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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艺术与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有着紧密的联系，电影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目前的文化态势、社会变革都表明，对于两性情感关系的探讨与研究，应该成为电影艺术创作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态。
关键词：两性情感电影 社会变革 社会心理 女性电影
20年前，电视剧《渴望》中的刘慧芳曾经是那个时代贤妻良母的经典符号。而20年后，为小农意识所包围的贫贱夫妻，却早已演变成《箱子》中两性关系的紧张对峙。这大概也可以看做是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的一种曲折投射。当下社会现实中，女性权利的崛起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都表现明显。“超女”选秀时凸显出的中性时尚，“快男”中的男色消费，都呈现出女性权利对于男性既有文化空间的争夺和挤压。但是依然根深蒂固的男性意识，却未能适应这一两性关系被迅速重置的当下现实。因此，在传统男性的视野中，当代中国的某些新女性呈现出一系列让男人们感到陌生、威胁，甚至恐惧的另类表征。我们不仅可以从《箱子》这类极端化的厌女癖剧情中印证这一点，也可以在《爱情呼叫转移》等都市言情电影中看到它的律动。
在对新时期电影的深度研究中，一方面挖掘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文化对家庭中两性关系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关注和讨论中国政府50多年来推行的男女平等政策对传统女性角色造成的冲击,以及夫妻之间重新建构性别关系和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过程；再者，试图为现代人精神的异化、情感的隔膜与疏离、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阳痿以及两性逐渐丧失沟通的欲望和能力等一系列困惑，找到一个较为合适的解决途径。这样的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倪震先生在对中国伦理电影的分析中认为：中国电影百年行程中，类型片的开拓是不平衡的，个别类型长期持续，有些类型则短缺或断档，但有两个类型却得以贯穿性地延续，一个是武侠片，另一个就是伦理片。就中国大陆而言，因为某些原因，武侠片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处于断档之中。真正可以不因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而得以贯穿延续下去的，便只有家庭伦理电影。而在家庭伦理电影中，对两性关系与婚姻情感的关注一直处于重要的位置。
从1979年舒婷发表《致橡树》以来，爱情婚姻中的男女，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就没有停止过对平等爱情婚姻的努力与抗争。从传统社会的亲密依赖关系“藤与树的缠绕”，到现代社会的亲密平等关系“树与树的牵手”，电影在这30年中，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文革”结束后，人们思想上的樊篱其实并没有被彻底地打破。“文革”十年中，人性遭到无情的蔑视，人的尊严也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爱情这一人类生活中正常、美好而且必需的精神现象，更是遭到残酷的贬低甚至扼杀。“文革”十年的电影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除了有革命的理想和不息的激情之外，再没有其他生理和精神上的“欲望”，爱情这一“专属于资产阶级的情感符号”更是与革命者的身份毫无关系。女性失去了自身独特的性别特征，成为面目模糊、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的革命战士、英雄母亲，或者与男人毫无差别的同志。
“文革”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并解除了冰冻，也因此出现了家庭伦理电影的高潮，其中探讨两性关系的电影包括张其和李亚林导演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谢晋导演的“文革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胡柄榴的“乡村三部曲”中的《乡音》，以及谢飞的《湘女萧萧》，黄建中的《良家妇女》、颜学恕的《野山》等。这些电影皆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对两性关系在其中的微妙变化，从各个角度和层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离婚高潮，受经济大潮的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受到剧烈的冲击，表现两性关系题材的电影创作数量更是非常可观。与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情感电影创作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一些知名的导演继续以家庭伦理关系中的两性问题为重要关照点，在对两性关系的影像展示中，记录着中国文化及其两性平等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蹒跚脚步，并表达自己对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卑微及其社会和家庭地位变化的观察与思索，代表影片有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活着》、《我的父亲母亲》，夏钢的《大撒把》、《无人喝彩》，李少红的《红粉》等；另一方面，更多导演包括新晋导演，也将目光投射到这一题材中去，开始更为直接地探讨家庭中的两性情感和生活状态，代表影片有黄建中的《过年》，陈国星的《离婚大战》、《编外丈夫》，胡雪杨的《留守女士》，徐耿的《给太太打工》，宋江波的《离婚喜剧》、《离婚合同》，等等。这些导演的努力使得关注两性题材的电影贯穿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
