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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佛
一位女摄影师和她镜头里的禅
子夏仿佛是在50岁那年突然觉醒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带着相机陆续走了很多地方，拍下了花草虫鱼、水墨流动，构建出了她内心最纯净的禅与佛。
子夏 摄影艺术家，英国皇家摄影协会会员，曾举办《感受伊朗—中伊摄影家四人展》。2014年发起捐助公益性的“《诗刊》深圳诗歌创作之家”和“《诗刊》中国诗歌阅读馆”，并担任“《诗刊》中国诗歌阅读馆”馆长。2015年3月举办《觉与不觉》观念摄影展，将所得收益全部捐给幕天讲坛“乡村诗歌行动”。
凌晨三四点的加德满都，摄影家子夏在熟睡中被人群的喧闹吵醒。她入住的酒店旁边是一个广场，喧闹声正是从这里传来的。
子夏辗转反侧，无法再度入眠。她从房间的窗户向下望，信众们似乎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沿着小路陆陆续续地汇聚到广场的神龛前。她索性披了外衣，换上鞋子，顺着人流来到广场。
信众们捧着稻米、熏香和花朵，前来敬献神灵、祈祷许愿。喧哗声似乎突然停止了，广场上静谧极了。人们排着队，脸上带着虔诚的表情，一个接一个地将带来的稻米和花瓣洒在佛像前，接受圣水的洗礼，在眉间点上红粉。许愿的仪式并不复杂，不一会儿，信众们便结束了朝拜，离开了广场。
子夏就待在一旁，安静地看着。那里的人们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到这里祈祷，然后又各自散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一天的生活才算真正开始。“你看着他们每个人喜笑颜开地从你身边路过，脸上带着虔诚的、纯净的快乐。那种快乐，来自他们的信仰。”子夏说，“我仿佛在他们的脸上，第一次看见了佛。”
这三年，有意或无意，子夏走过的很多地方，竟都与佛相关—尼泊尔、泰国、印度，那里的任何街道、任何广场，甚至于城镇村头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佛。看得多了，原本并不信佛的她，也觉得那些佛像变得顺眼起来。
于是，她从各地买了很多佛像带回家。佛像的姿态各异，或坐或卧，或凶愤或平和。平日里闲暇无事，子夏就盯着那些佛像看—“细看佛像的那些眉目神态，发现竟跟凡人很是相似。有时我也会混淆，立在面前的这尊，究竟是神，还是人。”她由此突发奇想，人佛之相似，大抵是因为每个人身体里也都住着一个神。
“应了那句话—众生皆有佛性。”子夏说。
与父亲的别离
在那之前，子夏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她这样描述多年前的自己。她曾经在国外生活了六七年，当基督徒邻居偶尔串门到她家传教时，她总是毫不客气地打断他，并理直气壮地和他争辩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神鬼之说。
这种坚定的无神论，来自她那个奉行唯物主义的父亲多年来的言传身教。他出生在山西平遥，从小就在教会学校读书，老师都是洋人。接受过西方开明教育的他，本应拥有前途无限的未来，但时值战乱，为了革命理想他参了军。“后来跟着部队到处打游击，在山沟里躲了整整11年。三分之一的人逃了，三分之一的人死了，父亲就是那剩下的三分之一。”
父亲不相信鬼神，只认定人的命运是自己打拼出来的。但做了一辈子硬汉、连战火也没能将其击垮的父亲，在晚年依然要经历病痛，要和生命告别。在父亲的最后日子里，子夏陪在他身边，看到了父亲内心的柔软和智慧。
他不再压抑内心的情感，开始乐于和子女吐露自己内心对亡妻的痛惜。在父亲已经不能下地不能自己翻身的一年多里，他每一天都穿着洁白的衬衣，让看护备好茶点，和来探视的亲朋好友们一起聊天吃茶，虽然，他一举手心跳便要快起来，但他仍然会注意到来访的朋友的穿戴并发出赞叹，“小李穿的大衣真好看，是薄呢子布料做的。”
父亲还告诉子夏，其实他对自己的一生都很满足。这让子夏感到意外—父亲年轻时到处打仗，母亲又早早离世，在病床上得知小儿子突然去世，俗话讲的人生三大不幸，他就遇到了两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可父亲却说自己无憾了—“他一辈子都是个严父，在这个时候却变得温和慈爱。”在子夏看来，死亡似乎让父亲想通了很多东西。“父亲似乎从没像最后这段日子那样轻松乐观过”，这让子夏觉得，死亡似乎也不再那么可怕。
子夏清晰地记得，父亲在病床上经常忆及当年。有一天，他突然提到一个日本军官—子夏的父亲在战场上杀敌无数，大多都是远距离狙击。唯独是这个日本军官，和他狭路相逢在碉堡里，被他面对面地枪杀。最后的日子里，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向旁人描述这个死在自己枪口之下的日本军官，然后叹息不已，“他是那么年轻、那么帅气，父母可能也巴望着他平安归来，但他死在了我的枪下。”
“战场之上两军对决，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并不由得你做选择。但眼看着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消逝，在父亲心里，也许是一件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伤痛。”
子夏就这样看着父亲在对过往的怀念中，一点点衰竭，“就像看着一根蜡烛在你面前一点点烧尽，然后熄灭。”最后，“死亡”两个字，终于活生生地摆在了子夏的面前。
“你迟早都要来……我一直在等你……”子夏从父亲的眼神里读出了这样的诗句。借助父亲的智慧之眼，她窥见到了生命的本质。也是在此时，子夏拍下了第一张与佛有关的照片。
追拍心中的佛
