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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天津曾连续发生了几次较大规模的金融风潮，加剧了清末民初天津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在历次风潮中，天津商会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金融危机对商民的侵害。
天津商会的缘起
近代天津是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点。1866年，天津已有9家英国洋行，4家俄国洋行，棉布业、百货业、五金业、西药业等新式商铺比比皆是，以洋行为中心的商业格局开始形成。19世纪90年代，洋布店约35家有余；新兴的西药店27家，五金商店7家，洋镜业竟达30家。此时的天津已成为辐射北方各省的第一个商品贸易中心。
伴随着外国资本的涌入，国内洋务运动的兴起，以及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引进，中国近代的机器大工业，由官办企业而产生，发展到民办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19世纪80年代创办的德泰机器厂、万顺铁厂、天津自来火公司、北洋织绒厂等企业。到1911年前，天津民办工业已发展到107家，所涉及门类达16个。
近代天津工商业的迅速壮大，为商会的萌生奠定了基础。1902年庚子事变后的天津，工商业同行之间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加之洋货越来越多地进入天津，天津本土商人的日子更加难过。众多商家愈发觉得，没有一个互相通气的渠道，迟早会受人蒙骗，不能只讲竞争了，还要联合。
这种情形得到清政府商部的重视。1903年2月，商部在《劝办商会章程》中即指出，在洋货倾销的打击下，华商所处困境，经营之苦，求利之难，大异昔时，致病之由即在商惰不聚、商力不厚、商智不开。在与洋商的竞争中，“只求一己之私而不顾大局”，因而屡遭惨败。而要克服此三点，就必须创立商会。1903年12月23日，商部左参议王清穆又致函天津宁世福、王贤宾，告知沪埠商会业已成立，并要求天津“速联合绅商，斟酌时宜，参照沪会章程，克日举办报部”。1904年1月11日，商部在《劝办商会角胜洋商折》中强调：“近数十年间，开辟商埠三十余处，各国群起争利”，而华商势涣力微，纵观各国商战角胜驯至富强，“实得力于商会”，同时将《劝办商会章程》二十六条，广为散发。使“以通商情，保商利”为宗旨的商会，为众多的商人所认识。至同年3月17日，载振、顾卓新、陈璧，又联名致函袁世凯，扼要指出“商与商各自为计”、“商与官不相通”为华商久存固习，请在津速立商会以剔除之。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商会的面世。
当然商会的设立也与津埠众商的力争密不可分。1904年夏秋之交，全津30余行业的61家商号的行董联名呈文，请求速建商会：“窃闻商会者，众商之会也”。众商还认为，“惟中国白海禁大开，商埠日辟，番舶互市，利权外溢，华商艰窘日甚一日，商务衰颓固不必讳。就津市而论，往年街面计存官行各款为数甚巨，藉资通融，尚可敷衍。庚子以后，银根空虚，钱法大坏，商务凋敝，元气未复，加以经商者扬厉铺张，浮华太甚，以致官行各款无敢寄存者。是以市面愈加滞塞，通国类然，天津尤甚。非实力整顿，大施培养，不足以联商情而挽颓风。”“如立商会，兴利除弊，藉得补救，商务可大转机也”。商人们的呼声道出了他们更加迫切地期望建立商会这样一个联络工商各业，维护自身利益的近代社团组织。
总之，近代天津商会的设立不仅与当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分不开，而且也是在官商共同需求声中诞生的。天津商会的价值
1904年11月16日，商部批准“天津商务公所”(1903年，天津仿照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创设天津商务公所，以便联络商情，整顿和挽救天津市面)改为“天津商务总会”。天津著名盐商、长芦纲总王贤宾首任天津商务总会总理。
近代中国商会是一个工商界的民办法人社团。商会的章程和宗旨表明，商会是具有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
如《天津总商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增进工商事业，联络工商感情，调处争议，以谋巩固为宗旨”。商会注重维护和发展工商业者的共同利益，其日常工作内容主要有三一是为维护市场正常交易而从事的沟通、协调、公证、评价、监督等服务；二是解决商会成员之间或成员与社会之间交往中出现的问题；三是为商会成员代言，将其意见上书政府，在政府和工商业者之间充当中介体。
