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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很早便开始流行庆祝母亲节了，早到我七八岁时已有印象，那应是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我们的年龄是隐瞒不了的，对吗，其他两位同样出生于一九六三的作家同业?
小学时代，每年到了四月底五月初，学校老师都会说，母亲节即将来临，所以这个星期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也要画一张图画，画完，带回家送给自己的妈妈。于是，我就写了，也画了，写什么和画什么早就忘记了，只记得，妈妈真是好，她从来不批评我写得不好或画得不好，因为，她从来没有认真去看。
这样说绝对没有半分埋怨或不敬，相反，是羡慕，羡慕她的豁达性格，广东话叫做“大情大性”，从不焦虑，从来不把事情看得过度严肃重要，有也行没也罢，都可以，反正，活着就好，即使死掉也无妨。
母亲七十岁了，生平看得最重的事情恐怕只是一个“赌”字，主要是打麻将和到澳门赌场，从二十岁到如今，赌博一直是她的生活主旋律，without apology，毫无愧色，毫不歉疚，始终如一。
举个诚实的例子吧。我出生后大约三四个月，她把我抱到亲戚家里串门子，聊不到五分钟，当然是坐下来打麻将了，我便被放在睡房床上，无人看管，不知如何，到她竹战结束，竟发现我躺在地上而不是床上，脸色青黑，不哭不闹，但呼吸困难。她口下到了，马上把我送到医院，直进加护病房，医生对她说：
“目前情况尚未稳定，能否脱险，难说，你们不妨先回家，等消息，如果晚上收不到电话通知，便应表示渡过危险期，有救。”
母亲唯有哭着回家，眼睛有没有哭肿，我没问她，但许多年后忆及此事，她耸肩淡然道，那个晚上也真难过，返回家里，百无聊赖，睡不着觉，只好再打麻将了，一直打到天亮都昕不见电话响声，便放心了。
我是难以理解的，忍不住质问：“我是你的儿子啊，躺在醫院里生死难卜，你还有心情打麻将?怎么搞啊，你?”
母亲皱眉回答，脸上表情很明显是难以理解我的难以理解：“不打麻将，要干啥?我又不是医生，坐在家里也救不活你，不打麻将，漫漫长夜岂不更难过?打麻将有罪吗?生有时，死有命，我能如何?”
坐在麻将桌面前的母亲，显然是快乐的，即使输钱亦有快感，这是所有赌徒都明白的被虐待心理，毋须弗洛伊德费言解释。为了打麻将，她或许把世上能说的谎言都说尽了，许多时候还要孩子们帮忙，譬如说，不知道曾有多少个傍晚黄昏，她在外边打麻将，明明说好要回家煮饭或带我和姐姐妹妹出外吃晚饭，但因打完十二圈还要再打十二圈，回不来，不回来，索性只打电话回来，对姐姐道：“你拉开我的睡房抽屉，取出十五元，带弟弟和妹妹去买叉烧饭盒，假如爸爸打电话回来，千万别接昕，要到八点后才接，告诉爸爸，我回来过，跟你们吃完晚饭后才再出门打牌……”
父亲那年头是某报的总编辑，从早到晚困在报社忙忙忙，只能偶尔忙里偷闲致电回家跟子女聊聊天，但因那是尚无手机的黄金时代，母亲遂有说谎空间，我们也可帮忙圆谎，而酬劳是，如果她打牌赢了钱，回家后会付我和姐姐二十元港币；谎言有价，这道理，我从小就懂。
但世上没有永远不被拆穿的谎言，父母亲终究会因赌博吵架，也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妈妈哭了，哭骂道：“你现在竟然责怪我烂赌!你不想想，当年我什么都不懂，是谁教我打麻将?是谁带我去澳门赌场?还不是你!是你!你你你!”
