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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正值日本核危机愈演愈烈之际，笔者随央视摄制组深入日本重灾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实地探查和采访，对日本的救灾体系和危机处理机制有了较为直接和深入的了解。最大的感触就是国内对日本地震救灾情况和核危机的报道并不准确和全面，而且可能存在着很多误解。
报道称，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有“50名勇士”冒死坚守在第一线，据“核防护专家指出”，他们中70%的人，也就是35人，将在两周内死亡。这可能是核危机中最大的一条假新闻。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确认“70%的人将在两周内死亡”的准确出处。而实际情况是，到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没听说过核电站有35人因为接受过量核辐射死亡。在福岛核泄漏事故被定性为7级时，央视主持人张羽曾到距离福岛核电站25公里处的南相马市，但是无论是在南相马市还是在回国后，用仪器进行体检，都没有从他身上检测到任何核辐射的迹象。当然，这只是一个个例，并不代表南相马市就是安全的。然而我们由此的感受是，是不是国内对福岛核污染的报道有些“夸大其词”？
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几台机组发生事故最严重的时候，据报道，日本自卫队曾经拒绝执行菅直人首相要求直升机飞到反应堆上方注水降温的命令，最后只好由消防队员从地面注水。于是，国内出现两种议论：一种是认为自卫队“贪生怕死”；另一种认为日本自卫队处处“以人为本”。这两种说法也许都不准确。从我们对自卫队的采访来看，自卫队拒绝首相命令另有原因。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限制首相的军权。《自卫队法》规定，首相调动自卫队，必须经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同意。且首相调动自卫队，只有在“反恐”和“周边紧急事态”（例如有导弹飞来等）时才行。对于救灾，根据现行的《灾害对策基本法》，必须由受灾的地方长官申请，自卫队才能实施救灾行动。也就是说，在自然灾害情况下，自卫队的行动依据的是“自下而上”原则，如果地方官不申请，首相下命令也不行。这次日本受地震海啸袭击后，很多地方自卫队在第二天就赶到了，但因为地方上没有提出要求，他们也只能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这次海啸来临时，岩手县大槌町就因为町长死亡一时未能提出请求而延误了救灾。
如果说中国媒体报道国内救灾用的最多的词是灾民“情绪稳定”，那么在报道日本震灾海啸时，对日本救灾使用最多的词恐怕就是“井然有序”了。比如，我在灾区看到这样的情景：尽管避难所的一层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日本人还是在门口放上干净的拖鞋，要求每个进入的人换鞋。其实，日本人表现出的秩序，更多的应该是来源于风俗习惯和“条件反射”。比如，在重灾区山田町，町长告诉我们，仅他们村里就安装了1500个大喇叭，每天向村民宣传防灾知识和村里的其他事项。而据司机老杨介绍，东京的各个社区也都安装了很多类似的“大喇叭”，小孩子放学时，常常听到大喇叭广播，教育他们赶紧回家，遵守秩序等。我在新宿街头也亲眼目睹了移动“大喇叭”车的“威力”。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情景。比起中国汶川地震无数志愿者“不守秩序”地赶到灾区，在第一时间把饮料食品送到灾民手中，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灾民在前三天由于过于“守秩序”而忍饥挨饿，没有志愿者主动送物资过去，结果震灾一个月后，仍有大批物资堆积在县里的仓库里。比起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他救”，日本更强调“邻里互助”的“自救”。而日本的族群又是以“礼仪”为核心联系起来的。于是，在日本任何不规范的行为都会被看作是“失礼”而遭周围人排斥。日本灾民的井然有序，大概源于对被孤立的恐惧。
尽管新宿被称为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在大街上还是能发现，老年人的比例在一半以上。日本著名经济记者田原真司认为，比起二战后日本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为主，现在老龄化的日本在地震灾害后，很难有像当年那样的热情迅速恢复了。在北茨城渔港，当地渔业因为核辐射超标而遭到重创。我遇见一位老人，他悠然地给我指点着自己因海啸而沉没的渔船。我突然觉得，对于日本老人来说，健全的福利政策已经使他们衣食无忧，真正的打击也许并不是我国媒体报道的担心自己会饿死街头，而是他们再也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了。这会不会是中国人对日本人心态的另一种误读呢？