由于天津商会具有管理市场、维持市面，平抑物价、制止不法行为的权利，较好地起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改善市场环境的作用，而且商会还经常组织开展商业调查，以便各行各业工商户及时明了何地产销何物以及行情涨落趋势等各方面的情况。近代商会主持多达几百种的调查结果，为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应对市场变化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天津商会在向会员提供经济服务时，常常超出其经济职能的范围，将其功能伸展到政治、教育、地方自治、调解商人纠纷、赞助社会公益等十分广阔的社会领域。商会在城市社会的公共活动中的参与和管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有创办报刊、兴办商学、平粜粮食、实施赈济、整顿交通等公共活动，进一步构建了商会在社会公益事业中与政府的协调合作关系。
危机隐患的堆积
在天津近代商埠工商业的繁荣兴盛背后，一直埋藏着一连串的危机隐患。
隐患之一是金融业发展滞后。天津开埠后，进出口贸易发展迅猛，一跃而为北方头等贸易大港，但始终存在巨额逆差，金银长期大量外流，市场流通货币日益减少，导致抵抗风险能力大大降低。
隐患之二是币制混乱。清末，在大宗的交易中，人们更多地使用较为方便的银元，银两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此时的中国已开始铸造银元，清代的最后几十年间又铸造精巧的铜元。此外，传统的典当和银钱业所发行的银钱票，随贸易规模的扩大发行量增加，外资银行、华资银行及各省官银钱局都发行纸币，市面流通的纸币规模扩大。银两、银元、铜元、纸币等各类货币之间相互关系异常复杂，而又缺少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货币制度十分混乱。此后在天津发生的六七次金融风潮中，有三次直接源自于此。
隐患之三是落后的信用制度。长期以来，赊欠已成为商业交易的一种惯例，在天津，“交易可以长久拖欠，勿庸现银”，“外客来津办货，赊欠最占多数，商家意在销货，不得不通例办理，及至收银，外客率多勒捎”。这种扭曲的信用制度往往形成大量难以收回的债务。但因由来已久，不仅中国的工商业没有因贸易规模扩大对其加以改变，就连洋行以及外资银行也“入乡随俗”，遵从中国已有的商业信用惯例，或者借助于官府来确认华商的信用，而没有以他们原有的信用制度为准则来建立华洋之间的信用关系。
隐患渐积，终于金融风潮的打击如霹雳一般迎面而来。
挺身而出救市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本不 充裕的天津市面银根骤紧，周转愈发困难。不仅殷实银号开写银帖，甚至小钱铺也开钱票，市面银帖、钱帖膨胀，“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贴水之风由此而起。
面对陷入混乱的市场，直隶总督袁世凯采取了强硬手段，于1903年1月下令，钱帖、银帖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严禁贴水。一贯靠贴水获利的钱商，因此受到遏制，难以维持，故相继倒闭。1903年初至1904年4月，“歇业荒闭者，一百数十家”，一年后各行业受此牵连而倒闭者高达2000余家。
市井萧条，商贾疲困。面对此种危难，筹款接济、维持市面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而身负督导疏通任务的商会更感责任重大。1903年5月，刚刚成立的天津商务公所向袁世凯提出挽救市面的四项措施，第一项便是推缓新旧欠。
每遇风潮紧急时，银钱业为减少损失，对各行商家所欠款项，不论是否到期，往往一律催收，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因此，商会特地要求钱业，对各外行所欠内行票款，如未到期，不得迫追，以免牵动。如内行一时需款，可持房地各产契据及殷实外行票据或货物，呈文商会转向各官银号借款。1903年，天津官银号为救济市面，借与各钱行银70余万两，仅取五厘薄息，冀以周转流通，订明分期本利归还，这种当时为解决各钱行负欠的应急办法，后来逐渐形成惯例。
