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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生兄是一位花鸟画家，也是我的同乡。近些年衡水美术越发活跃起来，与他担任衡水美术家协会主席有关，与他的能力、热情与文化担当有关。
花鸟画历史悠久，最难出新，尤其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登峰造极，几乎无人超越。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大师横亘眼前，后人只有绕着走，才能走出自己的路，到达新境。在此，传统的笔墨修炼是必要的，新的形式探寻也是必要的。大家都知道，只有建构于传统笔墨基础之上的创新才更有意义，尤其对于花鸟画，它既不像人物画与现当代意识及形式要素便于结合融通，也不像山水画丰富多样的技法样式便于重组再生。花鸟画之新，既不能完全脱离花鸟自身的形象特征，也不能完全丢弃前人总结出的法、理、趣咸备的表现形式——这就有点像带着锁链的舞蹈了，总不如放开手脚那样自由。不过话说回来，花鸟画的耐看与好玩亦在于此。不会跳出规范太远，一旦太远，将面临命名的问题；也不能囿于已有限定，脫不开藩篱，何谈个性与创造性。
正是因为上述因素的制约与界定，花鸟画创新往往与其他画科的创新有所不同，它可能呈现出螺旋式递进，也可能不变则已，一变惊人。无论顿悟还是渐悟，总不免实践经验的累积和颖悟修为的生长，或者说，这与画家自身的文化素养、创造能力甚至于艺术策略大有关联。
纵观张玉生花鸟画十余年的变化，发现画家没有满足于既有的花鸟画范式，没有原地踏步，而是一直寻求新的变化与突破。他在抽象形式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在构成上下过一番功夫，在色墨混融方面亦有涉足——几个方向，或前或后，或有所侧重，或同时进行，这几个方面又能够彼此参照融通，且有所斩获和成效。这些作品以及作品连缀而成的变异与递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张玉生不是一个固守者，而是一个以贴近时代、完成个性化探索为己任的画家。近年来，他试图把花鸟画的书写性发挥到一个极致，水晕墨彰，痛快淋漓，任由情绪随着线条墨色的铺展游移流淌，似乎有一种解放的意识涵泳其中。
玉生兄自言是铁路工人出身，由此而入文化人行列，当然这是他的谦辞之一，想必其中一定有所经历，亦有人生深切的体会。画家确乎在基因中就有一种豪放在，当然单是豪放并不能构成某种优势，更重要的是，他深谙“始知真放本精微”的辩证和统一。他笔下的繁枝枯藤，似乱非乱，繁杂而不琐碎，其中的秘笈在于内在有一种气韵的合理运行，有清醒意识和自由把握，驾轻就熟，内涵了对笔墨语言的通透认知。在这种自由笔墨的挥写中，我们感受到画家对花鸟描绘的热情以及其中隐含的秘密传承。在豪爽性情之外，画家亦有细腻含蓄的一面，故而他的画面，有大的开合聚散，精微之处，画得也轻松巧妙。比如在一堆乱藤旁边勾画几只小鸟，颇为精彩。粗头乱服，看似不讲究，实则匠心独运。他画的麻雀敦厚可爱，他画的水禽有八大山人的遗韵，总之他笔下的花鸟有情趣，有内涵，笔墨与造型两两兼顾，尽情尽兴。
张玉生似乎看到了笔墨自身的演绎能力，对于画家和观者来说，形象则是“画引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着力点在笔墨意味和情绪表达。换言之，他的重心不在形象，却不失形象，而是尽力将笔墨推向前台，如此笔墨则可以大行其道，我见到过他的揉入色彩的一些作品，分割，构成，摆布形象，强化色彩，别有一番天地。后来他又回归到笔墨，这一次的回归，笔墨更加酣畅了。
张玉生深知一花一世界的道理，他在这个自给自足的世界饱游饫看，欣赏笔墨的畅然天机。是的，画家洞察到其中的某种玄机：唯有进入笔墨自觉的世界，才可以让观者浮想联翩，不囿于有限，由有限而入无限和广大，艺术之职能也在于不断给观者新的审美体验，一次次带领观者进入到陌生之境。庄子说，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张玉生谙熟其中的辩证统一。他以虚心待之，虚，对于事物的刻画描写，不是蹈其行迹与外象，而是虚其形象，能够让笔墨动起来，笔墨一动，则得宇宙真气，畅然无碍，得意忘言，得意忘形，而形象自在其中，这是对既定客观之形色的超越。
张玉生不遗余力地探究笔墨自由境地的纯粹趣味，在心手的协调间完成形象与神韵、理法与意趣的必要平衡。得意忘形，历来为写意家所重视，张玉生也不例外，他并不把形象看作既定的存在，而是以意会的方式传递似与不似的妙处，并由此找到花鸟画表达的时代特性或新的可能。在这里，一方面是传承，一方面则是创化出新的样态，在两者之间构成的某种张力，正是他着力建构的学术价值。
确实，张玉生兄在对材质和笔墨所能够达到的默契之间，在一次次勾画点染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视觉经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观者越发能够见出其中的可行性，见到既有某种传统韵致意趣，又能衔接当代花鸟画的变革思潮与趋向。那是一种富有激情与魅力的旅程，在此过程中，他将自我放置于传统派和现代派前辈面前，尽情与他们沟通，化解隔阂，寻求灵光降临画面。他从固定的范式中脱化出来，一次次地，像蝉蜕一样，确立自我认知的花鸟画新的形式与趣味，获得新生。
