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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向阳很早听说过薛蛮子，但真正相识的时间不长。现在，薛对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不能死在我前面啊。”
二人同病。杨今年50岁，小薛10岁。薛的顽童性格使他在各种场合无所顾忌地谈论自己的恶疾。杨的豁达不减于薛，但说到所患肠癌，他会稍现忧郁，虽然不易察觉。
杨在投资界的资历与薛也不相上下。由于对生物医药产业的专注和这一行业所涉知识的高深，杨获得了不可能广泛但足以让他自傲的尊敬。这更多是一种精神鼓励而非对商业能力的肯定。比起以“唯利是图”自许并屡获成功的薛蛮子，杨向阳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商业回报与付出明显不成比例的事。“我不是一个投资家，不是天使投资人。准确地说，我是一个产业的爱好者。”
杨的玩笑中并无孤傲之意。也不全是玩笑。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已成为千万富翁，当然知道投入少、时间短、回报高的投资原则。当他发现自己执意进入的行业并不符合这一原则时，他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它。
杨向阳生于1962年，安徽阜阳人。1985年，杨即将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被创办未久的深圳大学挑中援教。深圳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音乐人高晓松的外公，杨也因此后来与高成了朋友。这样，两年后，清华研究生毕业的杨向阳选择了到深圳大学任教。这所历史不长的大学后来出了史玉柱（86级研究生）和马化腾（89级本科生），但他们不在杨的朋友名单中。“我一般跟企业领袖都没什么关系。”
一场众所周知的大变故改变了包括杨向阳在内的很多人的道路。1990年，杨下海经商，先后进入过石油贸易和加工、房地产等行业，和那个年代下海的很多人一样，利用“双轨制”倒买倒卖。无论怎么看，杨也不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我是一个从小地方出来的人，比较胆怯，什么事都循规蹈矩，慢慢做。”但是，他的另一面得到了诸多印证：“我骨子里又有不安分的东西。”很快，已经有了数千万资产的杨向阳开始对自己的状态感到不满，他希望 进入“高精尖”的领域，而不是做一个普通的商人。“怎么也是清华毕业的，眼界还是不太一样。”杨说。
那时候，以三九胃泰、三株口服液、盖中盖为代表的医药、保健品市场正如火如荼，杨显然受到了影响。1997年，杨向阳的源政药业公司出现在深圳。起初，公司做常规的化学药物，并且赚到了钱。杨性格中的“不安分”再次跳出来。在他看来，尽管盖中盖等产品畅销一时，但它们只能证明中国是一个善于营销的国家。杨希望创新，能开发新药。这时候，他遇到了回国创业的赛百诺创始人、科学家彭朝晖。
彭所讲述的肿瘤的基因治疗前景应和了迷恋新技术的杨向阳的梦想，杨当即决定投资。“当时确实是无知，”杨对《创业家》说，“对这个行业的深度了解太差了。”（后面可以看到，杨所谓的“无知”更多的不是指专业知识的缺乏）不久，到深圳创业的拥有肝素钠（最有效抗凝血药物的原料药）提取技术的李锂进入杨向阳的视野。李锂的妻兄单宇（现海普瑞总经理）曾是源政药业总经理，与杨向阳同是阜阳人。经过交流，杨很快认识到李锂技术的价值，于是投资600万元取得李创立的海普瑞公司30%股权。
接着，杨受到了更大的激励。2000年，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在深圳清华校友交流会上与杨相识，二人所见略同，认为生命科学、生物医药是清华乃至国家应该大力发展的领域。随后，由源政投资、清华控股、全兴集团（该集团私有化后其股份被杨向阳收购）共同出资的清华源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杨向阳任总裁。“英语很差”的杨带着热情冲到美国，寻找项目、招聘博士。清华源兴雄心勃勃地宣称已经搭建了基因灭活、高效复合型基因疫苗、抗体工程、克隆和组织工程等七大技术平台。沉浸在由这些最前沿技术构造出的梦幻氛围中的杨愿意资助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切新项目。他找到“克隆牛之父”杨向中，出资支持他研究通过克隆技术引进国外品种优良的奶牛从而改变中国奶牛质量太差的状况。这一项目所需资金量大，又难以迅速商业化，同时杨向中得了癌症（于2009年去世），杨向阳最终将它转给了别人。这个例子大概能够说明杨向阳投资生物医药最初的热情：对于新技术的商业未来过于乐观。