尽管清理积欠、推缓旧欠缓解了燃眉之急，但现银短缺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商业往来无法恢复如常。因此，新成立的天津商务总会面对此种危急局势，当务之急是要补充资金，改变市场上资金短缺状况。其采取措施有二：一是仿照上海设立“众商公估局”，整顿银色。1909年天津商务总会督办众商成立公估局，决定开办经费由众钱商先行垫付。天津众商公估局刚开办三天，即估银337000两，使危机日趋缓和。二是为了防止流弊。1908年10月中旬，天津绅商恢复成立了天津钱商公会，并附属商会，颁订章程细则18条，使钱业走上正轨。随后于10月21日发布通告，命令各钱商不得有加贴水买卖番纸(即外商银行华账房所开支票)，如有违者，按所得贴费加百倍惩罚。1909年5月19日起，开办了京、申电汇各项汇票行市，逐渐使天津的贴水风潮得以缓解，成为天津银钱市场趋于平稳正常的标志。
此外，天津商会四处拓展资金来源，但票号、外国银行每遇风潮，为保全自身，意在收缩，无意扶助钱庄商家，因此商会与驻津的华比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借款协商终未成功。至此，筹款接济市面，设法维持各行业的运转，就主要依赖于官府以及官办银行。根据各钱商反复申请，天津总督袁世凯陆续发给市面的现银不下一百万两，但是对于“积困之后，空虚已甚”的天津市面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挽救铜元危机
铜元危机是清末天津城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更广的一次金融危机。1902年12月，周学熙奉命筹建的银元局正式投产，开始铸造银元、铜元。1903年8月，大量铜元投放天津市场。让人始料不及的是，铜元发行不久，由于滥铸、私铸增多，市面铜元壅塞，流通不畅，信用大减，铜元开始急剧贬值。其原因在于官府漫无节制地滥铸铜元，以解决财政拮据，致使铜元数量与日猛增，由此带来市场的紊乱以及对商人利益和百姓日常生活的损害。
1904年1月，天气极寒，天津一些贫苦人家想用仅有的铜元，将曾经当出的衣服赎回过冬，却遭到当铺掌柜严词拒绝，因此，冻死冻伤者无数。此时市面上一块银洋可换得铜元1800余文，换得制钱(清政府所铸的铜钱)1400文，铜元与制钱之间400文的差距，足以说明铜元的贬值程度。到1911年初，铜元贬值达到极点，天津甚至出现了一天之内一袋面涨价40多枚铜元的情景。
铜元贬值的根源是滥铸、私铸，因此解决的根本在于集中铸造，根除滥铸、私铸。天津市面所流通的铜元，本应全部由北洋银元局及户部造币总厂所铸造。早在1904年初，天津市面铜元还未形成壅积之势时，大量铜元由外路运来，其分量成色与北洋银元局所铸不同，经常引起市面争论。对此，天津商务总会提出，以后除北洋银元局所铸铜元应遵守政府以一当十通流行使，如有别样铜元运入，其铜元一枚不作为制钱十文使用。此外，商会请求直隶总督令巡警局严禁沿海各关口私运铜元，一经拿获，照例究办，并令海关道、各领事，凡在各国租界私运铜元者，无论中外人等一律惩处。会昌盛、德厚兴商号等因私运外省铜元入境，被罚银40万两购买本省铜元。商会进而提出造币厂应与商会协商确定铸造铜元数量，直到满足市面需要为止。
加快市面铜元流通是从流通环节寻求的一种对策。人们认识到，铜元拥挤，是因私铸私贩铜元之结果，但若不使之周转流通，人易视铜元为不足信用，价值愈贱，则补救愈难。1908年8月，商会为此向官府提出三个对策；一是坚持商民一体通用铜元；二是“关卡不可留难”；三是创设总汇所，使铜元一项有出有入。
1908年天津市面上的铜元较1903年贬值达千余文，使各阶层民众和商人都不堪其累。为此，天津商务总会总理王贤宾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草拟了《挽救铜元危机办法三条》，其中一条是筹设官钱局，行使银元、铜元纸币，“准由各商民用铜元向钱局兑换两等纸币，以资津埠流通”。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地方官府的支持，因而得以顺利推行。此后两年间，天津银钱市场的相对平静，不能说与上述措施没有关系。
辛亥革命前夕，铜元危机在天津又趋严重。与以前所不同的是，此次危机系因铜元停铸和大量外运，致使天津市面上铜元价格大幅反弹，1911年9月，银元与铜元的兑换比例，由先前的银1元兑换铜元130枚(1907年天津商务总会所定)后变为兑换110枚，市场上再次出现“人心惶惶，浮言摇动，市面益形恐慌”的局面，如在天津杨柳青镇市面上竟数日不见铜元，“人民持银兑换者，遍街市无觅处”。面对此景，天津城董事会要求天津商会约集钱业“探其受病之源”，“研究维持善法。”于是，天津商务总会针对津市钱币繁杂，私赌私贩成风，铜元行市涨落不测，百物昂贵，人心不定的情况，除继续履行调查职责以外，决定：
一是先发通告，规定每银1元仍兑换铜元130枚，由商务总会负责主持，以5元为度，接济人民日用之需，不准多换，倘有影射多换渔利，一经查出，“定行从严罚办。”
二是天津商务总会又请由直督“迅予檄饬造币厂，按日铸发铜元60万枚，以1月为限。
