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波斯的书籍制作与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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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阿拉伯中世纪历史学家伊本·纳迪姆(890至989年)在其《索引书》中记载说:“波斯人是最早期故事的编撰者,他们将那些故事编撰成书并保存于国库,这些书大都用动物寓言的形式讲述。在伊朗第二个王朝安息王朝,这些故事书得到扩充,并添加进新东西……在这方面编撰的第一本书就是‘赫扎尔·阿夫桑内’,意为‘一千个故事’(后成为《一千零一夜》的最早源头)。”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至前330年)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故事编撰和相应的书籍制作,并把制作好的书籍收藏在国库中。就考古发现来说,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波利斯王宫(始建于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前522至前485年)国库中发现了数千块楔形文字的陶土铭文,这些陶土铭文至今没有被完全释读,已被释读的部分是比较简单的工人情况及其工资报酬。无论如何,这成千上万的铭文陶土块,其本身就是书籍,理应是当时阿契美尼德王朝各种事件或事务的记载。
  阿契美尼德王朝从中期开始,逐渐采用源自腓尼基字母的阿拉米字母书写古波斯语。到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文件都已采用阿拉米语字母书写。然而,重要的不是书写字母的改变,而是书写材料的变化。这个时期,埃及的莎草纸和近东地区的羊皮纸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阿契美尼德王朝还采用牛皮抄写琐罗亚斯德教的经书《阿维斯塔》。从逻辑上讲,书写载体变得更加轻巧必然带来更多的书写和书籍制作。因此,可以想象,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末期,其国库中必然收藏了比较丰富的书籍。然而,由于书写材料的改变,王宫国库中的莎草纸、羊皮纸、牛皮纸制作的书籍被亚历山大的一把大火焚为灰烬,反而是陶土块的铭文书籍经过大火的焚烧更为坚固,一直留存至今。
  显然,国库所起的作用,实质上就是图书馆。图书馆与国库同为一体,说明当时图书馆的主要职能在于收藏书籍,而不是制作书籍,因为制作书籍的整套工序不可能在国库中实施,书籍制作应当另有场所。同时,也说明当时的书籍制作量不是十分庞大,才有可能把成品书籍收藏于国库中。无论如何,波斯人以其高度的文明意识崇尚书籍制作,珍视书籍,并在三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相应的国库图书馆这样的文化设施。
  在萨珊王朝(224至651年)时期,波斯进入完全成熟的封建社会,形成庞大而完备的官僚体系。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需求,实行社会改革,重新划分社会集团。文士作为一个新兴的利益集团被单独划分出来,主要承担国家的行政文化事务。有这样一个文人集团的存在,必然会有相应的书籍编撰活动。事实上,从遭遇阿拉伯大军入侵之兵燹,依然有若干萨珊巴列维语书籍传世这一点来看,也说明了萨珊王朝时期书籍制作的繁荣。只是由于相关资料缺乏,伊斯兰之前书籍制作的具体情况不详。
  二
  图书馆与国库同为一体的模式在阿拉伯阿拔斯王朝(750至1258年)时期发生改变。
  830年,在马蒙哈里发(813至833年在位)的旨意下,著名的巴格达“智慧学院”得以创建,包括图书馆和学术机构两大部分。“智慧学院”图书馆已经不是波斯萨珊时期的国库图书馆,而是从国库中脱离出来,与书籍制作结合在了一起。这大约与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地区而带来的书籍制作巨大变化密切相关。书籍制作的整个流程是由图书馆承担的。因伊斯兰教禁忌具象(偶像)艺术,在阿拉伯帝国时期,书籍制作主要体现为亲笔誊抄和装订,对书籍装饰和插图不太看重,插图一般多是科学著作的图解,比较简单,因此这一时期画坊的地位不突出,誊抄坊在图书馆中的角色最重要,书法家的地位最崇高。
  在伊儿汗王朝(1256至1355年)的合赞汗(1295至1304年在位)统治时期,波斯人宰相拉施特·哈马丹尼(1247至1318年)在大不里士郊区建设了“拉施迪耶”文化城,包括图书馆、医院、制药坊、清真寺、天文台等文化设施。在这些文化设施中,图书馆的功能最为强大,主要体现为书籍制作。也正是从伊儿汗王朝开始,由于书籍制作与细密画插图绘制紧密结合,图书馆书籍制作功能的倾向性发生巨大变化。
  从伊儿汗王朝后半期开始,及至萨法维王朝前半期,即从十四世纪初至十六世纪末,整整三个世纪,随着细密画插图艺術与书籍制作的深度结合,书籍制作越来越精致,其流程越来越细分,越来越专业化。具体来说,书籍制作的流程包括:纸张制造、书法家誊抄、艺术家装饰、装订、装帧等流程。这其中,装饰又最为复杂,又细分为若干更细化的步骤:给誊抄文稿的纸页作页面边框设计、描绘边框图案、描绘题匾、插图、镀金、上光等。这其中,插图又进一步细化为若干步骤,包括:情节选择、场景设计、构图布局、草图勾线、选色、着色、镀金、上光等流程。装订和封面装帧完成之后,图书才能进入收藏部。
  三
  到了萨法维王朝后期(十七世纪后半叶),在欧洲绘画的冲击下,一方面是统治者对制作细密画插图书籍的兴趣急剧减弱,大幅度减少绘制插图抄本赞助资金,另一方面是画家走出宫廷画院,在外接受单幅画作绘制以赚取外快。由此,细密画插图抄本制作急剧衰落,乃至插图抄本制作在十八世纪几乎绝迹。
  促使波斯手工细密画书籍制作最终彻底消亡的原因,并非欧洲绘画的强大影响,而是现代印刷术的引进。恺加王朝(1775至1925年)法特赫阿里国王(1797至1834年在位)的王储阿巴斯·米尔扎坐镇大不里士,管理伊朗阿塞拜疆地区的事务。为了适应新生的新闻报刊业的需求,也为了满足宣传新思想的需要,1813年,在王储阿巴斯·米尔扎的指示下,铅字印刷术进入伊朗,在大不里士建立了印刷厂。十年之后,这项技术进入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等各个大城市。印刷术的采用极大地促进了书籍报刊的大量涌现,书籍制作成为可以批量生产的机械工艺,而手工誊抄制作书籍这门宫廷艺术迅速成为老古董被淘汰。从此,图书馆的功能与书籍制作脱钩,更多地体现为“收藏”图书。尽管手工插图书籍制作不复存在,但已沉淀为伊朗民族的一种文化底蕴。古代数百年间的全手工插图抄本作为伊朗文化的瑰宝,如今在世界各个收藏地无声地昭示着伊朗书籍艺术曾经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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