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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创立大一统帝国确立了专制集权政体，官僚政治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体架构。皇帝通过官僚行政系统达到“经理宇内”、“远迩同度”（《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统治目的。官吏离开治所出差公干，无疑是帝国日常的、重复进行的行政管理活动。“昔为烟霞侣，今为泥途吏”（白居易《感秋怀微之》），在官吏的公务生涯中，公务旅行通常占了很大一部分。
官员因公出差，以及调任迁转，必然面临如何解决饮食、住宿和交通工具（车、马、船、轿等）的问题。由于古代交通业和接待服务业不发达，行旅服务经济短缺，吃饭难，住宿难，成为古代社会行旅生活的常态。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旅中》诗自写旅况，有“釜遭行路夺，席与舍儿争。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糁鬲中羹”等句，这是古代社会一般人行旅生活甚为艰辛的真实写照。因此，自秦汉时期起即建立了政府接待制度，由官办驿站和地方官府负责过往官员的接待服务。这也说明，当市场不能提供有效的后勤服务保障的时候，政府通常会将社会服务内化为“自我服务”。政府接待制度是自秦至清各朝代政府后勤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政府接待制度，既是为官员因公出差这种日常的行政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也是对于官员的一种优待，进而成为特权。
古代政府的公务往来，包括上级巡视、督查，官员出差公干，乃至一定秩次的官员调任迁转等，由地方政府和官营的驿站提供接待服务。
古代驿站最初的功能定位，是为传递政府文书的人提供中途居停服务。我国邮驿历史长达三千多年。早在商朝邮路沿途就有了驿站一类的设置，称“堞”、“次”。西周时期的“委”、“馆”、“市”，战国时期的“传舍”，均属此类设置。秦汉以后，尽管在不同的朝代，驿站一类设施称谓不一，但名虽异，义实同。驿站在保障帝国邮驿通信系统正常运行，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疆域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驿站的职能进一步扩大，由单纯为邮驿通信服务，扩大到同时为政府官员出差过往提供接待服务，成为政府接待的主要服务机构和设施。驿站具有双重职能的这种情况，自秦至清，一直沿袭。只有宋代是个例外。两宋实行“驿”、“递”分立，邮件文书的递送，和接待过往官员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演变为单纯为过往官员提供接待服务的政府招待所。
古代驿站制度与邮驿通信制度的这种密切联系，是古代政府接待制度的显著特点之一。驿站不同于普通旅舍，它是官办的非赢利性单位，对过往官员通常提供无偿服务。驿站所需要的物资、经费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有唐一代开始，除了中央政府设置的招待所“驿”，地方政府还设置称之为“馆”的地方政府宾馆。数量众多的驿站或馆驿，频繁的公务往来，是帝国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历朝接待制度设计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控制接待范围，官员利用驿站需要经过批准，持有特殊的通行凭证，过往官员凭通行凭证可以得到相应于身份秩级的待遇。二是实行消费等级制度，驿站按规定的接待标准接待过往官员。官员身份秩级不同，饮食、住宿、车马的接待标准不同。早在秦汉时期，秦律及汉律就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上世纪90年代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为我们了解汉代政府接待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往来官员的接待和政府文书的传递，是悬泉置的两个工作重点和日常活动。悬泉汉简中保留了许多官府开具的“传”或“传信”——公务用驿的凭证——的抄件，上面具体注明了持传者的官职、任务与目的地等。传舍据此依律令规定的标准提供食宿，有的还要根据“传”的要求提供车辆。同时抄写一份“传”的副本（时称“副”）留作档案。对违规接待要追查处理。之所以严格规定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一个根本的原因是防止因超范围、超标准接待导致帝国行政成本畸大，以及由此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
古代各朝代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有一整套的邮驿管理机构。组织严密，制度严格。由于邮驿作为国家通信系统的特殊性质，中央由军事行政管理机关主管邮驿事务。如两汉主管邮驿事务的中央机构主要是法曹，唐改归尚书省的兵部，为以后历朝沿袭。公务用驿凭证的发放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如两汉，中央归御史大夫，地方归郡太守；唐代驿券发放，中央归门下省，地方由州、县行政首长负责；宋朝，中央归枢密院管理，等等。由于马在古代曾是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特别是军事等活动的主要动力。对驿马的管理尤为严格。唐律、宋律对此均有明文规定，只有相当级别的官员，经过批准才能驾乘驿马，不同级别的官员使用驿马的数量有等差规定。所谓“驰驿”，指驾乘驿马疾行。显然，通常只有在公务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准予驾乘驿马。宋天禧四年（1020）八月，真宗召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入朝，王钦若说“诏无驰驿之文，但依程即路”，于是朝廷又令其“乘传”至京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六）。“依程即路”每日行六十里，且无驿马供给，而“乘传”即乘驿马疾行，有速度上的要求。再如元朝“站赤”（蒙古语“驿传”的译音）制度规定，在云南、福建行省任满北归的官员，虽然可以在驿站歇息，享受饮食、草料供应，但要自备马匹。
