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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0日下午4时，在去往山东的火车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吕德雄先生和南京师范大学戴联荣教授分别发来短信告知：小蔓老师于下午2时50分在南京病逝。
闻此噩耗，一时无语。虽然知道小蔓与病魔的抗争已经持续多年，近年病情恶化的消息也不时传来，但得知信息的那一刻，仍然一下子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悲从心来。晚上，写下了这首小诗：
姑苏论教犹在耳，
《读书》对话仍未终。
卅载关爱似姐弟，
思君岁岁泣秋风！
认识小蔓老师，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我是苏州大学的教授，她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因为都是研究教育学，所以经常在各种学术会议和评审活动上见面。她为人富有激情而又不失宽厚，具有原则而又乐于助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9年，小蔓老师的学生、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室的戴联荣博士来找我，希望我能够为他们的一套跨学科丛书写一本。她告诉我，小蔓老师也有一本新书《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即将作为丛书中的一本出版。听说能够与小蔓一起“出镜”，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2000年，《我的教育理想》正式出版。据戴联荣博士介绍，小蔓和我的这两本书，是很受基础教育界一线教师欢迎的教育理论书籍。
2002年8月13—14日，小蔓参加在苏州举行的首次学习科学国际论坛。13日晚，我和小蔓在苏州的一家茶馆共同举行了一个茶话会，邀请一些在国外留学过的博士畅谈中国教育特别是苏州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抓住机会为苏州和新教育实验做广告，小蔓则介绍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情况及今后發展战略。听完我俩的介绍，这些海外学子们都很兴奋，纷纷表达了愿为祖国教育发展出智、出力的激情和愿望。畅谈之余，芝加哥大学湖林学院的杨效斯博士即兴作诗一首，赠送“中国教育之二朱”：
绿香入竹桶，
汗清出府尹。
和轩人气雅，
闲谈留圣意。
而来自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的万毅平博士也写了一首《和杨效斯兄》的诗文：
府尹献愿景，
绿蔓呈苦丁。
五福议教育，
和馆论古今。
当时，小蔓刚刚接任中央教科所所长，在短短的十六天内，她就对中国的教育科研走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看法，改革之意和敬业精神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万毅平博士的话来说，就是“令人肃然起敬”。他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改革总是艰难的，但是只有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小蔓，绿色的青蔓也。但愿她的改革如同苦丁茶，先苦后甜。”
那一次，我就和小蔓约定，一起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方面，我邀请小蔓和与会的专家共同为我主编的《海外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出谋划策，他们全部成为译丛的编委和顾问;另一方面，我与小蔓共同策划了一个教育科学研究论坛。
2003年11月8—10日，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苏州市人民政府协办的首届中国教育科学论坛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我主动报名当她的“后勤部长”。这次论坛本来是计划5月份在苏州召开的，由于非典的原因，会议推迟了。
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那是小蔓就任中国最高教育科学研究机构领导人的“首秀”。她对于教育研究的理解，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最根本的办法在于要用创新的精神激活教育研究的活力。她呼吁，教育研究必须进一步面向实践，要对教育实践有强烈的敏感性，要对教育问题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要能够捕捉和抓得住最重要的课题，并通过一定的超前性的调查与实证分析，通过在基层艰苦细致地扎根研究，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政策以及面上的教育实践提供基础的、基本的、先期的行动依据和指导。她特别要求各级教育科研机构及研究人员进一步打破教育研究的封闭、割裂的状况，积极开展与社会其他领域、行业的互动，积极开展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的互动，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概念与方法，不断开发和拓展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整合运用到教育研究中来。