三是改变以往准予并鼓励铜元外运的做法，严禁大批铜元出境，以保市面。对违反规定者予以严究。
天津商务总会上述措施得到了直隶总督和造币厂的支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缓解停兑风潮
民国初始，北洋政府一手策划的中 交两行停兑风潮危及市面，这对商会组织来讲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掌权，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视为己有。每当政府财政陷入窘境，袁世凯即令两行为其垫款并滥发纸币。1916年，中国银行向北洋政府贷款2200余万元，发行纸币4600余万元；交通银行为其垫款3800余万元，发行纸币3680余万元。银行现银以“垫款”、“贷款”的形式提供给北洋政府，导致现银储备量急剧下降。1916年4月初，天津、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中国银行均出现挤兑情况。为保留并控制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库存现银，袁世凯密令两行各地分行立即将库存现银集中北京。消息传出后，各地人心浮动，挤兑之风愈演愈烈。5月12日，北洋政府向中国、交通两行下达“停兑止付”命令，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抗命“照常兑现”外，两行各地分支行大都遵令停兑。两行天津分行宣布停兑后，一时间，天津地面“人心恐慌，市面金融滞塞，大有停市之势”。
为了推缓这次停兑风潮的到来，天津商会于5月12日召集各行业商董筹划维持办法，并发起成立“直隶绅商金融维持会”，拟具《简章十四条》及《办事规则十条》。直隶绅商金融维持会决定先由直隶省银行筹集款50万元、长芦绅商和各行商凑集100万元、中交两银行50万元，共200万元现款备作基金，以兑换直隶中、交两行发行盖有直隶和天津字样的钞票504万元的纸币，外省及北京中交两银行钞票不包括在范围之内。天津商会还推选了21名绅商代表到巡按使公署进行交涉，强烈要求以直隶省上缴中央田赋和税收700万元截留和以滦矿股票15万股作为担保。绅商代表们提出，直隶绅商金融维持会奉令将滦矿股票存入直隶省银行，就应拥有滦矿股票权。直隶财政厅不太愿意将股票权移交维持会，以备军饷不足时动用。直隶金融维持会会长、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坚持认为，因为当时说好滦矿股票权是要交维持会的。如果没有维持会就不可能发现此项股票，也不会把它存放在直省银行。此滦矿股票应由直隶省银行开出存条，再由维持会开具收条。直隶省银行代表认为，已经发给财政厅收条，不能再发。卞月庭态度十分，强硬，你们如果不办，本会将全体辞职。直隶省银行被迫让步。不仅如此，直隶金融维持会的绅商们又利用他们与天津籍的军政要员的关系，通过写信，与徐世昌、冯国璋、曹锐、王士珍及李纯等人联系，求得他们对商会行动的支持。
直隶绅商金融维持会成立后，立即向社会公布了《兑换纸币办法》。他们还劝说各商购买由直隶省银行发行300万元的公债票，换回中交两行钞票以及该行外债抵欠，借公债票的流通救活市面。经过天津商会绅士们的种种努力，中、交两行停兑风潮终于得以缓解。
商会维护商权
1928年6月，国民军占领天津。受国民党政府命令兑换钞票之影响，如天津华威、丝茶、边业、劝业、农工、蒙藏、中国实业银行、中华汇业银1行所发之银元、钞票及角票，持票人纷纷向各该行兑现，一方面钱摊复乘机折扣，从中渔利；另一方面多家银行因准备金不足发生停兑，以致平津两地同起挤兑风潮。商会为了防止险象发生，派出人员到各银行检查现金准备情况，而且受命政府到各银行查复钞票停兑情况。
上世纪30年代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天津和华北商业市场不断发生恐慌，尤其是银行倒闭案时有发生。由于天津商会增强了注意市场危机的预测和缓解功能，一面与银行同业公会积极融通资金，并协助组织公库，增强了对危机的抗御力；另一方面则不断组织监督检查各银行准备金的情况，终于制止了因银行倒闭导致市面混乱的结局。
清末民初的20多年间，天津金融市场一直是波澜起伏，危机四起。除了上述金融风潮，如1908年的银色风潮和布商债务风潮，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1911年的长芦盐商洋债风潮，1920年的日金棉纱棉业风潮，1921年的中交挤兑风潮等迭次爆发，导致市面生意停止，人心恐慌已极。
