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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祐文人是北宋时期书画鉴藏的典型代表，即元祐时期以苏轼为中心，包括“苏门”文人以及与苏轼交往密切的米芾、王诜、李公麟等人的文人书画鉴藏群体。本篇论文以元祐文人书画鉴藏的形成原因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以及个人因素出发，去深入分析北宋时期元祐文人书画鉴藏之所以形成风尚的原因。
【关键词】元祐文人；书画鉴藏；形成原因
元祐文人是北宋时期以苏轼为中心的，既包括秦观、黄庭坚、张耒等苏门文人，又包含平日与苏轼交好的米芾、王诜、李公麟等文人的、组织上较为松散，但内部成员又常有交流且各具特色的书画鉴藏群体。在书画鉴藏蔚然成风的北宋社会，元祐文人群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书画鉴藏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成为北宋书画鉴藏的典型代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即试图对此加以探究。
一、元祐文人书画鉴藏形成的社会原因
元祐文人书画鉴藏的形成原因中，北宋時期崇文抑武经济政策的实施是最根本的社会因素。自唐末五代以来，武将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侵犯了皇帝和文臣的利益，因而出于重建封建秩序的目的，宋太祖于建国之初即通过“杯酒释兵权”的行动收回了武臣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开始实施崇文抑武政策。政策实施之后，宋代皇帝就格外重用文臣，颁布了很多提高文人地位的措施。首先，在科举方面，宋朝统治者放松了门第限制，拓宽了科举取士的范围和职能，考试制度严格化，开始增设殿试，录取名额也增加了很多。其次，宋朝统治者对文人极其尊重，优先为文士授官升迁，提高文臣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最后，在思想意识方面，人们普遍认为高中状元比征战沙场的将军更光耀门楣，贬低武士的思想根深蒂固。这种种措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崇文抑武局面：通过文臣来压制武将，文臣地位无比荣耀，武将地位极其低下。
在一系列重文抑武的措施下，一方面，从政策实施的主体来看，皇帝与文臣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不仅北宋朝廷成功维护了自身的统治，而且北宋的文臣摆脱了唐末五代文人的处境，利益得到一定的保护。一些普通文人的参政意识也越来越强，朝政史事和社会现实也慢慢进入宋代文人的作品，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逐渐加强。另一方面，从崇文抑武政策对社会的影响来看，该政策引导社会形成了读书办学的热潮，有力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文贵武轻的思想观念也深入人心。宋真宗在《劝学诗》中就倡导书中自有黄金屋。皇帝的这些思想引起当时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促使宋代在科技、文学与艺术等方面均进入了繁盛的时代：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有六个是宋代人；宋词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可与唐诗相媲美的存在；多种新体裁的史书的出现也对后来的史学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等等。
虽然北宋重文轻武的政策对宋代的军事和外交有一些消极的影响，但不可否认，该政策对宋代文化的影响是绝对正面的。也正是在崇文抑武政策的影响下，北宋时期的个人以及群体的书画鉴藏有了发展乃至繁盛的肥沃土壤。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政策可以说是元祐文人进行书画鉴藏活动的必要保障，对其书画鉴藏活动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其提供了很大的发挥、发展和创造的空间。
二、元祐文人书画鉴藏形成的文化原因
受重文抑武政策的影响，北宋社会文化氛围浓厚，书画鉴藏蔚然成风，上至王室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热衷于书画鉴藏。这种风尚的形成最初是由于皇室对书画收藏的重视，所谓“上行下效”，而后便引起社会上文人士大夫的跟风追随，遂使得整个社会掀起书画鉴藏的潮流。
宋太祖赵匡胤在统一全国时就曾派苏易简搜访南唐旧藏明贤书画，得名迹千余卷，除部分赏赐给大臣的之外，其余的基本都放于宋内府收藏。宋太宗时更加注重对书画的搜集，宋太宗即位后不久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书画名迹。端拱元年，秘阁开始建置以保藏古书名画，淳化中建成后阁内图书、前贤墨迹等典藏甚奉。