要善于借鉴和吸纳中外历史上的教育思想与经验，借鉴和吸纳当今各国的教育经验。特别是要重视与教育实践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结成伙伴式的合作研究关系，在研究中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她在会议的致辞中反对为研究而研究。她主张，对基于扎实研究的科研成果和产品，包括教育政策、教育思想和揭示教育规律性的教育科学，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要积极地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宣传先进的教育思想，传播新的教育知识，改变那种将成果束之高阁、教育研究效益低下的现象。而教育研究的创新精神，应当体现在对研究成果做深度的开发，努力改变教育理论、教育知识在表达方式上的枯燥、晦涩、空玄、单一和模式化，探索用明晰、晓畅的文体与多样化的文风，满足社会不同人群对教育思想与教育知识的不同需要。
她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不少弊端，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使教育科研机构焕发生机。她指出，现行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教育研究机构功能定位不尽准确和突出;其职能、建制、编制、投资体制缺乏合理依据;研究资源分散而缺乏整合;运作机制缺乏开放、透明、竞争与灵活多样;研究人员与教学工作脱节，缺乏知识传播和更新的刺激与动力;科研成果的评价与激励缺乏有效而健康的方式及其导向，等等。她表示，我们一定要将教育科研创新作为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打破过于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克服“等、靠、要”的陈旧心理，积极推进项目式、课题式的开放管理，加强跨部门、跨学科的联合，加强教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形成集团的优势和科研合作的共同体。
参加会议的中央教科所的朋友告诉我，小蔓虽然到任时间不长，但她非常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她的眼里，每个人都有巨大的能量。所以，她就任中央教科所所长后，打破所长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惯例，发动大家选举。结果，程方平和陈云英两位干将，为她分担了不少学术管理的事务。其实，中央教科所最重要的工作，不就是学术吗？朱小蔓把最重要的权力给了专家，她也真正地超脱了，可以集中精力考虑长远的发展问题。她的民主作风和高屋建瓴，在短时间内，给中央教科所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7年底，我调任民进中央工作。到北京以后，我们的工作联系和学术交往就更多了。
2011年9月，新教育实验第十一届研讨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实验区举行，小蔓以“新教育：一个思想性的实验”为题在开幕式上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她说：“我自己算是新教育实验早期的支持者，但又是一个老年的新学生，因为前面十届研讨会都错过了。”她高度评价新教育实验“是目前中国当代教育史上最大规模、最大能量、最有号召力的教育实验”。她这样定位定性和评价新教育：“在教育研究类型上应该归类为实验研究，是一个行动研究，是一个行动性的实验研究，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行动性的实验研究。它从一开始提出的就是改变，就是行走，就是旅程。它一开始说的这些从十年前到今天，就一直在行动，一直在行走，一直在旅途中来体现它的行动品质、行动品格、行动哲学，我以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2012年1月，小蔓和我的教育对话录《中国教育：情感缺失》发表在《读书》当年杂志第一期。当时，《读书》杂志希望我们做一个连续性的对话，由他们陆续发表，为此，小蔓专门来民进中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交流，对谈话的结构、内容进行了研讨。可惜，后来我和她都忙于各种事务，此事一直拖延着。总以为来日方长，没有想到成为永远的遗憾。
2012年11月，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在浙江宁波举行。小蔓老师应邀在会上做了一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文化透视》的讲演。在会议期间，她对新教育实验充满了期许，她说：“新教育团队这十年来的探索，是开拓性的、创造性的，他们已经贡献很多，还将会有更大的贡献。”
2015年春节期间，小蔓在南京多次联系我，说她和香港的教授共同主编的生命教育文集，希望收录我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我在寒假期间第一时间完成交给了她。
