怪可怜的，就去请示北京医院蔚然院长。经过研究以后，最后医疗组终于同意他下海了。开始游泳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婉转地请求他表现好一点，游半个小时就上来，明天就还能继续游。邓小平这时任性地像一个孩子，说，我才不呢，好不容易下去，我才不半个小时就上来呢。结果那年游了８次，而且最长的一次游了４５分钟。但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后在大海里游泳。
每天散步像做工作那样认真
多年以来，散步，对邓小平来说，既是一种紧张工作之余的休息和锻炼，更是一个思考问题的过程。有人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邓小平边散步边思考的产物。
１９５９年，邓小平折断了腿骨，为了锻炼和恢复腿的功能，他养成了散步的习惯。邓小平每天坚持散步，几十年如一日。在江西期间，由于有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的管理规定，邓小平就只能在“将军楼”的院落里走动。天长日久，就在院里踩出了一个环形的平整小道。历史的见证人黄文华曾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这条小道上，来回走过千百次，他留下的足迹将使这里的人们永远怀念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
每天早晨起来，邓小平总是径直走下楼，在院子里散步。特别是睡完午觉醒来，他必须围绕着院子走上几十圈，这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无论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邓小平散步不说话，目不斜视，但他的脑子不休息。他散步的姿势也很特别，头略低着，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前后摆动，胸膛挺直，完全像一个战士，而不是像一般人双手背后，悠然踱步。他迈动的步幅也很大，而且走得十分急促、敏捷，相当于行军的速度，决不是像常人散步时的四方步或八字步。女儿毛毛在回忆父亲散步的情形时说：“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
回到北京后，他一般上午９点多开始看文件，看到１０点，差不多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他就要休息一下，出来散步。护士们会提醒他。邓小平散步和他工作一样，非常认真，不偷懒，不取巧，不抄近道。在他的带动下，家里人都跟他养成了散步的习惯，只不过家里其他人总爱偷懒。邓小平在北京所住院子的最大外缘大约有１００多米长，他在生病以前，每天固定要走１８圈，一圈子大约１８０多米。退休以后，每天散步之前，邓小平都要做操。那是他为自己编的一套体操，抬腿，弯腰，伸胳膊，都是些简单的动作，但他做得很认真。随着身体变化，以后逐年减少。到最后，必须有人搀扶着他走，但他还在坚持。
“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
邓小平还有一个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邓小平曾戏称自己之所以保持健康有４个原因：一打桥牌，二游泳，三吸烟，四喝酒。当然，吸烟是有害健康的。１９８９年，邓小平８５岁的时候，为他的健康考虑，医生建议他戒烟，他忍痛割爱，坚决戒掉了这个伴随了他几十年的抽烟习惯，从此再没有抽过一支烟。
邓小平吸烟有个习惯，从来都是自己点，而且是用火柴，不用打火机。在江西下放劳动的日子里，每月定量供应的两条“大前门”烟，伴随邓小平度过了三年的艰苦岁月。尽管他“烟瘾”很大，但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时从来不抽烟。回到住地，邓小平才点上一支烟，继续他对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深深思考。这时候的邓小平，烟抽得比原来少了，有时一支烟，一次不抽完，留下半截下次再抽。
据新加坡出版的《南洋·星州》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９日援引美联社报道，邓小平与新西兰总理朗伊举行会谈时，一面抽烟，一面谈他的健康问题，说早上洗冷水浴，１０年来从未患伤风。当邓小平递过一支烟给朗伊，朗伊婉言谢绝，表示他已经戒烟了，邓说：“你过去常抽烟，现在不抽了，那你现在是个好人。”不过，邓接着又说，抽烟是否真的有害，则见仁见智。
一次在接见日本友人樱内义雄时，客人劝他，“吸烟有害健康，最好戒掉”。他却笑着回答：“正因为我的健康好才抽烟，听人说抽烟还有很多好处呢！”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日，邓小平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一如往常那样掏出了香烟。劲头十足的华莱士要了一根，仔细一看，发现这烟不对头。“哈哈，过滤嘴比烟还要长。”华莱士的这个发现使邓小平大为得意，对他说：“这是专门对付我的。我抽烟的坏习惯改不了啦。”邓小平也知道抽烟是坏习惯，于是也很快接受了这个“强加”给自己的限制。
１９８８年４月８日，即第一次“世界无烟日”。第二天，全国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进行选举，当邓小平投完票回到席位习惯地点燃一支香烟时，一张纸条从台下传到他手里，上面写着：“请邓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邓小平一看就笑了，连连点头，赶快把烟熄掉，并将这张字条递给旁边的一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笑着对他说：“吸烟危害健康。”原来，写纸条的是来自广东省的代表、著名粤剧演员邝健廉，大家叫她“红线女”。
几天后，即４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时又提到此事。会晤开始后，邓问科拉松·阿基诺：“我能抽烟吗？”科拉松·阿基诺风趣地说：“我不能对你说不能抽，因为我不是你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在我们菲律宾，内阁开会时是不许抽烟的。”话音刚落，厅内爆发出一阵笑声。邓小平接着说：“在七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出一支香烟，一位代表给我递了一张条子，提出了批评，我马上接受，没有办法。”说完，双方都爽朗地笑了。
这个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人大代表平等相处，共同遵守公共场合秩序的故事，很快被传为佳话。人们都赞扬邓小平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和人民永远心连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