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三十年前，中国的一个最响亮的口号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我们知道，作为一种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也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在社会发展的大幕即将拉开之际，先“什么”起来，永远是一个最为根本也极为重大的战略选择。在中国，究竟应该让一部分人先“什么”起来？在中国，究竟应该先“什么”起来？即便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也仍旧是一个亟待回答的严峻问题。
就我而言，从世纪之初开始，就一直在呼吁“信仰启蒙”和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迄至今日，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更加坚信：中国人离信仰有多远，离现代化就有多远，离现代世界也就有多远。因此，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当今中国的不二选择。
一
要回答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问题，最为简洁同时也最为有效的，莫过于直接去看一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的“前世今生”。
几百年来的世界，动荡和变局非常非常频繁。在一幕幕兴衰起伏的背后，是否在冥冥之中存在一只有条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大手”？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曾经把这一切都归因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奋斗、勤劳、勇敢或者相反。现在回头来看，显然并非如此，在一个国家的先“奋斗、勤劳、勇敢”起来的背后，一定还存在着一个首先要先“什么”起来的东西，而正是这个，才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终将崛起或者衰落。
那么，这个先“什么”起来的东西又是什么？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毋庸讳言，现在日趋一致的看法应该是：先“新教”起来。
在西方，一般都将公元1500年作为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世界节点。既如此，我们就以公元1500年为一个参照，来回顾一下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所走过的历程。
首先，必须要看到，在最近的五百年里，现代化的奇迹都完全是西方（可以等同于欧洲）创造的——也都完全与中国无关。
其次，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国家全面赶超了中国。1830年，欧洲的GDP全面赶超中国，1865年，英国一个国家的GDP就赶超了中国，到了1900年，美国不仅赶超了中国，而且赶超了英国。西方世界的崛起与中国的沦落在同步进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在飞速发展中首先甩掉了东正教的国家，然后又甩掉了天主教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相继后继乏力，不得不从“发达国家”的行列中被淘汰出局。最终真正跑进现代化的第一阵容的，恰恰全都是先“新教”起来的国家。以我们所熟知的第一批现代化八国为例，除了法国、比利时两国属于天主教与新教混有外，其余六国全都是新教国家。显然，并不是任何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楷模，而仅仅是与新教直接相关的国家才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楷模。当然，无论新教还是天主教，抑或东正教，无疑都是于人生于人类有益的，但是，能够强力推进现代化的，却只有新教。历史的铁律就是这样无情！先“新教”起来的英国的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在西方影响了美国，在东方影响了日本。后来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响，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辐射。当然，当今英国已经跌出了一线阵容，不过这一切恰恰是因为后来的英国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即弱化新教的道路。至于欧陆国家，则因为普遍没有借助新教来完成“信仰启蒙”，而只进行了“个体启蒙”，所以也一直没有能够领先于历史的潮头。例如，法国国土面积是英国的两倍，但是法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从来就没有超过英国，原因何在？就在英国是有神论加上个人主义，也就是“信仰启蒙”加上“个体启蒙”，但是法国却是无神论加上个人主义，也就是只有“个体启蒙”。对此，托克维尔有深刻的醒思。此外，马克斯·韦伯在思考某一国家何以崛起某一国家何以没有崛起或者何以一蹶不振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居住的这个小镇上的富人全都是新教徒，于是，他茅塞顿开，意识到了从宗教（信仰）维度去阐释西方现代化的崛起这一重要思路，写了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的结论是：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因此，结论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一定属于那些先“新教”起来的人们，也一定属于那些先“新教”起来的国家。
