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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在世界文化的长河中，早在数千年前，中国就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的正统的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了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的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众社会，全面渗入宗法社会结构秩序之国。
关键词：文化与文明；传统文化；新文化的开启
泰勒曾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以后，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入中国的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当时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们，他们高喊“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入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一个走向世界潮流的新时代。
“五四”以来，反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的变局”鸦片战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大换血，其意义首先就在于新文化的语言革命对思想文化走向现代的强大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起来的，而白化文则引进了西方的文化结构与语言结构，是一种分析化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而最重要的是，白话文明朗流畅，较之艰深拗口的文言文，有利于表达深刻思想和细致入微的情感，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和相互交流。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
在白话文的帮衬下，中国文学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长期以来，在封建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说、戏曲、俚歌等，他们总是鄙弃，看作“君子勿为”的小道。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则完全不同，以胡适为代表文学革命者，与封建文学观念针锋相对，提出“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念。他们肯定历史上那些写白话小说的大师们。如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等“皆文学正宗”，而贬斥封建文士们写的那些“骈文、律诗”乃真小道。并公开宣判，说那种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口语的少数人垄断的僵死的文言文，是死文学。只有接近民众的口语的白放才是活文学，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在不足十年的时间内，新的文学创作以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压倒了曾于清末民初占据中国文坛的鸳鸯蝴蝶式的旧文学，在“五四”精神的荡涤下，新人新作不断涌现，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独幕话剧等文学样式都有重大的创造和发展，如鲁迅在这期间就发表了《狂人日记》，揭开了封建社会“人吃人”的历史。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讯陆续写了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二十余篇小说，后续集为《呐喊》与《彷徨》。这些小说塑造了许多有高度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深刻体现了不妥协地反封建的时代精神，“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其次，新文化开启了思想文化的崭新境界。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把中国封建社会比作一个大铁屋，在这个大铁屋里，中国人昏睡着，愚昧、麻木、自生自滅。晚清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如康有为、谭嗣同无不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展开批评。而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了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号召。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他们高举西学的族帜，以救世主的姿态，用西学的价值观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了中国文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碰撞，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冲破了纲常名教的束缚，捣碎了铁屋，把人从愚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虽然这些观点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孔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追求，除了儒家“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新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吹入了新鲜空气。
关键词：文化与文明；传统文化；新文化的开启
泰勒曾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以后，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入中国的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当时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些启蒙思想家们，他们高喊“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入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一个走向世界潮流的新时代。
“五四”以来，反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的变局”鸦片战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大换血，其意义首先就在于新文化的语言革命对思想文化走向现代的强大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起来的，而白化文则引进了西方的文化结构与语言结构，是一种分析化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而最重要的是，白话文明朗流畅，较之艰深拗口的文言文，有利于表达深刻思想和细致入微的情感，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和相互交流。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
在白话文的帮衬下，中国文学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革命。长期以来，在封建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大雅之堂；至于白话文学，如小说、戏曲、俚歌等，他们总是鄙弃，看作“君子勿为”的小道。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则完全不同，以胡适为代表文学革命者，与封建文学观念针锋相对，提出“白话文学正宗”和活文学的观念。他们肯定历史上那些写白话小说的大师们。如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等“皆文学正宗”，而贬斥封建文士们写的那些“骈文、律诗”乃真小道。并公开宣判，说那种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口语的少数人垄断的僵死的文言文，是死文学。只有接近民众的口语的白放才是活文学，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在不足十年的时间内，新的文学创作以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压倒了曾于清末民初占据中国文坛的鸳鸯蝴蝶式的旧文学，在“五四”精神的荡涤下，新人新作不断涌现，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独幕话剧等文学样式都有重大的创造和发展，如鲁迅在这期间就发表了《狂人日记》，揭开了封建社会“人吃人”的历史。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讯陆续写了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二十余篇小说，后续集为《呐喊》与《彷徨》。这些小说塑造了许多有高度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生活，深刻体现了不妥协地反封建的时代精神，“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其次，新文化开启了思想文化的崭新境界。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曾把中国封建社会比作一个大铁屋，在这个大铁屋里，中国人昏睡着，愚昧、麻木、自生自滅。晚清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如康有为、谭嗣同无不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展开批评。而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了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号召。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他们高举西学的族帜，以救世主的姿态，用西学的价值观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了中国文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碰撞，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冲破了纲常名教的束缚，捣碎了铁屋，把人从愚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虽然这些观点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孔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追求，除了儒家“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新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吹入了新鲜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