2016年2月18日下午，我给小蔓发短信，告诉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将要举办“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座谈会暨《朱永新教育照片》英文版全球首发式”活动，询问她能否参加。没有想到，她秒回我：“我一定参加，向你学习。届时见。”
2月27日，活动顺利举行。小蔓如约参加，并且做了一个精彩的发言。第二天，我发短信感谢她，她马上回复：
永新，心有灵犀，正准备给你发信。我本就该去，事先也写好了稿，后怕时间来不及，没有展开。回来后拜读了你关于质量的四论，很有水平。你做的事确实太多，贡献多多。我也在辛苦做事，在复杂的环境下尽力做好能做的事。与你的友谊很美好。祝你一切顺利。
朱小蔓
2016年9月19日，新教育研究院在北京召开新生命教育的研讨会暨《新生命教育》教材首发式，当时我知道小蔓身体不好，不忍心打扰她。但是我们新生命教育研究所的同志反复说，朱小蔓教授是这个领域最顶尖的专家，如果身体允许还是争取邀请她来指导。没有想到，她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致辞。
会后，我发短信感谢她克服困难来参加新生命教育座谈会，同时建议她务必调整工作节奏，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她回复我说：
谢谢永新温暖的短信。再次表达祝贺和钦佩。刚又渡过几天紧张艰苦的教材会审会议。这会儿在家备课，近期有三次博士生及本科生课。我一定听从建议，注意休息，锻炼身体并调节情绪。与疾病抗争，是我最现实、真切的生命教育功课。
朱小蔓
那次活动之后，小蔓的学生告诉我，其实小蔓已经与疾病抗争了很多年了。她先后患胃癌和肺癌，但是一直坚持工作。小蔓的学生、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校长陈永兵关于回忆小蔓如何对待疾病的一段文字让我非常感动。他说：“朱小蔓从来不把她的癌细胞当作是她工作的一个阻力，相反的是，她在与病魔的相处过程中，同样把她工作的热情和激情发挥到了极致。当病情再一次复发的时候，她跟癌细胞说，她以前可能忽视了它们的存在，现在要一起和平共处。她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她的生命，同时也把这种精神力量以这种方式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同事都说朱老师是一个行走的活的课堂。她到哪里都给我们极大的滋养和感召。”
2017年初，听说小蔓在南通休养治疗，我请我的学生许新海代表我去看望。事后，她来短信感谢，依然表示有信心战胜疾病：
永新，新海已代表你看过我，谢谢关心。这次是肺癌复发了，所幸现在用靶向治疗还可以控制。第一个疗程下来证明有效。我有信心渡过难关。争取三月中旬北京相聚。
朱小蔓
2017年3月20日，全国“两会”结束不久，小蔓电话告诉我，“追随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做新时期‘四有’好教师”主题论坛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六届三次理事会定于4月2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京中学大礼堂召开，希望我到会做一个报告。电话放下一会儿，又接到了她的短信：
永新，两会忙完了，到处看到你的影像和建言。你辛苦了。现有一事请你支持：今年中陶会年会已定在北京中学夏青峰校长那开，大家一致呼声要听你的报告，1个小时以内即可，说你想说的。请把4月27日上午空出点时间。如无特殊情况请一定满足我们吧。顺告我经靶向治疗，全部病灶明显缩小，现已出院在南京休息，4月初返京，6月再回南通复查。
具体会议信息我另发给你。
朱小蔓
我在电话和短信中都告诉说，请她放心，她吩咐的事情我会照办。在那次理事会上，小蔓坚持辞去了她担任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的职务。
那次会议之后，小蔓的病情逐步恶化，她在南京和南通两地治疗。我也帮着寻找药物，并经常联系，鼓励她战胜疾病。有一次我发短信对她说：“李开复已经成为李康复，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她回复说：“希望自己战胜疾病。精神力量的确还是强大的。”
2019年春节前，我给小蔓发了一个短信：
小蔓姐，在北京过年吗？如果在，我去看看您。另外，受托编一本《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共和国70年教育70年70人文选》，每人一篇文章。请尽快告知您一篇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谢谢啦。祝新春大吉。
永新
正在治疗中的小蔓仍然满足了我的请求，及时回复我说：
永新，你好！我出京看病已近一年了，分别在南通、南京住院或在宁休息。目前情况还好，在吃中药，自己有信心。我这人粗心，从来没认真清理出一份论文清单。现综合考虑了一下还是选报《论情感在个体道德形成中的特殊价值》一文，该文刊载在《上海教育科研》1994年第五期。因为不在京，托人查找耽误了时间，实在抱歉啊！谢谢你的好意。祝福你全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朱小蔓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小蔓在病榻上为了选文，多次与我联系，对我的工作全力以赴支持。2019年10月，在共和國成立70周年前夕，这本文选如期出版。这本书，如同她主编的生命教育文集，以及《读书》杂志的对话，成为我们情谊的见证。我在挽联中，也表达了新教育同仁对她的敬爱和悼念。