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两性生活的变动轨迹，不断地演绎着单行、并行、交叉与加载，对两性生理及心理特质的不同理解，对幸福本源的不同追求，使得当今社会的两性关系在不断衍变中派生出千姿百态的生活模式，立体而且生动。两性关系也不再墨守成规，从单身独居到未婚同居，从精神恋爱到现实婚姻和婚外情，两性关系进入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热闹喧嚣”时期。
进入21世纪，对两性题材电影的探索更是呈现出蔚为壮观之势，并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以长时间段的时间跨度作为电影主要叙事时间的处理方法依然存在，但以家论国，并借助家庭中的两性矛盾和冲突来重点反映时代历史变迁的大主题，却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历史开始退居到幕后，而历史中的人则一步步走向了前台，电影不再将两性关系当作书写历史文化和国家政治叙事的载体，代表影片有《周渔的火车》、《芳香之旅》等。其次，对两性情感、两性关系的表现，开始逐渐替代传统伦理电影中对代际间沟通交流的表现，代表影片有《一声叹息》、《手机》等。再次，两性危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得以展示，突出表现当代人的世俗焦虑和现代生存困境，其中尤以男性性焦虑为重要表现。这种焦虑同时伴随着对婚姻和两性情感及其交流的焦虑。婚姻作为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作为一个“微观社会的、可定标记的单位”（托尼·阿纳特勒拉），其中的某一个个体或者双方一旦陷入对可能丧失本身存在的焦虑，那么其婚姻关系往往会面临严峻的考验，代表影片有《谁说我不在乎》、《好奇害死猫》、《双食记》、《鸡犬不宁》等。第四，女性主义的文化表达，从“一间自己的房子”的女性独立自我的诉求和希冀，进入到“花与花联合起来”的女性命运的新的思考，代表影片有《假装没感觉》、《爱情的牙齿》、《牛郎织女》、《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第五，“后现代类家庭”的电影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都市人的情感困境、心理困境和生理困境，代表影片有《开往春天的地铁》、《幸福从邪恶中穿行》、《绿帽子》等。第六，两性题材电影叙事的多类型、多风格的局面开始出现，代表影片有《好奇害死猫》《箱子》等。
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两性关系的传统归宿——家庭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自给自足、家族观念强烈、结构相对稳定、凝聚力较强的家庭，受到现代化潮流的迅猛冲击，家庭制度和家庭观念也面临着时代的严峻挑战，出现了所谓的家庭危机和婚姻危机，而两性关系也随之进入焦灼状态。进入20世纪80年代，家庭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社会和文化热点问题。据中国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我们已经进入第四次单身潮时代和第四次婚姻革命时代，一次以婚姻观念的变化为表征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正在进行。
面对这一激变的社会现象，主流文化也作出了迅速的反应，电影人敏锐地捕捉并参与了这一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探讨。在两性题材电影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存压力与物质至上的原则，导致两性之间存在着空虚、暴力、虐待、性问题的困扰以及由此而来的男女两性之间的自私和冷漠，即所谓的“冷暴力”。同时电影开始应和回归和谐平等两性关系的社会吁求，代表的是主流文化的声音。
综上所述，两性题材电影应和了当下主流的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与传统向来非常注重家庭和谐，家庭伦理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国人的内心深处。经过“五四”和“文革”，传统的家庭伦理受到极大的冲击。而改革开放带来的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的震荡与变化，也使传统家庭中的两性伦理关系正在变得日益脆弱，触碰着国人当下同样脆弱的神经。因而，可以说电影在两性关系的选材上真正反映了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契合了中国人普遍的、处于变动中的价值观念。千百年来，两性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于彼此的关系产生如此深广的疑惑、焦虑和迷茫。这种疑惑、焦虑和迷茫的情绪，不仅在新时期的中国存在，而且也正犹如瘟疫快速席卷着整个世界，并在西方成为整个时代的主题。而作为重要而有力的传播媒介的电影，无疑应该为这种左冲右突中寻找出路的两性心理代言。
参考文献：
[1]倪震.中国电影伦理片的世纪传承[J].当代电影，2006（1）.
[2]杨远婴.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J].当代电影，1990（3）.
[3]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
影[J].当代电影，1994（6）.
[4]应宇力.女性电影史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97.