子夏从自家花园里捡了一朵白玉兰回来，无意中放在了桌上的一个佛像前。除了桌边一盏台灯，她关了房间里的所有灯。无意中低头一瞥，她却被眼前的画面瞬间感动。
光从佛像的头顶倾泻而下，将他胸前突起的肋骨照得发亮，然后落在形似枯槁面容狰狞的佛像面前，聚于一朵洁白如玉的白兰之上。
子夏连忙拿了相机，把这个画面摄入镜头。这是她拍的第一张与佛相关的照片，子夏将其名为《苦修》。
有朋友看了这张照片后并不喜欢，说这张照片将佛刻画得过于狰狞，子夏却认为这便是人生的真相：“人生在苦痛中修为，在智慧中圆满。”如骷髅一般的佛需经万般锤炼，方可成为人心中祥和仁慈的佛，而人亦如是—需历经人生的残酷，方能悟出大智慧。 “那张照片，帮助我理解、面对亲人的离去，就像是一个启示”，教给子夏许多人生中不曾感悟过的智慧，同时也帮助子夏度过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接下来的三年，停不下来的子夏带着相机，陆续走了很多地方，拍摄了一组又一组与佛相关的图片。
她到寺庙里去拍佛像。看香客在眼前穿梭，并不是佛教徒的自己，就像是一个局外人。她举起相机默默地拍，拍着拍着，香客就幻化成一群鸟兽，奔忙在香火缭绕的庙宇间。而庙里的佛，却始终端坐静默，注视着这一切。一瞬间，子夏突然觉得，佛好像幻化成了凡人，又觉得好像是自己也成了佛—默默看着众生喧哗。
“其实我跟常人一样，对佛也是一知半解，只知道他大概是慈悲的，低调的，隐忍的。”在子夏看来，佛是一种力量，是人的诸多可能性中最好的一种。在马不停蹄地追逐着和佛对话的过程中，子夏的心情变得越发开阔，“我开始学会如何去面对人生的衰老、疾病，甚至死亡。”
在子夏的摄影中，佛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就像《苦修》中的白玉兰一样，她通过多次成像，把佛像和其他看似无关的自然万物放到一起，新的意境由此诞生。《冥想》里，一轮明月挂在佛像的眉间，夜空的云雾弥漫了佛像半闭的双眼，宛若冥想中的大世界;《聆听》里，一只蜻蜓落于佛像的耳垂之上，仿佛在诉说关于万物苍生的私语……
子夏并不是佛教徒，也直言自己不了解佛。她只是把自己心里的佛，放到了她目光所及的整个世界里。这个世界的片段，有时候是一汪池水，有时候是一朵玉兰，有时候又是一只鹭鸶、一只蜻蜓。
子夏眼中的世界，是从自己家的花园子里开启的。由于酷爱花草，她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了各式花草，日子长了，竟也成了一个斑斓的花园。每日早起，她的第一桩“修行”，便是到花园里种花伺草，然后拿着相机，把镜头对准一朵花一片叶，时常一蹲就是个把小时。拿着相机再回到屋子里时，子夏已是心情大好。
她喜欢用微距镜头拍摄园子里的花草虫鸟。“很神奇。你和所拍摄的对象，只相距三毫米、两毫米、一毫米—几乎没有距离。”她将这样的拍摄视作自己和花草虫鸟之间的交流，“它们虽然无法回应你，你却在这样无距离的凝视中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50岁始摄影
子夏也会走出去，看看花园外那个更大的世界。她的家在成都郊区的高山上。那是个近似于世外桃源的地方，空气清朗绿草如茵，屋外便是一片湛蓝的湖水，上头时常有天鹅停靠。
天鹅也被子夏摄入了镜头里。在她的作品里，天鹅成为了一个象征着孤独的符号。在子夏看来，人生来就是孤独的，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人赤裸裸地来，死亡的时候也是一个人走，带不走任何东西。“如果人能像天鹅一样，懂得享受这份孤独，大概会活得更加自在。”
刚学摄影的时候，子夏拍过风光，也拍过纪实，纯风景曾是她照片中的主角。这几年里，她的摄影作品里不再出现风景的踪迹。“风光拍多了，总觉得还是不过瘾，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感受。”如今的她，更愿意拟人化的拍摄，把人幻化成水边的一只鸟，院子里的一片枯叶，甚至是毛笔下的一缕水墨。
子夏是50岁才开始学摄影的。学习摄影之前，她做了几十年的老师，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大学里教经济学。“50岁之前，生活的核心都聚焦在如何生存;50岁之后，突然发现似乎到了该为自己活的年纪。”
于是，子夏在北京电影学院报了一个摄影进修班，和一帮摄影爱好者到处跑，拍高山湖泊、日出日落。摄影，给子夏打开了一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在路上，是我选择摄影的初衷—我想行走于各处，看我没有看过的风光，相机是上路最好的伙伴。”
等到真正踏上旅程，子夏却感觉到了自己和同伴的不同。为了拍到山川河流的壮美风光，他们总是脚步匆匆，而同行的子夏却屡屡被路边的风景吸引，总想停下脚步，把镜头对准脚下的一株草，一粒沙……
渐渐地，子夏找到了自己的拍摄方式—观念摄影。“我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放到一起，几次成像，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东西。一张图片，可以将自己的很多想法都放进去。”
这种拍摄方式，不但解放了她的眼睛，也解放了她的脚步—“在路上”，似乎也变得不再重要。就像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说的那样，旅行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而不是肉体上的奔波。“在家里的旅行你尝试过吗？一大早起来，坐在床上，看见窗棂的光从不同的角度洒进屋子里，我的眼睛就做了一次旅行。”
八年过去，现在的子夏选择随心所欲地拍摄。前不久，她把近年来拍摄的关于佛像的两个系列作品《观自在》和《思与惑》放在一起办展，名为《觉与不觉》。展览办在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里。两个系列作品分别陈列于一楼的左右两个展厅，走进去，气氛是庄严沉静的，柔和的光线打在那些富有禅意的作品上，让人顿觉心态平和。