不仅仅是盲目。杨并非不知道自己所涉足的这一产业的高风险：产品从开发到通过三期临床，不仅周期长，而且风险无处不在。因此，“如果只做一两个产品，万一失败了，丢的不仅是金钱，而且是更宝贵的时间和机会。必须多头出击，才能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清华源兴初创，杨对当地媒体说：“保守一点估计，我们产品的成功率将达三成。”
随着对生物医药认识越来越深，杨向阳对项目的判断也渐趋理性。当他最终把对这一领域的投资确定在三个方向（基因治疗、免疫治疗和干细胞治疗）上并有所成就时，他发现，最大的风险刚刚来临。
杨遇到的困难可能比发明一种奇特的新药更大。清华源兴与美国合作研制的艾滋病疫苗和乙肝疫苗2004年左右向S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报临床，可是“到现在它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这意味着没有人知道源兴的研究是该继续还是停止。杨不甘心放弃。为了维持实验室的运转，他拓展了源兴的业务，为另外一些申请基因治疗的企业做药品生产外包和药学资料准备。
2006年，杨向阳投资了胡祥创立的以干细胞治疗为方向的北科生物。据杨说，北科生物是这一领域中中国最早的公司。在对干细胞技术及其医学伦理的争论中，同样申报未果的北科生物与众多医院合作进行临床治疗并且开始赢利。杨向阳认为，北科的示范效应引来了众多跟进者，其作用好坏兼具：一方面导致了这一行业中鱼龙混杂，“有的人在宾馆里就搞了”；另一方面，唤起了各方面对干细胞治疗的重视，而且“保不齐会跑出几匹黑马”。
“重视”的结果之一是，2012年年初，卫生部发布通知，要求“停止未经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项目”，已经批准的干细胞制品临床试验项目，“不得随意变更临床试验方案，更不得自行转变为医疗机构收费项目”。
杨理解卫生部受到的压力。他当然同意对医疗技术的立法规范，也主张在法律不清晰的情况下开展治疗应该慎之又慎。他难以接受的是相关部门长期不闻不问（北科生物从创立至今已经7年），最后一“停”了之。杨说，在美国，如果研究方案不被批准，“FDA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行”，但是在中国，“连门儿都找不着”。在他看来，与拥有数万职员且多为专业人员的FDA相比，“SFDA只有几百人，多数还是行政人员”。“不能只是打板子。”杨向阳说，“一个企业，命运抓在行政主管部门手里，这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进步慢、产生腐败的原因。”杨认为，制度不健全和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已经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企业输，国家也输了。”
杨将他的批评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我经常讲，美国的国家战略就一个字，赢。做汽车，就出了福特，克莱斯勒，做计算机，就有微软、英特尔、苹果。我们赢在一帮所谓的院士、专家上，论文写几大车，没几篇有用的，一开会，门一关，拉一大横幅，‘欢迎各位领导座谈’，自己意淫，愚蠢至极。这个国家怎么进步？不进步，就是近三百年来，吃的用的，哪一个是咱们干的？现在动不动要买人家，你买什么呢？人家源源不断在创造，你是不断把你的地卖了，矿挖了，把你的兄弟姐妹的青春耗尽了去买……”
仅从字面上看，可能会导致对杨向阳说话语气的不恰当想象。事实上，杨一直平心静气，语调和缓。
对于引起广泛争论的把不成熟的技术用于收费临床治疗，杨向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有的癌症治疗方法（如化疗、放疗）基本是失败的，没有给病人带来多少收益，而可能有用的方法却没有规范可依，那么就要站在病人的立场上考虑医学伦理。“我和薛蛮子现在都得了癌症，作为癌症病人，我们的伦理是什么？我们的渴望是什么？就是能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在首先安全的原则下，病人愿意试，这时候你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否则就是逼着他们去信气功、游医和一些子虚乌有的偏方。”
