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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有四本译著被选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央行工作的她，不仅是一位有着20多本译著的译者，还是清华大学金融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以前叫人民银行研究生院），两个报刊的专栏作家。
王宇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因导师推荐，王宇开始为商务“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撰稿。这些动辄上万字的长篇论文，得到了商务的普遍认可。为此，“1992年加利·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商务找到我，希望我能承担《家庭论》的翻译任务。他们说，翻译诺贝尔经济学著作是他们正在启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他们看好我。当然，如果我能够再给他们一些证明，表明我的专业水准和研究能力能够与‘诺奖著作翻译者’相匹配，就更好了。我给他们寄去了我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等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我在人民大学获得的吴玉章奖证书。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并且让我试译了《家庭论》的部分章节，最终将《家庭论》原著交给我。”
彼时的王宇还在人民大学经济系念书，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没有电脑，没有金山辞霸，每天清晨背着装满英文原著、英汉字典、饭盒和水杯的书包，第一个跑到图书馆抢座位，埋头翻译到深夜闭馆。
“我不是一句一句翻译，而是一段一段翻译。首先读完一个章节，再反复读懂一个段落，理解消化后，用笔将中文写在草稿纸上。每翻译完一个章节后，我就会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一旦感觉有逻辑不清晰或者意思不通顺的地方，就会立即撕掉重译。”为此，她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体力脑力支出和纸张笔墨耗费。两年多时间、几大把圆珠笔芯，王宇终于完成了《家庭论》翻译。将厚厚的手写译稿送到商务时，她的右手指也被圆珠笔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茧子。
1995年春天，《家庭论》正式出版，获得了学术界和翻译界的一致好评，豆瓣评分为8.6分。因为这一良好开端，1998年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商务继续请王宇翻译阿马蒂亚·森的代表作《伦理学与经济学》和《贫困与饥荒》，并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出版。这两本书得到了社会和学界更多关注，多次获得各类学术和翻译大奖，被许多高校列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必读书目，为广大读者一致称道，《伦理学与经济学》豆瓣评分8.5分，《贫困与饥荒》豆瓣评分9分。“这是纯学术著作罕见的高分。”商务的一位编辑说。
“王宇工作认真，待人诚恳，她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已近20年。工作之中，她全心投入、全神贯注；工作之余，她潜心学术研究、关注国际前沿，将许多世界经济学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作为《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一书推荐人，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的朱民对王宇作为该书译者的推荐意见。这也是时隔20年之后，王宇翻译的第四本汉译名著。
细算下来，从最早的《家庭论》到今年出版的《美国农业政策：历史变迁与经济分析》，王宇已经在商务、三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译著20多本。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大家耳熟能详、并且被大量阅读和广泛引用的重要作品。
于王宇而言，在翻译生涯中，最大的困难是时间约束。“我将自己每天的时间都用到了极限，一分一秒都会非常珍惜，但仍然感到不够用。”王宇的苦恼是实际的，她在央行工作，需要坐班、开会、出差；她是清华大学金融学院的博导，需要讲课带学生；她是专栏作家，需要按时提供专栏文章；同时她还是家庭的女主人，需要操持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琐碎事务。更重要的，王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凡事都会认真负责，永远都会坚守信念。有时累到极限，她就翻开自己的日程表，看看第二天满满的工作安排，会议会谈磋商，她马上意识到，自己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于是，她会马上坐到凌晨的台灯下，翻开原著拿起笔。
要翻译好一本学术著作，王宇认为，译者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良好的英文基础；二是扎实深厚的专业理论；三是强大的理解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四是较好的中文表达能力。这些要求译者有更加深厚的理论修养，更加坚实的专业基础，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比如，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既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也是一本哲学著作。翻译这本书，出身经济学专业的王宇自信没有问题，早在本科时她就已经反复读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比之下，缺少对哲学原著的系统阅读和学习。为了能够译好这本书，王宇恶补了相关哲学著作，认真阅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叔本华的《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费希特的《伦理学体系》、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李特尔的《福利经济学评述》等，通过阅读和思考，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对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有了较好的理解和把握之后，她才动笔。在翻译《贫困与饥荒》之前，她阅读了国内几乎所有制度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新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并且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论文后才开始动笔翻译。
