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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1942年在港患病，先是被误诊为“喉部肿瘤”，手术摘除；后来确诊为肺结核与恶性气管扩张，不能进食。同年1月22日去世，年仅31岁。她在拍纸簿上写道：“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的这份不甘，不光是哀叹自己的年命不永，更多的是人生末路之际，掉转头来，回看一生，她的31年岁月竟是如此坎坷辛酸。
学者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曾将萧红定位为“漂泊者”，确实，十年间，她辗转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日本、武汉、西安、香港等地，从未在一地久居，好似找不到栖息之枝的飞鸟，即便折翼断翅孤行无助，也不得不淋风沐雨彷徨前行。
而这份无枝可栖的孤立与悲伤，不惟是时代的战火流离，迫得人人都要几度辗转流徙。更因为在萧红短短的一生中，她的情感世界从来都是创痛处处的。这其中，她与萧军的一段感情，也自来是让人惋叹嗟伤的。
萧红出身本系呼兰城的一个大财主，当她渐渐成人之际，父母包办，要将她嫁于汪殿甲。萧红坚执不肯，逃婚出走至北平，考入女师大附中，汪氏尾随而至，两人又因经济困窘折返哈尔滨，在一家东兴顺旅馆同居。孰料1932年汪氏以回家取钱为由，竟将怀孕中的萧红抛弃，孤苦无助、有孕在身的萧红，不得已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投书求助。而报社主编裴馨园收到信后，所派去探望萧红的青年编辑，正是萧军。
一边是英姿飒爽的文章才子三郎，一边是无人可依楚楚可怜的萧红，偶然的际遇，悲伤的故事，人生的患难，当此都不再是爱情的阻扰，相反倒成了感情的催化剂。一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萧军遂趁乱从旅社救出萧红。两人结为夫妻，在道裏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同居。萧军不仅搭救了萧红，也使得萧红从此走上写作之路。
不过这段似乎应该美满幸福的感情却并未有始有终。萧军固然是豪气干云的大丈夫，也未尝不是一个易动心性的风流才子。而两人初识的方式，也注定萧红不能在这段感情中得到应有的平等。
林贤治说：“萧军是一个强悍的、有本事、有力量的男人，因此必然成为家庭的主体。关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人们不是拿爱的、也即平等的眼光看，而是一开始就从萧红的困境出发，把萧军定位为一个施与者、拯救者、解放者。于是在一个共同体里，他们不是对等的，不是相对的自由个体，而是一个成了债权人，另一个是债务人。可悲的是，萧红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这种传统道德的眼光，其实是男性的眼光来看。她一方面把萧军看作爱人、知己，人生旅途中的伙伴，另一方面又把萧军看作苦难的分担者，危险中的守护者。”无疑，萧军对萧红有爱，可这爱里头多少都透着一股施恩者的威严。爱，不怕过程的曲折艰辛，但初始的不平等与伴侣关系的异化，却足以构成对感情的伤害。因此萧红唯有不断地服从萧军，才谈得上是爱萧军。而当一段感情演变成施恩者与报答者的形态时，双方都必须以索取与付出的方式，才得以维系这段感情。美国学者葛浩文就曾说，在二萧的关系里，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还是萧军多年的“佣人、姘妇、密友和出气包”。