杨绝非只发议论。多年来，杨更多的是做而不是发牢骚。他的大量工作是向“各种层级的领导”反映、解释和呼吁。“我有愤青的一面，”杨说，“但我不是愤青，还是比较圆通。在中国看了这么多事，我知道需要有人当烈士，抱炸药包，但更多地需要维持、改进，我属于这种人。” 所以，杨不惮其烦地与领导们反复“探讨”，心里清楚，“就是给他们找台阶下，给他们找办法。”
只有一次，杨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那时候，对于源兴两个疫苗的临床申请被长久搁置的状态，杨还未能适应。他约了几位“已经退休的主要领导”，表示“准备明天宣布退出医药界，花两年时间专门跟他们干，反正我退出了，他们也干不了我了”。不难看出，“充分表达”的前提是对聆听对象的谨慎选择。
至少在杨讲述的时候，他显示出了自己面对“一整套国家体系的问题”时的无比耐心。在旷日持久的消耗中，他总能找到积极的因素。他相信事情会好起来。他举吴英案为例说，如果在过去，没有人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吴可能就被毙了，但是现在有那么多异议，结果可能会从众，那么，吴可能就是无罪的。在生物医药比如干细胞领域，“我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我不停地去拱它，当这个领域爆发的时候你就挡不住了，变革就发生了。”
所以，杨最怕别人问自己：“怎么不去沟通呢？”在杨表示这已经是沟通的结果时，对方再问：“为什么呢？”“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李大眼（李承鹏）那么几个人要独立参选就不行呢？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回答，在清华学了8年，真的蠢。”
“我跟你白话了一上午，”杨说，“只是在说，我的主要工作、主要思考点不是光去判断技术好不好，之后还要对付这么多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难度很大的问题，比如肿瘤的基因和免疫治疗。从原理到实践我们都已经看出非常好的前途，比现有的治疗方法有差异化的提升。但是，在申报上遇到很多问题，怎么处理，我们要研究。因为关系到人的生命，我们必须谨小慎微，同时你面对的又是一个不健全的不怎么工作的国家机制。
“我最早是由于无知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后来不是有某种理想支撑的话，不可能继续下来的。我一个在清华读了8年书的人，至少不会这么弱智吧，虽然没有蛮子、（徐）小平他们那么聪明。当然，这种追求背后肯定也潜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但如果单纯追求商业利益，那有很多追求法，有很多短平快的项目，未必要做这件事。还有，我也有一种侥幸心理——很快他们就会理解的。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就想明年他们就会明白了。”
仅就投资而言，杨认为在中国投资生物医药领域算不上真正的投资，因为没有退出机制。杨再以美国为例，几十年以来，有关生命科学的公司90%以上是没有盈利的，一个科研成果，申报了临床，或者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可以融到钱，能够上市，早期的投资者可以退出。而“创业板我们期盼了那么多年，还是要求要有几年的盈利，这对创新型的公司用不上”。
支撑杨的除了理想，应该还有那些证明了他的远见的项目。2006年，赛百诺开发的世界首个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获得了世界级的学术肯定，有效性也得到渐为广泛的证明。遗憾的是，杨向阳遇到了一个比体制问题小得多的麻烦，在这个科学家彭朝晖主导的公司里，杨关于公司发展的计划未能取得彭的支持。当年，杨退出赛百诺。杨经历过类似的事，但这一次才真正重视起来：“前期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特别重要，以前我们总觉得这是研发阶段，慢慢来，但真正需要改变的时候他（科学家）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杨的经验是，如果科学家能够蜕变成企业家，或者在适当的时机企业能够融合进来好的企业家，再好不过，但技术越强、越奇特，这种概率就越低，也就越令人难以忍受。
