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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除了曹雪芹的《红楼梦》享誉我国小说之界外还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同样轰动至极。在这部小说中吴敬梓以极尽嘲讽之妙笔，用辛辣刚劲之语言，绘声绘色地刻画了一个儒林世界，鲁迅先生曾经评价其为说“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纵观全书，我个人认为最具讽刺色彩的莫过于《范进中举》这一精彩片断了。
略窥题目：范进，人名，这让我想到周进，两人异姓同名。“进”在读书人眼中应该代表着进取或暗合中进士之意，由名而知，范进对于科举的热衷，对中举的热望。要知道范进从20岁开始应考一直靠到54岁却连个秀才也没考取，一贫如洗，穷愁潦倒，但仍屡败屡考，永不言弃。这就是科举的魅力所在，古来仕人素来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秀才只是最底层的知识分子，最多只能做个私塾老师，图个糊口，而中举就大相径庭了，这就有了步入仕途的资本，社会地位极大提高，因而范进中举前后有着天壤之别。
读此文，范进之疯引起我极大的关注，从表面上看来这完全是开心过渡造成的，也就是喜极而疯，但为何范进会喜到疯的地步呢？
（一）长期自我压抑
犯进是个腐儒，生活唯一的焦点就是读书考科举，可无奈从20岁一直考到54岁连个秀
才都没考中，考场失利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住的是茅草屋，家徒四壁，吃得是“小饭菜，想也难过”，“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可谓三餐难济，断炊挨饿那是常有的事，范进之母，甚至有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在金钱面前，穷酸秀才也只有向势利屠夫低头，明知丈人胡屠户市侩粗鄙，但为了赴考盘缠，他宁可被啐骂得“狗血淋头”、“摸门不着”仍要问胡屠户借钱。但金钱的折磨还是其次，心灵的蹂躏更可悲。秀才是科举的最低门槛，可范进三十多年都不中，面子里子都挂不住了，自卑绝望到了极点。看到丈人“唯唯连声”，对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拱手做揖，谦恭卑微之极，这一切都是源自科举不中对其的伤害。当丈人啐骂他中秀才也不过是宗师“舍与”时，一声不反驳，当然在胡屠户面前他是懦弱惯了，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说不定也有这份自卑，这份自卑来自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至其一朝中举，乡邻奔走相告，可他“道是哄他，只装听不见，低着头往前走”，“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哄”“混”“顽”直抵他内心深处，对于连考了二十多次秀才的范进，其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考上举人，“低着头”更突出了他文人的自卑：穷困潦倒到了卖鸡为生，乡邻那异样的眼光似乎又在嘲讽屡试不中的他，低头这是一个儒生在命运前的压抑。可这并非是一时压抑，而是34年的压抑，没考中一次，背后堆积了不知多少乡邻们的蔑视、嘲讽，甚至像丈人胡屠户一般的人连面子也不给他留，当面斥责辱骂。但范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对于这一切的嘲讽他唯有忍，唯有压抑自己，低头退让，所以长期的压抑让他的精神处于极度抑郁状态，而中举的消息让他多年压抑的神经突然膨胀，疯才是他情绪的唯一宣泄出口。
（二）突如其来的变故
为什么说是变故？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来说，中举前后简直是天壤之别：中举前范进的生活水平在我们今天社会一定算得上五保户行列，但中举后，简直是一夜暴富。住上了三进三间的房子，吃上了猪肉，有了柴米油盐，物质水平在原来的基础上连翻了好几番。更主要的是他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变：中举之前，人人轻蔑他，嘲弄他，闲言碎语、冷嘲热讽扑面而来，可中举之后，人人巴结拉拢他。乡邻们突然和他亲密无间，给他们家送酒送米、拿鸡拿蛋，还热心的帮忙治病；报子竟然热心地相告治疯病的方法；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的张乡绅也前来攀亲认友，还赠银赠房；胡屠户的态度更是360度大变身。