展厅里还放着一部为了展览所拍摄的短片，片头处，一袭白袍的子夏走过一片绿色的草地。那无瑕的白遇着夏日的绿，就像一幅古典又唯美的油画。子夏眸子清亮黑发柔顺，穿着一袭亚麻白裙，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人。
邂逅更多的美好
子夏在展览中试图借助于影像的手段来探究人与佛之间的关系。中山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认为子夏的作品有想法、有精神、有角度。著名诗人、出版家沈浩波也特别喜欢这些作品，他说：“我觉得子夏的摄影实现了一种新的美学，我特别喜欢她作品里面对于美的创意。不同事物甚至是不相干的事物，在她的心灵里发生了某种碰撞之后，诞生了一种新的意境，创造了一种特别的美。”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给子夏的这个展览写序，说她前几世是敦煌的画工。“在敦煌，那画工的心里只有佛，或者，他直是无心无我。所谓何处惹尘埃，此心此身皆为梦幻泡影，世界如此盛大，却皆从空无中来向空无中去，千花万树，原是好的，它的好也全在它其实是无。所以，那画工不是什么艺术家，现代艺术家在那画工面前皆落下乘。画工自身便是尘埃，待自身连尘埃也不是了，以如此一个无我去画，下手便是随处皆好，不好也好，画便是自在。” 后来，有人特地从敦煌来看子夏的展览，还带着自己画的佛像要和她切磋交流。子夏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但自己还是有些诚惶诚恐。“我只是把我心里的佛拍下来。要往更深的历史和内涵里说，我可是不行的呀！”
有人远道而来，很钟情子夏作品中的禅意，想买下这次展览的作品。子夏觉得那是对自己的肯定，将对方带到展览作品前一幅幅细心介绍。而那些喜欢她的作品却买不起的人，子夏同样感激，诚心相待—展览期间，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有好些个陌生人加她的微信。他们看了子夏的展览，很是喜欢，心里也有很多话想要和子夏分享。子夏每天都花许多时间和他们对话聊天，实际上聊的内容也不都是摄影和禅，多是些生活中的琐事。
前些天，子夏和一位看完展的女士聊了很久。她的孩子正在学习画画，这位妈妈便把她带到美术馆感受一下艺术的熏陶，却意外地邂逅了子夏的展览。展览期间，这位妈妈和孩子来过三次，还去诗歌阅读馆找到子夏，向她诉说了自己面对生活时遇到的许多迷茫和不解。而子夏则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和她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到了我这个年纪，好像所有的经历都成了一笔财富。能遇到很多信赖我的人，让我试着用自己五十多年的经历帮助他们，或者说和他们一起解惑。这是做这个展览之前我并没有想到的。”
这天加她微信的，是一个在深圳的银行从事银行卡销售的职员，二十多岁的年纪，每天要给陌生人打几百次的电话，听几百次的呵斥。他反复地看子夏朋友圈里发的作品，然后告诉子夏，那些照片让他心情舒畅，早上起来看一看，就感觉自己有所升华，似乎也能给自己劳碌的一天储备满满的动力，“我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买你的画”。
对于这些“粉丝”来说，子夏作品的静谧安宁，让他们从喧嚣的城市生活中得到了暂时的解脱;与此同时，子夏也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很多精神上的支持，“他们信赖我，愿意把生活和我分享，让我觉得有人需要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对别人有用、有帮助的人。”
子夏的展览也成了朋友的聚会。媒体人胡洪侠来了，作家李少君来了，评论家谢有顺来了，小说家田瑛来了，而其好友黄惊涛则担任了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刚做完天问诗歌艺术节的潘洗尘和树才也从大理赶来，还有连续几天在国内跑了许多场活动的诗人余秀华，也匆匆忙忙坐了飞机赶来参加子夏展览的开幕式。子夏挺喜欢和这些文化人待在一块。“有意思，他们说的话也给人很多思考。”
张罗着这次朋友聚会的，是子夏的丈夫、诗人、摄影家刘海星。在刘海星的陪同下，余秀华在展厅里转了又转，“每一张照片都喜欢”。余秀华坚持要自己走，刘海星却执意搀着她。
子夏在开幕式上致辞的时候，刘海星就站在人群里，举着手机给妻子拍照。作为60年来第一位跨过海峡的内地摄影家，2009年，刘海星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举办的《大美中国》摄影展曾经引起过很大轰动。子夏常说丈夫是她的摄影老师，在这个展览上，刘海星却笑说子夏才是真正的主角，自己只是一个欣赏者。
刘海星还是一位“迟到的诗人”。他42岁才开始写诗，诗集《太阳的眼泪》成为60年来两岸商务印书馆同步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生活中，刘海星和子夏时常在一起讨论诗歌和摄影。刘海星说，他写的最好的诗歌、拍的最好的照片，都献给了自己的妻子。“我写诗，常常以她作为我的写作对象;她也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每写一首新诗都会先给她看。当然，她拍了好照片，也会第一个拿给我看。”
用诗歌点亮心灵
2014年，刘海星和子夏发起了公益性的“《诗刊》深圳诗歌创作之家”和“《诗刊》中国诗歌阅读馆”，诗歌为两人的生活打上了一个重要的烙印。这次展览上的好些嘉宾，像是潘洗尘、树才，实际上也都是刘海星的诗友。