“20多年来，学术翻译已经成为我生命经历、职业生涯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拓展了我的理论基础，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的央行工作，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学生，对我的读者，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宝贵的东西。比如，在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市场体系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时，《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汇率低估政策的制度研究》和《价值起源》等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方法和更宽阔的思考空间。在研究如何有效管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时，《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博弈论与人类经济行为》和《银行流动性创造与金融危机预测》等为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低收入国家包容性增长》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波动、自然资源诅咒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等全球性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我完成的关于中国医疗体系改革的研究报告中，《医保改革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在最近关于中国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讨论中，也将《伦理学与经济学》《贫困与饥荒》和《美国农业政策：历史变迁与经济分析》等作为理论参考。”
“一直不知道您就是翻译这些经典著作的大神，相比于现在很多非常生硬的翻译，您的专业素养和经济学功底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豆瓣读书评分能超过8分就是非常了不起了，您的每本译著都能有这么高的分数，真的是让人钦佩至极。您是真正为中国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人，这些名著是我们永远的精神食粮。”一位王宇的读者说。在20多年的时间里，王宇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奉献给了学术翻译。这是情怀还是本能？王宇说：“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作为一名公务员在政府部门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效力是我主动的选择。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来没有休过节假日也是我主动的选择。努力工作，让人民富裕让国家富强是我少年的愿望，也是我一生的理想，是我工作的动力，也是我行动的罗盘。”
“深夜，在单位工作累到极限时，我会步行回家，通过翻译平静心情，休息身体。第二天待体力和精神恢复后，我又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央行工作中去。”王宇说，“终究在我内心深处，还是认为央行工作最重要，而我的学术翻译有点像别人喝咖啡听音乐一样，是一种休息，一种享受。翻译是我最放松的时候，像在与作者交谈，像在与同事聊天。感谢学术翻译给我带来了身体的休息、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安宁。”说这些话时，王宇脸庞明朗，目光柔和，没有一丝阴影，没有一点官腔。
对于多数人来说，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内心深处总还是有一些东西，比如，人生究竟当如何度过？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很幸运，在我选择了我热爱的央行工作的同时，也选择了我热爱的学术翻译。在我心中，商务是最好的出版社，那里有国内最优秀的编辑和学者。读小学时我的第一本新华字典，读中学时我的第一本英汉辞典，读大学时我的第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是商务出版的，能与他们长期合作是我的榮幸。”
王宇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因导师推荐，王宇开始为商务“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撰稿。这些动辄上万字的长篇论文，得到了商务的普遍认可。为此，“1992年加利·贝克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商务找到我，希望我能承担《家庭论》的翻译任务。他们说，翻译诺贝尔经济学著作是他们正在启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他们看好我。当然，如果我能够再给他们一些证明，表明我的专业水准和研究能力能够与‘诺奖著作翻译者’相匹配，就更好了。我给他们寄去了我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等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我在人民大学获得的吴玉章奖证书。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并且让我试译了《家庭论》的部分章节，最终将《家庭论》原著交给我。”
彼时的王宇还在人民大学经济系念书，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没有电脑，没有金山辞霸，每天清晨背着装满英文原著、英汉字典、饭盒和水杯的书包，第一个跑到图书馆抢座位，埋头翻译到深夜闭馆。
“我不是一句一句翻译，而是一段一段翻译。首先读完一个章节，再反复读懂一个段落，理解消化后，用笔将中文写在草稿纸上。每翻译完一个章节后，我就会从头到尾通读一遍，一旦感觉有逻辑不清晰或者意思不通顺的地方，就会立即撕掉重译。”为此，她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高强度的体力脑力支出和纸张笔墨耗费。两年多时间、几大把圆珠笔芯，王宇终于完成了《家庭论》翻译。将厚厚的手写译稿送到商务时，她的右手指也被圆珠笔磨出了厚厚的一层茧子。
1995年春天，《家庭论》正式出版，获得了学术界和翻译界的一致好评，豆瓣评分为8.6分。因为这一良好开端，1998年阿马蒂亚·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商务继续请王宇翻译阿马蒂亚·森的代表作《伦理学与经济学》和《贫困与饥荒》，并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出版。这两本书得到了社会和学界更多关注，多次获得各类学术和翻译大奖，被许多高校列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必读书目，为广大读者一致称道，《伦理学与经济学》豆瓣评分8.5分，《贫困与饥荒》豆瓣评分9分。“这是纯学术著作罕见的高分。”商务的一位编辑说。
“王宇工作认真，待人诚恳，她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已近20年。工作之中，她全心投入、全神贯注；工作之余，她潜心学术研究、关注国际前沿，将许多世界经济学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作为《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一书推荐人，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的朱民对王宇作为该书译者的推荐意见。这也是时隔20年之后，王宇翻译的第四本汉译名著。