相对来说，宋、唐以前规定接待范围较为宽松，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专制集权进一步强化，行政机构的日趋庞大臃肿及差遣频繁，对政府接待事务的管理和驰驿范围限制更加严格。如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了明朝后，为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明白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昭代王章》）。1393年，又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限定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明朝万历年间宰相张居正推行邮驿改革，提出了六条对官员的限制，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过往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除邮驿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还规定政府官员凡非公务而是到离任或请事假等旅途費用，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不得动用驿递的交通工具；等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严格接待范围，反对超范围接待历来是接待事务管理和改革的重点之一。
乾隆二年（1737），清高宗弘历明令，革除地方官安置公馆，呈送下程酒席，预备夫马、车船等一切供应。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或下级则不得宴请和馈赠。如“违例迎送，或因事营求，或乘便贿赂，”（（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九七）以谄媚求誉例革职。如果仅是违例迎送，没有营求贿赂等情，照擅离职役律罚俸九月。应该说，这是古代政府差旅和接待史上的重大改革。但事实上做不到。
据林则徐发给沿途官府和驿站的两篇传牌，官员的调任与因公出差，因行旅性质不同在接待上有明显差别。赴任是费用自理：“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给发，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篙帮纤。……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作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赴粤是因公出差，且是“奉旨驰驿”，沿途可以享受驿站免费提供的食宿。这种差别，应该是当时政府接待制度所规定的。
尽管接待范围和标准，一直是古代各朝代政府接待管理所关注的主要问题。自秦至清各个朝代都有明文规定的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但实际情形却大相径庭。纵观各朝代，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是：各王朝前期，最高统治者大多励精图治，政治也较为清明，而进入中后期，随着政治日益腐败，自利取向逐渐主导官僚群体，驿站接待制度产生许多弊端。超范围、超标准接待，擅自乘驿，给驿泛滥，利用公驿恣行享乐、糜费公帑，献媚取容、贿赂诛求，十分普遍，成为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元999年，宋朝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曾上疏说：“今署置之过也，官吏森罗于郡邑；差命之烦也，使者旁午于道路。廪禄之费耗，驿券之供给，何可胜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巨大的接待费用，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
官员因公出差，以及调任迁转，必然面临如何解决饮食、住宿和交通工具（车、马、船、轿等）的问题。由于古代交通业和接待服务业不发达，行旅服务经济短缺，吃饭难，住宿难，成为古代社会行旅生活的常态。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旅中》诗自写旅况，有“釜遭行路夺，席与舍儿争。混迹同佣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糁鬲中羹”等句，这是古代社会一般人行旅生活甚为艰辛的真实写照。因此，自秦汉时期起即建立了政府接待制度，由官办驿站和地方官府负责过往官员的接待服务。这也说明，当市场不能提供有效的后勤服务保障的时候，政府通常会将社会服务内化为“自我服务”。政府接待制度是自秦至清各朝代政府后勤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政府接待制度，既是为官员因公出差这种日常的行政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也是对于官员的一种优待，进而成为特权。
古代政府的公务往来，包括上级巡视、督查，官员出差公干，乃至一定秩次的官员调任迁转等，由地方政府和官营的驿站提供接待服务。
古代驿站最初的功能定位，是为传递政府文书的人提供中途居停服务。我国邮驿历史长达三千多年。早在商朝邮路沿途就有了驿站一类的设置，称“堞”、“次”。西周时期的“委”、“馆”、“市”，战国时期的“传舍”，均属此类设置。秦汉以后，尽管在不同的朝代，驿站一类设施称谓不一，但名虽异，义实同。驿站在保障帝国邮驿通信系统正常运行，以及国家行政管理、疆域形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驿站的职能进一步扩大，由单纯为邮驿通信服务，扩大到同时为政府官员出差过往提供接待服务，成为政府接待的主要服务机构和设施。驿站具有双重职能的这种情况，自秦至清，一直沿袭。只有宋代是个例外。两宋实行“驿”、“递”分立，邮件文书的递送，和接待过往官员的馆驿，从职能上完全分开。馆驿演变为单纯为过往官员提供接待服务的政府招待所。
