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 有“傻子”,世界才相对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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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心灵鸡汤畅销的时代,徐则臣坚持着自己的文字洁癖。他宁可当一个不懂如何用文字挣钱的“傻子”,也不愿意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骄傲。
  午后三点的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正赶上杂志出刊签字下厂这一天,徐则臣比平时忙碌,相对来说是非典型的工作状态—如果没有特别急的稿子要处理,做编辑的他平时每周一三五上班。不上班的时候,他一大早就起来送儿子去幼儿园。一路上牵着儿子的手,不过十来分钟的路程,儿子能背上一首诗。“小孩记忆力好,说两遍,他就会背了。最近背的一首古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
  去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获得老舍文学奖。他也被认为是中国 “70后作家的光荣”,其作品则“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写了这么多年,有了喜欢自己作品的读者,也有了一些比较让自己满意的作品。自己的文字放在那里,起码有一部分让我不惭愧不脸红,内心比较踏实。”徐则臣说。
  在这个心灵鸡汤类书籍畅销的时代,传统文学作家出书,卖得相对少。徐则臣说这很正常。“盒饭谁都能吃,麦当劳永远排着队,但满汉全席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可能对很多传统文学作家来说,写作这个活需要骄傲和自尊心撑着,这个都没了还有什么尊严。况且,鸡汤文也不是人人都能写的。倒不是说你放不下身段,而是你拿不出手。自己那一关就过不了。”
  难得的是,他的《耶路撒冷》既叫好又叫座,不但获得主流文学大奖,销量还相当可观,不到一年已经加印八次。徐则臣坦言,这是自己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作品。“年轻人的作品想获得充分的肯定,难度是比较大的。我很幸运,这部小说得到了相对一致的肯定,进入很多年度好书的榜单,这些荣誉对我来说是比较意外的。虽然在写作的时候花了很多功夫,但我恰恰觉得对它有些拿不准,因为它跟过去的小说、跟当下的小说,都不太一样。有些新东西,我不太肯定读者和专家是否能如我所愿去接受。现在来看,大家还是比较乐于接受的。”
  他的成绩不仅仅在自己的创作上—上届茅盾文学奖中,就有两部作品由他编辑,毕飞宇的《推拿》、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与同事合编)。除此之外,徐则臣还编过备受好评的龙一的《潜伏》和麦家的《风声》《风语》。
  但他觉得这些作品的成功,并没有自己的功劳,“大咖的作品,我只是做了些文字、错别字上的技术处理,拿出来说自己编了两部,有扯大旗作虎皮之嫌。说到底,换一个编辑,人家也照样获茅盾文学奖。”
  肯定还有文字洁癖的人
  一类作家用皮肤写作,主要凭借感受;另一类用心去写,凭借情感;还有一类用脑子去写,这类作家相对比较理性,一定要先解决“我写这个意义在哪里”的问题—徐则臣应归于理性作家。
  2014年,《耶路撒冷》及其获得的文学大奖无疑是对徐则臣勤奋写作的回报。这部纯文学作品,徐则臣一写就是六年。“文字洁癖的人肯定还有,应该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徐则臣看来,很多人跟自己一样,明明知道很多用文字挣钱的路子,但不愿意去这么做。“如果全都那么‘聪明’,这个世界早乱了。就因为有这些傻子,世界才相对安定一点。我们都知道做什么容易赚钱、容易成功,但我们还是遵照自己内心的法则、内心的精神需求去做。”
  徐则臣也懂得如何抵御大众对成功价值的界定。他坦言,自己内心也曾经有过摇摆不定的时刻,但每个人的人生就那么一辈子,想明白了也就那么回事。“没到穷得吃不上饭的地步,自己的生活基本有保障,家里各方面还都不错,那就行。我可以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这个很重要。”
  写作给了徐则臣硬气,而孩子的降临则让徐则臣变得柔软。“在别人看来,一个写作者是需要一些作品、一些奖项来评定的。但到我这个年龄,有家有孩子之后,很多的心思,是盯着孩子看。”
  “过去我也能理解‘爱’,无论是形象还是抽象的角度,我能说出一大堆。但是真正为人父母后,才能切身体会到这种爱到底有多宽,有多深。我觉得自己跟过去是不一样的,无论是爱的能力,还是表达爱的能力,都和过去不同。这一方面影响了我的生活,另一方面,对孩子的情感和对家庭的亲情,也会不自觉地体现在自己的小说里。”
