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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几个排前面的小说家，都是农家出身、农村长大。总体上看，对土地有深厚的眷恋之情，对农民的苦楚，有深刻体认。但他们缺乏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认识和认同，也毋庸讳言。这是解读莫言、陈忠实、贾平凹等人及其作品的钥匙，是了解其人精神世界的唯一入口。
《白鹿原》之成功，在于比较真实地写出了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但就小说思想内涵而言，充其量是一部农耕时代的挽歌。那种对旧时代、旧文化的眷恋，越是写得深厚浓烈，越是无益而有害。《白鹿原》隐含的思想主题，是“革命”与农业文明或传统文化的尖锐对立，即革命摧毁了传统文化。但我必须指出，这不仅是浮浅的，也是错误的。革命，要看其性质；乌托邦主义的革命，究其实质，与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朱元璋、李自成，还是洪秀全，他们的革命，终究还是旧文化的复辟。尽管还有许多人的认识至今停止在这表面化的层面，对于当代作家，却是不可原谅的。
只要比较一下作为封建时代挽歌的巨著《红楼梦》，就能看出二者的差距在哪里。《红楼梦》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乾雍时期的贵族生活和精神世界，但曹雪芹是以忏悔的态度，审视一个百年家族的衰亡，深刻反思他身处的文化环境，对儒道释一一作了鞭笞和断然否定。他走出了旧文化的“围城”，尽管他找不到精神出路，但以他的反叛精神，赋予了《红楼梦》以诗的光辉。而两百多年后的《白鹿原》作者，仍困守在新旧文化的纠结和无奈中。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今天已不同于曹雪芹的时代，国门早已洞开，新思想的光亮，照进了封闭千年的黑屋子。撇开艺术成就暂不论，二者精神世界之殊异，一目了然。
正像看待《水浒传》，不能不承认它是中国游民社会生动真实的写照，但作者宣扬的目无法治、浸透暴力美学的“造反有理”的历史逻辑，是非现代的，是极其有毒有害的。《水浒传》诞生于勾栏瓦舍，是说书人与市井听众的集体创作。暴力美学的渊源，正是游民社会本身。这也是自秦以降，社会千年动荡不止的原因之一。
相对而言，莫言的小说，对旧制度、旧文化的批判意识比较强烈，尽管他也受了中国旧小说蕴含暴力美学的深重影响，在批判的同时，缺少了对人文精神和美的礼赞。他对传统文明的批判意识，使得它在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
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明君贤臣思想贯穿始终，对封建统治者褒贬失当，甚至极尽歌颂。这种公然站在现代先进思想对立面、充当封建卫道士的作家，现在遭到人们的强烈批评和质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当代中国小说，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确实乏善可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当代作家普遍地缺少思想操练。他们的阅读与思考，局限在小说范畴，而没有注重文史哲科的全面修养。文坛的世俗化、功利化，當然也是重要的环境因素。
学术界存在类似的状况。以红学为例，大师级的周汝昌先生，居然把他自己续写的一首七律，故弄玄虚地制造是曹雪芹原作的假象，引发红学界的一场聚讼，导致一位红学家活活气死。其实，他根据敦诚《四松堂集》遗存的曹雪芹的两句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所做的附骥之作，真的很一般，空泛，大而无当，陈词滥调；与曹公的诗才相比，何以道里计！不知怎么还有那么多红学家会信以为真。这些学者的精神世界，是值得拷问的。还有不少所谓“国学”大师，对传统文化“精华”“糟粕”一并收纳，意似眷眷，难舍难分。
总括起来，我们在任何领域，都喜欢制造偶像，崇拜偶像。偶像崇拜的对立面，正是自我麻痹、自我意识的丧失。此与现代精神，恰成一反调。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我屡屡谈及的逻辑学教育的缺失。人文学科的治学者，不懂逻辑，不懂科学，已是常态。别的学科，我不甚了解，红学专著，我读的多。红学家们的思维模式，大多停留在玄性思维阶段，尚未进入逻辑思维、科学思维阶段。写小说的，还稍可容忍；做学问，岂能止于尊乾嘉学派为圭臬？我认为，历代注经派都只算是治“小学”；不是“大学”。大学问，是需要新思想、先进观念统领的。