称呼上看：“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癞蛤蟆”极尽侮辱，忠厚本是褒义，一个烂字就形象地烘托出范进懦弱、谦卑、唯唯诺诺的身影。没用，范进除了读书，四体不勤，一无是处，甚至连唯一的长处读书也是屡考屡不中，简直无能无用。但是一旦中举，还是同样没用的范进在丈人口中就成了“贤婿老爷”，贤，贤能之义，足见丈人对女婿的赏识、满意，作为岳父，称范进贤婿还算得体，可在贤婿之后还加个老爷，老爷是身份卑微对范进的称呼，足见胡屠户对范进的巴结讨好。中国小说中动作往往是人性格和内心的一个窗口，中举之前，胡屠户对范进是随意啐骂，丝毫不留情面。中了相公之后，拿了一副大肠一瓶酒前去“贺喜”，对范进是“吩咐”，没有胡屠户的允许，老太太连同桌吃饭都不敢，但是就算同桌吃饭，范进一家吃饭的情形也不难想象，特别是酒足饭饱之后，胡屠户则是“吃的醉醺醺”，“横批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就一副大肠一瓶酒，估计全进了胡屠户的肚，范进一家大概只是看着饭菜吞口水，并且还得受胡屠户的一顿口水，何等凄凉，可结果呢，母子俩人还得“千恩万谢”。但一旦中举，胡屠户却带了一个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赶来，众人央求他打女婿治病，素来横行无阻的屠户竟然“作难”起来，打耳光之前还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打了一巴掌之后，那手“早颤起来”、“隐隐的疼将起来”、“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了”，一系列的细节描写将胡屠户那种装腔作势、谄媚之极的丑态表露无疑。尤其是看到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这个“扯”极尽讨好，而且还是“几十回”，再加上“低着头”，曾在女婿面前装惯大的胡屠户这一低头真是极其的讨好巴结，小人之丑态表露的淋漓尽致。总之，中举让范进从一个贫寒秀才一下子飞黄腾达，从一个地位卑微的蝼蚁成为人人得而巴结的老爷，这种变故对其来说，来得太突然，变化太巨大，内心一时承受不了也就疯了。
范进的疯从表象直指本质，也就是吴敬梓批判的对象科举制度。那科举制度到底有着怎样的危害呢？难道仅是让人疯？深究下去会有很大的发现：
（一）造成文人性格的迂腐、懦弱
科举制度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所以要想考取功名的文人必须熟读这些书，而这些书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他人守礼尊教，致使文人行为言语迂腐，比如卖鸡，范进是插个草标等待别人买鸡，也不会叫买，没人买就“一步一踱”，这鸡是救命的，没卖出去应该是十分着急，可他还放不下文人的架子。这样的例子还有，范进发了疯之后，“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就算是疯也要守礼义，这是封建礼教对其的毒害。迂腐还是其次，读书都磨光了他的脾气和尊严，他逢人就拱手作揖，受到他人蔑视、辱骂，他也不过是低着头、唯唯连声。
（二）扭曲了文人的人格
在明清之时，一旦中举就意味着有了做官的资格，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旦中举就意味着功名利禄接踵而来，真正实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神话。所以像范进这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比比皆是，他们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科举考试，即使考个数十载都未考中都不肯罢手，因为他们内心清楚唯有考取功名才能改变自己的现状。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越过科举这道鸿沟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大部分文人沦为了孔乙己这样的可怜虫，迂腐无能。少数幸运者如范进一般，但这种人在长时间压抑下，一旦中举就露出了虚伪的嘴脸：不再称胡屠户为“岳父”，而改称“老爹”，与张乡绅平起平坐，交谈对打无不流露出世故圆滑之态。这种人格分化之态不免让人担忧做了官之后的范进大概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官污吏。
（三）丑化了社会风气