不独萧红情路不顺，所谓黄金时代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也一样举步维艰。据现存内容推断，她的未完成作品《异乡记》写于1946年，记叙的是张爱玲在该年初由上海赴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的札记。彼时，抗战刚结束，胡兰成实为待罪之身，与范秀美避匿至温州。虽为逃难，但你来我往竟成眷属，在范是为情所迷，在胡则是半为利用半为心动，而此时身处上海的张爱玲并不知他心心念念的胡兰成竟化一路惊险为惊艳。她不顾战时慌乱，迢迢自上海来探视，“想着你（胡）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二月里到温州，胡当下一惊，“心里即刻不喜，甚至没有感激”，而“夫妻患难相从，千里迢迢特为来看我，此是世人之事，但爱玲也这样，我只觉不宜”。胡兰成对外人介绍张是他妹妹，将她安置在旅馆，却从不在此过夜。最终张爱玲不得不失望地返回上海，“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真是黄金时代，乱世女人。美国学者黄心村的《乱世书写》探究的正是这仓皇年代里的女作家的故事。在夺目的张爱玲的“周围是一群与她一样在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女性作家”，有无数不知名的或已然为历史忘却的曾经知名的大大小小的“张爱玲”们，在上海书写她们各自的“传奇”与“流言”；更重要的是，这些女人并非不世出的仙女与才女，而是直面她们所处的世代，一个炮火轰鸣、人生流离的乱世。以往，我们的目光从未真正触及孤岛时期生活在上海的女性创作者，但其实“沦陷上海的文化图景的真正占领者是她们”。历史不该忘却这样的美丽名姓，作家张爱玲、苏青、施济美、潘柳黛和关露，艺术家陈小翠、周炼霞和吴青霞。无论当日她们各自具有怎样卓越的成就和响亮的声名，又或是更为昙花一现、闻者无几的那些文艺女子，日后等待她们的都只是历史空白。
而与这“空白”相对应的则是“误读”。譬如书中尤为强调的一点，即女性作家和艺术家并非只写儿女之情，其实她们“面对破碎的家园和岌岌可危的城市文化，努力以自己的话语拼起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梳理着周遭不可理喻的世界”。只是她们所尝试的主题未必就是男性叙事中常见的死亡、饥饿、破坏与动荡，她们有自己另类的战争叙事角度与方式。好比张爱玲在《传奇》1944年版前言中说的，“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看透了战争的虚妄与短暂。热辣辣的苏青在1945年散文集《饮食男女》的后记中，更坦言，“有人说：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代，还要写什么文章呢？—意见恰巧与我相反”，“我选择这项写作与出版事业来排遣我目前的光阴—只要渡过这时期，我要活，得痛快地活下去呀！”动荡中的写作从来不止是消磨时日的手段，更是对战争破坏生活的严正抗议。
女人难为，乱世中的女人难为，乱世中的才女更难为。不论是萧红、张爱玲还是关露、陈小翠，乱世中的才女在惘惘的一生中力求不受战争和政治的戕害，不断在创作中召唤日常生活的常态、召唤受破坏的心灵的常态、召唤不知往何处去的世界的常态，虽然她们自己的人生总不免有令人扼腕的残缺。
学者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曾将萧红定位为“漂泊者”，确实，十年间，她辗转哈尔滨、北平、青岛、上海、日本、武汉、西安、香港等地，从未在一地久居，好似找不到栖息之枝的飞鸟，即便折翼断翅孤行无助，也不得不淋风沐雨彷徨前行。
而这份无枝可栖的孤立与悲伤，不惟是时代的战火流离，迫得人人都要几度辗转流徙。更因为在萧红短短的一生中，她的情感世界从来都是创痛处处的。这其中，她与萧军的一段感情，也自来是让人惋叹嗟伤的。
萧红出身本系呼兰城的一个大财主，当她渐渐成人之际，父母包办，要将她嫁于汪殿甲。萧红坚执不肯，逃婚出走至北平，考入女师大附中，汪氏尾随而至，两人又因经济困窘折返哈尔滨，在一家东兴顺旅馆同居。孰料1932年汪氏以回家取钱为由，竟将怀孕中的萧红抛弃，孤苦无助、有孕在身的萧红，不得已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投书求助。而报社主编裴馨园收到信后，所派去探望萧红的青年编辑，正是萧军。
一边是英姿飒爽的文章才子三郎，一边是无人可依楚楚可怜的萧红，偶然的际遇，悲伤的故事，人生的患难，当此都不再是爱情的阻扰，相反倒成了感情的催化剂。一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萧军遂趁乱从旅社救出萧红。两人结为夫妻，在道裏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同居。萧军不仅搭救了萧红，也使得萧红从此走上写作之路。
