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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名校的招生往事，在人才辈出的民国时期，总体而言，都在“识才重才”和“恪守制度”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各种和招生有关的故事，折射出的反倒是对于考生本人才华和前途的尊重
近日，代表国内高校顶尖水准的清华北大因为抢生源开撕。高校招生非小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所学校的价值观，相比于现在的名校招生组唯“高分”是瞻，在人才辈出的民国时期，各种和招生有关的故事，折射出的，反倒是对于考生本人才华和前途的尊重。
破格录取“偏怪之才”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胡适先生曾郑重向其推荐了一位考生： “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这位考生就是罗家伦。但罗家伦的数学成绩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都平平。激烈争议后蔡元培决定力排众议，以“偏怪之才”的定位破格录取罗家伦。
十多年后，当罗家伦成为清华大学校长，先后邂逅两位偏才一一钱钟书、吴晗。历史仿佛重演，最终，二位偏才均以国文特优，数学0分的成绩被清华破格录取（一说钱数学15分）。
据传，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国文试卷，惊呼“此乃奇才”，决定录取。1979年钱钟书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也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说：“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可见，当时的师生情谊，远非现在的“志愿换金钱”那么赤裸裸。
有意思的是，民国期间几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似乎都卡在数学考试上。张充和1933年报考北大时，数学O分，但其余三科总分还是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当时，北京大学已经有一项规定：数学为0者一律不准录取。时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当即向数学评卷老师提出请求，请他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考卷上找几分。可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坚决不改。胡适就跑到校务会上去闹，最终，张充和成为当年北大录取的两名女性之一。
对在校学生实行淘汰制
破格录取固然体现教育者爱才，但从更广的范围上而言，公平公开的招生规则，更能体现对人才的重视。客观而言，当时国内名校制定的招生标准大体都比较成熟，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先生。
在他任内，燕京大学公开招生的范围遍及全国，考试科目分为两类：一类为必考科目，包括中文、英语、数学和智力测试；一类为任选科目，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考生只需任选一门考试即可。为了使落选的学生仍然有机会进入别的大学读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燕京大学的考试日期总是排在其他学校前面。
争夺高分考生，固然在情理之中，但更重要的是，把他们招致麾下之后，如何培养？这方面，司徒雷登的做法在今日仍值得借鉴。当时的燕京大学，对在校学生实行淘汰制。招生的高标准加以淘汰制的实行，使燕京大学学生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钻研的学风。
爱才同时兼顾公平公正原则
不独燕京大学如此，在1938年之前，民国时期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自己组织，自主命题，选出符合本校标准的英才。
随着时间的推移，破格录取的例子越来越少，一方面招生制度日益完善，另一方面高校的录取名额也逐渐固定，若破格录取某人势必会使达到标准的无辜者不幸落榜。相比之下，在招生规则内的合理变通更符合情理。
鬼才李敖报考台大历史研究所时，按照招生流程需要教授面试，教授们深知李敖腹中有物，环坐望之而无言，良久，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先生发问，“李敖你考上研究所以后还穿长衫吗？”于是一座大笑而散，李敖被正式录取。
民国名校的招生，总体而言，都在“识才重才”和“恪守制度”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更无为争夺人才而上演穷凶极恶之事。今昔对比，当日不仅有慧眼识珠的大师，更有敢破格录取的魄力，而今日上述二者皆缺，只能体现为对于高分考生的无谓争夺。对于近日北大、清华的招生互掐，笔者不敢枉做评价，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如此行事，即使做到极致，还是无益于解决“钱学森之问”的。
近日，代表国内高校顶尖水准的清华北大因为抢生源开撕。高校招生非小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所学校的价值观，相比于现在的名校招生组唯“高分”是瞻，在人才辈出的民国时期，各种和招生有关的故事，折射出的，反倒是对于考生本人才华和前途的尊重。
破格录取“偏怪之才”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胡适先生曾郑重向其推荐了一位考生： “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这位考生就是罗家伦。但罗家伦的数学成绩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都平平。激烈争议后蔡元培决定力排众议，以“偏怪之才”的定位破格录取罗家伦。
十多年后，当罗家伦成为清华大学校长，先后邂逅两位偏才一一钱钟书、吴晗。历史仿佛重演，最终，二位偏才均以国文特优，数学0分的成绩被清华破格录取（一说钱数学15分）。
据传，罗家伦看到钱钟书的国文试卷，惊呼“此乃奇才”，决定录取。1979年钱钟书随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也回忆过这段往事，他说：“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可见，当时的师生情谊，远非现在的“志愿换金钱”那么赤裸裸。
有意思的是，民国期间几位才华横溢的文人，似乎都卡在数学考试上。张充和1933年报考北大时，数学O分，但其余三科总分还是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当时，北京大学已经有一项规定：数学为0者一律不准录取。时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当即向数学评卷老师提出请求，请他无论如何在张充和的考卷上找几分。可这位老师也很坚持原则，坚决不改。胡适就跑到校务会上去闹，最终，张充和成为当年北大录取的两名女性之一。
对在校学生实行淘汰制
破格录取固然体现教育者爱才，但从更广的范围上而言，公平公开的招生规则，更能体现对人才的重视。客观而言，当时国内名校制定的招生标准大体都比较成熟，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先生。
在他任内，燕京大学公开招生的范围遍及全国，考试科目分为两类：一类为必考科目，包括中文、英语、数学和智力测试；一类为任选科目，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考生只需任选一门考试即可。为了使落选的学生仍然有机会进入别的大学读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燕京大学的考试日期总是排在其他学校前面。
争夺高分考生，固然在情理之中，但更重要的是，把他们招致麾下之后，如何培养？这方面，司徒雷登的做法在今日仍值得借鉴。当时的燕京大学，对在校学生实行淘汰制。招生的高标准加以淘汰制的实行，使燕京大学学生养成了刻苦读书、勤于钻研的学风。
爱才同时兼顾公平公正原则
不独燕京大学如此，在1938年之前，民国时期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自己组织，自主命题，选出符合本校标准的英才。
随着时间的推移，破格录取的例子越来越少，一方面招生制度日益完善，另一方面高校的录取名额也逐渐固定，若破格录取某人势必会使达到标准的无辜者不幸落榜。相比之下，在招生规则内的合理变通更符合情理。
鬼才李敖报考台大历史研究所时，按照招生流程需要教授面试，教授们深知李敖腹中有物，环坐望之而无言，良久，文学院院长沈刚伯先生发问，“李敖你考上研究所以后还穿长衫吗？”于是一座大笑而散，李敖被正式录取。
民国名校的招生，总体而言，都在“识才重才”和“恪守制度”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点，更无为争夺人才而上演穷凶极恶之事。今昔对比，当日不仅有慧眼识珠的大师，更有敢破格录取的魄力，而今日上述二者皆缺，只能体现为对于高分考生的无谓争夺。对于近日北大、清华的招生互掐，笔者不敢枉做评价，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如此行事，即使做到极致，还是无益于解决“钱学森之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