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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疆和田，维吾尔族，1982年出生，自由摄影师、纪录片摄像师、独立策展人。曾在北京、平遥等国际摄影节以及新疆多个城市举办个人影展，并在2014年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获“年度优秀青年摄影师”称号；参与拍摄《森林之歌》《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时尚圈》《牦牛》《舌尖上的中国》 （第二季）等多部纪录片。
2014年底，一本记录100位普通新疆人的书《我从新疆来》，带人们走近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新疆。在作者库尔班江眼中，自己所做的，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新疆人”这个族群。“这些人那些事，即使没有‘新疆人’的标签，也足以感人。”
自开始拍摄到出版图书，《我从新疆来》这个系列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新书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还上了央视新闻，五十多家媒体的采访络绎不绝。傍晚，这本书的作者库尔班江匆匆赶来接受采访，这是当天的第五场活动。
白岩松在推荐语中说：“看新闻时，新疆有时很远很陌生；看这本书时，新疆却很近很熟悉！这些图片与文字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这些故事会改变什么，我不清楚，但这些故事出现在我们面前，本身就是改变！”
记录书中人物的那些文字和图片，其实是库尔班江为纪录片做的前期采访。为保持独立、客观，他拒绝了资助，个人负债累累。“欠了37万，拍样片11天就花掉了20万。现在，全部的生活都围绕这部纪录片，没有工作。”库尔班江笑言，自己暂时是靠做媒体的老婆来养活。
纪录片还没做好，文字和图片倒先在网上引起了注意，让库尔班江感到意外的是，评论里几乎没有骂声。“我看到社会原来是渴望沟通的，只是少有渠道让彼此多了解，那时候我就决定先出书。”
1月9日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库尔班江做了演讲，并和读者交流。言说者真诚，倾听者感动。“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书，是我们一百个人一起写的书。主人公们以口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我做架构整理，但忠实于原意，一句不加，一句不改。”
新疆人库尔班江说，自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一定要有自己的根”。
越努力才会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
《我从新疆来》出版后，里头很多主人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的人甚至成了当地的“明星”。
采访的过程中，库尔班江不断接到朋友和书中主人公的电话—《我从新疆来》里提到的一个主人公的孩子脑瘫了18年，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已经咨询了一位脑瘫专家，有望治疗。而书里那位在新疆开餐厅的朋友也打来了电话，诉说自己的近况。
这些主人公来自不同的民族—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东乡族、藏族；有着不同的年纪和性别；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区域和角落；工作在各行各业，有演员、主持人、企业主，有社会知名人士、企业高管、飞行员，还有创业青年、在校学生、地摊小贩……
在上海生活了近30年的新疆女人尼鲁帕尔·阿布来提，一张口就是地道的上海话；北京三里屯的水果贩子肉孜莫拉·那买提想要挣钱养好老家的父亲和孩子，让孩子好好接受教育，不再吃自己的苦；在珠海海关工作的艾合买提江·包尔汗，把女儿的户口落在了珠海，想着以后上学能方便一点；29岁的哈米德·特莱特，在澳大利亚经过了两年的培训之后，回到中国，成为了深圳航空的一名飞行员，“每天开着满载乘客的飞机翱翔在天空之上”……
每一个故事都稀松平常，又真实动人。遗憾的是，有些受访者并不是真心要接受采访，而是通过表面接受的方式，把库尔班江叫去说教。
有一回，库尔班江奔波到受访者指定的地点，对方却教育他：“你要拍精英，不要拍跳舞的卖烤肉的这些人。”整整三个小时，他一直在听。“我没生气，只是心疼我的时间。”但是他没有走，原因是“要尊重他，我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
