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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所谓“自化”，即自我化育，而“自化”的内涵除了“自富”，亦即经济富足之外，主要体现为“自正”、“自朴”，意即人可以自我端正、自化于朴，人人皆有一种道德自觉，自然倾向于保持、复归于朴实的本性，老子正是把“自化”当作教化的方法与目的，其实质在于充分信任人有一种自我净化的人性倾向与人性能力，而这正是老子教化哲学的本源。
人性：教化的本源
既然教化的对象是人，那么，教化的方法与手段就应当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只有懂得了人性，我们才知道为何要进行道德教化、道德教化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可能。老子以“自化”为中心的教化哲学正是建基于他的人性论之上。
老子认为，人性是清静无欲的，是善的。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总规律与总原则，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生成是在道的支配下，与某种物质相互配合形成的。在道生成人的过程中，道赋予人以清静无欲的本性。老子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德”即性，德源于道，“道常无为”，道的根本性质是清静无欲的，因此，人的本性自然也是清静无欲的。道不仅赋予人清静无欲的本性，还将保护、蓄养人的本性，而道对人性的蓄养主要通过“德”来体现，所以老子说“德蓄之”。
尽管道对人性有着蓄养作用，但是，道赋人以清静本性的同时，也赋予了人以“心”，即自由意愿。接受道的蓄养，从人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意味着按照道办事；但人们往往不按照道办事，脱离了大道，亦即不接受道的蓄养，从而导致人性的异化，教化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究竟说来，人性之所以异化的形上根据在于：“反者，道之动。”在老子看来，一切事物总是在道的支配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其具体过程体现为：“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大道支配万物运动发展，发展下去就会走向极盛，走向极盛之后又要返回到原处。人性的衍化也是如此：人的天性是美好的，无知无欲，然而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的欲望开始膨胀，人性异化，渐渐远离了自己的原始本性。这一个过程也就是老子所描述的“大曰逝，逝曰远”阶段。因此我们说，人性可能异化的形上根据在于“反者，道之动”。
老子同时认为，被异化了的人性是可以复归的，人性的衍化有一个“远曰反”的阶段，也即教化是可能的，而此一可能的形上根据也在于“反者，道之动”。
从“自化”到“自主”：教化的方法
以上从人性的角度，讨论了教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那么如何进行教化呢？老子主张“自化”，而“自化”作为一种教化方法建基于人性论之上。
人性源自于道，道是天地万物的总规律与总原则，人为万物之一，人性体现为人之为人而不为它物的规定性，亦即人存在的根据。由此，在生活中，人若要维持其作为“人”的存在，就必须通过“自正”（端正自己）“自化”（自我化育）来保持其本性，使自己合乎作为人的规定性。从道之“德”，或者说道赋人之“性”，是“自化”的内在根据。并且，道在赋人以性的同时，也就赋予了人维护、复归其本性的人性能力，使人能够“自化”、“自正”。
与此同时，道的本源性意义也为人如何“自化”、“自正”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就道之本义而言，主要有三层意义：其一，道路；其二，引导；其三，一位首领与其追随者共同在找寻他们的道路、途径。从道德教化的意义上来说，“道”意味着教化者引导人们遵循社会共同认定道德规范。
以往的道德教化更侧重于给人划定界限、路线，通过引导人们遵循外在的道德规范来达到教化的目的，例如儒家所提倡的“礼门义路”。但是，在道家看来，已经划定的路线或者说道德规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稳固性，而社会环境和人性是复杂多变的，执守已经固化的道德规范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一方面造成了个体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也将给道带来遮蔽。庄子说：“道隐于小成。”（《齐物论》）“成”就是完成；小成，小的成果，完成的某个阶段。具体的道德规范作为一定时期的社会法则，有其时代性与局限性，而此一“小成”就遮蔽作为通途的大道。道就其本源性而言应当是“在路上”，是一個过程；就人性修养之道而言，“道”体现为一个德性养成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
在此一过程中，人们“自化”“自正”，依据自己的个性，自己划定界限，找寻自己的路。自己划定界限，也即根据周遭环境自己规定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在遵循社会规范的同时，保留并形成自己的个性。就自我划界这一点来说，这与现代社会的权利观念是相通的，从而使德性修养与人的权利结合起来成为可能。又因其是自己规定自己、自己给自己划定界限，从而保护了人的自主性，涵养了社会的活力。
从道德教化的主体来说，人的“自化”、“自正”能够实现，还需教化者采取一种“无为”的方式去进行道德教化。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正。”换言之，只有“无为”才能给受教者提供“自化”的基础与环境。
所谓“无为”，即顺物而为、顺性而为，不多为、不妄为。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道的根本性质，人的“无为”是对道的尊重，尊重道对人性的根源性作用与蓄养作用，从而使得“自化”“自正”得以可能。老子说：“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对道的尊重，从具体行为来看，即对人为的主动减损。文子说：“道立而不教。”（《文子·自然》）教化作为一种人为的方式在这里被消解，其实质意义在于尊重人的自主性，肯定人的人性能力。所以文子接着说：“道立而不教者，不夺人能也。”（《文子·自然》）“不夺人能”即是肯定人性有着自我端正、自我化育、自我净化的能力，主张给人性以充分信任与尊重，给受教者一个宽容的空间，尊重受教者的本性与人性能力，注重引导，不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到受教者身上，尊重人性的特殊性、个性，让人们从内在自主性上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德性的养成，以“不教”教之，最后达到“不教”。