从胡屠户、相邻、张乡绅的态度变化来看，科举制度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文人，更扩散到了社会，促使人们形成了趋炎附势、攀结权贵的心理，形成了世态炎凉的风气。所以在范进未中举前，他们家即使沦落到饿死也没有人肯伸出援助之手，而一旦中举，不管张三李四人人出力相帮，这样的社会不免让人心寒。
可见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对我国的毒害已是深入人心，可谓“一代文人有厄，一个时代之悲”。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宋诏桥中学）
略窥题目：范进，人名，这让我想到周进，两人异姓同名。“进”在读书人眼中应该代表着进取或暗合中进士之意，由名而知，范进对于科举的热衷，对中举的热望。要知道范进从20岁开始应考一直靠到54岁却连个秀才也没考取，一贫如洗，穷愁潦倒，但仍屡败屡考，永不言弃。这就是科举的魅力所在，古来仕人素来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秀才只是最底层的知识分子，最多只能做个私塾老师，图个糊口，而中举就大相径庭了，这就有了步入仕途的资本，社会地位极大提高，因而范进中举前后有着天壤之别。
读此文，范进之疯引起我极大的关注，从表面上看来这完全是开心过渡造成的，也就是喜极而疯，但为何范进会喜到疯的地步呢？
（一）长期自我压抑
犯进是个腐儒，生活唯一的焦点就是读书考科举，可无奈从20岁一直考到54岁连个秀
才都没考中，考场失利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住的是茅草屋，家徒四壁，吃得是“小饭菜，想也难过”，“十几年，不知猪油可曾吃过两三回”，可谓三餐难济，断炊挨饿那是常有的事，范进之母，甚至有饿的“两眼都看不见”。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在金钱面前，穷酸秀才也只有向势利屠夫低头，明知丈人胡屠户市侩粗鄙，但为了赴考盘缠，他宁可被啐骂得“狗血淋头”、“摸门不着”仍要问胡屠户借钱。但金钱的折磨还是其次，心灵的蹂躏更可悲。秀才是科举的最低门槛，可范进三十多年都不中，面子里子都挂不住了，自卑绝望到了极点。看到丈人“唯唯连声”，对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拱手做揖，谦恭卑微之极，这一切都是源自科举不中对其的伤害。当丈人啐骂他中秀才也不过是宗师“舍与”时，一声不反驳，当然在胡屠户面前他是懦弱惯了，但在他的内心深处说不定也有这份自卑，这份自卑来自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至其一朝中举，乡邻奔走相告，可他“道是哄他，只装听不见，低着头往前走”，“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哄”“混”“顽”直抵他内心深处，对于连考了二十多次秀才的范进，其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考上举人，“低着头”更突出了他文人的自卑：穷困潦倒到了卖鸡为生，乡邻那异样的眼光似乎又在嘲讽屡试不中的他，低头这是一个儒生在命运前的压抑。可这并非是一时压抑，而是34年的压抑，没考中一次，背后堆积了不知多少乡邻们的蔑视、嘲讽，甚至像丈人胡屠户一般的人连面子也不给他留，当面斥责辱骂。但范进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对于这一切的嘲讽他唯有忍，唯有压抑自己，低头退让，所以长期的压抑让他的精神处于极度抑郁状态，而中举的消息让他多年压抑的神经突然膨胀，疯才是他情绪的唯一宣泄出口。
（二）突如其来的变故
为什么说是变故？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来说，中举前后简直是天壤之别：中举前范进的生活水平在我们今天社会一定算得上五保户行列，但中举后，简直是一夜暴富。住上了三进三间的房子，吃上了猪肉，有了柴米油盐，物质水平在原来的基础上连翻了好几番。更主要的是他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变：中举之前，人人轻蔑他，嘲弄他，闲言碎语、冷嘲热讽扑面而来，可中举之后，人人巴结拉拢他。乡邻们突然和他亲密无间，给他们家送酒送米、拿鸡拿蛋，还热心的帮忙治病；报子竟然热心地相告治疯病的方法；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的张乡绅也前来攀亲认友，还赠银赠房；胡屠户的态度更是360度大变身。称呼上看：“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癞蛤蟆”极尽侮辱，忠厚本是褒义，一个烂字就形象地烘托出范进懦弱、谦卑、唯唯诺诺的身影。