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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建城记》手稿、1927年革命先烈李大钊等人被捕后的相关档案、嘉靖年間的《京师五城坊巷图》、一座整樘的老北京胡同“原装”蛮子门……这些珍贵的历史载体，全都汇聚在了一场名为“档案见证北京”的展览中。
走进北京市档案馆新馆大楼，很容易就能找到这场口耳相传“足足可以看一天”的大型展览。如果你在展厅稍加留意，或许还会偶遇一位旁征博引、口才绝佳的“讲解员”。他就是“档案见证北京”的策展人、北京市档案馆展览陈列处的王兰顺。
说到档案，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枯燥，然而，王兰顺常挂嘴边的却是“太有意思了”！他的“有意思”，是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发现值得探寻的蛛丝马迹，是在说走就走的实地调查中求证历史真相，更是在抢救式的口述史中挖掘鲜活细节。
正是这三者的结合，让王兰顺这个档案人的名字走进了普通大众的视野中。作为大型展览“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策展人之一的王兰顺，创下了60多万人次参观的纪录，他还是“网红”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发起人。
而在这些热闹背后，他觉得自己更像“一名进行镌刻的工匠”，细细揣摩，雕琢出值得铭记的档案故事，飨人飨己。
大酱园子里与胡同结缘
乍暖还寒时节，迎着蒙蒙细雨，我在北京市档案馆新馆第一次见到了王兰顺。原以为这样权威博学的档案专家会有点高冷，没想到他竟然直接迎到了门岗处，甚至没有打伞。
我们一边走进展厅，一边聊起了“档案见证北京”。他走路风风火火，步伐很快，一开口语速更快，三言两语就把策展的“困难”唠完了：“展览开放前一天，我一晚上没睡。开放当天早上6点，展厅还是个大工地。到了9点开馆，参观者哗啦啦就进来了，当天就有4000多人参观。”
参观者看到的，是一场占地1500平方米的展览，共包含670余件档案展品，其中近半数为首次公开。这些档案以编年体的形式，从3000多年前燕都建城讲起，一直延续到当下。跨度如此之大，王兰顺讲起每件档案背后的故事，却是信手拈来。
“有人说，你们档案馆难道有北京3000多年的档案吗？当然没有，但是你看，这份1974年房山琉璃河商周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报告，当时琉璃河古燕国遗址怎么发现的、出土了什么东西，写得一清二楚，反映的不就是3000多年前的历史吗？”
“这是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建城记》手稿，是他去世以后，家人捐赠给我们档案馆的。”
“这幅1909年的《最新北京精细全图》是从京师自来水公司的档案里找出来的。地图上的红线就是当时自来水公司规划的自来水管线，你看这些红点，标记的是水龙头的位置，南城正阳门外一带的红点很密，因为那里商业门店聚集……”
从“先哲营城”到“匠心筑梦”，我们在展厅参观了三个小时，王兰顺滴水未沾，一口北京腔却始终透亮从容，每句话里都是满满的知识点。
很多人想不到，聊起档案这样如数家珍的王兰顺，其实是人到中年才与档案结缘。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早年学过展览设计、广告策划，人生的前30年几乎从未与档案有过交集。直到1996年，他成了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工委的一名宣传干事。
“那时候，街道工委为了宣传工作购置了一套摄像设备，我就负责拍电视新闻片。”王兰顺说，供给电视台播出的新闻片，一条大概也就几十秒。除此之外，“我更喜欢耐心地拍点小专题，许多年后还可以回味的那种。”可是，专题片拍什么呢？1998年，北京的一场疾风骤雨后，他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
那天，王兰顺到东总布胡同采访拍摄居民雨后受灾情况，走到胡同西口路南的一个院子时，看到院里倒了一棵杨树，砸了民房，就随口问这院子是哪家的产权。没想到，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先生说出了一串名人：“这儿原来是中国作家协会宿舍，看到倒了的那棵树吗？树前面以前是刘白羽家，西侧是萧乾的家，北侧是严文井家，院里头还住过赵树理……”王兰顺至今记得，老人一口气给他列举了近20个名人。他一下子就被震住了：像这样重量级的作家，要是在外地，但凡有一个人住过的地方都是景点，在我们北京居然这么多重量级的作家全住一个院里头！后来，王兰顺还特意拜访了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这才知道，在萧乾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有一篇文章《在大酱园子里》，写的就是这个院子。
