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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关于天命，有两种不同的学说：一种把“天”当作有意志的“至上神”，“天命”即是天的命令;一种把“天”视为无意志的自然，“天命”便是自然的必然或自然的规律。天命关系到世界本原问题，也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孔子是中国天人之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天命思想奠定了儒家的天命思想。
“天”，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中国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殷代的统治者为加强奴隶主的统治，形成了既代表“天”又代表其祖先的观念“帝”，由此出现了唯心主义的宇宙观。殷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主宰，殷王室以为自己的政权是受自“天命”。殷灭周兴，周公代武王子成王执政，继续并发展了殷人的天命思想，宣称“显丕文王，受天有大命”、“天乃大命文王”，认为周的天下是上天授予的。与殷人天命思想不同的是，周公提出了上帝可能改换人间代理人的观点，“皇天上帝，改厥王子”。他认为地上的君王只有实现德政，顺从民意，上天才会让他继续统治天下，说“天命弃权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强调了“德”和“民”的作用，这应该看作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到了西周的末年，人们对天的正义性提出了怀疑，《诗·大雅》有“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的诗句，《诗·小雅》有“民今方殆，视天梦梦”、“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沓背憎，职竞由人”，从中可以看出已由怀疑上天，走向否定上天的倾向。到春秋时，柳下惠、叔向和子产等人出现了无神论的倾向，比较明显地反映着当时人们对天命思想的新思考。
孔子对天命的范畴继续进行了探索。孔子生活在春秋末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一方面从维护周礼出发，继承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有时把天看作是有意志的主宰，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给他以积极的影响，在他的言论中，有时把“天”看作是自然的天。孔子是敏于求知，善于思考而又积极活动的思想家，这使他在“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思想矛盾。《论语》中直接讲到天的有18处，孔子自己讲的有13处，含义是有差别的，有的明确，有的不明确，有的则相反，应注意孔子讲“天”的具体语言环境和意境。孔子称天，并不一定认为天真是主宰，天真有意志，不过借天以自慰，或借天以发泄情感。孔子讲的“天”主要有三种含义。
第一种为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说的是孔子去和名声不好的卫灵公夫人相见，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假若不对的话，天厌弃我吧！天厌弃我吧！《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孔子说，天在我身上生了这样的品德，那桓把我怎样？《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被匡的群众所拘禁，便说，周文王死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吗？天若消灭这种文化，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天若是不要消灭这一种文化，那匡人将把我怎么样呢？《论语·子罕》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孔子病得厉害，子路便命孔子学生组织治丧处。孔子病好转了就说，成立治丧处欺哄谁呢？欺哄上天吗？我与其死在治丧人手里，宁肯死在你们学生手里，不还好些吗？即使不热热闹闹地办理丧葬，我会死在路上吗？
上述天的思想，一方面表现了西周以来的宗教神学观念在孔子思想言论中的保留，另一方面也有区别，西周讲的天是威严可畏的神灵，孔子讲的天，多是日常生活中人格化的天，天虽然还是神，但是人性化，可亲、可近。第二种是指自然界即“自然之天”。《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说，尧真是了不得呀！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天最高最大，只有尧能学习天。他的思想真是广博呀！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称赞他。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真够美好了！上述两段话可以说孔子所谓的“天”是由“主宰之天”到自然之天的转移。这是孔子时代关于天的内涵的一个大变革，是一个新的阐释。孔子提出自然界又高又大的天，天的意义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第三种是从价值上说的，即“义理之天”。《论语·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吾所祷也。”王孙贾问道，与其巴结屋内西南角的神，宁可巴结灶君司令，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对，若是得罪了上天，祈祷也没用。