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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当时的大后方，由于日军封锁了通往境外的陆海交通，物资匮乏，通货膨胀严重，不仅一般民众苦不堪言，就连大学教授的生活也大都陷入了困境。著名学者闻一多时为昆明西南联大教授，八口之家，全靠他一人的工资，一家人常常为吃饭发愁。一个月的薪水发下来，往往都不够十天的开销。为了维持生计，除了不可或缺的简单衣被，他几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就连那几本他从北平带出来的线装书，也忍痛卖给了学校图书馆。为了给妻子看病，在寒冷的冬天，他把自己正穿着的一件狐皮大衣送到了寄卖店，结果回家后就得了重感冒。
为了增加一点收入，闻一多曾到一所中学兼课，后来却被当局勒令终止，罪名是“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他也曾写文章、作报告，以换取一点可怜的报酬，但根本不足以解决全家的开销。那时，也曾有人许以优厚的稿酬，让他写违背自己意志的文章，生性耿直且一直有着严肃的人生追求的他断然回绝。美国一所大学邀他前去讲学，并承诺可以携带家眷，但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受侵略者铁蹄蹂躏之际，他舍不得离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学生。这时，为了生存，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经商，有的办厂，可闻一多不谙此道，只能干着急。朋友们见闻一多家的生活如此艰难，都十分同情，条件好的，就借给他一点儿钱;条件差的，就帮他想一些办法。但是，这些帮助仅是临时性的、救急性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有些特别熟悉他的老朋友想起他当年曾搞过篆刻，就向他建议：何不根据自己的特长，挂牌治印？
原来，闻一多早年赴美学习的就是艺术，回国后虽转向学术研究，但仍未放弃绘画，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也非常精深，在绘画、诗歌、篆刻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到昆明后，他曾为一些单位和个人刻过印章，并得到过大家的交口称赞。对此，闻一多也是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姬人——篆刻是也。”昆明靠近东南亚的象牙产区，当时那里欣赏、收藏牙章之风颇为盛行。闻一多认真考虑了朋友们的建议，认为可行：操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以业余从事，且不用多大投入，何乐而不为呢。决定下来之后，他很快购置了刻刀和一些印材，吴晗帮他借了张桌子，他便在街头摆起摊点，挂起了为人治印的牌子。可是，不到一天，一些同事就把他给劝了回来——他们认为闻一多到街上摆摊有失学校的体面和教授的尊严。然而，不摆摊，一家人的日子又怎么过呢？经过一番商量，大家决定由校长梅贻琦牵头，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熊庆来、沈从文等十一位知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了一则《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声称：“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辩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润例刊出后，闻一多由到街上摆摊改为在家里收件，几家笔店和一些学生自办的文学社也为他代理刻印事宜，倒是体面了许多。
闻一多除了有坚实的篆刻基础，还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他精深的学术水平、严谨的治学态度、“义所当为，毅然为之”的做人品格更是人人知晓、有口皆碑，所以润例一刊出就在昆明城产生了轰动，一时求者如云。不过，在刻第一枚牙章的时候，他刻得并不是那么顺手。他过去从未接触过象牙这种印材，没想到其硬度如此之大，花了一整天工夫，手指都磨破了，还是没有刻好。不过，灰心、失望之余，他到底还是坚持刻了下去。多次失败后，他终于渐渐掌握了要领。由于他出手便“迥然不同于俗笔”，找他治印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些驻扎在昆明的美军也来订件。白天，闻一多拎着一个旧书袋，步行几十里到学校，忙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他就在昏暗的灯下治印，眼花得难受，手指疼得难忍，但想到每刻出一枚印章就可以解决全家一天的生活，他就把一切都忘却了。此时的闻一多，心情是很矛盾的：订件多了，他会着急，因为治印会占去他大量的时间，耽误学术研究;订件少了，他也着急，因为全家人就会因此而挨饿。为此，他常常自我解嘲说：“我是教书匠兼手工业者。”当时还有人专门为此作打油诗一首刊登在报纸上：“教授生涯真可怜，木章石印博粥饘。请君勿作工拙计，如此时局如此天。”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解生活之困，并不是只单纯为了挣钱。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印作看作商品，而是作为一件艺术品严肃对待。他刻出的每一枚印章都经过精心设计、反复琢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而且，只要是自己不想刻的，不管是富商大贾出巨款，还是达官显贵借权势，他都不为所动。有位国民党高官派人送来一块象牙，还带来了丰厚的酬金，但因此人镇压过学生运动，闻一多对他极为反感，当即就将东西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他治印，虽然润例明码标出，但对联大的师生和朋友，总是分文不取。有同情他的人在取件时故意多付酬金，他一概退回。有时，他甚至主动为好友刻印相送。在给华罗庚的印章上，他还刻下了这样的边款：“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戰前，不值两角。”