由于每朝皇帝对前哲墨迹图画的大力搜访与购求，到北宋末期，内府收藏书画作品的种类和数量均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徽宗朝时，说内府收藏百倍于先朝有些夸张，但却可以肯定，徽宗时期书画收藏之富足确实超越了前代任何时期。且徽宗朝先后编成《宣和画谱》、《宣和书谱》等几部书画大作，进一步促进了文人士大夫及民间的书画鉴藏活动。
文人士大夫是北宋书画鉴藏的主要群体，书画鉴藏活动成为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陶冶情操的主要方式之一。相比皇室贵族，文人士大夫在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上固然薄弱得多，但是他们对书画鉴藏的热情却丝毫不亚于皇室，甚至不惜重金购买或置换钟爱的书画作品，苏轼就曾说“贵人金多身复闲，争买书画不计钱”。除了购买，也有鉴藏家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心仪的书画作品，但是并非所有的鉴藏家都愿意将自己珍爱的藏品与人交换，米芾就曾垂涎附马都尉李玮家的《谢安帖》，却博弈十年而无果。
元祐文人作为文人士大夫中热爱书画鉴藏的典型群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且广泛的交际能力他们能够接触到大量优秀的书画作品；再加上大多数成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支持自己进行书画的鉴藏活动。
三、元祐文人书画鉴藏形成的个人原因
元祐文人中的大多数成员出身优越，最初就有进行书画收藏的条件；随着之后仕途的多次变化，书画鉴藏在各个成员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
苏轼从小受父亲苏洵的影响就爱好书画笔砚，每当看到父亲苏洵在书画上有所收获他总是表现得比父亲更欢喜。为官汴京时期，与京城世家的交游雅集，使其得以饱览大量私家收藏，鉴藏书画方面目力自是不凡，而胸次亦高，著述之余更热衷一些赏鉴研究性的收藏活动。李公麟之父李虚一亦为官，任职大理寺丞，闲时喜好收藏大家各类珍奇字画，李公麟自幼耳濡目染，陶冶其中，成为其艺术的启蒙，为李公麟往后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基石。王诜是北宋功臣王全斌之后，祖辈以武将之名为王诜提供了奢华的物质生活；但王诜不喜武，好读书，以自己在文艺上的才华赢得了皇室的宠爱，被神宗选为驸马，官至驸马都尉。毫无疑问，王诜的身份、地位及财力为他从事书画鉴藏相关的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支撑，所以王诜为了得到自己喜爱的书画作品往往不计钱财。还有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泾等成员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去支持他们的书画鉴藏活动。
可见，多数元祐文人的成长环境都充满着浓郁的艺术氛围，且经济上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持他们进行书画的收藏与鉴定。这也是元祐文人养成书画鉴藏爱好的前提条件。而此后各成员仕途受挫，更使得他们的重心转向书画鉴藏。
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之后，哲宗亲政时期，政治风向标再次转向新党。宋徽宗上台立“元祐党人碑”，实行了“党锢政策”。自此，原本在文坛顺风得意的元祐文人从此陷入了一种窘境之中，多数成员均遭外贬。苏轼远谪岭海之外，黄庭坚窜逐黔蜀，张耒远谪湖湘等。外谪惠州的苏轼此时看惯宦海风雨，生活重心由政治转向文艺，他与朋友聚会抄书、和诗题画、学画、和陶诗，以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来面对艰苦的贬谪生涯。黄庭坚、晁补之遭贬之后也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作诗绘画与书法的研究上。秦观、张耒贬此时也远远地站在朝廷纷争之外，开始享受自己曾经向往的与诗书画为伴的生活。所以，元祐文人政治上的失意反而促成了其书画实践活动，并带动了书画鉴藏的兴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元祐文人书画鉴藏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一方面，北宋时期开始实行的崇文抑武政策使得包括元祐文人在内的文人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北宋书画鉴藏的社会风尚也引导了元祐文人的审美倾向，加上元祐文人本身人生际遇的转变促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一定的变化，也导致其重心由政治转向艺术创作、收藏与鉴赏。
参考文献：
[1]彭慧萍.两宋宫廷书画储藏制度之变：以秘阁为核心的鉴藏机制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1）期.