2010年，海普瑞在深市中小企业板上市，每股发行价格148元，并曾于次日冲高至188元。李锂瞬间成为“新首富”。不过，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杨已经离开了这个他投资超过10年并于2000年即开始盈利的公司。这些旧事，杨不愿多谈，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他选择退出迫不得已。其间的形势似乎是，无论他当时如何选择，他的结果均与今天无异，而选择离开，至少避免了两败俱伤。这种不算完整的解释符合杨向阳留给我们的印象，也与他在小范围内传播的“豪爽、义气”的名声匹配。事实究竟，身高一米八以上的杨满足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看起来，杨所深入的领域的确比我们经常听到的投资项目深奥。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做的是从0到1的事，而从1到无穷，“谁都会做了”。可以猜想，杨会从自己标持的特立独行的风范中得到快感。至少，他并不羡慕如今这些活跃、风光、赚了大钱的新一代投资家。“应该说，我们当年有我们的风光，你想一九九几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几千万几千万地投资了，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干吗呢。”杨说，2000年左右，与他“一起出道的兄弟”如阎焱（时在AIG，现软银赛富首席合伙人）、卓福民（时任上海实业董事总经理，现Granite Global Ventures 管理合伙人）等均曾拉他投资IT、互联网，但他“不想分心”。
但杨多年来的投资并不仅限于生物医药。2008年，联想移动以1亿美元出售，杨与老相识赵令欢任总裁的联想控股弘毅投资接手，杨以4000万美元购得40%股权。两年后，联想集团以2亿美元回购了联想移动。2006年，杨甚至参与投资了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如果我靠它（生物医药）吃饭，我就完蛋了。”以“生物医药”为背景，这些“不务正业”的投资（杨称之为“纯粹商业”）的成功很容易让人产生如下感觉：对于杨向阳，做一个“常规”的投资家是多么简单。
杨大概也是这么看的。杨是软银赛福的顾问，有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一帮人开始吹捧阎焱”。“哥们儿，”杨对阎说，“别人说你真信了？别人说你也跟着夸。这些年你都猜对了什么事儿？蒙呗。”
癌症还是给杨带来了变化。不仅是形体的消瘦和戒烟戒酒。“得了这个病后，突然觉得你跟任何人没有什么不同了：别人遇到的任何事你也可能遇到，别人承受的苦难你也要承受，别人庸俗，你也会那么庸俗；别人愚蠢，你也会愚蠢。我以前觉得我不可能得肿瘤，现在也得了。所以，不要总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的状态。有人会说这是没有进取心。其实什么是进取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那些一直美好的东西变得更为重要。“很多书我都没看过，很多作家都没听说过，很愚蠢。那么多思想，那么美好的东西都没有经历。人经常因为无知而过着特别愚昧的生活。”
杨估计自己的生命“十年八年没问题”。“对我来说已经蛮奢侈的了，因为过程论者，不是特别注重结果。”在投的五六个生物医药项目，“大局已定，我现在也不用花太多时间了，只是出出主意，成和败跟我没有太多关系了。成了，我不过再多一块儿收入，败了，对我也不重要了——我的职业生涯也只有这几年了。要我再去看更有挑战的项目，一个是大方向上可能的改变基本没有了，不太可能会出我们看过的这些（范围），未来成功的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我，但肯定是我们这个时代互相影响过的这些人，过程论者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再一个，做完干细胞这个公司（北科生物），也不想去挑战了，太累。我得花些时间享受一下人生：看很多书，思考以前没有思考过的东西。”
杨也在学习一些新领域，比如移动互联网。他近年陆续投了七八个由清华的“小师弟”创立的公司，“都是有技术的”。跟薛蛮子等人也有一些合作，但如果“这边（生物医药）需要”，他还是会把钱优先投向“这边”。“越是理想主义者，其实越懵懂，一直活在一种冲动、对一种迷茫的不清晰的光环的追求中。”