在一系列的各种危机中，天津商会领导者们表现超凡脱俗，他们采取了既与政府相互配合又与政府斗争的周旋策略，及时化解或缓息了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也维护了商权，使商人的损失尽量减少到最小化，维持了金融业的平稳发展，为近代天津工商业的顺利发展铺就道路。毋庸置疑，近代天津多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如果没有天津商会竭力的上下沟通，护卫商界利益的实际行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天津商会的缘起
近代天津是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对接点。1866年，天津已有9家英国洋行，4家俄国洋行，棉布业、百货业、五金业、西药业等新式商铺比比皆是，以洋行为中心的商业格局开始形成。19世纪90年代，洋布店约35家有余；新兴的西药店27家，五金商店7家，洋镜业竟达30家。此时的天津已成为辐射北方各省的第一个商品贸易中心。
伴随着外国资本的涌入，国内洋务运动的兴起，以及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引进，中国近代的机器大工业，由官办企业而产生，发展到民办企业。如19世纪70年代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19世纪80年代创办的德泰机器厂、万顺铁厂、天津自来火公司、北洋织绒厂等企业。到1911年前，天津民办工业已发展到107家，所涉及门类达16个。
近代天津工商业的迅速壮大，为商会的萌生奠定了基础。1902年庚子事变后的天津，工商业同行之间的竞争进入白热化，加之洋货越来越多地进入天津，天津本土商人的日子更加难过。众多商家愈发觉得，没有一个互相通气的渠道，迟早会受人蒙骗，不能只讲竞争了，还要联合。
这种情形得到清政府商部的重视。1903年2月，商部在《劝办商会章程》中即指出，在洋货倾销的打击下，华商所处困境，经营之苦，求利之难，大异昔时，致病之由即在商惰不聚、商力不厚、商智不开。在与洋商的竞争中，“只求一己之私而不顾大局”，因而屡遭惨败。而要克服此三点，就必须创立商会。1903年12月23日，商部左参议王清穆又致函天津宁世福、王贤宾，告知沪埠商会业已成立，并要求天津“速联合绅商，斟酌时宜，参照沪会章程，克日举办报部”。1904年1月11日，商部在《劝办商会角胜洋商折》中强调：“近数十年间，开辟商埠三十余处，各国群起争利”，而华商势涣力微，纵观各国商战角胜驯至富强，“实得力于商会”，同时将《劝办商会章程》二十六条，广为散发。使“以通商情，保商利”为宗旨的商会，为众多的商人所认识。至同年3月17日，载振、顾卓新、陈璧，又联名致函袁世凯，扼要指出“商与商各自为计”、“商与官不相通”为华商久存固习，请在津速立商会以剔除之。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商会的面世。
当然商会的设立也与津埠众商的力争密不可分。1904年夏秋之交，全津30余行业的61家商号的行董联名呈文，请求速建商会：“窃闻商会者，众商之会也”。众商还认为，“惟中国白海禁大开，商埠日辟，番舶互市，利权外溢，华商艰窘日甚一日，商务衰颓固不必讳。就津市而论，往年街面计存官行各款为数甚巨，藉资通融，尚可敷衍。庚子以后，银根空虚，钱法大坏，商务凋敝，元气未复，加以经商者扬厉铺张，浮华太甚，以致官行各款无敢寄存者。是以市面愈加滞塞，通国类然，天津尤甚。非实力整顿，大施培养，不足以联商情而挽颓风。”“如立商会，兴利除弊，藉得补救，商务可大转机也”。商人们的呼声道出了他们更加迫切地期望建立商会这样一个联络工商各业，维护自身利益的近代社团组织。
总之，近代天津商会的设立不仅与当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分不开，而且也是在官商共同需求声中诞生的。天津商会的价值
1904年11月16日，商部批准“天津商务公所”(1903年，天津仿照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创设天津商务公所，以便联络商情，整顿和挽救天津市面)改为“天津商务总会”。天津著名盐商、长芦纲总王贤宾首任天津商务总会总理。
近代中国商会是一个工商界的民办法人社团。商会的章程和宗旨表明，商会是具有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
如《天津总商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增进工商事业，联络工商感情，调处争议，以谋巩固为宗旨”。商会注重维护和发展工商业者的共同利益，其日常工作内容主要有三一是为维护市场正常交易而从事的沟通、协调、公证、评价、监督等服务；二是解决商会成员之间或成员与社会之间交往中出现的问题；三是为商会成员代言，将其意见上书政府，在政府和工商业者之间充当中介体。