二
与公元1500年以后的西方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帝国的逐渐衰落。当然，说公元1500年以后中国人不努力不尽力，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便是晚近，从戊戌维新到君主立宪再到民国建立再到五四运动再到联省自治最后再到（1946年的）宪政运动，中国也起码有过六次转型的努力，只是，非常遗憾的，这六次转型都以失败告终。
为什么会如此呢？让我们以“五四”为例，来详细加以说明。
从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的角度，“五四”，可以说是古老中国真正直面西方的开始，可即便如此，“五四”仍旧难逃失败的噩运。导致这一缺憾的原因就在于对于真正的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缺乏深刻的洞察。
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成功，根源于两大选择，其一，是教会的作用；其二，是人权与契约意识——我将其概括为“信仰启蒙”和“个体启蒙”。英国之所以最后走上宪政的道路，之所以实现了不流血的改良，之所以成为世界的带头老大，正是因为两大启蒙的同时实现。以法国为代表的其他欧洲国家却不然，它们就仅仅是一个启蒙——“个体启蒙”。对于无神论的提倡，使得这些国家既不承认上帝的伟大，也不承认人的渺小。彼特拉克说：我是凡人，所以只祈求凡人的幸福；伊拉斯谟也说：所有的幸福都从我而来，只要使我快乐，就一切可为。结果，对于英国而言的“应该成为的人”就变成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其他国家的“本能自然的人”，信仰启蒙也因此而被毫无道理地忽视了。
因为宗教传统的匮乏，中国天然地规避开英国道路，选择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它的变种——俄罗斯的道路，因此，“五四”时代的中国言必称“科学”、“民主”，却从不推重“信仰”。其结果，就是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屡战屡败”。没有能够先“新教”起来的中国，也不可能真正地现代化起来的。中国需要自己的托克维尔、自己的马克斯·韦伯，去竭力寻找英美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也必须去竭力寻找法俄等国无法如此的原因，而最终的目的，还是竭力去寻找中国在现代无法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賦的原因。 三
新教，畢竟天然地饱含着极强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西方特色。因此，即使它果真是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地处亚洲远东的中国也无缘全盘照搬。或许也就是这个原因，先“新教”起来的秘密，尽管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知，却始终未能引起普遍的重视。幸而，有一位身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并非人所共知的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而是从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自由的信仰”，这几个字实在是石破天惊，令我们茅塞顿开，也给我们提示了一条解决困惑的正确方向。
原来，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新教，而是在新教中所蕴含的“自由的信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也就转化成了：西方之崛起在先“信仰”起来，中国之未崛起在未能先“信仰”起来。
信仰与宗教密切相关，但是却也并不相同。说到底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特殊呈现方式（尽管在人类的早期，宗教也许是人类信仰的唯一呈现方式）。人类最终又会超越宗教，信仰最终也会被独立出来，成为人类的一个独立的精神尺度。
黑格尔将全世界的信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宗教，也就是原始社会时期崇拜熊、老虎、崇拜山神、火神的那种宗教，这类的宗教没有什么信仰内涵；第二类是实用宗教，这类宗教是把信仰当成一种恐吓别人和安慰自己的手段，所谓“神道设教”，同样没有什么信仰内涵；第三类是自由宗教，黑格尔称之为“启示宗教”。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宗教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只有这类宗教才与信仰内涵密切相关，也才与人类的终极维度密切相关。我们所熟悉的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等等，无疑都属于启示宗教，也就是说，无疑都与信仰内涵和终极维度相关，不过，又有程度的不同。其中，应该以新教与信仰内涵和终极维度的关系最为切近也最为密切。假如说，希腊教把宗教变成了艺术，儒教把宗教变成了道德，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把宗教变成了宗教，那么，新教就是把宗教变成了信仰。而今，希腊文化消失了，中国文化停滞了，天主教、东正教国家脚步迟缓了，但是新教文化却蒸蒸日上，其原因就在于：在新教国家那里，新教超出了自己，成为整个文化，成为信仰本身。