[2]侯怡利.北宋私人书画收藏之研究[D].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3]薛颖.元祐文人集团与元祐体[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4]杨胜宽.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J].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
项目基金：本文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5级艺术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汪超敏的校级创新基金项目《元祐文人书画鉴藏风尚研究》（YC2016—X48）的结题论文，本项目由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资助。
【关键词】元祐文人；书画鉴藏；形成原因
元祐文人是北宋时期以苏轼为中心的，既包括秦观、黄庭坚、张耒等苏门文人，又包含平日与苏轼交好的米芾、王诜、李公麟等文人的、组织上较为松散，但内部成员又常有交流且各具特色的书画鉴藏群体。在书画鉴藏蔚然成风的北宋社会，元祐文人群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在书画鉴藏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成为北宋书画鉴藏的典型代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即试图对此加以探究。
一、元祐文人书画鉴藏形成的社会原因
元祐文人书画鉴藏的形成原因中，北宋時期崇文抑武经济政策的实施是最根本的社会因素。自唐末五代以来，武将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侵犯了皇帝和文臣的利益，因而出于重建封建秩序的目的，宋太祖于建国之初即通过“杯酒释兵权”的行动收回了武臣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开始实施崇文抑武政策。政策实施之后，宋代皇帝就格外重用文臣，颁布了很多提高文人地位的措施。首先，在科举方面，宋朝统治者放松了门第限制，拓宽了科举取士的范围和职能，考试制度严格化，开始增设殿试，录取名额也增加了很多。其次，宋朝统治者对文人极其尊重，优先为文士授官升迁，提高文臣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最后，在思想意识方面，人们普遍认为高中状元比征战沙场的将军更光耀门楣，贬低武士的思想根深蒂固。这种种措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崇文抑武局面：通过文臣来压制武将，文臣地位无比荣耀，武将地位极其低下。
在一系列重文抑武的措施下，一方面，从政策实施的主体来看，皇帝与文臣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不仅北宋朝廷成功维护了自身的统治，而且北宋的文臣摆脱了唐末五代文人的处境，利益得到一定的保护。一些普通文人的参政意识也越来越强，朝政史事和社会现实也慢慢进入宋代文人的作品，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逐渐加强。另一方面，从崇文抑武政策对社会的影响来看，该政策引导社会形成了读书办学的热潮，有力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文贵武轻的思想观念也深入人心。宋真宗在《劝学诗》中就倡导书中自有黄金屋。皇帝的这些思想引起当时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促使宋代在科技、文学与艺术等方面均进入了繁盛的时代：文学史上的“唐宋八大家”有六个是宋代人；宋词更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可与唐诗相媲美的存在；多种新体裁的史书的出现也对后来的史学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等等。
虽然北宋重文轻武的政策对宋代的军事和外交有一些消极的影响，但不可否认，该政策对宋代文化的影响是绝对正面的。也正是在崇文抑武政策的影响下，北宋时期的个人以及群体的书画鉴藏有了发展乃至繁盛的肥沃土壤。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政策可以说是元祐文人进行书画鉴藏活动的必要保障，对其书画鉴藏活动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其提供了很大的发挥、发展和创造的空间。
二、元祐文人书画鉴藏形成的文化原因
受重文抑武政策的影响，北宋社会文化氛围浓厚，书画鉴藏蔚然成风，上至王室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热衷于书画鉴藏。这种风尚的形成最初是由于皇室对书画收藏的重视，所谓“上行下效”，而后便引起社会上文人士大夫的跟风追随，遂使得整个社会掀起书画鉴藏的潮流。
宋太祖赵匡胤在统一全国时就曾派苏易简搜访南唐旧藏明贤书画，得名迹千余卷，除部分赏赐给大臣的之外，其余的基本都放于宋内府收藏。宋太宗时更加注重对书画的搜集，宋太宗即位后不久便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书画名迹。端拱元年，秘阁开始建置以保藏古书名画，淳化中建成后阁内图书、前贤墨迹等典藏甚奉。