1995年，我读到《顾准文集》后，即开始疏离文学，转向历史和思想文化史。近些年，我的阅读思考兴趣又转移到了科学和科学哲学，一是我一直保留着青少年时期对科学的浓厚兴趣，二是厌倦了那些不断重复、拾人牙慧的絮絮叨叨，了无新意。我的有限的生命，不应该浪费在这里了。
（作者为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学者）责编：岳文
《白鹿原》之成功，在于比较真实地写出了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但就小说思想内涵而言，充其量是一部农耕时代的挽歌。那种对旧时代、旧文化的眷恋，越是写得深厚浓烈，越是无益而有害。《白鹿原》隐含的思想主题，是“革命”与农业文明或传统文化的尖锐对立，即革命摧毁了传统文化。但我必须指出，这不仅是浮浅的，也是错误的。革命，要看其性质；乌托邦主义的革命，究其实质，与传统文化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无论是朱元璋、李自成，还是洪秀全，他们的革命，终究还是旧文化的复辟。尽管还有许多人的认识至今停止在这表面化的层面，对于当代作家，却是不可原谅的。
只要比较一下作为封建时代挽歌的巨著《红楼梦》，就能看出二者的差距在哪里。《红楼梦》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乾雍时期的贵族生活和精神世界，但曹雪芹是以忏悔的态度，审视一个百年家族的衰亡，深刻反思他身处的文化环境，对儒道释一一作了鞭笞和断然否定。他走出了旧文化的“围城”，尽管他找不到精神出路，但以他的反叛精神，赋予了《红楼梦》以诗的光辉。而两百多年后的《白鹿原》作者，仍困守在新旧文化的纠结和无奈中。这是不应该的。因为，今天已不同于曹雪芹的时代，国门早已洞开，新思想的光亮，照进了封闭千年的黑屋子。撇开艺术成就暂不论，二者精神世界之殊异，一目了然。
正像看待《水浒传》，不能不承认它是中国游民社会生动真实的写照，但作者宣扬的目无法治、浸透暴力美学的“造反有理”的历史逻辑，是非现代的，是极其有毒有害的。《水浒传》诞生于勾栏瓦舍，是说书人与市井听众的集体创作。暴力美学的渊源，正是游民社会本身。这也是自秦以降，社会千年动荡不止的原因之一。
相对而言，莫言的小说，对旧制度、旧文化的批判意识比较强烈，尽管他也受了中国旧小说蕴含暴力美学的深重影响，在批判的同时，缺少了对人文精神和美的礼赞。他对传统文明的批判意识，使得它在当代作家中，脱颖而出。
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二月河的历史小说，明君贤臣思想贯穿始终，对封建统治者褒贬失当，甚至极尽歌颂。这种公然站在现代先进思想对立面、充当封建卫道士的作家，现在遭到人们的强烈批评和质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当代中国小说，如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确实乏善可陈。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当代作家普遍地缺少思想操练。他们的阅读与思考，局限在小说范畴，而没有注重文史哲科的全面修养。文坛的世俗化、功利化，當然也是重要的环境因素。
学术界存在类似的状况。以红学为例，大师级的周汝昌先生，居然把他自己续写的一首七律，故弄玄虚地制造是曹雪芹原作的假象，引发红学界的一场聚讼，导致一位红学家活活气死。其实，他根据敦诚《四松堂集》遗存的曹雪芹的两句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所做的附骥之作，真的很一般，空泛，大而无当，陈词滥调；与曹公的诗才相比，何以道里计！不知怎么还有那么多红学家会信以为真。这些学者的精神世界，是值得拷问的。还有不少所谓“国学”大师，对传统文化“精华”“糟粕”一并收纳，意似眷眷，难舍难分。
总括起来，我们在任何领域，都喜欢制造偶像，崇拜偶像。偶像崇拜的对立面，正是自我麻痹、自我意识的丧失。此与现代精神，恰成一反调。还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我屡屡谈及的逻辑学教育的缺失。人文学科的治学者，不懂逻辑，不懂科学，已是常态。别的学科，我不甚了解，红学专著，我读的多。红学家们的思维模式，大多停留在玄性思维阶段，尚未进入逻辑思维、科学思维阶段。写小说的，还稍可容忍；做学问，岂能止于尊乾嘉学派为圭臬？我认为，历代注经派都只算是治“小学”；不是“大学”。大学问，是需要新思想、先进观念统领的。
1995年，我读到《顾准文集》后，即开始疏离文学，转向历史和思想文化史。近些年，我的阅读思考兴趣又转移到了科学和科学哲学，一是我一直保留着青少年时期对科学的浓厚兴趣，二是厌倦了那些不断重复、拾人牙慧的絮絮叨叨，了无新意。我的有限的生命，不应该浪费在这里了。
（作者为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学者）责编：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