人性：教化的本源
既然教化的对象是人，那么，教化的方法与手段就应当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只有懂得了人性，我们才知道为何要进行道德教化、道德教化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可能。老子以“自化”为中心的教化哲学正是建基于他的人性论之上。
老子认为，人性是清静无欲的，是善的。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的总规律与总原则，包括人在内的万物的生成是在道的支配下，与某种物质相互配合形成的。在道生成人的过程中，道赋予人以清静无欲的本性。老子说：“孔德之容，唯道是从。”“德”即性，德源于道，“道常无为”，道的根本性质是清静无欲的，因此，人的本性自然也是清静无欲的。道不仅赋予人清静无欲的本性，还将保护、蓄养人的本性，而道对人性的蓄养主要通过“德”来体现，所以老子说“德蓄之”。
尽管道对人性有着蓄养作用，但是，道赋人以清静本性的同时，也赋予了人以“心”，即自由意愿。接受道的蓄养，从人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意味着按照道办事；但人们往往不按照道办事，脱离了大道，亦即不接受道的蓄养，从而导致人性的异化，教化的必要性由此产生。
究竟说来，人性之所以异化的形上根据在于：“反者，道之动。”在老子看来，一切事物总是在道的支配下向相反的方向运动。其具体过程体现为：“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大道支配万物运动发展，发展下去就会走向极盛，走向极盛之后又要返回到原处。人性的衍化也是如此：人的天性是美好的，无知无欲，然而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的欲望开始膨胀，人性异化，渐渐远离了自己的原始本性。这一个过程也就是老子所描述的“大曰逝，逝曰远”阶段。因此我们说，人性可能异化的形上根据在于“反者，道之动”。
老子同时认为，被异化了的人性是可以复归的，人性的衍化有一个“远曰反”的阶段，也即教化是可能的，而此一可能的形上根据也在于“反者，道之动”。
从“自化”到“自主”：教化的方法
以上从人性的角度，讨论了教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那么如何进行教化呢？老子主张“自化”，而“自化”作为一种教化方法建基于人性论之上。
人性源自于道，道是天地万物的总规律与总原则，人为万物之一，人性体现为人之为人而不为它物的规定性，亦即人存在的根据。由此，在生活中，人若要维持其作为“人”的存在，就必须通过“自正”（端正自己）“自化”（自我化育）来保持其本性，使自己合乎作为人的规定性。从道之“德”，或者说道赋人之“性”，是“自化”的内在根据。并且，道在赋人以性的同时，也就赋予了人维护、复归其本性的人性能力，使人能够“自化”、“自正”。
与此同时，道的本源性意义也为人如何“自化”、“自正”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就道之本义而言，主要有三层意义：其一，道路；其二，引导；其三，一位首领与其追随者共同在找寻他们的道路、途径。从道德教化的意义上来说，“道”意味着教化者引导人们遵循社会共同认定道德规范。
以往的道德教化更侧重于给人划定界限、路线，通过引导人们遵循外在的道德规范来达到教化的目的，例如儒家所提倡的“礼门义路”。但是，在道家看来，已经划定的路线或者说道德规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稳固性，而社会环境和人性是复杂多变的，执守已经固化的道德规范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一方面造成了个体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也将给道带来遮蔽。庄子说：“道隐于小成。”（《齐物论》）“成”就是完成；小成，小的成果，完成的某个阶段。具体的道德规范作为一定时期的社会法则，有其时代性与局限性，而此一“小成”就遮蔽作为通途的大道。道就其本源性而言应当是“在路上”，是一個过程；就人性修养之道而言，“道”体现为一个德性养成和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
在此一过程中，人们“自化”“自正”，依据自己的个性，自己划定界限，找寻自己的路。自己划定界限，也即根据周遭环境自己规定自己、自己约束自己，在遵循社会规范的同时，保留并形成自己的个性。就自我划界这一点来说，这与现代社会的权利观念是相通的，从而使德性修养与人的权利结合起来成为可能。又因其是自己规定自己、自己给自己划定界限，从而保护了人的自主性，涵养了社会的活力。
从道德教化的主体来说，人的“自化”、“自正”能够实现，还需教化者采取一种“无为”的方式去进行道德教化。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正。”换言之，只有“无为”才能给受教者提供“自化”的基础与环境。
所谓“无为”，即顺物而为、顺性而为，不多为、不妄为。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是道的根本性质，人的“无为”是对道的尊重，尊重道对人性的根源性作用与蓄养作用，从而使得“自化”“自正”得以可能。老子说：“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对道的尊重，从具体行为来看，即对人为的主动减损。文子说：“道立而不教。”（《文子·自然》）教化作为一种人为的方式在这里被消解，其实质意义在于尊重人的自主性，肯定人的人性能力。所以文子接着说：“道立而不教者，不夺人能也。”（《文子·自然》）“不夺人能”即是肯定人性有着自我端正、自我化育、自我净化的能力，主张给人性以充分信任与尊重，给受教者一个宽容的空间，尊重受教者的本性与人性能力，注重引导，不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到受教者身上，尊重人性的特殊性、个性，让人们从内在自主性上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德性的养成，以“不教”教之，最后达到“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