在能喝酒的年代，杨的酒量也不大。他更喜欢红酒。杨在深圳深居简出，但朋友很多。他们愿意找杨喝酒，而杨也喜欢张罗。
“其实我是很孤独的一个人，经常在办公室一待就是一天，然后回家。”
二人同病。杨今年50岁，小薛10岁。薛的顽童性格使他在各种场合无所顾忌地谈论自己的恶疾。杨的豁达不减于薛，但说到所患肠癌，他会稍现忧郁，虽然不易察觉。
杨在投资界的资历与薛也不相上下。由于对生物医药产业的专注和这一行业所涉知识的高深，杨获得了不可能广泛但足以让他自傲的尊敬。这更多是一种精神鼓励而非对商业能力的肯定。比起以“唯利是图”自许并屡获成功的薛蛮子，杨向阳认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商业回报与付出明显不成比例的事。“我不是一个投资家，不是天使投资人。准确地说，我是一个产业的爱好者。”
杨的玩笑中并无孤傲之意。也不全是玩笑。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已成为千万富翁，当然知道投入少、时间短、回报高的投资原则。当他发现自己执意进入的行业并不符合这一原则时，他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它。
杨向阳生于1962年，安徽阜阳人。1985年，杨即将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被创办未久的深圳大学挑中援教。深圳大学的首任校长是原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音乐人高晓松的外公，杨也因此后来与高成了朋友。这样，两年后，清华研究生毕业的杨向阳选择了到深圳大学任教。这所历史不长的大学后来出了史玉柱（86级研究生）和马化腾（89级本科生），但他们不在杨的朋友名单中。“我一般跟企业领袖都没什么关系。”
一场众所周知的大变故改变了包括杨向阳在内的很多人的道路。1990年，杨下海经商，先后进入过石油贸易和加工、房地产等行业，和那个年代下海的很多人一样，利用“双轨制”倒买倒卖。无论怎么看，杨也不像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我是一个从小地方出来的人，比较胆怯，什么事都循规蹈矩，慢慢做。”但是，他的另一面得到了诸多印证：“我骨子里又有不安分的东西。”很快，已经有了数千万资产的杨向阳开始对自己的状态感到不满，他希望 进入“高精尖”的领域，而不是做一个普通的商人。“怎么也是清华毕业的，眼界还是不太一样。”杨说。
那时候，以三九胃泰、三株口服液、盖中盖为代表的医药、保健品市场正如火如荼，杨显然受到了影响。1997年，杨向阳的源政药业公司出现在深圳。起初，公司做常规的化学药物，并且赚到了钱。杨性格中的“不安分”再次跳出来。在他看来，尽管盖中盖等产品畅销一时，但它们只能证明中国是一个善于营销的国家。杨希望创新，能开发新药。这时候，他遇到了回国创业的赛百诺创始人、科学家彭朝晖。
彭所讲述的肿瘤的基因治疗前景应和了迷恋新技术的杨向阳的梦想，杨当即决定投资。“当时确实是无知，”杨对《创业家》说，“对这个行业的深度了解太差了。”（后面可以看到，杨所谓的“无知”更多的不是指专业知识的缺乏）不久，到深圳创业的拥有肝素钠（最有效抗凝血药物的原料药）提取技术的李锂进入杨向阳的视野。李锂的妻兄单宇（现海普瑞总经理）曾是源政药业总经理，与杨向阳同是阜阳人。经过交流，杨很快认识到李锂技术的价值，于是投资600万元取得李创立的海普瑞公司30%股权。
接着，杨受到了更大的激励。2000年，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在深圳清华校友交流会上与杨相识，二人所见略同，认为生命科学、生物医药是清华乃至国家应该大力发展的领域。随后，由源政投资、清华控股、全兴集团（该集团私有化后其股份被杨向阳收购）共同出资的清华源兴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杨向阳任总裁。“英语很差”的杨带着热情冲到美国，寻找项目、招聘博士。清华源兴雄心勃勃地宣称已经搭建了基因灭活、高效复合型基因疫苗、抗体工程、克隆和组织工程等七大技术平台。沉浸在由这些最前沿技术构造出的梦幻氛围中的杨愿意资助生物医药领域的一切新项目。他找到“克隆牛之父”杨向中，出资支持他研究通过克隆技术引进国外品种优良的奶牛从而改变中国奶牛质量太差的状况。这一项目所需资金量大，又难以迅速商业化，同时杨向中得了癌症（于2009年去世），杨向阳最终将它转给了别人。这个例子大概能够说明杨向阳投资生物医药最初的热情：对于新技术的商业未来过于乐观。