子夏这次展览的开幕式上，担任学术主持的谢有顺，其实是子夏和刘海星去年刚认识的新朋友。2014年11月，幕天讲坛创始发起人谢有顺带着名为“记住每一个出发的地方”演讲，回到了母校福建长汀水口中学。在这之前，刘海星和子夏得知了这个公益行动，立刻决定也要加入。
因着对文学艺术的共同喜好，夫妻俩和谢有顺一拍即合，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而那次长汀之行，也让子夏回到了乡村，重温了自己多年前当乡村老师的日子—那是四川省眉山县的一所乡村学校，子夏在那里当了两年的代课老师。在她的记忆中，那里的山路崎岖陡峭，学校也非常简陋，孩子们每天上课得攀山越岭一脚泥泞，却每节课都不肯落下。当时的孩子们纯朴简单，却热爱学习，喜欢追着老师发问，还经常会有学生的父母给子夏捎几个新鲜的土鸡蛋，让她平时多关照一下孩子的学习。
“虽然条件艰苦，但感觉那时的孩子比现在幸福很多—起码他们的父母都在身边。”数十年后的长汀之行中，子夏接触到了一些乡村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在外打拼赚钱，却忽略了孩子在成长中没有家人陪伴的孤独。
这让子夏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十几年前，子夏留学国外，不得不将当时还只有两岁的女儿寄养在别人家里。两年后，子夏回到女儿身边，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女儿追问，当年为什么要抛下年幼的她，为什么不早点接她回家。
子夏心怀内疚。虽然女儿如今已经双十年华，但子夏深知，留守的那两年给女儿带来的孤独是很难抹灭的伤痛。而子夏由此也推想到了农村里的那些留守儿童—他们等待父母的归期，动辄就是十多年。
子夏也曾经把这些思考放到自己的作品里。在《疾走的鸟》中，一尊低眉垂目的佛像与初升的太阳在水面之上交叠，而沙滩上的一只白鹭对水面上这神圣的景象却视若无睹，伸着翅膀大步朝着一个方向疾走。
“在乡村里，外出打工的父母就是一只只疾走的鸟，为了修房子赚大钱，把孩子扔在家乡，忽略了亲情和陪伴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而这样的故事不光发生在乡村，城市里也有，子女把年迈的父母扔在一边外出打拼，得到自以为丰厚的物质后，才发现已经错过了人生中最可贵的陪伴父母终老的日子。”
从长汀回来之后，子夏和刘海星彻夜长谈，最后决定办一次义展，将展览的50幅作品义卖的收入，全部捐献给《精英》杂志和《诗刊》中国诗歌阅读馆发起的公益项目“幕天讲坛乡村诗歌行动”—这个活动将召集一批中国优秀诗人，尤其是具有农村生活和受教育背景的诗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成长的母校，在乡村学校建立诗社，筹集诗集，担任指导老师，并推荐学生诗歌在媒体发表，未来还将进一步设立相关奖项，用诗歌点亮心灵。 “功名利禄难以分享，但爱心可以分享传递。”子夏希望所有喜欢自己作品的人，也成为公益的一份子。
“这次捐赠也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接下来，子夏和刘海星还会尽自己的努力，在乡村学校里成立文学社、诗歌社，“让诗歌成为孩子们生活的慰藉、精神上的向导。”
最好的时光刚刚开始
一个诗人看完展览之后告诉子夏—你的这场展览，是“觉与不觉”，也是“醒与不醒”。
子夏的觉醒，是从50岁开始的。
50岁之前的子夏，是外人眼中的对家庭照顾周到、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子夏老师”。
50岁之后，子夏觉得自己的世界突然变得开阔了。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从一个社会人的身份，成为了一个自然人”。她不再是别人眼里的 “子夏老师”，而从各种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成为了纯粹的“子夏”—那个自己一直想要成为的人。
“十多年前，我在英国留学，学的是会计，课业繁重，学得很辛苦。当时我特别羡慕身边的欧洲人，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能有很多爱好，身上都有艺术细胞—他们绘画、做各种手工，而我只能拼命读书—为了以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赚钱养家。”
终于到了可以为自己活的年纪。子夏开始自由自在地行走，心无旁骛地摄影，交很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有趣的朋友……“我发现原来自己也是有感悟力的，觉察到深埋在自己内心的那些种子正在发芽。”
就像李敬泽在给子夏展览《觉与不觉》的序言中提到的那样：“在这个时代，见到沉沦，才有可能见到佛。”子夏的觉醒，也必定是要经历过去为了生存打拼的浑浑噩噩，才能终于过度到洞察内心本真的清醒的当下。
“现在的生活太好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如此幸福过。每天睁开眼睛都感恩身边拥有的一切。”对子夏而言，年过半百，最好的时光才刚刚开始。
“所以，千万别怕老”，她说，“这是人生中最美的阶段。”
上 子夏拍摄的第一幅与佛相关的作品《苦修》 。
下 子夏作品《观自在8》 。
子夏在关山月美术馆为前来参加展览开幕式的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灏（左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天（左一）介绍自己的每一幅作品。