细算下来，从最早的《家庭论》到今年出版的《美国农业政策：历史变迁与经济分析》，王宇已经在商务、三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学术译著20多本。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为大家耳熟能详、并且被大量阅读和广泛引用的重要作品。
于王宇而言，在翻译生涯中，最大的困难是时间约束。“我将自己每天的时间都用到了极限，一分一秒都会非常珍惜，但仍然感到不够用。”王宇的苦恼是实际的，她在央行工作，需要坐班、开会、出差；她是清华大学金融学院的博导，需要讲课带学生；她是专栏作家，需要按时提供专栏文章；同时她还是家庭的女主人，需要操持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琐碎事务。更重要的，王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凡事都会认真负责，永远都会坚守信念。有时累到极限，她就翻开自己的日程表，看看第二天满满的工作安排，会议会谈磋商，她马上意识到，自己连犹豫的时间都没有。于是，她会马上坐到凌晨的台灯下，翻开原著拿起笔。
要翻译好一本学术著作，王宇认为，译者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良好的英文基础；二是扎实深厚的专业理论；三是强大的理解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四是较好的中文表达能力。这些要求译者有更加深厚的理论修养，更加坚实的专业基础，更加全面的知识储备。比如，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既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也是一本哲学著作。翻译这本书，出身经济学专业的王宇自信没有问题，早在本科时她就已经反复读过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比之下，缺少对哲学原著的系统阅读和学习。为了能够译好这本书，王宇恶补了相关哲学著作，认真阅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叔本华的《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费希特的《伦理学体系》、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李特尔的《福利经济学评述》等，通过阅读和思考，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对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有了较好的理解和把握之后，她才动笔。在翻译《贫困与饥荒》之前，她阅读了国内几乎所有制度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和新政治经济学的文献，并且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论文后才开始动笔翻译。
“20多年来，学术翻译已经成为我生命经历、职业生涯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拓展了我的理论基础，开阔了我的学术视野。对我的央行工作，对我的同事，对我的学生，对我的读者，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宝贵的东西。比如，在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市场体系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时，《政府与市场：变革中的政府职能》《汇率低估政策的制度研究》和《价值起源》等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方法和更宽阔的思考空间。在研究如何有效管控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时，《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博弈论与人类经济行为》和《银行流动性创造与金融危机预测》等为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低收入国家包容性增长》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波动、自然资源诅咒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等全球性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我完成的关于中国医疗体系改革的研究报告中，《医保改革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在最近关于中国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讨论中，也将《伦理学与经济学》《贫困与饥荒》和《美国农业政策：历史变迁与经济分析》等作为理论参考。”
“一直不知道您就是翻译这些经典著作的大神，相比于现在很多非常生硬的翻译，您的专业素养和经济学功底太值得我们学习了。豆瓣读书评分能超过8分就是非常了不起了，您的每本译著都能有这么高的分数，真的是让人钦佩至极。您是真正为中国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人，这些名著是我们永远的精神食粮。”一位王宇的读者说。在20多年的时间里，王宇将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奉献给了学术翻译。这是情怀还是本能？王宇说：“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作为一名公务员在政府部门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效力是我主动的选择。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十几个小时，从来没有休过节假日也是我主动的选择。努力工作，让人民富裕让国家富强是我少年的愿望，也是我一生的理想，是我工作的动力，也是我行动的罗盘。”
“深夜，在单位工作累到极限时，我会步行回家，通过翻译平静心情，休息身体。第二天待体力和精神恢复后，我又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央行工作中去。”王宇说，“终究在我内心深处，还是认为央行工作最重要，而我的学术翻译有点像别人喝咖啡听音乐一样，是一种休息，一种享受。翻译是我最放松的时候，像在与作者交谈，像在与同事聊天。感谢学术翻译给我带来了身体的休息、精神的丰富和心灵的安宁。”说这些话时，王宇脸庞明朗，目光柔和，没有一丝阴影，没有一点官腔。
对于多数人来说，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内心深处总还是有一些东西，比如，人生究竟当如何度过？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很幸运，在我选择了我热爱的央行工作的同时，也选择了我热爱的学术翻译。在我心中，商务是最好的出版社，那里有国内最优秀的编辑和学者。读小学时我的第一本新华字典，读中学时我的第一本英汉辞典，读大学时我的第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是商务出版的，能与他们长期合作是我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