报道称，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有“50名勇士”冒死坚守在第一线，据“核防护专家指出”，他们中70%的人，也就是35人，将在两周内死亡。这可能是核危机中最大的一条假新闻。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无法确认“70%的人将在两周内死亡”的准确出处。而实际情况是，到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没听说过核电站有35人因为接受过量核辐射死亡。在福岛核泄漏事故被定性为7级时，央视主持人张羽曾到距离福岛核电站25公里处的南相马市，但是无论是在南相马市还是在回国后，用仪器进行体检，都没有从他身上检测到任何核辐射的迹象。当然，这只是一个个例，并不代表南相马市就是安全的。然而我们由此的感受是，是不是国内对福岛核污染的报道有些“夸大其词”？
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几台机组发生事故最严重的时候，据报道，日本自卫队曾经拒绝执行菅直人首相要求直升机飞到反应堆上方注水降温的命令，最后只好由消防队员从地面注水。于是，国内出现两种议论：一种是认为自卫队“贪生怕死”；另一种认为日本自卫队处处“以人为本”。这两种说法也许都不准确。从我们对自卫队的采访来看，自卫队拒绝首相命令另有原因。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限制首相的军权。《自卫队法》规定，首相调动自卫队，必须经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同意。且首相调动自卫队，只有在“反恐”和“周边紧急事态”（例如有导弹飞来等）时才行。对于救灾，根据现行的《灾害对策基本法》，必须由受灾的地方长官申请，自卫队才能实施救灾行动。也就是说，在自然灾害情况下，自卫队的行动依据的是“自下而上”原则，如果地方官不申请，首相下命令也不行。这次日本受地震海啸袭击后，很多地方自卫队在第二天就赶到了，但因为地方上没有提出要求，他们也只能采取“秘密行动”。比如这次海啸来临时，岩手县大槌町就因为町长死亡一时未能提出请求而延误了救灾。
如果说中国媒体报道国内救灾用的最多的词是灾民“情绪稳定”，那么在报道日本震灾海啸时，对日本救灾使用最多的词恐怕就是“井然有序”了。比如，我在灾区看到这样的情景：尽管避难所的一层被冲得七零八落，但日本人还是在门口放上干净的拖鞋，要求每个进入的人换鞋。其实，日本人表现出的秩序，更多的应该是来源于风俗习惯和“条件反射”。比如，在重灾区山田町，町长告诉我们，仅他们村里就安装了1500个大喇叭，每天向村民宣传防灾知识和村里的其他事项。而据司机老杨介绍，东京的各个社区也都安装了很多类似的“大喇叭”，小孩子放学时，常常听到大喇叭广播，教育他们赶紧回家，遵守秩序等。我在新宿街头也亲眼目睹了移动“大喇叭”车的“威力”。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情景。比起中国汶川地震无数志愿者“不守秩序”地赶到灾区，在第一时间把饮料食品送到灾民手中，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灾民在前三天由于过于“守秩序”而忍饥挨饿，没有志愿者主动送物资过去，结果震灾一个月后，仍有大批物资堆积在县里的仓库里。比起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他救”，日本更强调“邻里互助”的“自救”。而日本的族群又是以“礼仪”为核心联系起来的。于是，在日本任何不规范的行为都会被看作是“失礼”而遭周围人排斥。日本灾民的井然有序，大概源于对被孤立的恐惧。
尽管新宿被称为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在大街上还是能发现，老年人的比例在一半以上。日本著名经济记者田原真司认为，比起二战后日本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为主，现在老龄化的日本在地震灾害后，很难有像当年那样的热情迅速恢复了。在北茨城渔港，当地渔业因为核辐射超标而遭到重创。我遇见一位老人，他悠然地给我指点着自己因海啸而沉没的渔船。我突然觉得，对于日本老人来说，健全的福利政策已经使他们衣食无忧，真正的打击也许并不是我国媒体报道的担心自己会饿死街头，而是他们再也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了。这会不会是中国人对日本人心态的另一种误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