这种时刻，他会想办法独自消化掉一肚子气，然后继续前行。他有自己的使命。“我更希望书中主人公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所散发出的榜样的力量，能够鼓舞所有年轻人，特别是新疆的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能够不抱怨、不懈怠、不极端，激励年轻人勇于拼搏，敢于吃苦。越努力才会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库尔班江说。
书里的每个故事他都喜欢，说到最让自己感动的，还是在深圳开玉石店的那个兄弟。“他做的事，就是我想做的事—养家。才二十几岁，他就承担起了一个家庭的责任，还很好的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如果不做这件事，我会后悔
“最开始，没想写书，想拍部纪录片。最后纪录片没出来，原因很简单，没钱。”库尔班江说得很坦率。
2013年，为了拍纪录片，库尔班江四处寻找资金，却一无所获。一集七分钟的故事，预算大概需要40万左右，十集纪录片拍下来，就是400多万。有企业找到库尔班江，要给他投资1000万，但条件是要在纪录片里把企业带进去。库尔班江拒绝了：“有些事不能妥协，我就不信找不到资金。”
他讲的故事无关乎民族、宗教、地域，就是普通人的故事。而新疆人，往往只有在离开家乡后，才会被打上家乡的标签。库尔班江不讳言自己多年来受到的不公待遇。租房，开车加油，酒店住宿，很多生活的细节上，“新疆人”这个标签带来的是常人不曾经历的麻烦和困扰。
库尔班江曾经拍摄了很多新疆的俊美风光和人文风情，他以为这些美好的景物和传统文化可以让人们对新疆有美好的印象，但后来，他发现最动人的还是身边真实的人和事。
在他眼中，那些美丽的风景、动人的歌舞和瓜果是不变的，只能吸引人们一时。“而一个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一个群体生产生活的产物，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能表现出来的时候，人们才会为之所动，如蝴蝶效应。其实个体所散发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也是我应该关注和记录的事实。少数人的错误做法可以改变一个群体的印象，那么多数人的正确理解和积极行动更应该可以改善一个群体的印象，现在最能改变人们看法的是我自己，和像我一样从新疆来到内地的勤劳上进的新疆人。我想我必须做点什么，因为心里有那么一种力量在猛烈撞击我的内心—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我会后悔。”
信任是比金钱还重要的词
《我从新疆来》出版前，要找人给新书写推荐语。“我不认识成龙、白岩松、柴静，就给他们发了邮件，都得到了回应。刚生完孩子回国的柴静和我聊了四个小时。这些不是出钱就可以做到的事，他们是被书中的这些人这些故事感动了。”
谈及那些并没做出太多贡献，最后却要来分一杯羹的人，库尔班江坦言，无论什么事，做好了，都会有人想沾一点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从新疆来》也有了价值。
而他，仍想保持自己的真诚。“我不会有所保留，你越透明越简单，活得就没那么累。”这些经历也让他更加懂得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发火的时候，数三下再说。不像以前一样，一下就爆了。”
拍摄纪录片和出书的过程中，库尔班江从没想过放弃，他甚至没有做过预算。“如果做了预算，一看到那个数字，恐怕自己就不敢再做下去了。”
他特别提到妻子在这个过程中的种种支持，坦言自己目前是靠在北京做媒体的妻子养活。“她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有价值，也看到了我的快乐，她百分之二百地支持我。她同时也是这本书的特约编辑，不仅编辑能力强，她总是能很敏锐地抓住所需要的点。她的敏锐是一块真正的羊脂玉，我捡到了这块玉，她用自己的力量推动我前进。”
纪录片没有出来，书倒是热销了。谈及那些超人的努力、那些过往的艰辛，他笑说自己很多时候并不觉得苦，“出去采访，广州、上海的地铁坐遍了，便捷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省钱。有时候一天要飞三个城市。”
对他而言，采访和拍摄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约好的采访，去了以后也会遇到被直接拒绝的情况；书马上要印刷了，也有人因为各种顾虑，要拿掉自己的故事—我当时求了他很久，最后才留下了，因为那个故事特别感人。”