这只是偶然发现的一个院子，就有这么多的故事，北京还有多少个这样的院子？好奇心的驱使，让北京的街巷胡同自此闯进了王兰顺的生活。
那一年，忙完街道的日常工作，他就扛着三四十斤重的摄像机，穿行在街道辖区的一条条街巷胡同中，四合院、街坊邻居、胡同里的清洁工，都是他拍摄的对象。有一回，蹲着拍摄得太久，“拍摄完了才感到腿脚麻木得站不起来啦。”王兰顺大笑，“工作量很大，但是那个时候真不觉得累，就觉得很有意思。”到了年底一数，他拍的专题片仅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就有17部，其中大部分是胡同题材。
专题片一部又一部地播出，胡同里的居民逐渐把王兰顺当成了自己人。而最让王兰顺感慨的是，胡同带他走进了档案的世界。
档案的魅力在抽丝剥茧
1999年，东城区禄米仓胡同举办了一个“禄米仓胡同今昔图片展”。这是北京的第一个胡同历史文化展，展览地点就设在胡同里的文化中心展览大厅内，王兰顺是这次展览的策划者之一。
为了策划这次展览，王兰顺扛着摄像机，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电视台记者一起，沿着胡同挨家挨户做口述史访谈，询问每个院子里住过谁、发生过什么故事。因为与居民太熟悉，这些事情王兰顺已经驾轻就熟，没想到的是，因为调查禄米仓胡同历史，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档案的魅力。
原来，为了确保史料准确，王兰顺头一回来到档案馆。这一查不要紧，他一下子就惊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户口调查表、工厂调查表等原始档案资料，详细到胡同里的每个门牌号都有记录。
“准确的档案与居民的讲述放一块儿，太多有意思的事儿一下子就出来了！”谈及与档案的第一次相遇，王兰顺仍难掩兴奋，“比如说，这条胡同为什么叫禄米仓？明朝嘉靖年间，这里就有了存放禄米的粮仓，据档案史料记载，过去整个这片地块曾有57座仓廒。” “1912年，段祺瑞在禄米仓仓廒创办了陆军被服厂。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又在这里建了华北被服呢革总厂，但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打入了被服厂。这些在档案中都有反映。我访问过当年被服厂地下党的组织委员，他告诉我，当时还不知道傅作义要打要和时，组织给他们安排过一个任务，如果真打起来的话，让他们想方设法配合解放军将朝阳门打开。”
延续近500年的历史，最终被浓缩成了图文并茂的展览，以及十多盘录像带。2000年，《风雨禄米仓》等三集系列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摄像就是王兰顺。
王兰顺说，那时人们对胡同文化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很多人都不理解他。没想到，展览和纪录片最后特别轰动，不仅普及了胡同历史，还带来了满满正能量的涟漪效应：禄米仓胡同新上任的居委会主任在这次胡同展的筹办过程中跟居民们打成了一片;胡同里的驻地单位，破例向居民开放了浴池和食堂;《长征组歌》的创作者之一晨耕也住在这条胡同里，在展览举办的过程中，老人主动参加社区活动，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一条胡同的历史文化展览，竟然促进了社区的建设工作，这让王兰顺恍然大悟，档案的魅力不仅仅在档案本身，展览的功夫原来在展览之外。
从那以后，王兰顺先后又策划了总布胡同、外交部街、崇文门内街区等的历史调查和展览。每一次，都少不了去档案馆查询档案史料。
被档案史料覆盖的每个角落
王兰顺似乎注定闲不下来。今年是他在这里工作的第16个年头了，就在这个朋友口中“养老的好地方”，他却忙得连轴转。
2009年，王兰顺难得休年假，到大栅栏珠宝市去体验一下这里的京商氛围。当来到“谦祥益”绸布门店，又给自己揽了个活儿。原来，他看到这家门店上写着“谦祥益1830”，顿时职业病发作开始刨根问底：1830是什么意思？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店员回答，谦祥益最早的历史见于1830年，都是老店员们口耳相传的。