  外面不圆,内肯定是方的
  温润如玉的君子之气,是徐则臣给人的第一印象。他也曾经拥有过很多文字工作者常遇到的焦虑、失眠,但他总能找到一个释放的方式。“高中时经常一整夜不能睡,神经衰弱严重到产生幻听的程度。当时很绝望,每天晚上围着操场一圈圈跑,一边跑一边哭。”运动成为了他调节神经的良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脑子转得很快,很多想法都会出来”,很多灵感就在他跑步或者暴走的时候迸发出来,成了徐则臣后来的创作。
  温和的外表下,是徐则臣对底线的坚持。谈到很多问题时,他会特别强调“自己这一关过不去”。至于做人和做文学的底线是统一还是割裂,徐则臣说要看是什么问题,不能大而化之。“对自己肯定要苛刻,对别人则会更宽容—对家人会苛刻,对外人会宽松。我老婆经常说,你把好东西都送给别人了。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做到什么程度,但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又有反省能力,就应该尽量把事情做好。”
  很多刚入行的作者发不出文章,便怨天尤人。徐则臣说自己念书时,寄出的稿子泥牛入海没人看,他总认为是自己写得不好。“这样做的好处,是自己会想写得更好,于是不停在自己身上找缺点,不停砥砺、磨练自己,就会一点点有所进步。”
  映射在交友上,他也总是为别人找合理性—正如他的小说里没有十恶不赦的人,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弹性。“我觉得这样很好,只是可能会吃一点亏。从来没有人说我在背后下过黑手,捅过刀子。算是有失有得。”
  生长在老式知识分子家庭的徐则臣,骨子里有“士”的情怀。他11岁就离开家去镇上独立生活,从小就有自己的主张,每一步都靠自己奋斗得来。“其实外面不圆,内肯定是方的。如果外面圆,也是从小与人为善的想法。但有时候过于善解人意,考虑问题过于周到全面,不仅委屈了自己,想太多行动力也会差一些。”
  以诚相待,交往起来才有意思
  “如果不是文学圈朋友的话,大部分谈的也还是跟文化有关系,范围比较广,艺术、收藏等都谈,偶尔也谈谈社会上的一些新闻,无所不聊。”徐则臣这样描述自己的朋友圈。
  由于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他接触过太多当下活跃的作家。“27岁从大学出来,这么多年一直写东西,跟学者和作家接触比较多。现在当编辑,全国绝大多数作家都认识。有工作上的关系,日常生活也有交集。”《云图》的作者、外国作家大卫·米切尔来京时,徐则臣还和他做了对谈。这种文学交流带来的是“阅读相互作品上的影响,比如对谈前看了他的几本书,认识后也看了一些他的作品”。
  能对他产生影响的作家和学者,都是“人特别好”的。“我非常看重他们的观点、作品,相互之间能有什么说什么,直来直去的,能让我看到非常真诚的东西。我的交友原则是真诚。我把这个原则看得很重,不管这个人从事什么职业,首先要以诚相待,这样交往起来才有意思。”
  徐则臣不喜喝酒,但朋友的饭局一定会参加,“一般是看着别人喝酒”,除此之外,还会和朋友一起相约旅游爬山,生活越来越简单。
  最近的一次饭局,是在大年初八。徐则臣约了两个教育界的圈外朋友一起聊天。他们是徐则臣很好的朋友,同时也是他的忠实读者。饭局上聊小说,聊教育,也聊社会上的种种问题。这种“瞎聊”的状态,让徐则臣很开心。“圈外的人,有时候看文学或者看作家挺准的。这种‘准’,并不是说艺术上的洞见,而是对作家的写作姿态和文学状态看得很准。”
  这也是徐则臣喜欢和圈外朋友聊天的一个原因。“他们能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真诚地谈对文学对作家对文化的看法。有时候圈内人在一起聊,会顾及各方面的因素,比较难听到真实的想法。”
  徐则臣 生于江苏东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做编辑。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耶路撒冷》,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居延》,散文随笔集《把大师挂在嘴上》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庄重文文学奖等。根据中篇小说《我们在北京相遇》改编的《北京你好》获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参与编剧的《我坚强的小船》获第四届好莱坞AOF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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