教坛痛失巨擘，搦管飞龙，等身著作遗来者;
学苑常怀中坚，绝尘驾鹤，真情文章毓大家。
与小蔓近30年的交往，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断向她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她身上汲取力量的过程。往事并非云烟，不仅在今天像电影一般在眼前浮现，也将成为永远的怀念。斯人已去，但是她的精神永在。
（责任编辑：王振辉）
闻此噩耗，一时无语。虽然知道小蔓与病魔的抗争已经持续多年，近年病情恶化的消息也不时传来，但得知信息的那一刻，仍然一下子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悲从心来。晚上，写下了这首小诗：
姑苏论教犹在耳，
《读书》对话仍未终。
卅载关爱似姐弟，
思君岁岁泣秋风！
认识小蔓老师，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我是苏州大学的教授，她是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因为都是研究教育学，所以经常在各种学术会议和评审活动上见面。她为人富有激情而又不失宽厚，具有原则而又乐于助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9年，小蔓老师的学生、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室的戴联荣博士来找我，希望我能够为他们的一套跨学科丛书写一本。她告诉我，小蔓老师也有一本新书《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即将作为丛书中的一本出版。听说能够与小蔓一起“出镜”，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2000年，《我的教育理想》正式出版。据戴联荣博士介绍，小蔓和我的这两本书，是很受基础教育界一线教师欢迎的教育理论书籍。
2002年8月13—14日，小蔓参加在苏州举行的首次学习科学国际论坛。13日晚，我和小蔓在苏州的一家茶馆共同举行了一个茶话会，邀请一些在国外留学过的博士畅谈中国教育特别是苏州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抓住机会为苏州和新教育实验做广告，小蔓则介绍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情况及今后發展战略。听完我俩的介绍，这些海外学子们都很兴奋，纷纷表达了愿为祖国教育发展出智、出力的激情和愿望。畅谈之余，芝加哥大学湖林学院的杨效斯博士即兴作诗一首，赠送“中国教育之二朱”：
绿香入竹桶，
汗清出府尹。
和轩人气雅，
闲谈留圣意。
而来自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的万毅平博士也写了一首《和杨效斯兄》的诗文：
府尹献愿景，
绿蔓呈苦丁。
五福议教育，
和馆论古今。
当时，小蔓刚刚接任中央教科所所长，在短短的十六天内，她就对中国的教育科研走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看法，改革之意和敬业精神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用万毅平博士的话来说，就是“令人肃然起敬”。他事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改革总是艰难的，但是只有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小蔓，绿色的青蔓也。但愿她的改革如同苦丁茶，先苦后甜。”
那一次，我就和小蔓约定，一起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一方面，我邀请小蔓和与会的专家共同为我主编的《海外教育科学精品教材译丛》出谋划策，他们全部成为译丛的编委和顾问;另一方面，我与小蔓共同策划了一个教育科学研究论坛。
2003年11月8—10日，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苏州市人民政府协办的首届中国教育科学论坛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我主动报名当她的“后勤部长”。这次论坛本来是计划5月份在苏州召开的，由于非典的原因，会议推迟了。
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那是小蔓就任中国最高教育科学研究机构领导人的“首秀”。她对于教育研究的理解，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认为，最根本的办法在于要用创新的精神激活教育研究的活力。她呼吁，教育研究必须进一步面向实践，要对教育实践有强烈的敏感性，要对教育问题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要能够捕捉和抓得住最重要的课题，并通过一定的超前性的调查与实证分析，通过在基层艰苦细致地扎根研究，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政策以及面上的教育实践提供基础的、基本的、先期的行动依据和指导。她特别要求各级教育科研机构及研究人员进一步打破教育研究的封闭、割裂的状况，积极开展与社会其他领域、行业的互动，积极开展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的互动，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视角、概念与方法，不断开发和拓展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整合运用到教育研究中来。要善于借鉴和吸纳中外历史上的教育思想与经验，借鉴和吸纳当今各国的教育经验。特别是要重视与教育实践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结成伙伴式的合作研究关系，在研究中相互学习、共同成长。