关键词：两性情感电影 社会变革 社会心理 女性电影
20年前，电视剧《渴望》中的刘慧芳曾经是那个时代贤妻良母的经典符号。而20年后，为小农意识所包围的贫贱夫妻，却早已演变成《箱子》中两性关系的紧张对峙。这大概也可以看做是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的一种曲折投射。当下社会现实中，女性权利的崛起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都表现明显。“超女”选秀时凸显出的中性时尚，“快男”中的男色消费，都呈现出女性权利对于男性既有文化空间的争夺和挤压。但是依然根深蒂固的男性意识，却未能适应这一两性关系被迅速重置的当下现实。因此，在传统男性的视野中，当代中国的某些新女性呈现出一系列让男人们感到陌生、威胁，甚至恐惧的另类表征。我们不仅可以从《箱子》这类极端化的厌女癖剧情中印证这一点，也可以在《爱情呼叫转移》等都市言情电影中看到它的律动。
在对新时期电影的深度研究中，一方面挖掘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家族文化对家庭中两性关系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关注和讨论中国政府50多年来推行的男女平等政策对传统女性角色造成的冲击,以及夫妻之间重新建构性别关系和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过程；再者，试图为现代人精神的异化、情感的隔膜与疏离、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阳痿以及两性逐渐丧失沟通的欲望和能力等一系列困惑，找到一个较为合适的解决途径。这样的探索，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倪震先生在对中国伦理电影的分析中认为：中国电影百年行程中，类型片的开拓是不平衡的，个别类型长期持续，有些类型则短缺或断档，但有两个类型却得以贯穿性地延续，一个是武侠片，另一个就是伦理片。就中国大陆而言，因为某些原因，武侠片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处于断档之中。真正可以不因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而得以贯穿延续下去的，便只有家庭伦理电影。而在家庭伦理电影中，对两性关系与婚姻情感的关注一直处于重要的位置。
从1979年舒婷发表《致橡树》以来，爱情婚姻中的男女，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就没有停止过对平等爱情婚姻的努力与抗争。从传统社会的亲密依赖关系“藤与树的缠绕”，到现代社会的亲密平等关系“树与树的牵手”，电影在这30年中，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文革”结束后，人们思想上的樊篱其实并没有被彻底地打破。“文革”十年中，人性遭到无情的蔑视，人的尊严也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爱情这一人类生活中正常、美好而且必需的精神现象，更是遭到残酷的贬低甚至扼杀。“文革”十年的电影所描写的男女主人公，除了有革命的理想和不息的激情之外，再没有其他生理和精神上的“欲望”，爱情这一“专属于资产阶级的情感符号”更是与革命者的身份毫无关系。女性失去了自身独特的性别特征，成为面目模糊、为了革命可以牺牲一切的革命战士、英雄母亲，或者与男人毫无差别的同志。
“文革”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并解除了冰冻，也因此出现了家庭伦理电影的高潮，其中探讨两性关系的电影包括张其和李亚林导演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谢晋导演的“文革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胡柄榴的“乡村三部曲”中的《乡音》，以及谢飞的《湘女萧萧》，黄建中的《良家妇女》、颜学恕的《野山》等。这些电影皆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对两性关系在其中的微妙变化，从各个角度和层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四次离婚高潮，受经济大潮的影响，婚姻和家庭的稳定受到剧烈的冲击，表现两性关系题材的电影创作数量更是非常可观。与以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情感电影创作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一方面一些知名的导演继续以家庭伦理关系中的两性问题为重要关照点，在对两性关系的影像展示中，记录着中国文化及其两性平等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蹒跚脚步，并表达自己对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状态的卑微及其社会和家庭地位变化的观察与思索，代表影片有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活着》、《我的父亲母亲》，夏钢的《大撒把》、《无人喝彩》，李少红的《红粉》等；另一方面，更多导演包括新晋导演，也将目光投射到这一题材中去，开始更为直接地探讨家庭中的两性情感和生活状态，代表影片有黄建中的《过年》，陈国星的《离婚大战》、《编外丈夫》，胡雪杨的《留守女士》，徐耿的《给太太打工》，宋江波的《离婚喜剧》、《离婚合同》，等等。这些导演的努力使得关注两性题材的电影贯穿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