《论语·子罕》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意思是说，上天让孔子成为圣人，又使他多才多艺。《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意思是说，老师关于文献方面的学问，我们听得到;老师关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论，我们听不到。孔子不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不承认他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一个“好古”、“好学之人”。他不是受命于上帝的使者，而是“一以贯之”地推行仁学。孔子以“志道”、“闻道”、“传道”为己任，有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他所“志”的道，既不是上帝的旨意，也不仅是人间之道，而是天人合一之道。他以“天道”、“地道”、“人道”积极探求自然界生命的意义及与人的关系，是关于天的学说的核心所在，最富有创新精神，在人类文化史上做出最杰出的贡献。
“知天命”与“畏天命”都是孔子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命”是指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天命”是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客观必然性。《论语·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说，我的主张将实现吗？听之于命运;我的主张将永不实现吗？也听之于命运。公伯寮能把我的命运怎样？《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了吧，可是常常穷得没有办法。端木赐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竟每每猜对了。这两段话中的听命与不受命是矛盾着的。古人自然不懂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两者的关系，智者看来，上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没有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解之谜，这就把一切偶然性，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孔子虽然不是宿命论者，但也讲天命，其所说的“命”含有理性化的客观必然性成分，“知天命”含有神秘的成分，而“畏天命”既指客观必然性，又指主观道德修养的一种境界。《论语》中孔子强调“知天命”、“畏天命”，但又较少论述它。孔子治学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子不迷信，不信鬼神，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当时对宇宙现象很难有所知，故而不谈，所以他讲“天”和“命”都是关于人事。《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孔子来说，“五十而知天命”是他人生最关键的阶段，前四十年经历了学习和实践，经过磨难而不惑，五十岁后可以上达而知道天道性命，这里的“知”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天人之际”贯通的知识，这样才能“耳顺”，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进入自由境界，达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论语·尧曰》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是一种完善的人格，必须具有仁德。《论语》中孔子立君子之象，尽仁德之意。“知天命”表达了实现仁德的意志和自觉，有了这种意志，有了这种自觉性，也就可以实现“一以贯之”。孔子五十一岁从政仕鲁，曾任中都宰，管好了相当于一个县的地方。任司空，管理鲁国山川水土，使生物“各得其宜”、“咸得其所”。任司寇，管理狱訟，听取“众议”，主张“无讼”。以大司寇身份摄相事，取得“夹谷之会”胜利，“与闻国政”参与国家大事。后来“堕三都”失败，便弃官出走，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这一段说明孔子从政仕鲁，推行“仁政”失败，但他矢志不移推行他的“仁德”。孔子出游、考察各国，完善自己的学说，边行道边求道，这是孔子的终生事业，这就是他的“天命”，已经超越了个人命运，是“一以贯之”的“天道性命”。要实现仁德，就要克服客观的困苦，克服个人的各种限制，培养其善质。因此“知天命”是自觉地实现仁德、贯通天人的根本环节。
“畏天命”，出自《论语·季氏》篇，主要是敬畏的意思，也含有恐惧的意思。孔子的敬畏与宗教敬畏超自然的上帝不同，而是敬畏自然。《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说天不言说，四季运行，百物照生。“行”是自然规律，“生”是自然的功能，人应当尊重规律，爱惜一切生命，违背了就要受惩罚，这就是人应敬畏自然。在孔子看来，自然界是一个“行”的整体，也是一个“生”的整体;是一个“行”的过程，也是一个“生”的过程。世界万物都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过程之中，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孔子重视人的价值，赋予人实践主体的地位，但自然界是人类安身立命之地，尊重人的人格尊严与尊重自然界的生命是内在统一的，倡导人类的社会和谐与提倡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和谐也是辩证统一的。古人认为“天”为神，“地”为圣，神圣是崇高而庄严的，不可轻慢和亵渎。孔子告诉我们，自然界赋予人类以神圣使命即“天命”，而人类以完成这个使命为其生命的终极关怀。