刘海星 摄影家、诗人，英国皇家摄影协会会员。2009年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中国美术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珠海古元美术馆举办《大美中国》风光摄影巡回展，成为60年来第一位跨过海峡的大陆摄影家，被誉为“代表着大中华区风光摄影走向”的新一代风光摄影家。42岁开始写诗，诗集《太阳的眼泪》成为60年来两岸商务印书馆同步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子夏在作品《疾走的鸟》中，讲述了疲于为生活打拼的现代人，错失掉的身边那些美丽的风景和可贵的情感。
一位女摄影师和她镜头里的禅
子夏仿佛是在50岁那年突然觉醒的。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带着相机陆续走了很多地方，拍下了花草虫鱼、水墨流动，构建出了她内心最纯净的禅与佛。
子夏 摄影艺术家，英国皇家摄影协会会员，曾举办《感受伊朗—中伊摄影家四人展》。2014年发起捐助公益性的“《诗刊》深圳诗歌创作之家”和“《诗刊》中国诗歌阅读馆”，并担任“《诗刊》中国诗歌阅读馆”馆长。2015年3月举办《觉与不觉》观念摄影展，将所得收益全部捐给幕天讲坛“乡村诗歌行动”。
凌晨三四点的加德满都，摄影家子夏在熟睡中被人群的喧闹吵醒。她入住的酒店旁边是一个广场，喧闹声正是从这里传来的。
子夏辗转反侧，无法再度入眠。她从房间的窗户向下望，信众们似乎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沿着小路陆陆续续地汇聚到广场的神龛前。她索性披了外衣，换上鞋子，顺着人流来到广场。
信众们捧着稻米、熏香和花朵，前来敬献神灵、祈祷许愿。喧哗声似乎突然停止了，广场上静谧极了。人们排着队，脸上带着虔诚的表情，一个接一个地将带来的稻米和花瓣洒在佛像前，接受圣水的洗礼，在眉间点上红粉。许愿的仪式并不复杂，不一会儿，信众们便结束了朝拜，离开了广场。
子夏就待在一旁，安静地看着。那里的人们从不同的地方汇聚到这里祈祷，然后又各自散去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一天的生活才算真正开始。“你看着他们每个人喜笑颜开地从你身边路过，脸上带着虔诚的、纯净的快乐。那种快乐，来自他们的信仰。”子夏说，“我仿佛在他们的脸上，第一次看见了佛。”
这三年，有意或无意，子夏走过的很多地方，竟都与佛相关—尼泊尔、泰国、印度，那里的任何街道、任何广场，甚至于城镇村头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佛。看得多了，原本并不信佛的她，也觉得那些佛像变得顺眼起来。
于是，她从各地买了很多佛像带回家。佛像的姿态各异，或坐或卧，或凶愤或平和。平日里闲暇无事，子夏就盯着那些佛像看—“细看佛像的那些眉目神态，发现竟跟凡人很是相似。有时我也会混淆，立在面前的这尊，究竟是神，还是人。”她由此突发奇想，人佛之相似，大抵是因为每个人身体里也都住着一个神。
“应了那句话—众生皆有佛性。”子夏说。
与父亲的别离
在那之前，子夏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她这样描述多年前的自己。她曾经在国外生活了六七年，当基督徒邻居偶尔串门到她家传教时，她总是毫不客气地打断他，并理直气壮地和他争辩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神鬼之说。
这种坚定的无神论，来自她那个奉行唯物主义的父亲多年来的言传身教。他出生在山西平遥，从小就在教会学校读书，老师都是洋人。接受过西方开明教育的他，本应拥有前途无限的未来，但时值战乱，为了革命理想他参了军。“后来跟着部队到处打游击，在山沟里躲了整整11年。三分之一的人逃了，三分之一的人死了，父亲就是那剩下的三分之一。”
父亲不相信鬼神，只认定人的命运是自己打拼出来的。但做了一辈子硬汉、连战火也没能将其击垮的父亲，在晚年依然要经历病痛，要和生命告别。在父亲的最后日子里，子夏陪在他身边，看到了父亲内心的柔软和智慧。
他不再压抑内心的情感，开始乐于和子女吐露自己内心对亡妻的痛惜。在父亲已经不能下地不能自己翻身的一年多里，他每一天都穿着洁白的衬衣，让看护备好茶点，和来探视的亲朋好友们一起聊天吃茶，虽然，他一举手心跳便要快起来，但他仍然会注意到来访的朋友的穿戴并发出赞叹，“小李穿的大衣真好看，是薄呢子布料做的。”
父亲还告诉子夏，其实他对自己的一生都很满足。这让子夏感到意外—父亲年轻时到处打仗，母亲又早早离世，在病床上得知小儿子突然去世，俗话讲的人生三大不幸，他就遇到了两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可父亲却说自己无憾了—“他一辈子都是个严父，在这个时候却变得温和慈爱。”在子夏看来，死亡似乎让父亲想通了很多东西。“父亲似乎从没像最后这段日子那样轻松乐观过”，这让子夏觉得，死亡似乎也不再那么可怕。
子夏清晰地记得，父亲在病床上经常忆及当年。有一天，他突然提到一个日本军官—子夏的父亲在战场上杀敌无数，大多都是远距离狙击。唯独是这个日本军官，和他狭路相逢在碉堡里，被他面对面地枪杀。最后的日子里，父亲一次又一次地向旁人描述这个死在自己枪口之下的日本军官，然后叹息不已，“他是那么年轻、那么帅气，父母可能也巴望着他平安归来，但他死在了我的枪下。”
“战场之上两军对决，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并不由得你做选择。但眼看着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消逝，在父亲心里，也许是一件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伤痛。”
子夏就这样看着父亲在对过往的怀念中，一点点衰竭，“就像看着一根蜡烛在你面前一点点烧尽，然后熄灭。”最后，“死亡”两个字，终于活生生地摆在了子夏的面前。