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两性生活的变动轨迹，不断地演绎着单行、并行、交叉与加载，对两性生理及心理特质的不同理解，对幸福本源的不同追求，使得当今社会的两性关系在不断衍变中派生出千姿百态的生活模式，立体而且生动。两性关系也不再墨守成规，从单身独居到未婚同居，从精神恋爱到现实婚姻和婚外情，两性关系进入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热闹喧嚣”时期。
进入21世纪，对两性题材电影的探索更是呈现出蔚为壮观之势，并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首先，以长时间段的时间跨度作为电影主要叙事时间的处理方法依然存在，但以家论国，并借助家庭中的两性矛盾和冲突来重点反映时代历史变迁的大主题，却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历史开始退居到幕后，而历史中的人则一步步走向了前台，电影不再将两性关系当作书写历史文化和国家政治叙事的载体，代表影片有《周渔的火车》、《芳香之旅》等。其次，对两性情感、两性关系的表现，开始逐渐替代传统伦理电影中对代际间沟通交流的表现，代表影片有《一声叹息》、《手机》等。再次，两性危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得以展示，突出表现当代人的世俗焦虑和现代生存困境，其中尤以男性性焦虑为重要表现。这种焦虑同时伴随着对婚姻和两性情感及其交流的焦虑。婚姻作为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作为一个“微观社会的、可定标记的单位”（托尼·阿纳特勒拉），其中的某一个个体或者双方一旦陷入对可能丧失本身存在的焦虑，那么其婚姻关系往往会面临严峻的考验，代表影片有《谁说我不在乎》、《好奇害死猫》、《双食记》、《鸡犬不宁》等。第四，女性主义的文化表达，从“一间自己的房子”的女性独立自我的诉求和希冀，进入到“花与花联合起来”的女性命运的新的思考，代表影片有《假装没感觉》、《爱情的牙齿》、《牛郎织女》、《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第五，“后现代类家庭”的电影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都市人的情感困境、心理困境和生理困境，代表影片有《开往春天的地铁》、《幸福从邪恶中穿行》、《绿帽子》等。第六，两性题材电影叙事的多类型、多风格的局面开始出现，代表影片有《好奇害死猫》《箱子》等。
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两性关系的传统归宿——家庭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尤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自给自足、家族观念强烈、结构相对稳定、凝聚力较强的家庭，受到现代化潮流的迅猛冲击，家庭制度和家庭观念也面临着时代的严峻挑战，出现了所谓的家庭危机和婚姻危机，而两性关系也随之进入焦灼状态。进入20世纪80年代，家庭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的社会和文化热点问题。据中国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我们已经进入第四次单身潮时代和第四次婚姻革命时代，一次以婚姻观念的变化为表征的生活方式的变革正在进行。
面对这一激变的社会现象，主流文化也作出了迅速的反应，电影人敏锐地捕捉并参与了这一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探讨。在两性题材电影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存压力与物质至上的原则，导致两性之间存在着空虚、暴力、虐待、性问题的困扰以及由此而来的男女两性之间的自私和冷漠，即所谓的“冷暴力”。同时电影开始应和回归和谐平等两性关系的社会吁求，代表的是主流文化的声音。
综上所述，两性题材电影应和了当下主流的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与传统向来非常注重家庭和谐，家庭伦理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国人的内心深处。经过“五四”和“文革”，传统的家庭伦理受到极大的冲击。而改革开放带来的价值观、爱情观、婚姻观的震荡与变化，也使传统家庭中的两性伦理关系正在变得日益脆弱，触碰着国人当下同样脆弱的神经。因而，可以说电影在两性关系的选材上真正反映了中国人当下的生活状态，契合了中国人普遍的、处于变动中的价值观念。千百年来，两性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于彼此的关系产生如此深广的疑惑、焦虑和迷茫。这种疑惑、焦虑和迷茫的情绪，不仅在新时期的中国存在，而且也正犹如瘟疫快速席卷着整个世界，并在西方成为整个时代的主题。而作为重要而有力的传播媒介的电影，无疑应该为这种左冲右突中寻找出路的两性心理代言。
参考文献：
[1]倪震.中国电影伦理片的世纪传承[J].当代电影，2006（1）.
[2]杨远婴.女权主义与中国女性电影[J].当代电影，1990（3）.
[3]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
影[J].当代电影，1994（6）.
[4]应宇力.女性电影史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