为了把问题讨论得更加清楚，在阐述“自由的信仰”之前，要先来谈谈“信仰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最早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的名著《基督徒的自由》（1520）。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思想：“因信称义”——真正的宗教必须是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所自由接受的宗教，这必须是信仰的绝对前提。“信仰的自由”敞开了西方人心灵的广阔天空。它引导每一个人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行事、自由地讨论。其真谛在于：自由先于信仰。在这里，自由的本来含义并不在于它多么美好的，而在于只有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每一个人的信仰，都要从自由的行恶和自由的行善开始起步。自由当然不是善，但是，自由却是善之前提；自由当然不是恶，但是，自由才是恶之死敌；最后，自由当然也不是信仰，但是，自由却是信仰之源头。
“信仰的自由”强调自由选择，凡事可为。然而即使凡事可为，仍有无能为力的领域，于是，人们转过身去面对上帝，去寻找他性的力量、外在的力量，并且借助于外在的力量来在心灵上认领自己，把自己从心灵的黑暗中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心灵空间，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生命高度。我活着，但又不是我活着，而是信仰在我身体里活着，是信仰在我的生命里工作。
四
事实上，与其说现代化是新教的产品，远不如说是新教的副产品。因为新教的全部目标都是成就精神的人，何尝考虑过现代化之类的尘世凡俗。可是，因为在新教之中存在着“原罪”观念、存在着包括“欠债—还债“的情感伦理，于是，终生辛勤工作去赎自己的罪也就非常必要了。于是，衣食住行、日常琐事乃至职业活动，也就统统被看作了意在赎回先前犯下的“原罪”的工作。这样，人之为人就不能不时时刻刻去“还债”，不能不时时刻刻去毅然承担起尘世生活。承担尘世生活，是人的绝对责任，也是人重获新新生的希望。因此，尘世生活也就有了绝对的意义。也因此，现代化这一副产品，也就顺势而为同时也就顺理成章了。
遗憾的是，这一切在中国学者那里竟然是一无所知。在发现了先“新教”起来的特殊作用以后，引发的也不是对于新教所蕴含的“自由的信仰”的积极思考，而是一片自吹自擂的自我鼓噪。例如，不遗余力地鼓吹先“儒教”起来，先“道教”起来，先“佛教”起来，如此等等。它们天真地以为，如此一来，就可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问题，然而，在先“信仰”起来的历史事实面前，这类的“鼓吹”与“解决”却显得如此不堪，以至于根本不值一驳。
中国的实用宗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为什么走不进天堂”？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困惑。中国最喜欢的是“神道设教”。对此，孔子解释为“祭神如神在”。这也就是说，我只是去装腔作势地祭祀、去信奉一个宗教，但是祭祀与信奉的目的却不是宗教的，而是实用的，如有效地组织起社会力量。中国从黄巾军起义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宗教都是组织社会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砝码，但是，这类的宗教也都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任何进步的东西。
中国的实用宗教、中国的“吃教”乃至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之所以都与中国的现代化无缘，最为关键的是在于：它们都并非“自由的宗教”。
在前面我已经说过，“自由的宗教”的第一要义，就是“信仰的自由”。
没有“信仰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宗教。在新教，它第一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思路：信仰的自由，也就是人的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的提出，也就开辟了接纳性恶这一内在本源的可能性，从而避免了以外在手段去禁止自由意志的任何可能，这样，人也就可以把一切善恶都归之于不可控的自由意志，并且由此完成华丽转身，探索出由恶向善、在恶中锻炼出善的人性拯救之道。帕斯卡尔说，“过多地让人看到自己与禽兽相差无几，不让他明白自己的伟大，那是危险的。使他过多地看到自己的伟大，而看不到自己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他接着又说，“更危险的是让他对两者都不知道。然而让他了解两者，就非常有好处了。不能让人认为自己等同于禽兽，或等同于天使，也不能让他对这两者都不了解，而是应该两者都明白。”（《思想录》）“信仰的自由”，就是为了后面的这句话，“不能让他对这两者都不了解，而是应该两者都明白”。显然，“信仰的自由”敞开了人性的广阔天地，不过，这种敞开却绝对不是为了去探究人性究竟是善还是究竟是恶，也不是为了得到一个“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而是为了更全面、更真实地面对人性本身。 中國则不然。中国根本就没有“信仰的自由”，也根本不允许自由意志的存在。本来，如果允许自由意志的存在，那么，即便没有先“新教”起来，只要先“自由意志”起来，也完全可以做到像英美那样的现代化发展。