父亲哑口无言；我们，子女，更是。
幸好夫妻恩怨难了难断，也没必要轻易了断，要紧的是，哭过了，可以笑回来，可以有机会重新再笑，便够了。每回吵完架，很快，母亲便又“牌照打”，重投竹战之乐，有时候甚至跟父亲和我和姐姐一起坐在麻将桌前，在一百四十四只麻将牌的啪啪响声里畅聚天伦。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送过三四十份母亲节礼物，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外买有自制，而其中最令我自己印象深刻、最令我妈妈感到贴心的一份礼物必是那个“麻将蛋糕”：我请饼店师傅在蛋糕上喷了“中”、“发”、“白”三张麻将牌奶油图案，祝她永远快乐、打牌快乐、不管是赢是输，都快乐。
活在麻将里，我妈妈真是一位快乐的女子。
小学时代，每年到了四月底五月初，学校老师都会说，母亲节即将来临，所以这个星期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母亲”，也要画一张图画，画完，带回家送给自己的妈妈。于是，我就写了，也画了，写什么和画什么早就忘记了，只记得，妈妈真是好，她从来不批评我写得不好或画得不好，因为，她从来没有认真去看。
这样说绝对没有半分埋怨或不敬，相反，是羡慕，羡慕她的豁达性格，广东话叫做“大情大性”，从不焦虑，从来不把事情看得过度严肃重要，有也行没也罢，都可以，反正，活着就好，即使死掉也无妨。
母亲七十岁了，生平看得最重的事情恐怕只是一个“赌”字，主要是打麻将和到澳门赌场，从二十岁到如今，赌博一直是她的生活主旋律，without apology，毫无愧色，毫不歉疚，始终如一。
举个诚实的例子吧。我出生后大约三四个月，她把我抱到亲戚家里串门子，聊不到五分钟，当然是坐下来打麻将了，我便被放在睡房床上，无人看管，不知如何，到她竹战结束，竟发现我躺在地上而不是床上，脸色青黑，不哭不闹，但呼吸困难。她口下到了，马上把我送到医院，直进加护病房，医生对她说：
“目前情况尚未稳定，能否脱险，难说，你们不妨先回家，等消息，如果晚上收不到电话通知，便应表示渡过危险期，有救。”
母亲唯有哭着回家，眼睛有没有哭肿，我没问她，但许多年后忆及此事，她耸肩淡然道，那个晚上也真难过，返回家里，百无聊赖，睡不着觉，只好再打麻将了，一直打到天亮都昕不见电话响声，便放心了。
我是难以理解的，忍不住质问：“我是你的儿子啊，躺在醫院里生死难卜，你还有心情打麻将?怎么搞啊，你?”
母亲皱眉回答，脸上表情很明显是难以理解我的难以理解：“不打麻将，要干啥?我又不是医生，坐在家里也救不活你，不打麻将，漫漫长夜岂不更难过?打麻将有罪吗?生有时，死有命，我能如何?”
坐在麻将桌面前的母亲，显然是快乐的，即使输钱亦有快感，这是所有赌徒都明白的被虐待心理，毋须弗洛伊德费言解释。为了打麻将，她或许把世上能说的谎言都说尽了，许多时候还要孩子们帮忙，譬如说，不知道曾有多少个傍晚黄昏，她在外边打麻将，明明说好要回家煮饭或带我和姐姐妹妹出外吃晚饭，但因打完十二圈还要再打十二圈，回不来，不回来，索性只打电话回来，对姐姐道：“你拉开我的睡房抽屉，取出十五元，带弟弟和妹妹去买叉烧饭盒，假如爸爸打电话回来，千万别接昕，要到八点后才接，告诉爸爸，我回来过，跟你们吃完晚饭后才再出门打牌……”
父亲那年头是某报的总编辑，从早到晚困在报社忙忙忙，只能偶尔忙里偷闲致电回家跟子女聊聊天，但因那是尚无手机的黄金时代，母亲遂有说谎空间，我们也可帮忙圆谎，而酬劳是，如果她打牌赢了钱，回家后会付我和姐姐二十元港币；谎言有价，这道理，我从小就懂。
但世上没有永远不被拆穿的谎言，父母亲终究会因赌博吵架，也有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记得有一回，妈妈哭了，哭骂道：“你现在竟然责怪我烂赌!你不想想，当年我什么都不懂，是谁教我打麻将?是谁带我去澳门赌场?还不是你!是你!你你你!”
父亲哑口无言；我们，子女，更是。
幸好夫妻恩怨难了难断，也没必要轻易了断，要紧的是，哭过了，可以笑回来，可以有机会重新再笑，便够了。每回吵完架，很快，母亲便又“牌照打”，重投竹战之乐，有时候甚至跟父亲和我和姐姐一起坐在麻将桌前，在一百四十四只麻将牌的啪啪响声里畅聚天伦。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送过三四十份母亲节礼物，有大有小，有轻有重，有外买有自制，而其中最令我自己印象深刻、最令我妈妈感到贴心的一份礼物必是那个“麻将蛋糕”：我请饼店师傅在蛋糕上喷了“中”、“发”、“白”三张麻将牌奶油图案，祝她永远快乐、打牌快乐、不管是赢是输，都快乐。
活在麻将里，我妈妈真是一位快乐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