“你迟早都要来……我一直在等你……”子夏从父亲的眼神里读出了这样的诗句。借助父亲的智慧之眼，她窥见到了生命的本质。也是在此时，子夏拍下了第一张与佛有关的照片。
追拍心中的佛
子夏从自家花园里捡了一朵白玉兰回来，无意中放在了桌上的一个佛像前。除了桌边一盏台灯，她关了房间里的所有灯。无意中低头一瞥，她却被眼前的画面瞬间感动。
光从佛像的头顶倾泻而下，将他胸前突起的肋骨照得发亮，然后落在形似枯槁面容狰狞的佛像面前，聚于一朵洁白如玉的白兰之上。
子夏连忙拿了相机，把这个画面摄入镜头。这是她拍的第一张与佛相关的照片，子夏将其名为《苦修》。
有朋友看了这张照片后并不喜欢，说这张照片将佛刻画得过于狰狞，子夏却认为这便是人生的真相：“人生在苦痛中修为，在智慧中圆满。”如骷髅一般的佛需经万般锤炼，方可成为人心中祥和仁慈的佛，而人亦如是—需历经人生的残酷，方能悟出大智慧。 “那张照片，帮助我理解、面对亲人的离去，就像是一个启示”，教给子夏许多人生中不曾感悟过的智慧，同时也帮助子夏度过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接下来的三年，停不下来的子夏带着相机，陆续走了很多地方，拍摄了一组又一组与佛相关的图片。
她到寺庙里去拍佛像。看香客在眼前穿梭，并不是佛教徒的自己，就像是一个局外人。她举起相机默默地拍，拍着拍着，香客就幻化成一群鸟兽，奔忙在香火缭绕的庙宇间。而庙里的佛，却始终端坐静默，注视着这一切。一瞬间，子夏突然觉得，佛好像幻化成了凡人，又觉得好像是自己也成了佛—默默看着众生喧哗。
“其实我跟常人一样，对佛也是一知半解，只知道他大概是慈悲的，低调的，隐忍的。”在子夏看来，佛是一种力量，是人的诸多可能性中最好的一种。在马不停蹄地追逐着和佛对话的过程中，子夏的心情变得越发开阔，“我开始学会如何去面对人生的衰老、疾病，甚至死亡。”
在子夏的摄影中，佛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就像《苦修》中的白玉兰一样，她通过多次成像，把佛像和其他看似无关的自然万物放到一起，新的意境由此诞生。《冥想》里，一轮明月挂在佛像的眉间，夜空的云雾弥漫了佛像半闭的双眼，宛若冥想中的大世界;《聆听》里，一只蜻蜓落于佛像的耳垂之上，仿佛在诉说关于万物苍生的私语……
子夏并不是佛教徒，也直言自己不了解佛。她只是把自己心里的佛，放到了她目光所及的整个世界里。这个世界的片段，有时候是一汪池水，有时候是一朵玉兰，有时候又是一只鹭鸶、一只蜻蜓。
子夏眼中的世界，是从自己家的花园子里开启的。由于酷爱花草，她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了各式花草，日子长了，竟也成了一个斑斓的花园。每日早起，她的第一桩“修行”，便是到花园里种花伺草，然后拿着相机，把镜头对准一朵花一片叶，时常一蹲就是个把小时。拿着相机再回到屋子里时，子夏已是心情大好。
她喜欢用微距镜头拍摄园子里的花草虫鸟。“很神奇。你和所拍摄的对象，只相距三毫米、两毫米、一毫米—几乎没有距离。”她将这样的拍摄视作自己和花草虫鸟之间的交流，“它们虽然无法回应你，你却在这样无距离的凝视中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50岁始摄影
子夏也会走出去，看看花园外那个更大的世界。她的家在成都郊区的高山上。那是个近似于世外桃源的地方，空气清朗绿草如茵，屋外便是一片湛蓝的湖水，上头时常有天鹅停靠。
天鹅也被子夏摄入了镜头里。在她的作品里，天鹅成为了一个象征着孤独的符号。在子夏看来，人生来就是孤独的，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人赤裸裸地来，死亡的时候也是一个人走，带不走任何东西。“如果人能像天鹅一样，懂得享受这份孤独，大概会活得更加自在。”
刚学摄影的时候，子夏拍过风光，也拍过纪实，纯风景曾是她照片中的主角。这几年里，她的摄影作品里不再出现风景的踪迹。“风光拍多了，总觉得还是不过瘾，无法表达我内心的感受。”如今的她，更愿意拟人化的拍摄，把人幻化成水边的一只鸟，院子里的一片枯叶，甚至是毛笔下的一缕水墨。
子夏是50岁才开始学摄影的。学习摄影之前，她做了几十年的老师，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大学里教经济学。“50岁之前，生活的核心都聚焦在如何生存;50岁之后，突然发现似乎到了该为自己活的年纪。”
于是，子夏在北京电影学院报了一个摄影进修班，和一帮摄影爱好者到处跑，拍高山湖泊、日出日落。摄影，给子夏打开了一扇通往不同世界的窗户。“在路上，是我选择摄影的初衷—我想行走于各处，看我没有看过的风光，相机是上路最好的伙伴。”
等到真正踏上旅程，子夏却感觉到了自己和同伴的不同。为了拍到山川河流的壮美风光，他们总是脚步匆匆，而同行的子夏却屡屡被路边的风景吸引，总想停下脚步，把镜头对准脚下的一株草，一粒沙……
渐渐地，子夏找到了自己的拍摄方式—观念摄影。“我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放到一起，几次成像，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东西。一张图片，可以将自己的很多想法都放进去。”
这种拍摄方式，不但解放了她的眼睛，也解放了她的脚步—“在路上”，似乎也变得不再重要。就像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说的那样，旅行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体验，而不是肉体上的奔波。“在家里的旅行你尝试过吗？一大早起来，坐在床上，看见窗棂的光从不同的角度洒进屋子里，我的眼睛就做了一次旅行。”
八年过去，现在的子夏选择随心所欲地拍摄。前不久，她把近年来拍摄的关于佛像的两个系列作品《观自在》和《思与惑》放在一起办展，名为《觉与不觉》。展览办在深圳的关山月美术馆里。两个系列作品分别陈列于一楼的左右两个展厅，走进去，气氛是庄严沉静的，柔和的光线打在那些富有禅意的作品上，让人顿觉心态平和。