不过这段似乎应该美满幸福的感情却并未有始有终。萧军固然是豪气干云的大丈夫，也未尝不是一个易动心性的风流才子。而两人初识的方式，也注定萧红不能在这段感情中得到应有的平等。
林贤治说：“萧军是一个强悍的、有本事、有力量的男人，因此必然成为家庭的主体。关于他们两人的关系，人们不是拿爱的、也即平等的眼光看，而是一开始就从萧红的困境出发，把萧军定位为一个施与者、拯救者、解放者。于是在一个共同体里，他们不是对等的，不是相对的自由个体，而是一个成了债权人，另一个是债务人。可悲的是，萧红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这种传统道德的眼光，其实是男性的眼光来看。她一方面把萧军看作爱人、知己，人生旅途中的伙伴，另一方面又把萧军看作苦难的分担者，危险中的守护者。”无疑，萧军对萧红有爱，可这爱里头多少都透着一股施恩者的威严。爱，不怕过程的曲折艰辛，但初始的不平等与伴侣关系的异化，却足以构成对感情的伤害。因此萧红唯有不断地服从萧军，才谈得上是爱萧军。而当一段感情演变成施恩者与报答者的形态时，双方都必须以索取与付出的方式，才得以维系这段感情。美国学者葛浩文就曾说，在二萧的关系里，萧红是个“被保护的孩子、管家以及什么都做的杂工”，还是萧军多年的“佣人、姘妇、密友和出气包”。
不独萧红情路不顺，所谓黄金时代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也一样举步维艰。据现存内容推断，她的未完成作品《异乡记》写于1946年，记叙的是张爱玲在该年初由上海赴温州找胡兰成途中所写的札记。彼时，抗战刚结束，胡兰成实为待罪之身，与范秀美避匿至温州。虽为逃难，但你来我往竟成眷属，在范是为情所迷，在胡则是半为利用半为心动，而此时身处上海的张爱玲并不知他心心念念的胡兰成竟化一路惊险为惊艳。她不顾战时慌乱，迢迢自上海来探视，“想着你（胡）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二月里到温州，胡当下一惊，“心里即刻不喜，甚至没有感激”，而“夫妻患难相从，千里迢迢特为来看我，此是世人之事，但爱玲也这样，我只觉不宜”。胡兰成对外人介绍张是他妹妹，将她安置在旅馆，却从不在此过夜。最终张爱玲不得不失望地返回上海，“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真是黄金时代，乱世女人。美国学者黄心村的《乱世书写》探究的正是这仓皇年代里的女作家的故事。在夺目的张爱玲的“周围是一群与她一样在战争夹缝中顽强生长的女性作家”，有无数不知名的或已然为历史忘却的曾经知名的大大小小的“张爱玲”们，在上海书写她们各自的“传奇”与“流言”；更重要的是，这些女人并非不世出的仙女与才女，而是直面她们所处的世代，一个炮火轰鸣、人生流离的乱世。以往，我们的目光从未真正触及孤岛时期生活在上海的女性创作者，但其实“沦陷上海的文化图景的真正占领者是她们”。历史不该忘却这样的美丽名姓，作家张爱玲、苏青、施济美、潘柳黛和关露，艺术家陈小翠、周炼霞和吴青霞。无论当日她们各自具有怎样卓越的成就和响亮的声名，又或是更为昙花一现、闻者无几的那些文艺女子，日后等待她们的都只是历史空白。
而与这“空白”相对应的则是“误读”。譬如书中尤为强调的一点，即女性作家和艺术家并非只写儿女之情，其实她们“面对破碎的家园和岌岌可危的城市文化，努力以自己的话语拼起一幅完整的历史图景，梳理着周遭不可理喻的世界”。只是她们所尝试的主题未必就是男性叙事中常见的死亡、饥饿、破坏与动荡，她们有自己另类的战争叙事角度与方式。好比张爱玲在《传奇》1944年版前言中说的，“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看透了战争的虚妄与短暂。热辣辣的苏青在1945年散文集《饮食男女》的后记中，更坦言，“有人说：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代，还要写什么文章呢？—意见恰巧与我相反”，“我选择这项写作与出版事业来排遣我目前的光阴—只要渡过这时期，我要活，得痛快地活下去呀！”动荡中的写作从来不止是消磨时日的手段，更是对战争破坏生活的严正抗议。
女人难为，乱世中的女人难为，乱世中的才女更难为。不论是萧红、张爱玲还是关露、陈小翠，乱世中的才女在惘惘的一生中力求不受战争和政治的戕害，不断在创作中召唤日常生活的常态、召唤受破坏的心灵的常态、召唤不知往何处去的世界的常态，虽然她们自己的人生总不免有令人扼腕的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