没用，范进除了读书，四体不勤，一无是处，甚至连唯一的长处读书也是屡考屡不中，简直无能无用。但是一旦中举，还是同样没用的范进在丈人口中就成了“贤婿老爷”，贤，贤能之义，足见丈人对女婿的赏识、满意，作为岳父，称范进贤婿还算得体，可在贤婿之后还加个老爷，老爷是身份卑微对范进的称呼，足见胡屠户对范进的巴结讨好。中国小说中动作往往是人性格和内心的一个窗口，中举之前，胡屠户对范进是随意啐骂，丝毫不留情面。中了相公之后，拿了一副大肠一瓶酒前去“贺喜”，对范进是“吩咐”，没有胡屠户的允许，老太太连同桌吃饭都不敢，但是就算同桌吃饭，范进一家吃饭的情形也不难想象，特别是酒足饭饱之后，胡屠户则是“吃的醉醺醺”，“横批了衣服，腆着肚子去了”，就一副大肠一瓶酒，估计全进了胡屠户的肚，范进一家大概只是看着饭菜吞口水，并且还得受胡屠户的一顿口水，何等凄凉，可结果呢，母子俩人还得“千恩万谢”。但一旦中举，胡屠户却带了一个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赶来，众人央求他打女婿治病，素来横行无阻的屠户竟然“作难”起来，打耳光之前还得“连斟两碗酒喝了，壮一壮胆”，打了一巴掌之后，那手“早颤起来”、“隐隐的疼将起来”、“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了”，一系列的细节描写将胡屠户那种装腔作势、谄媚之极的丑态表露无疑。尤其是看到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这个“扯”极尽讨好，而且还是“几十回”，再加上“低着头”，曾在女婿面前装惯大的胡屠户这一低头真是极其的讨好巴结，小人之丑态表露的淋漓尽致。总之，中举让范进从一个贫寒秀才一下子飞黄腾达，从一个地位卑微的蝼蚁成为人人得而巴结的老爷，这种变故对其来说，来得太突然，变化太巨大，内心一时承受不了也就疯了。
范进的疯从表象直指本质，也就是吴敬梓批判的对象科举制度。那科举制度到底有着怎样的危害呢？难道仅是让人疯？深究下去会有很大的发现：
（一）造成文人性格的迂腐、懦弱
科举制度考试内容是“四书”、“五经”，所以要想考取功名的文人必须熟读这些书，而这些书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他人守礼尊教，致使文人行为言语迂腐，比如卖鸡，范进是插个草标等待别人买鸡，也不会叫买，没人买就“一步一踱”，这鸡是救命的，没卖出去应该是十分着急，可他还放不下文人的架子。这样的例子还有，范进发了疯之后，“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就算是疯也要守礼义，这是封建礼教对其的毒害。迂腐还是其次，读书都磨光了他的脾气和尊严，他逢人就拱手作揖，受到他人蔑视、辱骂，他也不过是低着头、唯唯连声。
（二）扭曲了文人的人格
在明清之时，一旦中举就意味着有了做官的资格，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旦中举就意味着功名利禄接踵而来，真正实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神话。所以像范进这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人比比皆是，他们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科举考试，即使考个数十载都未考中都不肯罢手，因为他们内心清楚唯有考取功名才能改变自己的现状。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够越过科举这道鸿沟的毕竟是少数，所以大部分文人沦为了孔乙己这样的可怜虫，迂腐无能。少数幸运者如范进一般，但这种人在长时间压抑下，一旦中举就露出了虚伪的嘴脸：不再称胡屠户为“岳父”，而改称“老爹”，与张乡绅平起平坐，交谈对打无不流露出世故圆滑之态。这种人格分化之态不免让人担忧做了官之后的范进大概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官污吏。
（三）丑化了社会风气
从胡屠户、相邻、张乡绅的态度变化来看，科举制度的影响绝不仅限于文人，更扩散到了社会，促使人们形成了趋炎附势、攀结权贵的心理，形成了世态炎凉的风气。所以在范进未中举前，他们家即使沦落到饿死也没有人肯伸出援助之手，而一旦中举，不管张三李四人人出力相帮，这样的社会不免让人心寒。
可见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对我国的毒害已是深入人心，可谓“一代文人有厄，一个时代之悲”。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宋诏桥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