由于天津商会具有管理市场、维持市面，平抑物价、制止不法行为的权利，较好地起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改善市场环境的作用，而且商会还经常组织开展商业调查，以便各行各业工商户及时明了何地产销何物以及行情涨落趋势等各方面的情况。近代商会主持多达几百种的调查结果，为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应对市场变化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天津商会在向会员提供经济服务时，常常超出其经济职能的范围，将其功能伸展到政治、教育、地方自治、调解商人纠纷、赞助社会公益等十分广阔的社会领域。商会在城市社会的公共活动中的参与和管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中有创办报刊、兴办商学、平粜粮食、实施赈济、整顿交通等公共活动，进一步构建了商会在社会公益事业中与政府的协调合作关系。
危机隐患的堆积
在天津近代商埠工商业的繁荣兴盛背后，一直埋藏着一连串的危机隐患。
隐患之一是金融业发展滞后。天津开埠后，进出口贸易发展迅猛，一跃而为北方头等贸易大港，但始终存在巨额逆差，金银长期大量外流，市场流通货币日益减少，导致抵抗风险能力大大降低。
隐患之二是币制混乱。清末，在大宗的交易中，人们更多地使用较为方便的银元，银两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此时的中国已开始铸造银元，清代的最后几十年间又铸造精巧的铜元。此外，传统的典当和银钱业所发行的银钱票，随贸易规模的扩大发行量增加，外资银行、华资银行及各省官银钱局都发行纸币，市面流通的纸币规模扩大。银两、银元、铜元、纸币等各类货币之间相互关系异常复杂，而又缺少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货币制度十分混乱。此后在天津发生的六七次金融风潮中，有三次直接源自于此。
隐患之三是落后的信用制度。长期以来，赊欠已成为商业交易的一种惯例，在天津，“交易可以长久拖欠，勿庸现银”，“外客来津办货，赊欠最占多数，商家意在销货，不得不通例办理，及至收银，外客率多勒捎”。这种扭曲的信用制度往往形成大量难以收回的债务。但因由来已久，不仅中国的工商业没有因贸易规模扩大对其加以改变，就连洋行以及外资银行也“入乡随俗”，遵从中国已有的商业信用惯例，或者借助于官府来确认华商的信用，而没有以他们原有的信用制度为准则来建立华洋之间的信用关系。
隐患渐积，终于金融风潮的打击如霹雳一般迎面而来。
挺身而出救市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本不 充裕的天津市面银根骤紧，周转愈发困难。不仅殷实银号开写银帖，甚至小钱铺也开钱票，市面银帖、钱帖膨胀，“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贴水之风由此而起。
面对陷入混乱的市场，直隶总督袁世凯采取了强硬手段，于1903年1月下令，钱帖、银帖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严禁贴水。一贯靠贴水获利的钱商，因此受到遏制，难以维持，故相继倒闭。1903年初至1904年4月，“歇业荒闭者，一百数十家”，一年后各行业受此牵连而倒闭者高达2000余家。
市井萧条，商贾疲困。面对此种危难，筹款接济、维持市面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而身负督导疏通任务的商会更感责任重大。1903年5月，刚刚成立的天津商务公所向袁世凯提出挽救市面的四项措施，第一项便是推缓新旧欠。
每遇风潮紧急时，银钱业为减少损失，对各行商家所欠款项，不论是否到期，往往一律催收，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因此，商会特地要求钱业，对各外行所欠内行票款，如未到期，不得迫追，以免牵动。如内行一时需款，可持房地各产契据及殷实外行票据或货物，呈文商会转向各官银号借款。1903年，天津官银号为救济市面，借与各钱行银70余万两，仅取五厘薄息，冀以周转流通，订明分期本利归还，这种当时为解决各钱行负欠的应急办法，后来逐渐形成惯例。
尽管清理积欠、推缓旧欠缓解了燃眉之急，但现银短缺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商业往来无法恢复如常。因此，新成立的天津商务总会面对此种危急局势，当务之急是要补充资金，改变市场上资金短缺状况。其采取措施有二：一是仿照上海设立“众商公估局”，整顿银色。1909年天津商务总会督办众商成立公估局，决定开办经费由众钱商先行垫付。天津众商公估局刚开办三天，即估银337000两，使危机日趋缓和。二是为了防止流弊。1908年10月中旬，天津绅商恢复成立了天津钱商公会，并附属商会，颁订章程细则18条，使钱业走上正轨。随后于10月21日发布通告，命令各钱商不得有加贴水买卖番纸(即外商银行华账房所开支票)，如有违者，按所得贴费加百倍惩罚。1909年5月19日起，开办了京、申电汇各项汇票行市，逐渐使天津的贴水风潮得以缓解，成为天津银钱市场趋于平稳正常的标志。