不仅仅是盲目。杨并非不知道自己所涉足的这一产业的高风险：产品从开发到通过三期临床，不仅周期长，而且风险无处不在。因此，“如果只做一两个产品，万一失败了，丢的不仅是金钱，而且是更宝贵的时间和机会。必须多头出击，才能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清华源兴初创，杨对当地媒体说：“保守一点估计，我们产品的成功率将达三成。”
随着对生物医药认识越来越深，杨向阳对项目的判断也渐趋理性。当他最终把对这一领域的投资确定在三个方向（基因治疗、免疫治疗和干细胞治疗）上并有所成就时，他发现，最大的风险刚刚来临。
杨遇到的困难可能比发明一种奇特的新药更大。清华源兴与美国合作研制的艾滋病疫苗和乙肝疫苗2004年左右向S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报临床，可是“到现在它也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这意味着没有人知道源兴的研究是该继续还是停止。杨不甘心放弃。为了维持实验室的运转，他拓展了源兴的业务，为另外一些申请基因治疗的企业做药品生产外包和药学资料准备。
2006年，杨向阳投资了胡祥创立的以干细胞治疗为方向的北科生物。据杨说，北科生物是这一领域中中国最早的公司。在对干细胞技术及其医学伦理的争论中，同样申报未果的北科生物与众多医院合作进行临床治疗并且开始赢利。杨向阳认为，北科的示范效应引来了众多跟进者，其作用好坏兼具：一方面导致了这一行业中鱼龙混杂，“有的人在宾馆里就搞了”；另一方面，唤起了各方面对干细胞治疗的重视，而且“保不齐会跑出几匹黑马”。
“重视”的结果之一是，2012年年初，卫生部发布通知，要求“停止未经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干细胞临床研究和应用项目”，已经批准的干细胞制品临床试验项目，“不得随意变更临床试验方案，更不得自行转变为医疗机构收费项目”。
杨理解卫生部受到的压力。他当然同意对医疗技术的立法规范，也主张在法律不清晰的情况下开展治疗应该慎之又慎。他难以接受的是相关部门长期不闻不问（北科生物从创立至今已经7年），最后一“停”了之。杨说，在美国，如果研究方案不被批准，“FDA会告诉你为什么不行”，但是在中国，“连门儿都找不着”。在他看来，与拥有数万职员且多为专业人员的FDA相比，“SFDA只有几百人，多数还是行政人员”。“不能只是打板子。”杨向阳说，“一个企业，命运抓在行政主管部门手里，这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进步慢、产生腐败的原因。”杨认为，制度不健全和相关部门的不作为已经阻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企业输，国家也输了。”
杨将他的批评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我经常讲，美国的国家战略就一个字，赢。做汽车，就出了福特，克莱斯勒，做计算机，就有微软、英特尔、苹果。我们赢在一帮所谓的院士、专家上，论文写几大车，没几篇有用的，一开会，门一关，拉一大横幅，‘欢迎各位领导座谈’，自己意淫，愚蠢至极。这个国家怎么进步？不进步，就是近三百年来，吃的用的，哪一个是咱们干的？现在动不动要买人家，你买什么呢？人家源源不断在创造，你是不断把你的地卖了，矿挖了，把你的兄弟姐妹的青春耗尽了去买……”
仅从字面上看，可能会导致对杨向阳说话语气的不恰当想象。事实上，杨一直平心静气，语调和缓。
对于引起广泛争论的把不成熟的技术用于收费临床治疗，杨向阳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有的癌症治疗方法（如化疗、放疗）基本是失败的，没有给病人带来多少收益，而可能有用的方法却没有规范可依，那么就要站在病人的立场上考虑医学伦理。“我和薛蛮子现在都得了癌症，作为癌症病人，我们的伦理是什么？我们的渴望是什么？就是能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在首先安全的原则下，病人愿意试，这时候你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否则就是逼着他们去信气功、游医和一些子虚乌有的偏方。”
杨绝非只发议论。多年来，杨更多的是做而不是发牢骚。他的大量工作是向“各种层级的领导”反映、解释和呼吁。“我有愤青的一面，”杨说，“但我不是愤青，还是比较圆通。在中国看了这么多事，我知道需要有人当烈士，抱炸药包，但更多地需要维持、改进，我属于这种人。” 所以，杨不惮其烦地与领导们反复“探讨”，心里清楚，“就是给他们找台阶下，给他们找办法。”