王兰顺一听，忍不住查阅史料，发现谦祥益在内的“八大祥”发家都在山东章丘。不过，史料记载确凿吗？正好是年假期间，王兰顺自费直奔山东。到了章丘旧军村。在村民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块清朝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的石碑，碑上一面是祠堂的平面图，一面记录了捐资修祠堂时的出資人，其中就有“恒祥”。恒祥，就是谦祥益的前身。“这说明谦祥益的历史至少比1830年还早了20多年。”王兰顺说完哈哈大笑，“多好玩儿的事儿，对不对？不过，应该没人像我这样。”
2012年，北京市档案馆与首都博物馆联手共同承办了“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展览，半年的时间吸引了60多万人次参观。这次合作办展，市档案馆方的策展人就是王兰顺。
2013年，北京第一家胡同博物馆——史家胡同博物馆对外开放。王兰顺回忆，最初是为贯彻落实中共北京市直机关工委广泛开展的“三进两促”指示精神，帮助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办事处辖区所属的史家胡同办一个胡同历史展览，以促进当地的社区建设。王兰顺策划过很多胡同展，但都是短期的，展览结束就拆掉了。因此他提出，能否办一个落地的、常设的胡同展览？街道办事处也很赞同，恰好坐落在史家胡同24号的这处院落产权属于街道，更巧的是，正好有个公益组织愿意出资修缮这处危房。就这样，修缮好的这处院落最终变成了史家胡同博物馆，常年对外展出史家胡同的历史与文化。
201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史家胡同》新书出版发行。作为执行主编，王兰顺花了两年的时间，一方面查阅档案史料，一方面走访了60多位居民，纠正了不少民间流传中张冠李戴的故事。
2019年，王兰顺的新作《档案·镌刻流年》正式出版。小小的一本书，解读了厚重的北京，其中有对智化寺、睿王府等古迹的历史文化考据，有对便宜坊、六必居等北京老字号的溯源，有对“朝内81号”等老宅子前世今生的查证，当然也少不了对北京胡同街区变迁脉络的梳理。此外，多年来笔耕不辍的王兰顺，还在工作之余出版了《住在北京四合院》，参与撰写了《院落北京》等图书，并且，自2014年开始，他一直坚持为《北京规划建设》杂志撰写专栏。
最近成为北京文化爱好者打卡新地标的“档案见证北京”展览，则是王兰顺一直以来的心愿。十几年翻阅海量档案史料的经历，让他深信，“北京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不被档案史料覆盖的地方。”如果用档案史料来展现北京的3000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一定非常壮观。过去，由于办展条件所限，一直没能实现。直到市档案馆即将搬迁新馆，需要办一个既体现馆藏档案特点，又体现北京城市定位的“亮相展”，作为策展人，他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又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闲不住的王兰顺又开始以馆藏档案为依托，结合史料进行新的研究。他说，很多党史故事大家似乎耳熟能详，但品读档案，就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
比如，一份侦缉队捕获陈独秀及证物的报告中，记载“今晚约八时，在新世界见一白帽西服人，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至约十时，该人潜往该商场五层楼之西南方黑暗处……手持传单，正欲往下扔撒……”被在这里盯梢的密探逮捕了。陈独秀的穿着、在新世界的举动细节、如何被捕等，读了这份档案，就一目了然了。
再举个例子，众所周知，一代报人邵飘萍1926年被捕，惨遭军阀杀害，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邵飘萍凭着新闻人特有的敏感，数次逃脱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抓捕。有一份档案记载了发生在1919年7月的事情，京师警察厅传唤邵飘萍时，他“籍故延宕，暗行翻墙脱逃”，跑到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然后换上工人服装，逃往了天津……
这些随口讲出的故事，只是沉淀在王兰顺脑海中无数档案故事中的“冰山一角”。