此外，天津商会四处拓展资金来源，但票号、外国银行每遇风潮，为保全自身，意在收缩，无意扶助钱庄商家，因此商会与驻津的华比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借款协商终未成功。至此，筹款接济市面，设法维持各行业的运转，就主要依赖于官府以及官办银行。根据各钱商反复申请，天津总督袁世凯陆续发给市面的现银不下一百万两，但是对于“积困之后，空虚已甚”的天津市面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挽救铜元危机
铜元危机是清末天津城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更广的一次金融危机。1902年12月，周学熙奉命筹建的银元局正式投产，开始铸造银元、铜元。1903年8月，大量铜元投放天津市场。让人始料不及的是，铜元发行不久，由于滥铸、私铸增多，市面铜元壅塞，流通不畅，信用大减，铜元开始急剧贬值。其原因在于官府漫无节制地滥铸铜元，以解决财政拮据，致使铜元数量与日猛增，由此带来市场的紊乱以及对商人利益和百姓日常生活的损害。
1904年1月，天气极寒，天津一些贫苦人家想用仅有的铜元，将曾经当出的衣服赎回过冬，却遭到当铺掌柜严词拒绝，因此，冻死冻伤者无数。此时市面上一块银洋可换得铜元1800余文，换得制钱(清政府所铸的铜钱)1400文，铜元与制钱之间400文的差距，足以说明铜元的贬值程度。到1911年初，铜元贬值达到极点，天津甚至出现了一天之内一袋面涨价40多枚铜元的情景。
铜元贬值的根源是滥铸、私铸，因此解决的根本在于集中铸造，根除滥铸、私铸。天津市面所流通的铜元，本应全部由北洋银元局及户部造币总厂所铸造。早在1904年初，天津市面铜元还未形成壅积之势时，大量铜元由外路运来，其分量成色与北洋银元局所铸不同，经常引起市面争论。对此，天津商务总会提出，以后除北洋银元局所铸铜元应遵守政府以一当十通流行使，如有别样铜元运入，其铜元一枚不作为制钱十文使用。此外，商会请求直隶总督令巡警局严禁沿海各关口私运铜元，一经拿获，照例究办，并令海关道、各领事，凡在各国租界私运铜元者，无论中外人等一律惩处。会昌盛、德厚兴商号等因私运外省铜元入境，被罚银40万两购买本省铜元。商会进而提出造币厂应与商会协商确定铸造铜元数量，直到满足市面需要为止。
加快市面铜元流通是从流通环节寻求的一种对策。人们认识到，铜元拥挤，是因私铸私贩铜元之结果，但若不使之周转流通，人易视铜元为不足信用，价值愈贱，则补救愈难。1908年8月，商会为此向官府提出三个对策；一是坚持商民一体通用铜元；二是“关卡不可留难”；三是创设总汇所，使铜元一项有出有入。
1908年天津市面上的铜元较1903年贬值达千余文，使各阶层民众和商人都不堪其累。为此，天津商务总会总理王贤宾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草拟了《挽救铜元危机办法三条》，其中一条是筹设官钱局，行使银元、铜元纸币，“准由各商民用铜元向钱局兑换两等纸币，以资津埠流通”。这些措施都得到了地方官府的支持，因而得以顺利推行。此后两年间，天津银钱市场的相对平静，不能说与上述措施没有关系。
辛亥革命前夕，铜元危机在天津又趋严重。与以前所不同的是，此次危机系因铜元停铸和大量外运，致使天津市面上铜元价格大幅反弹，1911年9月，银元与铜元的兑换比例，由先前的银1元兑换铜元130枚(1907年天津商务总会所定)后变为兑换110枚，市场上再次出现“人心惶惶，浮言摇动，市面益形恐慌”的局面，如在天津杨柳青镇市面上竟数日不见铜元，“人民持银兑换者，遍街市无觅处”。面对此景，天津城董事会要求天津商会约集钱业“探其受病之源”，“研究维持善法。”于是，天津商务总会针对津市钱币繁杂，私赌私贩成风，铜元行市涨落不测，百物昂贵，人心不定的情况，除继续履行调查职责以外，决定：
一是先发通告，规定每银1元仍兑换铜元130枚，由商务总会负责主持，以5元为度，接济人民日用之需，不准多换，倘有影射多换渔利，一经查出，“定行从严罚办。”
二是天津商务总会又请由直督“迅予檄饬造币厂，按日铸发铜元60万枚，以1月为限。
三是改变以往准予并鼓励铜元外运的做法，严禁大批铜元出境，以保市面。对违反规定者予以严究。
天津商务总会上述措施得到了直隶总督和造币厂的支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缓解停兑风潮
