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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日外包方面，中国的市场份额高达60%。但由于欧美市场发包量巨大，占全球发包量的80%，而中国在欧美的份额不到5%，远低于印度，这造成中国离岸软件外包的市场规模仍然很小，企业规模和人均产出远低于印度企业。因此，在巩固日、韩市场的基础上、快速拓展欧美市场，成为中国软件外包进一步扩张的突破口。
在全球经济危机浪潮的席卷中，全球软件外包产业依旧炙手可热。与两年前相比，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们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从小到大，从简单的软件技术服务转向价值链高端，并逐渐形成软件外包产业的“中国模式”。此外，各个地方政府对软件外包服务企业的争夺也进入前所未有的白热化阶段，软件外包产业基地的发展正渐入佳境。
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亚洲非洲研究部主任徐长文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潜在的，能够改变全球软件开发模式的市场，通过软件外包业务，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软件开发重心放到了中国。
软件+服务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吸引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已经成了微软等国际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之一，其软件的本地化必不可少。
在近年来的服务外包摸索中，中国建立了一批领先企业，如东软、中软等。在对日外包方面，中国的市场份额高达60%。但由于欧美市场发包量巨大，占全球发包量的80%，而中国在欧美的份额不到5%，远低于印度，这造成中国离岸软件外包的市场规模仍然很小，企业规模和人均产出远低于印度企业。据有关方面预测，2005年~2009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将以48.4％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速增长，2009年市场规模将达到45.6亿美元。因此，在巩固日、韩市场的基础上、快速拓展欧美市场，是中国软件外包进一步扩张的突破口。这也要求中国软件业建立一个具有差异化的外包模式，使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与欧美客户成功对接。
徐长文说：“事实上，一方面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内需市场，可以将内需的软件开发需求与海外的需求结合起来，实现‘内外兼修’，企业就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共享生产资料、管理经验(如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等)，从而实现范围经济。”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后发优势’，可以借鉴印度软件外包企业在项目管理、质量控制以及人员培训方面的经验，提高中国软件企业的学习效率。创新是后起者赶超先发者最有力的武器，软件业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为中国企业快速赶上创造了条件。同时在业务模式方面，如果能吸引大批企业在中国设立制造工厂之后，将后台业务向中国转移，充分利用B.O.T(建设、运营、交付), C2P(成本中心到利润中心)等风险共担的业务模式，则可以使中国软件外包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徐长文分析。
中国有机会创造出有特色的软件外包模式，会不同于印度的派遣模式。中国软件外包如果能形成特色生态链，像一个软件工厂，每个环节都能装配起来，组合起来，则将效率更高，速度更快。如果再和软件实施结合起来的话，就会改变产业的走向，这很让人期待。
徐长文进一步分析说：“比如金融行业，对冲基金对很多行业都造成了冲击，这就需要计算大量数据，于是金融企业就想到了找外包公司来做这个工作。外包公司在完成了订单后，就可以把技术同时提供给几家公司使用，甚至还帮助企业运营。这种‘软件+服务’的模式相比印度的‘派遣外包’更适合于中国市场。相比中国，印度技术人员更多是编程师而不是工程师。因此，中国未来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和印度展开竞争，发展空间很大。”
“架构”海归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城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中国软件外包领域急需人才。”
据中国驻美使馆的统计，截至目前，2008年回国工作的留学生总人数，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归总人数的1/6。有分析人士说，金融危机催生了海归潮，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中国本身在发展，机会越来越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对海外学子、创业人士的吸引力自然也越来越大。失业带来的危机感涤荡美国的大街小巷，而相对于忧心忡忡的美国人来说，身处美国的华人华侨以及中国留学生则多了一种选择：回国。这也为中国的软件外包行业带来了“天时”。
赵干城强调：“尽管中国的软件人才较多，但是真正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端人才依然缺乏，尤其是既懂行业专业知识、又懂软件知识的高素质人才严重不足。中国有大量高素质人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有许多直接留在当地跨国公司就职，他们了解国际上先进的软件技术、项目管理经验和行业专业知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储备途径。”
《中国联合商报》记者从微软获悉，微软并不乏核心大单释放，但整体接包工程浩大，要包括所有的工程项目，这需要看架构师的能力。微软希望本部只集中在几个核心研发部分，其他的开发都外包出去，这样能保证速度更快，因此首先考虑的就是合作伙伴有无接包能力。显然，中国厂商有接包的欲望，但是缺乏咨询、规划、和战略思考的能力，以及主导发展的整体架构师。