但是，在中国却恰恰是“自由意志”先天就太大的不足。在中国，自由意志的本源性根本就不存在，对于善恶的探讨也不是在自由意志的平台上进行的，而是在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的假定的平台上进行的，在中国人看来，所谓自由意志，其实也不外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这样一来，人性之为人性也就不是一个过程了，人性成为一个需要时时“勤拂拭”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亟待拯救的问题。于是人性成为了一个可以被用一套外在的现实手段去规定的东西——诸如“存天理，灭人欲”等等——人所需要去做的，也类似康德说的，是“有限责任”，是一味去“符合义务”。结果，个人也就永远都没有出生，更遑论长大和成熟。遇到天灾人祸，则毫无例外地诿过于他人，他人永远是责任者、施暴者，自己永远是受害者、无辜者。不是忏悔而是控诉，就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没有人为自己灵魂的豆腐渣工程买单，却到处都在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去谴责他人。毫无疑问，这样的精神生活完全与真正的信仰背道而驰。
没有“信仰的自由”，进而也就没有了“自由的信仰”。
如前所述，“自由的信仰”，是在“自由的选择”之外的对于“选择的自由”的坚持。“自由的信仰”的关键词是“信仰”，而且，这“信仰”也完全不同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以食为天”之类的对于“生死”、“食”的关注，它的关注都来自遥远的精神天空，来自遥远的未来世界。它属于一种理应普遍善行的原则，一种被主动选择的义务与良心。
遗憾的是，在中国文化里，恰恰就缺乏一点点非做不可的东西。人人恪守的都是忠、孝、节、义、廉、耻、恕、仁之类具体的道德准则，最高的尊严也不是信仰，而是道德。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命超越方式，有学者称之为“内在超越”并且沾沾自喜，以为是一大“中国特色”。殊不知这种超越其实就是自欺欺人的不超越。
由于没有“信仰的自由”，因此也就没有了“自由的信仰”，中国人的精神脊梁都是扭曲的。所谓的“信仰”，其实都是伪信仰；所谓的终极关怀，其实也都是伪终极关怀。由此，古老的中国为什么未能在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领先潮头，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
王夫之曾自题座右铭云：“吾生有事”。1923年，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也写道：“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而熊十力不但把释迦牟尼的出现慧眼独具地称之为“一大事因缘出世”，还曾勉励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弟子唐君毅等人云：“大事因缘出世，谁不当有此一念耶？”
当今之世，是否“吾生有事”？又是否还有“一大事因缘出世”？答案是肯定的！这应运而生的“大事因缘”，无疑就是自有的信仰！
倘若我们能够意识到“吾生有事”，能够去直面“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以及“根本转换”与“领悟无限”这“一大事因缘出世”，能够从自己开始首先“信仰”起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而言，今天就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崛起的开始，今天也就真正可以如胡风所说——时间开始了！
就我而言，从世纪之初开始，就一直在呼吁“信仰启蒙”和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迄至今日，随着思考的逐步深入，我更加坚信：中国人离信仰有多远，离现代化就有多远，离现代世界也就有多远。因此，让一部分人先“信仰”起来，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当今中国的不二选择。
一
要回答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问题，最为简洁同时也最为有效的，莫过于直接去看一看我们所面对的世界的“前世今生”。
几百年来的世界，动荡和变局非常非常频繁。在一幕幕兴衰起伏的背后，是否在冥冥之中存在一只有条不紊地把神秘“天意”分配给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看不见的大手”？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曾经把这一切都归因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奋斗、勤劳、勇敢或者相反。现在回头来看，显然并非如此，在一个国家的先“奋斗、勤劳、勇敢”起来的背后，一定还存在着一个首先要先“什么”起来的东西，而正是这个，才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终将崛起或者衰落。
那么，这个先“什么”起来的东西又是什么？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毋庸讳言，现在日趋一致的看法应该是：先“新教”起来。
在西方，一般都将公元1500年作为一个极为值得关注的世界节点。既如此，我们就以公元1500年为一个参照，来回顾一下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所走过的历程。
首先，必须要看到，在最近的五百年里，现代化的奇迹都完全是西方（可以等同于欧洲）创造的——也都完全与中国无关。