展厅里还放着一部为了展览所拍摄的短片，片头处，一袭白袍的子夏走过一片绿色的草地。那无瑕的白遇着夏日的绿，就像一幅古典又唯美的油画。子夏眸子清亮黑发柔顺，穿着一袭亚麻白裙，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人。
邂逅更多的美好
子夏在展览中试图借助于影像的手段来探究人与佛之间的关系。中山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认为子夏的作品有想法、有精神、有角度。著名诗人、出版家沈浩波也特别喜欢这些作品，他说：“我觉得子夏的摄影实现了一种新的美学，我特别喜欢她作品里面对于美的创意。不同事物甚至是不相干的事物，在她的心灵里发生了某种碰撞之后，诞生了一种新的意境，创造了一种特别的美。”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给子夏的这个展览写序，说她前几世是敦煌的画工。“在敦煌，那画工的心里只有佛，或者，他直是无心无我。所谓何处惹尘埃，此心此身皆为梦幻泡影，世界如此盛大，却皆从空无中来向空无中去，千花万树，原是好的，它的好也全在它其实是无。所以，那画工不是什么艺术家，现代艺术家在那画工面前皆落下乘。画工自身便是尘埃，待自身连尘埃也不是了，以如此一个无我去画，下手便是随处皆好，不好也好，画便是自在。” 后来，有人特地从敦煌来看子夏的展览，还带着自己画的佛像要和她切磋交流。子夏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但自己还是有些诚惶诚恐。“我只是把我心里的佛拍下来。要往更深的历史和内涵里说，我可是不行的呀！”
有人远道而来，很钟情子夏作品中的禅意，想买下这次展览的作品。子夏觉得那是对自己的肯定，将对方带到展览作品前一幅幅细心介绍。而那些喜欢她的作品却买不起的人，子夏同样感激，诚心相待—展览期间，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有好些个陌生人加她的微信。他们看了子夏的展览，很是喜欢，心里也有很多话想要和子夏分享。子夏每天都花许多时间和他们对话聊天，实际上聊的内容也不都是摄影和禅，多是些生活中的琐事。
前些天，子夏和一位看完展的女士聊了很久。她的孩子正在学习画画，这位妈妈便把她带到美术馆感受一下艺术的熏陶，却意外地邂逅了子夏的展览。展览期间，这位妈妈和孩子来过三次，还去诗歌阅读馆找到子夏，向她诉说了自己面对生活时遇到的许多迷茫和不解。而子夏则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和她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到了我这个年纪，好像所有的经历都成了一笔财富。能遇到很多信赖我的人，让我试着用自己五十多年的经历帮助他们，或者说和他们一起解惑。这是做这个展览之前我并没有想到的。”
这天加她微信的，是一个在深圳的银行从事银行卡销售的职员，二十多岁的年纪，每天要给陌生人打几百次的电话，听几百次的呵斥。他反复地看子夏朋友圈里发的作品，然后告诉子夏，那些照片让他心情舒畅，早上起来看一看，就感觉自己有所升华，似乎也能给自己劳碌的一天储备满满的动力，“我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可能要很多年后，才能买你的画”。
对于这些“粉丝”来说，子夏作品的静谧安宁，让他们从喧嚣的城市生活中得到了暂时的解脱;与此同时，子夏也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了很多精神上的支持，“他们信赖我，愿意把生活和我分享，让我觉得有人需要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对别人有用、有帮助的人。”
子夏的展览也成了朋友的聚会。媒体人胡洪侠来了，作家李少君来了，评论家谢有顺来了，小说家田瑛来了，而其好友黄惊涛则担任了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刚做完天问诗歌艺术节的潘洗尘和树才也从大理赶来，还有连续几天在国内跑了许多场活动的诗人余秀华，也匆匆忙忙坐了飞机赶来参加子夏展览的开幕式。子夏挺喜欢和这些文化人待在一块。“有意思，他们说的话也给人很多思考。”
张罗着这次朋友聚会的，是子夏的丈夫、诗人、摄影家刘海星。在刘海星的陪同下，余秀华在展厅里转了又转，“每一张照片都喜欢”。余秀华坚持要自己走，刘海星却执意搀着她。
子夏在开幕式上致辞的时候，刘海星就站在人群里，举着手机给妻子拍照。作为60年来第一位跨过海峡的内地摄影家，2009年，刘海星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举办的《大美中国》摄影展曾经引起过很大轰动。子夏常说丈夫是她的摄影老师，在这个展览上，刘海星却笑说子夏才是真正的主角，自己只是一个欣赏者。
刘海星还是一位“迟到的诗人”。他42岁才开始写诗，诗集《太阳的眼泪》成为60年来两岸商务印书馆同步出版的第一本诗集。生活中，刘海星和子夏时常在一起讨论诗歌和摄影。刘海星说，他写的最好的诗歌、拍的最好的照片，都献给了自己的妻子。“我写诗，常常以她作为我的写作对象;她也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每写一首新诗都会先给她看。当然，她拍了好照片，也会第一个拿给我看。”
用诗歌点亮心灵
2014年，刘海星和子夏发起了公益性的“《诗刊》深圳诗歌创作之家”和“《诗刊》中国诗歌阅读馆”，诗歌为两人的生活打上了一个重要的烙印。这次展览上的好些嘉宾，像是潘洗尘、树才，实际上也都是刘海星的诗友。
子夏这次展览的开幕式上，担任学术主持的谢有顺，其实是子夏和刘海星去年刚认识的新朋友。2014年11月，幕天讲坛创始发起人谢有顺带着名为“记住每一个出发的地方”演讲，回到了母校福建长汀水口中学。在这之前，刘海星和子夏得知了这个公益行动，立刻决定也要加入。