海归们在这些领域的大显身手，加快了中国软件外包的发展，也正在逐步打破人才缺失造成的软件外包市场的瓶颈。尽管海归们让中国软件外包暂时解渴，但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将成为外包市场饱和之前持续的话题。
■链接:第三集团寻路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软件核心技术和标准制定的上游地位，全球90%以上的基础软件被美国垄断。以印度为代表的国家，大多从事子模块开发和独立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并参与产业规则的制定，被视为第二集团。中国则处于第三集团，大部分企业则是从事一般应用软件和系统集成中的开发，处于全球软件产业格局的中下游。
事实上，产业的变迁刺激着市场的洗牌。在软件业的国际分工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大国正加快将本国的软件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无疑为第三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尽管与一些软件大国相比，中国的软件外包业落后了十年，但是在近几年全球软件产业的又一次大规模变迁，使得中国找到了切入市场的最佳时机。
中国的软件企业90%以上的外包业务来自日本和美国，相对单一的市场意味着很高的市场风险，因此中国的软件厂商必须考虑开发除这两个国家以外的市场。此外，对于中国的软件厂商而言，不能把赌注都压在外包业务上，需要拓展其他业务来分散经营风险。这一点，中国的软件厂商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观察:品牌突围
中软国际高级副总裁、中软资源CEO孙秀芳自印度考察回来后，曾经表示：现在说软件外包，人们往往只想到印度，而不是中国，品牌就是中国企业下一步发展最紧要的东西。
印度服务行业发展多年，起步早，国内市场的不景气逼着企业走出去。他们拥有很大语言优势，很多身在CIO（信息主管）职位的人，在推动印度软件外包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也和印度外包品牌和服务有关。
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低，尚未形成类似TATA, Infosys等知名企业。培养龙头企业、建立国际知名度和声誉至关重要。其实，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不乏优秀企业和成功案例，但很多企业只顾“闷头做事”，忽略了宣传和品牌建设。
“软件外包路线中，欧美市场比日本要大的多。中国已经做到了在日本外包市场中打出品牌，日本企业发包也第一选择中国。但现在最重要是拓展欧美市场，在这里，他们想到外包还是印度，品牌缺失影响了市场发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城分析。
政府也应该扶持行业发展，实施国家品牌战略。中国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做软件园区，都是对内，没有对外。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税收和补贴，支持中国软件企业的发展。同时，营造良好的外部软硬件环境，形成实用型的人才培养机制，也有助于发展初期的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做大做强。
此外，中国缺少类似印度进行行业监管、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的软件协会机构。各地的软件园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上述作用，但由于比较分散，存在竞争，因此缺乏国家层面的声音。在发展软件外包方面，如果品牌建立得当，中国外包企业发展会更加迅猛。
（李帅）
在全球经济危机浪潮的席卷中，全球软件外包产业依旧炙手可热。与两年前相比，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们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从小到大，从简单的软件技术服务转向价值链高端，并逐渐形成软件外包产业的“中国模式”。此外，各个地方政府对软件外包服务企业的争夺也进入前所未有的白热化阶段，软件外包产业基地的发展正渐入佳境。
商务部国际贸易合作研究院亚洲非洲研究部主任徐长文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实际上有一个巨大的、潜在的，能够改变全球软件开发模式的市场，通过软件外包业务，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软件开发重心放到了中国。
软件+服务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吸引很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已经成了微软等国际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市场之一，其软件的本地化必不可少。
在近年来的服务外包摸索中，中国建立了一批领先企业，如东软、中软等。在对日外包方面，中国的市场份额高达60%。但由于欧美市场发包量巨大，占全球发包量的80%，而中国在欧美的份额不到5%，远低于印度，这造成中国离岸软件外包的市场规模仍然很小，企业规模和人均产出远低于印度企业。据有关方面预测，2005年~2009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将以48.4％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速增长，2009年市场规模将达到45.6亿美元。因此，在巩固日、韩市场的基础上、快速拓展欧美市场，是中国软件外包进一步扩张的突破口。这也要求中国软件业建立一个具有差异化的外包模式，使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与欧美客户成功对接。
徐长文说：“事实上，一方面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内需市场，可以将内需的软件开发需求与海外的需求结合起来，实现‘内外兼修’，企业就可以在开发过程中共享生产资料、管理经验(如项目管理和质量控制等)，从而实现范围经济。”
“另一方面中国拥有‘后发优势’，可以借鉴印度软件外包企业在项目管理、质量控制以及人员培训方面的经验，提高中国软件企业的学习效率。创新是后起者赶超先发者最有力的武器，软件业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为中国企业快速赶上创造了条件。同时在业务模式方面，如果能吸引大批企业在中国设立制造工厂之后，将后台业务向中国转移，充分利用B.O.T(建设、运营、交付), C2P(成本中心到利润中心)等风险共担的业务模式，则可以使中国软件外包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创新之路。”徐长文分析。