其次，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国家全面赶超了中国。1830年，欧洲的GDP全面赶超中国，1865年，英国一个国家的GDP就赶超了中国，到了1900年，美国不仅赶超了中国，而且赶超了英国。西方世界的崛起与中国的沦落在同步进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在飞速发展中首先甩掉了东正教的国家，然后又甩掉了天主教的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都相继后继乏力，不得不从“发达国家”的行列中被淘汰出局。最终真正跑进现代化的第一阵容的，恰恰全都是先“新教”起来的国家。以我们所熟知的第一批现代化八国为例，除了法国、比利时两国属于天主教与新教混有外，其余六国全都是新教国家。显然，并不是任何的欧洲国家都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楷模，而仅仅是与新教直接相关的国家才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楷模。当然，无论新教还是天主教，抑或东正教，无疑都是于人生于人类有益的，但是，能够强力推进现代化的，却只有新教。历史的铁律就是这样无情！先“新教”起来的英国的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帝国”，在西方影响了美国，在东方影响了日本。后来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也或者是接受英美的影响，或者是接受日本的辐射。当然，当今英国已经跌出了一线阵容，不过这一切恰恰是因为后来的英国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即弱化新教的道路。至于欧陆国家，则因为普遍没有借助新教来完成“信仰启蒙”，而只进行了“个体启蒙”，所以也一直没有能够领先于历史的潮头。例如，法国国土面积是英国的两倍，但是法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从来就没有超过英国，原因何在？就在英国是有神论加上个人主义，也就是“信仰启蒙”加上“个体启蒙”，但是法国却是无神论加上个人主义，也就是只有“个体启蒙”。对此，托克维尔有深刻的醒思。此外，马克斯·韦伯在思考某一国家何以崛起某一国家何以没有崛起或者何以一蹶不振的时候，突然发现，他居住的这个小镇上的富人全都是新教徒，于是，他茅塞顿开，意识到了从宗教（信仰）维度去阐释西方现代化的崛起这一重要思路，写了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的结论是：新教伦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因此，结论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一定属于那些先“新教”起来的人们，也一定属于那些先“新教”起来的国家。
二
与公元1500年以后的西方崛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帝国的逐渐衰落。当然，说公元1500年以后中国人不努力不尽力，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便是晚近，从戊戌维新到君主立宪再到民国建立再到五四运动再到联省自治最后再到（1946年的）宪政运动，中国也起码有过六次转型的努力，只是，非常遗憾的，这六次转型都以失败告终。
为什么会如此呢？让我们以“五四”为例，来详细加以说明。
从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的角度，“五四”，可以说是古老中国真正直面西方的开始，可即便如此，“五四”仍旧难逃失败的噩运。导致这一缺憾的原因就在于对于真正的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缺乏深刻的洞察。
现代化意义上的西方的成功，根源于两大选择，其一，是教会的作用；其二，是人权与契约意识——我将其概括为“信仰启蒙”和“个体启蒙”。英国之所以最后走上宪政的道路，之所以实现了不流血的改良，之所以成为世界的带头老大，正是因为两大启蒙的同时实现。以法国为代表的其他欧洲国家却不然，它们就仅仅是一个启蒙——“个体启蒙”。对于无神论的提倡，使得这些国家既不承认上帝的伟大，也不承认人的渺小。彼特拉克说：我是凡人，所以只祈求凡人的幸福；伊拉斯谟也说：所有的幸福都从我而来，只要使我快乐，就一切可为。结果，对于英国而言的“应该成为的人”就变成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其他国家的“本能自然的人”，信仰启蒙也因此而被毫无道理地忽视了。
因为宗教传统的匮乏，中国天然地规避开英国道路，选择了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它的变种——俄罗斯的道路，因此，“五四”时代的中国言必称“科学”、“民主”，却从不推重“信仰”。其结果，就是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的道路上“屡战屡败”。没有能够先“新教”起来的中国，也不可能真正地现代化起来的。中国需要自己的托克维尔、自己的马克斯·韦伯，去竭力寻找英美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赋的原因，也必须去竭力寻找法俄等国无法如此的原因，而最终的目的，还是竭力去寻找中国在现代无法得以伟大和充满天賦的原因。 三