只有一次，杨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那时候，对于源兴两个疫苗的临床申请被长久搁置的状态，杨还未能适应。他约了几位“已经退休的主要领导”，表示“准备明天宣布退出医药界，花两年时间专门跟他们干，反正我退出了，他们也干不了我了”。不难看出，“充分表达”的前提是对聆听对象的谨慎选择。
至少在杨讲述的时候，他显示出了自己面对“一整套国家体系的问题”时的无比耐心。在旷日持久的消耗中，他总能找到积极的因素。他相信事情会好起来。他举吴英案为例说，如果在过去，没有人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吴可能就被毙了，但是现在有那么多异议，结果可能会从众，那么，吴可能就是无罪的。在生物医药比如干细胞领域，“我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我不停地去拱它，当这个领域爆发的时候你就挡不住了，变革就发生了。”
所以，杨最怕别人问自己：“怎么不去沟通呢？”在杨表示这已经是沟通的结果时，对方再问：“为什么呢？”“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李大眼（李承鹏）那么几个人要独立参选就不行呢？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回答，在清华学了8年，真的蠢。”
“我跟你白话了一上午，”杨说，“只是在说，我的主要工作、主要思考点不是光去判断技术好不好，之后还要对付这么多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难度很大的问题，比如肿瘤的基因和免疫治疗。从原理到实践我们都已经看出非常好的前途，比现有的治疗方法有差异化的提升。但是，在申报上遇到很多问题，怎么处理，我们要研究。因为关系到人的生命，我们必须谨小慎微，同时你面对的又是一个不健全的不怎么工作的国家机制。
“我最早是由于无知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后来不是有某种理想支撑的话，不可能继续下来的。我一个在清华读了8年书的人，至少不会这么弱智吧，虽然没有蛮子、（徐）小平他们那么聪明。当然，这种追求背后肯定也潜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但如果单纯追求商业利益，那有很多追求法，有很多短平快的项目，未必要做这件事。还有，我也有一种侥幸心理——很快他们就会理解的。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就想明年他们就会明白了。”
仅就投资而言，杨认为在中国投资生物医药领域算不上真正的投资，因为没有退出机制。杨再以美国为例，几十年以来，有关生命科学的公司90%以上是没有盈利的，一个科研成果，申报了临床，或者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可以融到钱，能够上市，早期的投资者可以退出。而“创业板我们期盼了那么多年，还是要求要有几年的盈利，这对创新型的公司用不上”。
支撑杨的除了理想，应该还有那些证明了他的远见的项目。2006年，赛百诺开发的世界首个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获得了世界级的学术肯定，有效性也得到渐为广泛的证明。遗憾的是，杨向阳遇到了一个比体制问题小得多的麻烦，在这个科学家彭朝晖主导的公司里，杨关于公司发展的计划未能取得彭的支持。当年，杨退出赛百诺。杨经历过类似的事，但这一次才真正重视起来：“前期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特别重要，以前我们总觉得这是研发阶段，慢慢来，但真正需要改变的时候他（科学家）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杨的经验是，如果科学家能够蜕变成企业家，或者在适当的时机企业能够融合进来好的企业家，再好不过，但技术越强、越奇特，这种概率就越低，也就越令人难以忍受。