古代驿站制度与邮驿通信制度的这种密切联系，是古代政府接待制度的显著特点之一。驿站不同于普通旅舍，它是官办的非赢利性单位，对过往官员通常提供无偿服务。驿站所需要的物资、经费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负担。有唐一代开始，除了中央政府设置的招待所“驿”，地方政府还设置称之为“馆”的地方政府宾馆。数量众多的驿站或馆驿，频繁的公务往来，是帝国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历朝接待制度设计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控制接待范围，官员利用驿站需要经过批准，持有特殊的通行凭证，过往官员凭通行凭证可以得到相应于身份秩级的待遇。二是实行消费等级制度，驿站按规定的接待标准接待过往官员。官员身份秩级不同，饮食、住宿、车马的接待标准不同。早在秦汉时期，秦律及汉律就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上世纪90年代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为我们了解汉代政府接待制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根据悬泉汉简的记载，往来官员的接待和政府文书的传递，是悬泉置的两个工作重点和日常活动。悬泉汉简中保留了许多官府开具的“传”或“传信”——公务用驿的凭证——的抄件，上面具体注明了持传者的官职、任务与目的地等。传舍据此依律令规定的标准提供食宿，有的还要根据“传”的要求提供车辆。同时抄写一份“传”的副本（时称“副”）留作档案。对违规接待要追查处理。之所以严格规定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一个根本的原因是防止因超范围、超标准接待导致帝国行政成本畸大，以及由此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
古代各朝代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州县，有一整套的邮驿管理机构。组织严密，制度严格。由于邮驿作为国家通信系统的特殊性质，中央由军事行政管理机关主管邮驿事务。如两汉主管邮驿事务的中央机构主要是法曹，唐改归尚书省的兵部，为以后历朝沿袭。公务用驿凭证的发放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如两汉，中央归御史大夫，地方归郡太守；唐代驿券发放，中央归门下省，地方由州、县行政首长负责；宋朝，中央归枢密院管理，等等。由于马在古代曾是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特别是军事等活动的主要动力。对驿马的管理尤为严格。唐律、宋律对此均有明文规定，只有相当级别的官员，经过批准才能驾乘驿马，不同级别的官员使用驿马的数量有等差规定。所谓“驰驿”，指驾乘驿马疾行。显然，通常只有在公务紧急的情况下，才会准予驾乘驿马。宋天禧四年（1020）八月，真宗召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入朝，王钦若说“诏无驰驿之文，但依程即路”，于是朝廷又令其“乘传”至京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六）。“依程即路”每日行六十里，且无驿马供给，而“乘传”即乘驿马疾行，有速度上的要求。再如元朝“站赤”（蒙古语“驿传”的译音）制度规定，在云南、福建行省任满北归的官员，虽然可以在驿站歇息，享受饮食、草料供应，但要自备马匹。
相对来说，宋、唐以前规定接待范围较为宽松，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专制集权进一步强化，行政机构的日趋庞大臃肿及差遣频繁，对政府接待事务的管理和驰驿范围限制更加严格。如明太祖朱元璋在建立了明朝后，为限制官员的驰驿特权，一开始就用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他明白规定：“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昭代王章》）。1393年，又颁布了《应合给驿条例》，限定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其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重罚。明朝万历年间宰相张居正推行邮驿改革，提出了六条对官员的限制，如规定非公务任何官员不得侵扰邮驿；过往驿站的官员只许按国家规定的级别供应食宿，不许越格提出奢侈的要求；除邮驿供应外，任何官员不许擅派普通民户服役；还规定政府官员凡非公务而是到离任或请事假等旅途費用，一律不得由驿站负担，不得动用驿递的交通工具；等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严格接待范围，反对超范围接待历来是接待事务管理和改革的重点之一。
乾隆二年（1737），清高宗弘历明令，革除地方官安置公馆，呈送下程酒席，预备夫马、车船等一切供应。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或下级则不得宴请和馈赠。如“违例迎送，或因事营求，或乘便贿赂，”（（光绪朝）《清会典事例》卷九七）以谄媚求誉例革职。如果仅是违例迎送，没有营求贿赂等情，照擅离职役律罚俸九月。应该说，这是古代政府差旅和接待史上的重大改革。但事实上做不到。
据林则徐发给沿途官府和驿站的两篇传牌，官员的调任与因公出差，因行旅性质不同在接待上有明显差别。赴任是费用自理：“所雇船只，系照民价，自行给发，不许沿途支付水脚，亦无须添篙帮纤。……伙食一切，亦已自行买备，沿作无须致送下程酒食等物。”赴粤是因公出差，且是“奉旨驰驿”，沿途可以享受驿站免费提供的食宿。这种差别，应该是当时政府接待制度所规定的。
尽管接待范围和标准，一直是古代各朝代政府接待管理所关注的主要问题。自秦至清各个朝代都有明文规定的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但实际情形却大相径庭。纵观各朝代，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是：各王朝前期，最高统治者大多励精图治，政治也较为清明，而进入中后期，随着政治日益腐败，自利取向逐渐主导官僚群体，驿站接待制度产生许多弊端。超范围、超标准接待，擅自乘驿，给驿泛滥，利用公驿恣行享乐、糜费公帑，献媚取容、贿赂诛求，十分普遍，成为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元999年，宋朝京西转运副使朱台符曾上疏说：“今署置之过也，官吏森罗于郡邑；差命之烦也，使者旁午于道路。廪禄之费耗，驿券之供给，何可胜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咸平二年）巨大的接待费用，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