因着对文学艺术的共同喜好，夫妻俩和谢有顺一拍即合，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而那次长汀之行，也让子夏回到了乡村，重温了自己多年前当乡村老师的日子—那是四川省眉山县的一所乡村学校，子夏在那里当了两年的代课老师。在她的记忆中，那里的山路崎岖陡峭，学校也非常简陋，孩子们每天上课得攀山越岭一脚泥泞，却每节课都不肯落下。当时的孩子们纯朴简单，却热爱学习，喜欢追着老师发问，还经常会有学生的父母给子夏捎几个新鲜的土鸡蛋，让她平时多关照一下孩子的学习。
“虽然条件艰苦，但感觉那时的孩子比现在幸福很多—起码他们的父母都在身边。”数十年后的长汀之行中，子夏接触到了一些乡村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过上更好的生活在外打拼赚钱，却忽略了孩子在成长中没有家人陪伴的孤独。
这让子夏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十几年前，子夏留学国外，不得不将当时还只有两岁的女儿寄养在别人家里。两年后，子夏回到女儿身边，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女儿追问，当年为什么要抛下年幼的她，为什么不早点接她回家。
子夏心怀内疚。虽然女儿如今已经双十年华，但子夏深知，留守的那两年给女儿带来的孤独是很难抹灭的伤痛。而子夏由此也推想到了农村里的那些留守儿童—他们等待父母的归期，动辄就是十多年。
子夏也曾经把这些思考放到自己的作品里。在《疾走的鸟》中，一尊低眉垂目的佛像与初升的太阳在水面之上交叠，而沙滩上的一只白鹭对水面上这神圣的景象却视若无睹，伸着翅膀大步朝着一个方向疾走。
“在乡村里，外出打工的父母就是一只只疾走的鸟，为了修房子赚大钱，把孩子扔在家乡，忽略了亲情和陪伴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而这样的故事不光发生在乡村，城市里也有，子女把年迈的父母扔在一边外出打拼，得到自以为丰厚的物质后，才发现已经错过了人生中最可贵的陪伴父母终老的日子。”
从长汀回来之后，子夏和刘海星彻夜长谈，最后决定办一次义展，将展览的50幅作品义卖的收入，全部捐献给《精英》杂志和《诗刊》中国诗歌阅读馆发起的公益项目“幕天讲坛乡村诗歌行动”—这个活动将召集一批中国优秀诗人，尤其是具有农村生活和受教育背景的诗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自己成长的母校，在乡村学校建立诗社，筹集诗集，担任指导老师，并推荐学生诗歌在媒体发表，未来还将进一步设立相关奖项，用诗歌点亮心灵。 “功名利禄难以分享，但爱心可以分享传递。”子夏希望所有喜欢自己作品的人，也成为公益的一份子。
“这次捐赠也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接下来，子夏和刘海星还会尽自己的努力，在乡村学校里成立文学社、诗歌社，“让诗歌成为孩子们生活的慰藉、精神上的向导。”
最好的时光刚刚开始
一个诗人看完展览之后告诉子夏—你的这场展览，是“觉与不觉”，也是“醒与不醒”。
子夏的觉醒，是从50岁开始的。
50岁之前的子夏，是外人眼中的对家庭照顾周到、对工作认真负责的“子夏老师”。
50岁之后，子夏觉得自己的世界突然变得开阔了。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从一个社会人的身份，成为了一个自然人”。她不再是别人眼里的 “子夏老师”，而从各种社会角色中解脱出来，成为了纯粹的“子夏”—那个自己一直想要成为的人。
“十多年前，我在英国留学，学的是会计，课业繁重，学得很辛苦。当时我特别羡慕身边的欧洲人，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能有很多爱好，身上都有艺术细胞—他们绘画、做各种手工，而我只能拼命读书—为了以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赚钱养家。”
终于到了可以为自己活的年纪。子夏开始自由自在地行走，心无旁骛地摄影，交很多来自各行各业的有趣的朋友……“我发现原来自己也是有感悟力的，觉察到深埋在自己内心的那些种子正在发芽。”
就像李敬泽在给子夏展览《觉与不觉》的序言中提到的那样：“在这个时代，见到沉沦，才有可能见到佛。”子夏的觉醒，也必定是要经历过去为了生存打拼的浑浑噩噩，才能终于过度到洞察内心本真的清醒的当下。
“现在的生活太好了。我从来没有感觉如此幸福过。每天睁开眼睛都感恩身边拥有的一切。”对子夏而言，年过半百，最好的时光才刚刚开始。
“所以，千万别怕老”，她说，“这是人生中最美的阶段。”
上 子夏拍摄的第一幅与佛相关的作品《苦修》 。
下 子夏作品《观自在8》 。
子夏在关山月美术馆为前来参加展览开幕式的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灏（左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白天（左一）介绍自己的每一幅作品。
刘海星 摄影家、诗人，英国皇家摄影协会会员。2009年在台湾国父纪念馆、中国美术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珠海古元美术馆举办《大美中国》风光摄影巡回展，成为60年来第一位跨过海峡的大陆摄影家，被誉为“代表着大中华区风光摄影走向”的新一代风光摄影家。42岁开始写诗，诗集《太阳的眼泪》成为60年来两岸商务印书馆同步出版的第一本诗集。
子夏在作品《疾走的鸟》中，讲述了疲于为生活打拼的现代人，错失掉的身边那些美丽的风景和可贵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