新教，畢竟天然地饱含着极强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西方特色。因此，即使它果真是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地处亚洲远东的中国也无缘全盘照搬。或许也就是这个原因，先“新教”起来的秘密，尽管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知，却始终未能引起普遍的重视。幸而，有一位身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并非人所共知的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而是从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自由的信仰”，这几个字实在是石破天惊，令我们茅塞顿开，也给我们提示了一条解决困惑的正确方向。
原来，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新教，而是在新教中所蕴含的“自由的信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也就转化成了：西方之崛起在先“信仰”起来，中国之未崛起在未能先“信仰”起来。
信仰与宗教密切相关，但是却也并不相同。说到底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特殊呈现方式（尽管在人类的早期，宗教也许是人类信仰的唯一呈现方式）。人类最终又会超越宗教，信仰最终也会被独立出来，成为人类的一个独立的精神尺度。
黑格尔将全世界的信仰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宗教，也就是原始社会时期崇拜熊、老虎、崇拜山神、火神的那种宗教，这类的宗教没有什么信仰内涵；第二类是实用宗教，这类宗教是把信仰当成一种恐吓别人和安慰自己的手段，所谓“神道设教”，同样没有什么信仰内涵；第三类是自由宗教，黑格尔称之为“启示宗教”。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宗教虽然多种多样，但是，只有这类宗教才与信仰内涵密切相关，也才与人类的终极维度密切相关。我们所熟悉的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等等，无疑都属于启示宗教，也就是说，无疑都与信仰内涵和终极维度相关，不过，又有程度的不同。其中，应该以新教与信仰内涵和终极维度的关系最为切近也最为密切。假如说，希腊教把宗教变成了艺术，儒教把宗教变成了道德，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把宗教变成了宗教，那么，新教就是把宗教变成了信仰。而今，希腊文化消失了，中国文化停滞了，天主教、东正教国家脚步迟缓了，但是新教文化却蒸蒸日上，其原因就在于：在新教国家那里，新教超出了自己，成为整个文化，成为信仰本身。
为了把问题讨论得更加清楚，在阐述“自由的信仰”之前，要先来谈谈“信仰的自由”。
“信仰的自由”最早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的名著《基督徒的自由》（1520）。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著名思想：“因信称义”——真正的宗教必须是一个内心自由的人所自由接受的宗教，这必须是信仰的绝对前提。“信仰的自由”敞开了西方人心灵的广阔天空。它引导每一个人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行事、自由地讨论。其真谛在于：自由先于信仰。在这里，自由的本来含义并不在于它多么美好的，而在于只有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开始。每一个人的信仰，都要从自由的行恶和自由的行善开始起步。自由当然不是善，但是，自由却是善之前提；自由当然不是恶，但是，自由才是恶之死敌；最后，自由当然也不是信仰，但是，自由却是信仰之源头。
“信仰的自由”强调自由选择，凡事可为。然而即使凡事可为，仍有无能为力的领域，于是，人们转过身去面对上帝，去寻找他性的力量、外在的力量，并且借助于外在的力量来在心灵上认领自己，把自己从心灵的黑暗中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心灵空间，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生命高度。我活着，但又不是我活着，而是信仰在我身体里活着，是信仰在我的生命里工作。
四
事实上，与其说现代化是新教的产品，远不如说是新教的副产品。因为新教的全部目标都是成就精神的人，何尝考虑过现代化之类的尘世凡俗。可是，因为在新教之中存在着“原罪”观念、存在着包括“欠债—还债“的情感伦理，于是，终生辛勤工作去赎自己的罪也就非常必要了。于是，衣食住行、日常琐事乃至职业活动，也就统统被看作了意在赎回先前犯下的“原罪”的工作。这样，人之为人就不能不时时刻刻去“还债”，不能不时时刻刻去毅然承担起尘世生活。承担尘世生活，是人的绝对责任，也是人重获新新生的希望。因此，尘世生活也就有了绝对的意义。也因此，现代化这一副产品，也就顺势而为同时也就顺理成章了。
遗憾的是，这一切在中国学者那里竟然是一无所知。在发现了先“新教”起来的特殊作用以后，引发的也不是对于新教所蕴含的“自由的信仰”的积极思考，而是一片自吹自擂的自我鼓噪。例如，不遗余力地鼓吹先“儒教”起来，先“道教”起来，先“佛教”起来，如此等等。它们天真地以为，如此一来，就可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取向的价值选择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选择问题，然而，在先“信仰”起来的历史事实面前，这类的“鼓吹”与“解决”却显得如此不堪，以至于根本不值一驳。
中国的实用宗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为什么走不进天堂”？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困惑。中国最喜欢的是“神道设教”。对此，孔子解释为“祭神如神在”。这也就是说，我只是去装腔作势地祭祀、去信奉一个宗教，但是祭祀与信奉的目的却不是宗教的，而是实用的，如有效地组织起社会力量。中国从黄巾军起义一直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宗教都是组织社会力量的一个很重要的砝码，但是，这类的宗教也都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任何进步的东西。