她在会议的致辞中反对为研究而研究。她主张，对基于扎实研究的科研成果和产品，包括教育政策、教育思想和揭示教育规律性的教育科学，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要积极地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宣传先进的教育思想，传播新的教育知识，改变那种将成果束之高阁、教育研究效益低下的现象。而教育研究的创新精神，应当体现在对研究成果做深度的开发，努力改变教育理论、教育知识在表达方式上的枯燥、晦涩、空玄、单一和模式化，探索用明晰、晓畅的文体与多样化的文风，满足社会不同人群对教育思想与教育知识的不同需要。
她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不少弊端，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使教育科研机构焕发生机。她指出，现行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教育研究机构功能定位不尽准确和突出;其职能、建制、编制、投资体制缺乏合理依据;研究资源分散而缺乏整合;运作机制缺乏开放、透明、竞争与灵活多样;研究人员与教学工作脱节，缺乏知识传播和更新的刺激与动力;科研成果的评价与激励缺乏有效而健康的方式及其导向，等等。她表示，我们一定要将教育科研创新作为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打破过于行政化的管理模式，克服“等、靠、要”的陈旧心理，积极推进项目式、课题式的开放管理，加强跨部门、跨学科的联合，加强教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形成集团的优势和科研合作的共同体。
参加会议的中央教科所的朋友告诉我，小蔓虽然到任时间不长，但她非常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在她的眼里，每个人都有巨大的能量。所以，她就任中央教科所所长后，打破所长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惯例，发动大家选举。结果，程方平和陈云英两位干将，为她分担了不少学术管理的事务。其实，中央教科所最重要的工作，不就是学术吗？朱小蔓把最重要的权力给了专家，她也真正地超脱了，可以集中精力考虑长远的发展问题。她的民主作风和高屋建瓴，在短时间内，给中央教科所的同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7年底，我调任民进中央工作。到北京以后，我们的工作联系和学术交往就更多了。
2011年9月，新教育实验第十一届研讨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实验区举行，小蔓以“新教育：一个思想性的实验”为题在开幕式上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她说：“我自己算是新教育实验早期的支持者，但又是一个老年的新学生，因为前面十届研讨会都错过了。”她高度评价新教育实验“是目前中国当代教育史上最大规模、最大能量、最有号召力的教育实验”。她这样定位定性和评价新教育：“在教育研究类型上应该归类为实验研究，是一个行动研究，是一个行动性的实验研究，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行动性的实验研究。它从一开始提出的就是改变，就是行走，就是旅程。它一开始说的这些从十年前到今天，就一直在行动，一直在行走，一直在旅途中来体现它的行动品质、行动品格、行动哲学，我以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2012年1月，小蔓和我的教育对话录《中国教育：情感缺失》发表在《读书》当年杂志第一期。当时，《读书》杂志希望我们做一个连续性的对话，由他们陆续发表，为此，小蔓专门来民进中央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交流，对谈话的结构、内容进行了研讨。可惜，后来我和她都忙于各种事务，此事一直拖延着。总以为来日方长，没有想到成为永远的遗憾。
2012年11月，新教育国际高峰论坛在浙江宁波举行。小蔓老师应邀在会上做了一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文化透视》的讲演。在会议期间，她对新教育实验充满了期许，她说：“新教育团队这十年来的探索，是开拓性的、创造性的，他们已经贡献很多，还将会有更大的贡献。”
2015年春节期间，小蔓在南京多次联系我，说她和香港的教授共同主编的生命教育文集，希望收录我关于这一主题的论文。我在寒假期间第一时间完成交给了她。
2016年2月18日下午，我给小蔓发短信，告诉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国家图书馆将要举办“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座谈会暨《朱永新教育照片》英文版全球首发式”活动，询问她能否参加。没有想到，她秒回我：“我一定参加，向你学习。届时见。”