民国初始，北洋政府一手策划的中 交两行停兑风潮危及市面，这对商会组织来讲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掌权，将中国、交通两大银行视为己有。每当政府财政陷入窘境，袁世凯即令两行为其垫款并滥发纸币。1916年，中国银行向北洋政府贷款2200余万元，发行纸币4600余万元；交通银行为其垫款3800余万元，发行纸币3680余万元。银行现银以“垫款”、“贷款”的形式提供给北洋政府，导致现银储备量急剧下降。1916年4月初，天津、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中国银行均出现挤兑情况。为保留并控制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库存现银，袁世凯密令两行各地分行立即将库存现银集中北京。消息传出后，各地人心浮动，挤兑之风愈演愈烈。5月12日，北洋政府向中国、交通两行下达“停兑止付”命令，除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抗命“照常兑现”外，两行各地分支行大都遵令停兑。两行天津分行宣布停兑后，一时间，天津地面“人心恐慌，市面金融滞塞，大有停市之势”。
为了推缓这次停兑风潮的到来，天津商会于5月12日召集各行业商董筹划维持办法，并发起成立“直隶绅商金融维持会”，拟具《简章十四条》及《办事规则十条》。直隶绅商金融维持会决定先由直隶省银行筹集款50万元、长芦绅商和各行商凑集100万元、中交两银行50万元，共200万元现款备作基金，以兑换直隶中、交两行发行盖有直隶和天津字样的钞票504万元的纸币，外省及北京中交两银行钞票不包括在范围之内。天津商会还推选了21名绅商代表到巡按使公署进行交涉，强烈要求以直隶省上缴中央田赋和税收700万元截留和以滦矿股票15万股作为担保。绅商代表们提出，直隶绅商金融维持会奉令将滦矿股票存入直隶省银行，就应拥有滦矿股票权。直隶财政厅不太愿意将股票权移交维持会，以备军饷不足时动用。直隶金融维持会会长、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坚持认为，因为当时说好滦矿股票权是要交维持会的。如果没有维持会就不可能发现此项股票，也不会把它存放在直省银行。此滦矿股票应由直隶省银行开出存条，再由维持会开具收条。直隶省银行代表认为，已经发给财政厅收条，不能再发。卞月庭态度十分，强硬，你们如果不办，本会将全体辞职。直隶省银行被迫让步。不仅如此，直隶金融维持会的绅商们又利用他们与天津籍的军政要员的关系，通过写信，与徐世昌、冯国璋、曹锐、王士珍及李纯等人联系，求得他们对商会行动的支持。
直隶绅商金融维持会成立后，立即向社会公布了《兑换纸币办法》。他们还劝说各商购买由直隶省银行发行300万元的公债票，换回中交两行钞票以及该行外债抵欠，借公债票的流通救活市面。经过天津商会绅士们的种种努力，中、交两行停兑风潮终于得以缓解。
商会维护商权
1928年6月，国民军占领天津。受国民党政府命令兑换钞票之影响，如天津华威、丝茶、边业、劝业、农工、蒙藏、中国实业银行、中华汇业银1行所发之银元、钞票及角票，持票人纷纷向各该行兑现，一方面钱摊复乘机折扣，从中渔利；另一方面多家银行因准备金不足发生停兑，以致平津两地同起挤兑风潮。商会为了防止险象发生，派出人员到各银行检查现金准备情况，而且受命政府到各银行查复钞票停兑情况。
上世纪30年代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天津和华北商业市场不断发生恐慌，尤其是银行倒闭案时有发生。由于天津商会增强了注意市场危机的预测和缓解功能，一面与银行同业公会积极融通资金，并协助组织公库，增强了对危机的抗御力；另一方面则不断组织监督检查各银行准备金的情况，终于制止了因银行倒闭导致市面混乱的结局。
清末民初的20多年间，天津金融市场一直是波澜起伏，危机四起。除了上述金融风潮，如1908年的银色风潮和布商债务风潮，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1911年的长芦盐商洋债风潮，1920年的日金棉纱棉业风潮，1921年的中交挤兑风潮等迭次爆发，导致市面生意停止，人心恐慌已极。
在一系列的各种危机中，天津商会领导者们表现超凡脱俗，他们采取了既与政府相互配合又与政府斗争的周旋策略，及时化解或缓息了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也维护了商权，使商人的损失尽量减少到最小化，维持了金融业的平稳发展，为近代天津工商业的顺利发展铺就道路。毋庸置疑，近代天津多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如果没有天津商会竭力的上下沟通，护卫商界利益的实际行动，其后果将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