还有采访对象的拖延超出想象。“他不停地说‘马上到马上到’，我一等就是八个小时。妻子说，‘八个小时你不干别的事，这不是浪费时间吗？’那人终于来了，看到我还在等，他不好意思地说请我吃饭。第二天，他给我讲了一个从来没有提及的故事。这是用我的真诚换来的。”
在库尔班江的辞典里，信任是比金钱还重要的词。“不在乎诚信的人，活成什么样了？他可能有钱有地位，但他学到了什么？”
2014年底，一本记录100位普通新疆人的书《我从新疆来》，带人们走近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新疆。在作者库尔班江眼中，自己所做的，不仅仅是为了记录“新疆人”这个族群。“这些人那些事，即使没有‘新疆人’的标签，也足以感人。”
自开始拍摄到出版图书，《我从新疆来》这个系列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新书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还上了央视新闻，五十多家媒体的采访络绎不绝。傍晚，这本书的作者库尔班江匆匆赶来接受采访，这是当天的第五场活动。
白岩松在推荐语中说：“看新闻时，新疆有时很远很陌生；看这本书时，新疆却很近很熟悉！这些图片与文字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自己。这些故事会改变什么，我不清楚，但这些故事出现在我们面前，本身就是改变！”
记录书中人物的那些文字和图片，其实是库尔班江为纪录片做的前期采访。为保持独立、客观，他拒绝了资助，个人负债累累。“欠了37万，拍样片11天就花掉了20万。现在，全部的生活都围绕这部纪录片，没有工作。”库尔班江笑言，自己暂时是靠做媒体的老婆来养活。
纪录片还没做好，文字和图片倒先在网上引起了注意，让库尔班江感到意外的是，评论里几乎没有骂声。“我看到社会原来是渴望沟通的，只是少有渠道让彼此多了解，那时候我就决定先出书。”
1月9日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库尔班江做了演讲，并和读者交流。言说者真诚，倾听者感动。“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书，是我们一百个人一起写的书。主人公们以口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我做架构整理，但忠实于原意，一句不加，一句不改。”
新疆人库尔班江说，自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你一定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一定要有自己的根”。
越努力才会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
《我从新疆来》出版后，里头很多主人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的人甚至成了当地的“明星”。
采访的过程中，库尔班江不断接到朋友和书中主人公的电话—《我从新疆来》里提到的一个主人公的孩子脑瘫了18年，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已经咨询了一位脑瘫专家，有望治疗。而书里那位在新疆开餐厅的朋友也打来了电话，诉说自己的近况。
这些主人公来自不同的民族—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锡伯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达斡尔族、东乡族、藏族；有着不同的年纪和性别；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区域和角落；工作在各行各业，有演员、主持人、企业主，有社会知名人士、企业高管、飞行员，还有创业青年、在校学生、地摊小贩……
在上海生活了近30年的新疆女人尼鲁帕尔·阿布来提，一张口就是地道的上海话；北京三里屯的水果贩子肉孜莫拉·那买提想要挣钱养好老家的父亲和孩子，让孩子好好接受教育，不再吃自己的苦；在珠海海关工作的艾合买提江·包尔汗，把女儿的户口落在了珠海，想着以后上学能方便一点；29岁的哈米德·特莱特，在澳大利亚经过了两年的培训之后，回到中国，成为了深圳航空的一名飞行员，“每天开着满载乘客的飞机翱翔在天空之上”……
每一个故事都稀松平常，又真实动人。遗憾的是，有些受访者并不是真心要接受采访，而是通过表面接受的方式，把库尔班江叫去说教。
有一回，库尔班江奔波到受访者指定的地点，对方却教育他：“你要拍精英，不要拍跳舞的卖烤肉的这些人。”整整三个小时，他一直在听。“我没生气，只是心疼我的时间。”但是他没有走，原因是“要尊重他，我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