中国有机会创造出有特色的软件外包模式，会不同于印度的派遣模式。中国软件外包如果能形成特色生态链，像一个软件工厂，每个环节都能装配起来，组合起来，则将效率更高，速度更快。如果再和软件实施结合起来的话，就会改变产业的走向，这很让人期待。
徐长文进一步分析说：“比如金融行业，对冲基金对很多行业都造成了冲击，这就需要计算大量数据，于是金融企业就想到了找外包公司来做这个工作。外包公司在完成了订单后，就可以把技术同时提供给几家公司使用，甚至还帮助企业运营。这种‘软件+服务’的模式相比印度的‘派遣外包’更适合于中国市场。相比中国，印度技术人员更多是编程师而不是工程师。因此，中国未来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和印度展开竞争，发展空间很大。”
“架构”海归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城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强调：“中国软件外包领域急需人才。”
据中国驻美使馆的统计，截至目前，2008年回国工作的留学生总人数，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归总人数的1/6。有分析人士说，金融危机催生了海归潮，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中国本身在发展，机会越来越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大，对海外学子、创业人士的吸引力自然也越来越大。失业带来的危机感涤荡美国的大街小巷，而相对于忧心忡忡的美国人来说，身处美国的华人华侨以及中国留学生则多了一种选择：回国。这也为中国的软件外包行业带来了“天时”。
赵干城强调：“尽管中国的软件人才较多，但是真正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端人才依然缺乏，尤其是既懂行业专业知识、又懂软件知识的高素质人才严重不足。中国有大量高素质人才到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有许多直接留在当地跨国公司就职，他们了解国际上先进的软件技术、项目管理经验和行业专业知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储备途径。”
《中国联合商报》记者从微软获悉，微软并不乏核心大单释放，但整体接包工程浩大，要包括所有的工程项目，这需要看架构师的能力。微软希望本部只集中在几个核心研发部分，其他的开发都外包出去，这样能保证速度更快，因此首先考虑的就是合作伙伴有无接包能力。显然，中国厂商有接包的欲望，但是缺乏咨询、规划、和战略思考的能力，以及主导发展的整体架构师。
海归们在这些领域的大显身手，加快了中国软件外包的发展，也正在逐步打破人才缺失造成的软件外包市场的瓶颈。尽管海归们让中国软件外包暂时解渴，但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将成为外包市场饱和之前持续的话题。
■链接:第三集团寻路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处于软件核心技术和标准制定的上游地位，全球90%以上的基础软件被美国垄断。以印度为代表的国家，大多从事子模块开发和独立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并参与产业规则的制定，被视为第二集团。中国则处于第三集团，大部分企业则是从事一般应用软件和系统集成中的开发，处于全球软件产业格局的中下游。
事实上，产业的变迁刺激着市场的洗牌。在软件业的国际分工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大国正加快将本国的软件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无疑为第三集团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尽管与一些软件大国相比，中国的软件外包业落后了十年，但是在近几年全球软件产业的又一次大规模变迁，使得中国找到了切入市场的最佳时机。
中国的软件企业90%以上的外包业务来自日本和美国，相对单一的市场意味着很高的市场风险，因此中国的软件厂商必须考虑开发除这两个国家以外的市场。此外，对于中国的软件厂商而言，不能把赌注都压在外包业务上，需要拓展其他业务来分散经营风险。这一点，中国的软件厂商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观察:品牌突围
中软国际高级副总裁、中软资源CEO孙秀芳自印度考察回来后，曾经表示：现在说软件外包，人们往往只想到印度，而不是中国，品牌就是中国企业下一步发展最紧要的东西。
印度服务行业发展多年，起步早，国内市场的不景气逼着企业走出去。他们拥有很大语言优势，很多身在CIO（信息主管）职位的人，在推动印度软件外包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这也和印度外包品牌和服务有关。
中国软件外包企业的国际知名度低，尚未形成类似TATA, Infosys等知名企业。培养龙头企业、建立国际知名度和声誉至关重要。其实，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不乏优秀企业和成功案例，但很多企业只顾“闷头做事”，忽略了宣传和品牌建设。
“软件外包路线中，欧美市场比日本要大的多。中国已经做到了在日本外包市场中打出品牌，日本企业发包也第一选择中国。但现在最重要是拓展欧美市场，在这里，他们想到外包还是印度，品牌缺失影响了市场发展。”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城分析。
政府也应该扶持行业发展，实施国家品牌战略。中国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做软件园区，都是对内，没有对外。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税收和补贴，支持中国软件企业的发展。同时，营造良好的外部软硬件环境，形成实用型的人才培养机制，也有助于发展初期的中国软件外包产业做大做强。
此外，中国缺少类似印度进行行业监管、能够提高信息透明度的软件协会机构。各地的软件园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上述作用，但由于比较分散，存在竞争，因此缺乏国家层面的声音。在发展软件外包方面，如果品牌建立得当，中国外包企业发展会更加迅猛。
（李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