“畏天命”是人类对待自然界的一种神圣情感，也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一种警示。人如果为了满足贪欲，随意掠夺，破坏环境，残害一切生命，就是违反了天命，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随心所欲”是贪欲，是对物质欲望的无限贪求，“不逾矩”是不违背自然规律，关键是仁德，核心是仁德。孔子的“畏天命”与原始的自然崇拜不同，他是继承了人类经验的成果。孔子对自然界充满了敬意，敬畏自然界的神性在于生命创造本身，生命的目的是不可违背的。人类应当以敬畏之心，尊重自然规律，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天”，中国古代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中国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殷代的统治者为加强奴隶主的统治，形成了既代表“天”又代表其祖先的观念“帝”，由此出现了唯心主义的宇宙观。殷代以“天”为世界最高的主宰，殷王室以为自己的政权是受自“天命”。殷灭周兴，周公代武王子成王执政，继续并发展了殷人的天命思想，宣称“显丕文王，受天有大命”、“天乃大命文王”，认为周的天下是上天授予的。与殷人天命思想不同的是，周公提出了上帝可能改换人间代理人的观点，“皇天上帝，改厥王子”。他认为地上的君王只有实现德政，顺从民意，上天才会让他继续统治天下，说“天命弃权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强调了“德”和“民”的作用，这应该看作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到了西周的末年，人们对天的正义性提出了怀疑，《诗·大雅》有“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的诗句，《诗·小雅》有“民今方殆，视天梦梦”、“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沓背憎，职竞由人”，从中可以看出已由怀疑上天，走向否定上天的倾向。到春秋时，柳下惠、叔向和子产等人出现了无神论的倾向，比较明显地反映着当时人们对天命思想的新思考。
孔子对天命的范畴继续进行了探索。孔子生活在春秋末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一方面从维护周礼出发，继承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有时把天看作是有意志的主宰，认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给他以积极的影响，在他的言论中，有时把“天”看作是自然的天。孔子是敏于求知，善于思考而又积极活动的思想家，这使他在“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思想矛盾。《论语》中直接讲到天的有18处，孔子自己讲的有13处，含义是有差别的，有的明确，有的不明确，有的则相反，应注意孔子讲“天”的具体语言环境和意境。孔子称天，并不一定认为天真是主宰，天真有意志，不过借天以自慰，或借天以发泄情感。孔子讲的“天”主要有三种含义。
第一种为命运之天或主宰之天。《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说的是孔子去和名声不好的卫灵公夫人相见，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我假若不对的话，天厌弃我吧！天厌弃我吧！《论语·述而》子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孔子说，天在我身上生了这样的品德，那桓把我怎样？《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被匡的群众所拘禁，便说，周文王死后，一切文化遗产不都在我这吗？天若消灭这种文化，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天若是不要消灭这一种文化，那匡人将把我怎么样呢？《论语·子罕》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孔子病得厉害，子路便命孔子学生组织治丧处。孔子病好转了就说，成立治丧处欺哄谁呢？欺哄上天吗？我与其死在治丧人手里，宁肯死在你们学生手里，不还好些吗？即使不热热闹闹地办理丧葬，我会死在路上吗？
上述天的思想，一方面表现了西周以来的宗教神学观念在孔子思想言论中的保留，另一方面也有区别，西周讲的天是威严可畏的神灵，孔子讲的天，多是日常生活中人格化的天，天虽然还是神，但是人性化，可亲、可近。第二种是指自然界即“自然之天”。《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说，尧真是了不得呀！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天最高最大，只有尧能学习天。他的思想真是广博呀！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称赞他。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真够美好了！上述两段话可以说孔子所谓的“天”是由“主宰之天”到自然之天的转移。这是孔子时代关于天的内涵的一个大变革，是一个新的阐释。孔子提出自然界又高又大的天，天的意义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第三种是从价值上说的，即“义理之天”。《论语·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吾所祷也。”王孙贾问道，与其巴结屋内西南角的神，宁可巴结灶君司令，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对，若是得罪了上天，祈祷也没用。