中国的实用宗教、中国的“吃教”乃至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之所以都与中国的现代化无缘，最为关键的是在于：它们都并非“自由的宗教”。
在前面我已经说过，“自由的宗教”的第一要义，就是“信仰的自由”。
没有“信仰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宗教。在新教，它第一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根本的思路：信仰的自由，也就是人的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的提出，也就开辟了接纳性恶这一内在本源的可能性，从而避免了以外在手段去禁止自由意志的任何可能，这样，人也就可以把一切善恶都归之于不可控的自由意志，并且由此完成华丽转身，探索出由恶向善、在恶中锻炼出善的人性拯救之道。帕斯卡尔说，“过多地让人看到自己与禽兽相差无几，不让他明白自己的伟大，那是危险的。使他过多地看到自己的伟大，而看不到自己的卑鄙，那也是危险的。”他接着又说，“更危险的是让他对两者都不知道。然而让他了解两者，就非常有好处了。不能让人认为自己等同于禽兽，或等同于天使，也不能让他对这两者都不了解，而是应该两者都明白。”（《思想录》）“信仰的自由”，就是为了后面的这句话，“不能让他对这两者都不了解，而是应该两者都明白”。显然，“信仰的自由”敞开了人性的广阔天地，不过，这种敞开却绝对不是为了去探究人性究竟是善还是究竟是恶，也不是为了得到一个“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而是为了更全面、更真实地面对人性本身。 中國则不然。中国根本就没有“信仰的自由”，也根本不允许自由意志的存在。本来，如果允许自由意志的存在，那么，即便没有先“新教”起来，只要先“自由意志”起来，也完全可以做到像英美那样的现代化发展。但是，在中国却恰恰是“自由意志”先天就太大的不足。在中国，自由意志的本源性根本就不存在，对于善恶的探讨也不是在自由意志的平台上进行的，而是在人天生本性自然为善的假定的平台上进行的，在中国人看来，所谓自由意志，其实也不外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这样一来，人性之为人性也就不是一个过程了，人性成为一个需要时时“勤拂拭”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亟待拯救的问题。于是人性成为了一个可以被用一套外在的现实手段去规定的东西——诸如“存天理，灭人欲”等等——人所需要去做的，也类似康德说的，是“有限责任”，是一味去“符合义务”。结果，个人也就永远都没有出生，更遑论长大和成熟。遇到天灾人祸，则毫无例外地诿过于他人，他人永远是责任者、施暴者，自己永远是受害者、无辜者。不是忏悔而是控诉，就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没有人为自己灵魂的豆腐渣工程买单，却到处都在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上去谴责他人。毫无疑问，这样的精神生活完全与真正的信仰背道而驰。
没有“信仰的自由”，进而也就没有了“自由的信仰”。
如前所述，“自由的信仰”，是在“自由的选择”之外的对于“选择的自由”的坚持。“自由的信仰”的关键词是“信仰”，而且，这“信仰”也完全不同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以食为天”之类的对于“生死”、“食”的关注，它的关注都来自遥远的精神天空，来自遥远的未来世界。它属于一种理应普遍善行的原则，一种被主动选择的义务与良心。
遗憾的是，在中国文化里，恰恰就缺乏一点点非做不可的东西。人人恪守的都是忠、孝、节、义、廉、耻、恕、仁之类具体的道德准则，最高的尊严也不是信仰，而是道德。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命超越方式，有学者称之为“内在超越”并且沾沾自喜，以为是一大“中国特色”。殊不知这种超越其实就是自欺欺人的不超越。
由于没有“信仰的自由”，因此也就没有了“自由的信仰”，中国人的精神脊梁都是扭曲的。所谓的“信仰”，其实都是伪信仰；所谓的终极关怀，其实也都是伪终极关怀。由此，古老的中国为什么未能在世界现代化的大潮中领先潮头，答案也就昭然若揭了。
王夫之曾自题座右铭云：“吾生有事”。1923年，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也写道：“佛教经典云——‘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而熊十力不但把释迦牟尼的出现慧眼独具地称之为“一大事因缘出世”，还曾勉励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弟子唐君毅等人云：“大事因缘出世，谁不当有此一念耶？”
当今之世，是否“吾生有事”？又是否还有“一大事因缘出世”？答案是肯定的！这应运而生的“大事因缘”，无疑就是自有的信仰！
倘若我们能够意识到“吾生有事”，能够去直面“一种最可信和最深刻的精神实体”、“实现根本转换的一种手段”以及“根本转换”与“领悟无限”这“一大事因缘出世”，能够从自己开始首先“信仰”起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而言，今天就真正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崛起的开始，今天也就真正可以如胡风所说——时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