这种时刻，他会想办法独自消化掉一肚子气，然后继续前行。他有自己的使命。“我更希望书中主人公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所散发出的榜样的力量，能够鼓舞所有年轻人，特别是新疆的年轻一代，鼓励年轻人能够不抱怨、不懈怠、不极端，激励年轻人勇于拼搏，敢于吃苦。越努力才会越幸运，越勇敢才能有改变。”库尔班江说。
书里的每个故事他都喜欢，说到最让自己感动的，还是在深圳开玉石店的那个兄弟。“他做的事，就是我想做的事—养家。才二十几岁，他就承担起了一个家庭的责任，还很好的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这是一件很难的事。”
如果不做这件事，我会后悔
“最开始，没想写书，想拍部纪录片。最后纪录片没出来，原因很简单，没钱。”库尔班江说得很坦率。
2013年，为了拍纪录片，库尔班江四处寻找资金，却一无所获。一集七分钟的故事，预算大概需要40万左右，十集纪录片拍下来，就是400多万。有企业找到库尔班江，要给他投资1000万，但条件是要在纪录片里把企业带进去。库尔班江拒绝了：“有些事不能妥协，我就不信找不到资金。”
他讲的故事无关乎民族、宗教、地域，就是普通人的故事。而新疆人，往往只有在离开家乡后，才会被打上家乡的标签。库尔班江不讳言自己多年来受到的不公待遇。租房，开车加油，酒店住宿，很多生活的细节上，“新疆人”这个标签带来的是常人不曾经历的麻烦和困扰。
库尔班江曾经拍摄了很多新疆的俊美风光和人文风情，他以为这些美好的景物和传统文化可以让人们对新疆有美好的印象，但后来，他发现最动人的还是身边真实的人和事。
在他眼中，那些美丽的风景、动人的歌舞和瓜果是不变的，只能吸引人们一时。“而一个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一个群体生产生活的产物，只有当每一个个体都能表现出来的时候，人们才会为之所动，如蝴蝶效应。其实个体所散发出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也是我应该关注和记录的事实。少数人的错误做法可以改变一个群体的印象，那么多数人的正确理解和积极行动更应该可以改善一个群体的印象，现在最能改变人们看法的是我自己，和像我一样从新疆来到内地的勤劳上进的新疆人。我想我必须做点什么，因为心里有那么一种力量在猛烈撞击我的内心—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我会后悔。”
信任是比金钱还重要的词
《我从新疆来》出版前，要找人给新书写推荐语。“我不认识成龙、白岩松、柴静，就给他们发了邮件，都得到了回应。刚生完孩子回国的柴静和我聊了四个小时。这些不是出钱就可以做到的事，他们是被书中的这些人这些故事感动了。”
谈及那些并没做出太多贡献，最后却要来分一杯羹的人，库尔班江坦言，无论什么事，做好了，都会有人想沾一点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从新疆来》也有了价值。
而他，仍想保持自己的真诚。“我不会有所保留，你越透明越简单，活得就没那么累。”这些经历也让他更加懂得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发火的时候，数三下再说。不像以前一样，一下就爆了。”
拍摄纪录片和出书的过程中，库尔班江从没想过放弃，他甚至没有做过预算。“如果做了预算，一看到那个数字，恐怕自己就不敢再做下去了。”
他特别提到妻子在这个过程中的种种支持，坦言自己目前是靠在北京做媒体的妻子养活。“她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有价值，也看到了我的快乐，她百分之二百地支持我。她同时也是这本书的特约编辑，不仅编辑能力强，她总是能很敏锐地抓住所需要的点。她的敏锐是一块真正的羊脂玉，我捡到了这块玉，她用自己的力量推动我前进。”
纪录片没有出来，书倒是热销了。谈及那些超人的努力、那些过往的艰辛，他笑说自己很多时候并不觉得苦，“出去采访，广州、上海的地铁坐遍了，便捷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省钱。有时候一天要飞三个城市。”
对他而言，采访和拍摄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约好的采访，去了以后也会遇到被直接拒绝的情况；书马上要印刷了，也有人因为各种顾虑，要拿掉自己的故事—我当时求了他很久，最后才留下了，因为那个故事特别感人。”
还有采访对象的拖延超出想象。“他不停地说‘马上到马上到’，我一等就是八个小时。妻子说，‘八个小时你不干别的事，这不是浪费时间吗？’那人终于来了，看到我还在等，他不好意思地说请我吃饭。第二天，他给我讲了一个从来没有提及的故事。这是用我的真诚换来的。”
在库尔班江的辞典里，信任是比金钱还重要的词。“不在乎诚信的人，活成什么样了？他可能有钱有地位，但他学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