《论语·子罕》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意思是说，上天让孔子成为圣人，又使他多才多艺。《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意思是说，老师关于文献方面的学问，我们听得到;老师关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论，我们听不到。孔子不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不承认他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一个“好古”、“好学之人”。他不是受命于上帝的使者，而是“一以贯之”地推行仁学。孔子以“志道”、“闻道”、“传道”为己任，有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他所“志”的道，既不是上帝的旨意，也不仅是人间之道，而是天人合一之道。他以“天道”、“地道”、“人道”积极探求自然界生命的意义及与人的关系，是关于天的学说的核心所在，最富有创新精神，在人类文化史上做出最杰出的贡献。
“知天命”与“畏天命”都是孔子天人之学的重要内容。“命”是指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天命”是非人力所能改变的客观必然性。《论语·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说，我的主张将实现吗？听之于命运;我的主张将永不实现吗？也听之于命运。公伯寮能把我的命运怎样？《论语·先进》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了吧，可是常常穷得没有办法。端木赐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竟每每猜对了。这两段话中的听命与不受命是矛盾着的。古人自然不懂偶然性和必然性以及两者的关系，智者看来，上天似乎有意志，又似乎没有意志，这是谜，又是个不解之谜，这就把一切偶然性，甚至某些必然性都归之于“天”和“命”。孔子虽然不是宿命论者，但也讲天命，其所说的“命”含有理性化的客观必然性成分，“知天命”含有神秘的成分，而“畏天命”既指客观必然性，又指主观道德修养的一种境界。《论语》中孔子强调“知天命”、“畏天命”，但又较少论述它。孔子治学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子不迷信，不信鬼神，于“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当时对宇宙现象很难有所知，故而不谈，所以他讲“天”和“命”都是关于人事。《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对于孔子来说，“五十而知天命”是他人生最关键的阶段，前四十年经历了学习和实践，经过磨难而不惑，五十岁后可以上达而知道天道性命，这里的“知”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天人之际”贯通的知识，这样才能“耳顺”，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进入自由境界，达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论语·尧曰》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是一种完善的人格，必须具有仁德。《论语》中孔子立君子之象，尽仁德之意。“知天命”表达了实现仁德的意志和自觉，有了这种意志，有了这种自觉性，也就可以实现“一以贯之”。孔子五十一岁从政仕鲁，曾任中都宰，管好了相当于一个县的地方。任司空，管理鲁国山川水土，使生物“各得其宜”、“咸得其所”。任司寇，管理狱訟，听取“众议”，主张“无讼”。以大司寇身份摄相事，取得“夹谷之会”胜利，“与闻国政”参与国家大事。后来“堕三都”失败，便弃官出走，五十五岁开始周游列国。这一段说明孔子从政仕鲁，推行“仁政”失败，但他矢志不移推行他的“仁德”。孔子出游、考察各国，完善自己的学说，边行道边求道，这是孔子的终生事业，这就是他的“天命”，已经超越了个人命运，是“一以贯之”的“天道性命”。要实现仁德，就要克服客观的困苦，克服个人的各种限制，培养其善质。因此“知天命”是自觉地实现仁德、贯通天人的根本环节。
“畏天命”，出自《论语·季氏》篇，主要是敬畏的意思，也含有恐惧的意思。孔子的敬畏与宗教敬畏超自然的上帝不同，而是敬畏自然。《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说天不言说，四季运行，百物照生。“行”是自然规律，“生”是自然的功能，人应当尊重规律，爱惜一切生命，违背了就要受惩罚，这就是人应敬畏自然。在孔子看来，自然界是一个“行”的整体，也是一个“生”的整体;是一个“行”的过程，也是一个“生”的过程。世界万物都在生生不息的生命创造过程之中，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孔子重视人的价值，赋予人实践主体的地位，但自然界是人类安身立命之地，尊重人的人格尊严与尊重自然界的生命是内在统一的，倡导人类的社会和谐与提倡人与自然界的生命和谐也是辩证统一的。古人认为“天”为神，“地”为圣，神圣是崇高而庄严的，不可轻慢和亵渎。孔子告诉我们，自然界赋予人类以神圣使命即“天命”，而人类以完成这个使命为其生命的终极关怀。“畏天命”是人类对待自然界的一种神圣情感，也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一种警示。人如果为了满足贪欲，随意掠夺，破坏环境，残害一切生命，就是违反了天命，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惩罚。“随心所欲”是贪欲，是对物质欲望的无限贪求，“不逾矩”是不违背自然规律，关键是仁德，核心是仁德。孔子的“畏天命”与原始的自然崇拜不同，他是继承了人类经验的成果。孔子对自然界充满了敬意，敬畏自然界的神性在于生命创造本身，生命的目的是不可违背的。人类应当以敬畏之心，尊重自然规律，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