如此博闻强识，他是怎么做到的？谈话结束时，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暮色中，王兰顺送我到门外，自己却又回到了办公室。他说，还要再看会儿档案。档案的“有意思”在于走出去，但首先，你得愿意坐下来，在慢工细活中研究枯燥的档案。
摘自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副刊”
走进北京市档案馆新馆大楼，很容易就能找到这场口耳相传“足足可以看一天”的大型展览。如果你在展厅稍加留意，或许还会偶遇一位旁征博引、口才绝佳的“讲解员”。他就是“档案见证北京”的策展人、北京市档案馆展览陈列处的王兰顺。
说到档案，很多人第一印象都是枯燥，然而，王兰顺常挂嘴边的却是“太有意思了”！他的“有意思”，是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发现值得探寻的蛛丝马迹，是在说走就走的实地调查中求证历史真相，更是在抢救式的口述史中挖掘鲜活细节。
正是这三者的结合，让王兰顺这个档案人的名字走进了普通大众的视野中。作为大型展览“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策展人之一的王兰顺，创下了60多万人次参观的纪录，他还是“网红”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发起人。
而在这些热闹背后，他觉得自己更像“一名进行镌刻的工匠”，细细揣摩，雕琢出值得铭记的档案故事，飨人飨己。
大酱园子里与胡同结缘
乍暖还寒时节，迎着蒙蒙细雨，我在北京市档案馆新馆第一次见到了王兰顺。原以为这样权威博学的档案专家会有点高冷，没想到他竟然直接迎到了门岗处，甚至没有打伞。
我们一边走进展厅，一边聊起了“档案见证北京”。他走路风风火火，步伐很快，一开口语速更快，三言两语就把策展的“困难”唠完了：“展览开放前一天，我一晚上没睡。开放当天早上6点，展厅还是个大工地。到了9点开馆，参观者哗啦啦就进来了，当天就有4000多人参观。”
参观者看到的，是一场占地1500平方米的展览，共包含670余件档案展品，其中近半数为首次公开。这些档案以编年体的形式，从3000多年前燕都建城讲起，一直延续到当下。跨度如此之大，王兰顺讲起每件档案背后的故事，却是信手拈来。
“有人说，你们档案馆难道有北京3000多年的档案吗？当然没有，但是你看，这份1974年房山琉璃河商周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报告，当时琉璃河古燕国遗址怎么发现的、出土了什么东西，写得一清二楚，反映的不就是3000多年前的历史吗？”
“这是侯仁之先生的《北京建城记》手稿，是他去世以后，家人捐赠给我们档案馆的。”
“这幅1909年的《最新北京精细全图》是从京师自来水公司的档案里找出来的。地图上的红线就是当时自来水公司规划的自来水管线，你看这些红点，标记的是水龙头的位置，南城正阳门外一带的红点很密，因为那里商业门店聚集……”
从“先哲营城”到“匠心筑梦”，我们在展厅参观了三个小时，王兰顺滴水未沾，一口北京腔却始终透亮从容，每句话里都是满满的知识点。
很多人想不到，聊起档案这样如数家珍的王兰顺，其实是人到中年才与档案结缘。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早年学过展览设计、广告策划，人生的前30年几乎从未与档案有过交集。直到1996年，他成了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工委的一名宣传干事。
“那时候，街道工委为了宣传工作购置了一套摄像设备，我就负责拍电视新闻片。”王兰顺说，供给电视台播出的新闻片，一条大概也就几十秒。除此之外，“我更喜欢耐心地拍点小专题，许多年后还可以回味的那种。”可是，专题片拍什么呢？1998年，北京的一场疾风骤雨后，他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
那天，王兰顺到东总布胡同采访拍摄居民雨后受灾情况，走到胡同西口路南的一个院子时，看到院里倒了一棵杨树，砸了民房，就随口问这院子是哪家的产权。没想到，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先生说出了一串名人：“这儿原来是中国作家协会宿舍，看到倒了的那棵树吗？树前面以前是刘白羽家，西侧是萧乾的家，北侧是严文井家，院里头还住过赵树理……”王兰顺至今记得，老人一口气给他列举了近20个名人。他一下子就被震住了：像这样重量级的作家，要是在外地，但凡有一个人住过的地方都是景点，在我们北京居然这么多重量级的作家全住一个院里头！后来，王兰顺还特意拜访了萧乾的夫人文洁若女士，这才知道，在萧乾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有一篇文章《在大酱园子里》，写的就是这个院子。