由于每朝皇帝对前哲墨迹图画的大力搜访与购求，到北宋末期，内府收藏书画作品的种类和数量均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徽宗朝时，说内府收藏百倍于先朝有些夸张，但却可以肯定，徽宗时期书画收藏之富足确实超越了前代任何时期。且徽宗朝先后编成《宣和画谱》、《宣和书谱》等几部书画大作，进一步促进了文人士大夫及民间的书画鉴藏活动。
文人士大夫是北宋书画鉴藏的主要群体，书画鉴藏活动成为北宋时期文人士大夫陶冶情操的主要方式之一。相比皇室贵族，文人士大夫在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力上固然薄弱得多，但是他们对书画鉴藏的热情却丝毫不亚于皇室，甚至不惜重金购买或置换钟爱的书画作品，苏轼就曾说“贵人金多身复闲，争买书画不计钱”。除了购买，也有鉴藏家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心仪的书画作品，但是并非所有的鉴藏家都愿意将自己珍爱的藏品与人交换，米芾就曾垂涎附马都尉李玮家的《谢安帖》，却博弈十年而无果。
元祐文人作为文人士大夫中热爱书画鉴藏的典型群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且广泛的交际能力他们能够接触到大量优秀的书画作品；再加上大多数成员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支持自己进行书画的鉴藏活动。
三、元祐文人书画鉴藏形成的个人原因
元祐文人中的大多数成员出身优越，最初就有进行书画收藏的条件；随着之后仕途的多次变化，书画鉴藏在各个成员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
苏轼从小受父亲苏洵的影响就爱好书画笔砚，每当看到父亲苏洵在书画上有所收获他总是表现得比父亲更欢喜。为官汴京时期，与京城世家的交游雅集，使其得以饱览大量私家收藏，鉴藏书画方面目力自是不凡，而胸次亦高，著述之余更热衷一些赏鉴研究性的收藏活动。李公麟之父李虚一亦为官，任职大理寺丞，闲时喜好收藏大家各类珍奇字画，李公麟自幼耳濡目染，陶冶其中，成为其艺术的启蒙，为李公麟往后的艺术道路奠定了基石。王诜是北宋功臣王全斌之后，祖辈以武将之名为王诜提供了奢华的物质生活；但王诜不喜武，好读书，以自己在文艺上的才华赢得了皇室的宠爱，被神宗选为驸马，官至驸马都尉。毫无疑问，王诜的身份、地位及财力为他从事书画鉴藏相关的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支撑，所以王诜为了得到自己喜爱的书画作品往往不计钱财。还有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泾等成员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去支持他们的书画鉴藏活动。
可见，多数元祐文人的成长环境都充满着浓郁的艺术氛围，且经济上有足够的能力去支持他们进行书画的收藏与鉴定。这也是元祐文人养成书画鉴藏爱好的前提条件。而此后各成员仕途受挫，更使得他们的重心转向书画鉴藏。
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之后，哲宗亲政时期，政治风向标再次转向新党。宋徽宗上台立“元祐党人碑”，实行了“党锢政策”。自此，原本在文坛顺风得意的元祐文人从此陷入了一种窘境之中，多数成员均遭外贬。苏轼远谪岭海之外，黄庭坚窜逐黔蜀，张耒远谪湖湘等。外谪惠州的苏轼此时看惯宦海风雨，生活重心由政治转向文艺，他与朋友聚会抄书、和诗题画、学画、和陶诗，以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来面对艰苦的贬谪生涯。黄庭坚、晁补之遭贬之后也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作诗绘画与书法的研究上。秦观、张耒贬此时也远远地站在朝廷纷争之外，开始享受自己曾经向往的与诗书画为伴的生活。所以，元祐文人政治上的失意反而促成了其书画实践活动，并带动了书画鉴藏的兴盛。
四、结语
综上所述，元祐文人书画鉴藏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一方面，北宋时期开始实行的崇文抑武政策使得包括元祐文人在内的文人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北宋书画鉴藏的社会风尚也引导了元祐文人的审美倾向，加上元祐文人本身人生际遇的转变促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一定的变化，也导致其重心由政治转向艺术创作、收藏与鉴赏。
参考文献：
[1]彭慧萍.两宋宫廷书画储藏制度之变：以秘阁为核心的鉴藏机制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1）期.
[2]侯怡利.北宋私人书画收藏之研究[D].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3]薛颖.元祐文人集团与元祐体[M].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4]杨胜宽.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J].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1）.
项目基金：本文系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5级艺术学理论专业研究生汪超敏的校级创新基金项目《元祐文人书画鉴藏风尚研究》（YC2016—X48）的结题论文，本项目由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