2月27日，活动顺利举行。小蔓如约参加，并且做了一个精彩的发言。第二天，我发短信感谢她，她马上回复：
永新，心有灵犀，正准备给你发信。我本就该去，事先也写好了稿，后怕时间来不及，没有展开。回来后拜读了你关于质量的四论，很有水平。你做的事确实太多，贡献多多。我也在辛苦做事，在复杂的环境下尽力做好能做的事。与你的友谊很美好。祝你一切顺利。
朱小蔓
2016年9月19日，新教育研究院在北京召开新生命教育的研讨会暨《新生命教育》教材首发式，当时我知道小蔓身体不好，不忍心打扰她。但是我们新生命教育研究所的同志反复说，朱小蔓教授是这个领域最顶尖的专家，如果身体允许还是争取邀请她来指导。没有想到，她又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而且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致辞。
会后，我发短信感谢她克服困难来参加新生命教育座谈会，同时建议她务必调整工作节奏，把身体放在第一位。她回复我说：
谢谢永新温暖的短信。再次表达祝贺和钦佩。刚又渡过几天紧张艰苦的教材会审会议。这会儿在家备课，近期有三次博士生及本科生课。我一定听从建议，注意休息，锻炼身体并调节情绪。与疾病抗争，是我最现实、真切的生命教育功课。
朱小蔓
那次活动之后，小蔓的学生告诉我，其实小蔓已经与疾病抗争了很多年了。她先后患胃癌和肺癌，但是一直坚持工作。小蔓的学生、江苏省南通田家炳中学校长陈永兵关于回忆小蔓如何对待疾病的一段文字让我非常感动。他说：“朱小蔓从来不把她的癌细胞当作是她工作的一个阻力，相反的是，她在与病魔的相处过程中，同样把她工作的热情和激情发挥到了极致。当病情再一次复发的时候，她跟癌细胞说，她以前可能忽视了它们的存在，现在要一起和平共处。她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她的生命，同时也把这种精神力量以这种方式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同事都说朱老师是一个行走的活的课堂。她到哪里都给我们极大的滋养和感召。”
2017年初，听说小蔓在南通休养治疗，我请我的学生许新海代表我去看望。事后，她来短信感谢，依然表示有信心战胜疾病：
永新，新海已代表你看过我，谢谢关心。这次是肺癌复发了，所幸现在用靶向治疗还可以控制。第一个疗程下来证明有效。我有信心渡过难关。争取三月中旬北京相聚。
朱小蔓
2017年3月20日，全国“两会”结束不久，小蔓电话告诉我，“追随伟大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做新时期‘四有’好教师”主题论坛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六届三次理事会定于4月2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北京中学大礼堂召开，希望我到会做一个报告。电话放下一会儿，又接到了她的短信：
永新，两会忙完了，到处看到你的影像和建言。你辛苦了。现有一事请你支持：今年中陶会年会已定在北京中学夏青峰校长那开，大家一致呼声要听你的报告，1个小时以内即可，说你想说的。请把4月27日上午空出点时间。如无特殊情况请一定满足我们吧。顺告我经靶向治疗，全部病灶明显缩小，现已出院在南京休息，4月初返京，6月再回南通复查。
具体会议信息我另发给你。
朱小蔓
我在电话和短信中都告诉说，请她放心，她吩咐的事情我会照办。在那次理事会上，小蔓坚持辞去了她担任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的职务。
那次会议之后，小蔓的病情逐步恶化，她在南京和南通两地治疗。我也帮着寻找药物，并经常联系，鼓励她战胜疾病。有一次我发短信对她说：“李开复已经成为李康复，也祝愿您早日康复。”她回复说：“希望自己战胜疾病。精神力量的确还是强大的。”
2019年春节前，我给小蔓发了一个短信：
小蔓姐，在北京过年吗？如果在，我去看看您。另外，受托编一本《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共和国70年教育70年70人文选》，每人一篇文章。请尽快告知您一篇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谢谢啦。祝新春大吉。
永新
正在治疗中的小蔓仍然满足了我的请求，及时回复我说：
永新，你好！我出京看病已近一年了，分别在南通、南京住院或在宁休息。目前情况还好，在吃中药，自己有信心。我这人粗心，从来没认真清理出一份论文清单。现综合考虑了一下还是选报《论情感在个体道德形成中的特殊价值》一文，该文刊载在《上海教育科研》1994年第五期。因为不在京，托人查找耽误了时间，实在抱歉啊！谢谢你的好意。祝福你全家新春快乐，阖家幸福！
朱小蔓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小蔓在病榻上为了选文，多次与我联系，对我的工作全力以赴支持。2019年10月，在共和國成立70周年前夕，这本文选如期出版。这本书，如同她主编的生命教育文集，以及《读书》杂志的对话，成为我们情谊的见证。我在挽联中，也表达了新教育同仁对她的敬爱和悼念。
教坛痛失巨擘，搦管飞龙，等身著作遗来者;
学苑常怀中坚，绝尘驾鹤，真情文章毓大家。
与小蔓近30年的交往，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断向她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她身上汲取力量的过程。往事并非云烟，不仅在今天像电影一般在眼前浮现，也将成为永远的怀念。斯人已去，但是她的精神永在。
（责任编辑：王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