这只是偶然发现的一个院子，就有这么多的故事，北京还有多少个这样的院子？好奇心的驱使，让北京的街巷胡同自此闯进了王兰顺的生活。
那一年，忙完街道的日常工作，他就扛着三四十斤重的摄像机，穿行在街道辖区的一条条街巷胡同中，四合院、街坊邻居、胡同里的清洁工，都是他拍摄的对象。有一回，蹲着拍摄得太久，“拍摄完了才感到腿脚麻木得站不起来啦。”王兰顺大笑，“工作量很大，但是那个时候真不觉得累，就觉得很有意思。”到了年底一数，他拍的专题片仅在北京电视台播出的就有17部，其中大部分是胡同题材。
专题片一部又一部地播出，胡同里的居民逐渐把王兰顺当成了自己人。而最让王兰顺感慨的是，胡同带他走进了档案的世界。
档案的魅力在抽丝剥茧
1999年，东城区禄米仓胡同举办了一个“禄米仓胡同今昔图片展”。这是北京的第一个胡同历史文化展，展览地点就设在胡同里的文化中心展览大厅内，王兰顺是这次展览的策划者之一。
为了策划这次展览，王兰顺扛着摄像机，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电视台记者一起，沿着胡同挨家挨户做口述史访谈，询问每个院子里住过谁、发生过什么故事。因为与居民太熟悉，这些事情王兰顺已经驾轻就熟，没想到的是，因为调查禄米仓胡同历史，他第一次感受到了档案的魅力。
原来，为了确保史料准确，王兰顺头一回来到档案馆。这一查不要紧，他一下子就惊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户口调查表、工厂调查表等原始档案资料，详细到胡同里的每个门牌号都有记录。
“准确的档案与居民的讲述放一块儿，太多有意思的事儿一下子就出来了！”谈及与档案的第一次相遇，王兰顺仍难掩兴奋，“比如说，这条胡同为什么叫禄米仓？明朝嘉靖年间，这里就有了存放禄米的粮仓，据档案史料记载，过去整个这片地块曾有57座仓廒。” “1912年，段祺瑞在禄米仓仓廒创办了陆军被服厂。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又在这里建了华北被服呢革总厂，但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打入了被服厂。这些在档案中都有反映。我访问过当年被服厂地下党的组织委员，他告诉我，当时还不知道傅作义要打要和时，组织给他们安排过一个任务，如果真打起来的话，让他们想方设法配合解放军将朝阳门打开。”
延续近500年的历史，最终被浓缩成了图文并茂的展览，以及十多盘录像带。2000年，《风雨禄米仓》等三集系列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正式播出，摄像就是王兰顺。
王兰顺说，那时人们对胡同文化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很多人都不理解他。没想到，展览和纪录片最后特别轰动，不仅普及了胡同历史，还带来了满满正能量的涟漪效应：禄米仓胡同新上任的居委会主任在这次胡同展的筹办过程中跟居民们打成了一片;胡同里的驻地单位，破例向居民开放了浴池和食堂;《长征组歌》的创作者之一晨耕也住在这条胡同里，在展览举办的过程中，老人主动参加社区活动，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一条胡同的历史文化展览，竟然促进了社区的建设工作，这让王兰顺恍然大悟，档案的魅力不仅仅在档案本身，展览的功夫原来在展览之外。
从那以后，王兰顺先后又策划了总布胡同、外交部街、崇文门内街区等的历史调查和展览。每一次，都少不了去档案馆查询档案史料。
被档案史料覆盖的每个角落
王兰顺似乎注定闲不下来。今年是他在这里工作的第16个年头了，就在这个朋友口中“养老的好地方”，他却忙得连轴转。
2009年，王兰顺难得休年假，到大栅栏珠宝市去体验一下这里的京商氛围。当来到“谦祥益”绸布门店，又给自己揽了个活儿。原来，他看到这家门店上写着“谦祥益1830”，顿时职业病发作开始刨根问底：1830是什么意思？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店员回答，谦祥益最早的历史见于1830年，都是老店员们口耳相传的。
王兰顺一听，忍不住查阅史料，发现谦祥益在内的“八大祥”发家都在山东章丘。不过，史料记载确凿吗？正好是年假期间，王兰顺自费直奔山东。到了章丘旧军村。在村民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一块清朝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的石碑，碑上一面是祠堂的平面图，一面记录了捐资修祠堂时的出資人，其中就有“恒祥”。恒祥，就是谦祥益的前身。“这说明谦祥益的历史至少比1830年还早了20多年。”王兰顺说完哈哈大笑，“多好玩儿的事儿，对不对？不过，应该没人像我这样。”
