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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历史经验的统治者知道，让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政府想要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准备怎样做，同时也在一定范围内听取并应对民众的反馈与要求，不仅有利于政策推行和政令实施，而且还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王安石推行新政，先通令“榜之诸县，凡民所未便，皆得自陈”；司马光反对新政，也倡言明下诏书，“颁下诸路州军出榜示”，“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
进一步看，一定程度上的政务公开还能发挥“以民察官”的监督作用。明代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出令严禁地方政府滥设协管人员，要求各省布政司及府州县诸司衙门，各将本衙门文案书吏和应役皂隶的编制与姓名“明出榜文，告之于民”。凡此皆可归作人事公开一类，有助于去除壅蔽，提升中央对编制与人事活动的管控。
皇帝即位、改元、生子、疾愈，乃至陵阙塌陷、宫殿失火这些喜福灾患，看似多为与老百姓浑不搭界的皇帝家事，其实大有干系。因为历代相沿的传统，凡通报这些讯息的政府文告，按例多包含有体现“皇恩浩荡”的恩赦条文。恩赦的内容可以涉及多个方面，直接关联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是减轻或免除由民众负担的徭役赋税：如北宋元符三年四月，刚即位的徽宗，又得一子，喜上加喜，“思布惠澤于天下”，宣布豁免所有元符二年以前老百姓拖欠政府的债务，同时全部免除元符二年的秋苗钱。
诏书诰令之外，各政府部门，特别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地方政府，都负有根据需要及时公开各自所管政务的职责，运作方式也是“所属监司印给，榜要会处”。比较而言，民众最为关心的首先在赋税征收方面，因此也是历代政务公开的重点所在。宋代州县起征两税前，必须先出榜谕将有关规定详细布告于民。曾任县令的李元弼介绍说，光在县署和紧要热闹去处贴不够，还要将榜文“小作印板，印给耆长，每村三两道”，由此确保传达到每个村庄。
再如汛情、疫情、病虫害等各种自然灾害的预警和应对，也应该是政府信息传播的内容。
以上规定大多是引导官吏施政行为趋向规范与透明化的，而历来贪官污吏勒索侵蚀，多靠暗箱操作才能得逞，所以体制内自上而下，层层都有隐匿信息、阻碍公开的力量。南宋高宗皇帝抱怨说朝廷为减轻民众负担一再颁诏，科率都有数目限定，要求出榜公布，使民周知，没想到“官吏为奸，恐民间尽知数目，不得而欺隐，所以不肯出榜耳”。
历代相沿的保密传统也是束缚政务公开的因素之一。汉魏时期，“漏泄”或“探知秘事”都是严重的职务犯罪，不少高官因此罹祸。对此，有识之士多予批评，晚清御史赵炳麟批评“近年国家行政多尚秘密”，乃使“举国之人耳目愈闭，视听愈惑，以致弊端百出”，弊端之一就是“司员奸黠者”遂得趁机权力寻租，加速吏治腐败。由此可见，行政越不透明，官吏越容易以权谋私。
进一步看，一定程度上的政务公开还能发挥“以民察官”的监督作用。明代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出令严禁地方政府滥设协管人员，要求各省布政司及府州县诸司衙门，各将本衙门文案书吏和应役皂隶的编制与姓名“明出榜文，告之于民”。凡此皆可归作人事公开一类，有助于去除壅蔽，提升中央对编制与人事活动的管控。
皇帝即位、改元、生子、疾愈，乃至陵阙塌陷、宫殿失火这些喜福灾患，看似多为与老百姓浑不搭界的皇帝家事，其实大有干系。因为历代相沿的传统，凡通报这些讯息的政府文告，按例多包含有体现“皇恩浩荡”的恩赦条文。恩赦的内容可以涉及多个方面，直接关联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是减轻或免除由民众负担的徭役赋税：如北宋元符三年四月，刚即位的徽宗，又得一子，喜上加喜，“思布惠澤于天下”，宣布豁免所有元符二年以前老百姓拖欠政府的债务，同时全部免除元符二年的秋苗钱。
诏书诰令之外，各政府部门，特别是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地方政府，都负有根据需要及时公开各自所管政务的职责，运作方式也是“所属监司印给，榜要会处”。比较而言，民众最为关心的首先在赋税征收方面，因此也是历代政务公开的重点所在。宋代州县起征两税前，必须先出榜谕将有关规定详细布告于民。曾任县令的李元弼介绍说，光在县署和紧要热闹去处贴不够，还要将榜文“小作印板，印给耆长，每村三两道”，由此确保传达到每个村庄。
再如汛情、疫情、病虫害等各种自然灾害的预警和应对，也应该是政府信息传播的内容。
以上规定大多是引导官吏施政行为趋向规范与透明化的，而历来贪官污吏勒索侵蚀，多靠暗箱操作才能得逞，所以体制内自上而下，层层都有隐匿信息、阻碍公开的力量。南宋高宗皇帝抱怨说朝廷为减轻民众负担一再颁诏，科率都有数目限定，要求出榜公布，使民周知，没想到“官吏为奸，恐民间尽知数目，不得而欺隐，所以不肯出榜耳”。
历代相沿的保密传统也是束缚政务公开的因素之一。汉魏时期，“漏泄”或“探知秘事”都是严重的职务犯罪，不少高官因此罹祸。对此，有识之士多予批评，晚清御史赵炳麟批评“近年国家行政多尚秘密”，乃使“举国之人耳目愈闭，视听愈惑，以致弊端百出”，弊端之一就是“司员奸黠者”遂得趁机权力寻租，加速吏治腐败。由此可见，行政越不透明，官吏越容易以权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