治印的收入帮闻一多度过了经济上最困难的阶段。抗战胜利后，他仍操刀不辍。直到为特务杀害前数小时，他还在设计一枚印章的布白。几年时间，闻一多治印两千余方，积下了厚厚的五大册印谱，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了增加一点收入，闻一多曾到一所中学兼课，后来却被当局勒令终止，罪名是“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他也曾写文章、作报告，以换取一点可怜的报酬，但根本不足以解决全家的开销。那时，也曾有人许以优厚的稿酬，让他写违背自己意志的文章，生性耿直且一直有着严肃的人生追求的他断然回绝。美国一所大学邀他前去讲学，并承诺可以携带家眷，但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遭受侵略者铁蹄蹂躏之际，他舍不得离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学生。这时，为了生存，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经商，有的办厂，可闻一多不谙此道，只能干着急。朋友们见闻一多家的生活如此艰难，都十分同情，条件好的，就借给他一点儿钱;条件差的，就帮他想一些办法。但是，这些帮助仅是临时性的、救急性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来，有些特别熟悉他的老朋友想起他当年曾搞过篆刻，就向他建议：何不根据自己的特长，挂牌治印？
原来，闻一多早年赴美学习的就是艺术，回国后虽转向学术研究，但仍未放弃绘画，对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也非常精深，在绘画、诗歌、篆刻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到昆明后，他曾为一些单位和个人刻过印章，并得到过大家的交口称赞。对此，闻一多也是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绘画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姬人——篆刻是也。”昆明靠近东南亚的象牙产区，当时那里欣赏、收藏牙章之风颇为盛行。闻一多认真考虑了朋友们的建议，认为可行：操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以业余从事，且不用多大投入，何乐而不为呢。决定下来之后，他很快购置了刻刀和一些印材，吴晗帮他借了张桌子，他便在街头摆起摊点，挂起了为人治印的牌子。可是，不到一天，一些同事就把他给劝了回来——他们认为闻一多到街上摆摊有失学校的体面和教授的尊严。然而，不摆摊，一家人的日子又怎么过呢？经过一番商量，大家决定由校长梅贻琦牵头，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熊庆来、沈从文等十一位知名教授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了一则《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声称：“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辩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润例刊出后，闻一多由到街上摆摊改为在家里收件，几家笔店和一些学生自办的文学社也为他代理刻印事宜，倒是体面了许多。
闻一多除了有坚实的篆刻基础，还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情趣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他精深的学术水平、严谨的治学态度、“义所当为，毅然为之”的做人品格更是人人知晓、有口皆碑，所以润例一刊出就在昆明城产生了轰动，一时求者如云。不过，在刻第一枚牙章的时候，他刻得并不是那么顺手。他过去从未接触过象牙这种印材，没想到其硬度如此之大，花了一整天工夫，手指都磨破了，还是没有刻好。不过，灰心、失望之余，他到底还是坚持刻了下去。多次失败后，他终于渐渐掌握了要领。由于他出手便“迥然不同于俗笔”，找他治印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些驻扎在昆明的美军也来订件。白天，闻一多拎着一个旧书袋，步行几十里到学校，忙于教学和学术研究;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他就在昏暗的灯下治印，眼花得难受，手指疼得难忍，但想到每刻出一枚印章就可以解决全家一天的生活，他就把一切都忘却了。此时的闻一多，心情是很矛盾的：订件多了，他会着急，因为治印会占去他大量的时间，耽误学术研究;订件少了，他也着急，因为全家人就会因此而挨饿。为此，他常常自我解嘲说：“我是教书匠兼手工业者。”当时还有人专门为此作打油诗一首刊登在报纸上：“教授生涯真可怜，木章石印博粥饘。请君勿作工拙计，如此时局如此天。”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解生活之困，并不是只单纯为了挣钱。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印作看作商品，而是作为一件艺术品严肃对待。他刻出的每一枚印章都经过精心设计、反复琢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而且，只要是自己不想刻的，不管是富商大贾出巨款，还是达官显贵借权势，他都不为所动。有位国民党高官派人送来一块象牙，还带来了丰厚的酬金，但因此人镇压过学生运动，闻一多对他极为反感，当即就将东西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他治印，虽然润例明码标出，但对联大的师生和朋友，总是分文不取。有同情他的人在取件时故意多付酬金，他一概退回。有时，他甚至主动为好友刻印相送。在给华罗庚的印章上，他还刻下了这样的边款：“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戰前，不值两角。”
治印的收入帮闻一多度过了经济上最困难的阶段。抗战胜利后，他仍操刀不辍。直到为特务杀害前数小时，他还在设计一枚印章的布白。几年时间，闻一多治印两千余方，积下了厚厚的五大册印谱，为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