2010年，海普瑞在深市中小企业板上市，每股发行价格148元，并曾于次日冲高至188元。李锂瞬间成为“新首富”。不过，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杨已经离开了这个他投资超过10年并于2000年即开始盈利的公司。这些旧事，杨不愿多谈，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他选择退出迫不得已。其间的形势似乎是，无论他当时如何选择，他的结果均与今天无异，而选择离开，至少避免了两败俱伤。这种不算完整的解释符合杨向阳留给我们的印象，也与他在小范围内传播的“豪爽、义气”的名声匹配。事实究竟，身高一米八以上的杨满足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看起来，杨所深入的领域的确比我们经常听到的投资项目深奥。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做的是从0到1的事，而从1到无穷，“谁都会做了”。可以猜想，杨会从自己标持的特立独行的风范中得到快感。至少，他并不羡慕如今这些活跃、风光、赚了大钱的新一代投资家。“应该说，我们当年有我们的风光，你想一九九几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几千万几千万地投资了，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干吗呢。”杨说，2000年左右，与他“一起出道的兄弟”如阎焱（时在AIG，现软银赛富首席合伙人）、卓福民（时任上海实业董事总经理，现Granite Global Ventures 管理合伙人）等均曾拉他投资IT、互联网，但他“不想分心”。
但杨多年来的投资并不仅限于生物医药。2008年，联想移动以1亿美元出售，杨与老相识赵令欢任总裁的联想控股弘毅投资接手，杨以4000万美元购得40%股权。两年后，联想集团以2亿美元回购了联想移动。2006年，杨甚至参与投资了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如果我靠它（生物医药）吃饭，我就完蛋了。”以“生物医药”为背景，这些“不务正业”的投资（杨称之为“纯粹商业”）的成功很容易让人产生如下感觉：对于杨向阳，做一个“常规”的投资家是多么简单。
杨大概也是这么看的。杨是软银赛福的顾问，有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一帮人开始吹捧阎焱”。“哥们儿，”杨对阎说，“别人说你真信了？别人说你也跟着夸。这些年你都猜对了什么事儿？蒙呗。”
癌症还是给杨带来了变化。不仅是形体的消瘦和戒烟戒酒。“得了这个病后，突然觉得你跟任何人没有什么不同了：别人遇到的任何事你也可能遇到，别人承受的苦难你也要承受，别人庸俗，你也会那么庸俗；别人愚蠢，你也会愚蠢。我以前觉得我不可能得肿瘤，现在也得了。所以，不要总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的状态。有人会说这是没有进取心。其实什么是进取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那些一直美好的东西变得更为重要。“很多书我都没看过，很多作家都没听说过，很愚蠢。那么多思想，那么美好的东西都没有经历。人经常因为无知而过着特别愚昧的生活。”
杨估计自己的生命“十年八年没问题”。“对我来说已经蛮奢侈的了，因为过程论者，不是特别注重结果。”在投的五六个生物医药项目，“大局已定，我现在也不用花太多时间了，只是出出主意，成和败跟我没有太多关系了。成了，我不过再多一块儿收入，败了，对我也不重要了——我的职业生涯也只有这几年了。要我再去看更有挑战的项目，一个是大方向上可能的改变基本没有了，不太可能会出我们看过的这些（范围），未来成功的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我，但肯定是我们这个时代互相影响过的这些人，过程论者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再一个，做完干细胞这个公司（北科生物），也不想去挑战了，太累。我得花些时间享受一下人生：看很多书，思考以前没有思考过的东西。”
杨也在学习一些新领域，比如移动互联网。他近年陆续投了七八个由清华的“小师弟”创立的公司，“都是有技术的”。跟薛蛮子等人也有一些合作，但如果“这边（生物医药）需要”，他还是会把钱优先投向“这边”。“越是理想主义者，其实越懵懂，一直活在一种冲动、对一种迷茫的不清晰的光环的追求中。”
在能喝酒的年代，杨的酒量也不大。他更喜欢红酒。杨在深圳深居简出，但朋友很多。他们愿意找杨喝酒，而杨也喜欢张罗。
“其实我是很孤独的一个人，经常在办公室一待就是一天，然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