2012年，北京市档案馆与首都博物馆联手共同承办了“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展览，半年的时间吸引了60多万人次参观。这次合作办展，市档案馆方的策展人就是王兰顺。
2013年，北京第一家胡同博物馆——史家胡同博物馆对外开放。王兰顺回忆，最初是为贯彻落实中共北京市直机关工委广泛开展的“三进两促”指示精神，帮助东城区朝阳门街道办事处辖区所属的史家胡同办一个胡同历史展览，以促进当地的社区建设。王兰顺策划过很多胡同展，但都是短期的，展览结束就拆掉了。因此他提出，能否办一个落地的、常设的胡同展览？街道办事处也很赞同，恰好坐落在史家胡同24号的这处院落产权属于街道，更巧的是，正好有个公益组织愿意出资修缮这处危房。就这样，修缮好的这处院落最终变成了史家胡同博物馆，常年对外展出史家胡同的历史与文化。
201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史家胡同》新书出版发行。作为执行主编，王兰顺花了两年的时间，一方面查阅档案史料，一方面走访了60多位居民，纠正了不少民间流传中张冠李戴的故事。
2019年，王兰顺的新作《档案·镌刻流年》正式出版。小小的一本书，解读了厚重的北京，其中有对智化寺、睿王府等古迹的历史文化考据，有对便宜坊、六必居等北京老字号的溯源，有对“朝内81号”等老宅子前世今生的查证，当然也少不了对北京胡同街区变迁脉络的梳理。此外，多年来笔耕不辍的王兰顺，还在工作之余出版了《住在北京四合院》，参与撰写了《院落北京》等图书，并且，自2014年开始，他一直坚持为《北京规划建设》杂志撰写专栏。
最近成为北京文化爱好者打卡新地标的“档案见证北京”展览，则是王兰顺一直以来的心愿。十几年翻阅海量档案史料的经历，让他深信，“北京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不被档案史料覆盖的地方。”如果用档案史料来展现北京的3000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一定非常壮观。过去，由于办展条件所限，一直没能实现。直到市档案馆即将搬迁新馆，需要办一个既体现馆藏档案特点，又体现北京城市定位的“亮相展”，作为策展人，他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又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闲不住的王兰顺又开始以馆藏档案为依托，结合史料进行新的研究。他说，很多党史故事大家似乎耳熟能详，但品读档案，就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细节。
比如，一份侦缉队捕获陈独秀及证物的报告中，记载“今晚约八时，在新世界见一白帽西服人，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至约十时，该人潜往该商场五层楼之西南方黑暗处……手持传单，正欲往下扔撒……”被在这里盯梢的密探逮捕了。陈独秀的穿着、在新世界的举动细节、如何被捕等，读了这份档案，就一目了然了。
再举个例子，众所周知，一代报人邵飘萍1926年被捕，惨遭军阀杀害，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此之前，邵飘萍凭着新闻人特有的敏感，数次逃脱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抓捕。有一份档案记载了发生在1919年7月的事情，京师警察厅传唤邵飘萍时，他“籍故延宕，暗行翻墙脱逃”，跑到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然后换上工人服装，逃往了天津……
这些随口讲出的故事，只是沉淀在王兰顺脑海中无数档案故事中的“冰山一角”。
如此博闻强识，他是怎么做到的？谈话结束时，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暮色中，王兰顺送我到门外，自己却又回到了办公室。他说，还要再看会儿档案。档案的“有意思”在于走出去，但首先，你得愿意坐下来，在慢工细活中研究枯燥的档案。
摘自微信公众号“北京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