编辑：刘亚荣
花鸟画历史悠久，最难出新，尤其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登峰造极，几乎无人超越。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大师横亘眼前，后人只有绕着走，才能走出自己的路，到达新境。在此，传统的笔墨修炼是必要的，新的形式探寻也是必要的。大家都知道，只有建构于传统笔墨基础之上的创新才更有意义，尤其对于花鸟画，它既不像人物画与现当代意识及形式要素便于结合融通，也不像山水画丰富多样的技法样式便于重组再生。花鸟画之新，既不能完全脱离花鸟自身的形象特征，也不能完全丢弃前人总结出的法、理、趣咸备的表现形式——这就有点像带着锁链的舞蹈了，总不如放开手脚那样自由。不过话说回来，花鸟画的耐看与好玩亦在于此。不会跳出规范太远，一旦太远，将面临命名的问题；也不能囿于已有限定，脫不开藩篱，何谈个性与创造性。
正是因为上述因素的制约与界定，花鸟画创新往往与其他画科的创新有所不同，它可能呈现出螺旋式递进，也可能不变则已，一变惊人。无论顿悟还是渐悟，总不免实践经验的累积和颖悟修为的生长，或者说，这与画家自身的文化素养、创造能力甚至于艺术策略大有关联。
纵观张玉生花鸟画十余年的变化，发现画家没有满足于既有的花鸟画范式，没有原地踏步，而是一直寻求新的变化与突破。他在抽象形式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在构成上下过一番功夫，在色墨混融方面亦有涉足——几个方向，或前或后，或有所侧重，或同时进行，这几个方面又能够彼此参照融通，且有所斩获和成效。这些作品以及作品连缀而成的变异与递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张玉生不是一个固守者，而是一个以贴近时代、完成个性化探索为己任的画家。近年来，他试图把花鸟画的书写性发挥到一个极致，水晕墨彰，痛快淋漓，任由情绪随着线条墨色的铺展游移流淌，似乎有一种解放的意识涵泳其中。
玉生兄自言是铁路工人出身，由此而入文化人行列，当然这是他的谦辞之一，想必其中一定有所经历，亦有人生深切的体会。画家确乎在基因中就有一种豪放在，当然单是豪放并不能构成某种优势，更重要的是，他深谙“始知真放本精微”的辩证和统一。他笔下的繁枝枯藤，似乱非乱，繁杂而不琐碎，其中的秘笈在于内在有一种气韵的合理运行，有清醒意识和自由把握，驾轻就熟，内涵了对笔墨语言的通透认知。在这种自由笔墨的挥写中，我们感受到画家对花鸟描绘的热情以及其中隐含的秘密传承。在豪爽性情之外，画家亦有细腻含蓄的一面，故而他的画面，有大的开合聚散，精微之处，画得也轻松巧妙。比如在一堆乱藤旁边勾画几只小鸟，颇为精彩。粗头乱服，看似不讲究，实则匠心独运。他画的麻雀敦厚可爱，他画的水禽有八大山人的遗韵，总之他笔下的花鸟有情趣，有内涵，笔墨与造型两两兼顾，尽情尽兴。
张玉生似乎看到了笔墨自身的演绎能力，对于画家和观者来说，形象则是“画引子”，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着力点在笔墨意味和情绪表达。换言之，他的重心不在形象，却不失形象，而是尽力将笔墨推向前台，如此笔墨则可以大行其道，我见到过他的揉入色彩的一些作品，分割，构成，摆布形象，强化色彩，别有一番天地。后来他又回归到笔墨，这一次的回归，笔墨更加酣畅了。
张玉生深知一花一世界的道理，他在这个自给自足的世界饱游饫看，欣赏笔墨的畅然天机。是的，画家洞察到其中的某种玄机：唯有进入笔墨自觉的世界，才可以让观者浮想联翩，不囿于有限，由有限而入无限和广大，艺术之职能也在于不断给观者新的审美体验，一次次带领观者进入到陌生之境。庄子说，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张玉生谙熟其中的辩证统一。他以虚心待之，虚，对于事物的刻画描写，不是蹈其行迹与外象，而是虚其形象，能够让笔墨动起来，笔墨一动，则得宇宙真气，畅然无碍，得意忘言，得意忘形，而形象自在其中，这是对既定客观之形色的超越。
张玉生不遗余力地探究笔墨自由境地的纯粹趣味，在心手的协调间完成形象与神韵、理法与意趣的必要平衡。得意忘形，历来为写意家所重视，张玉生也不例外，他并不把形象看作既定的存在，而是以意会的方式传递似与不似的妙处，并由此找到花鸟画表达的时代特性或新的可能。在这里，一方面是传承，一方面则是创化出新的样态，在两者之间构成的某种张力，正是他着力建构的学术价值。
确实，张玉生兄在对材质和笔墨所能够达到的默契之间，在一次次勾画点染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视觉经验，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观者越发能够见出其中的可行性，见到既有某种传统韵致意趣，又能衔接当代花鸟画的变革思潮与趋向。那是一种富有激情与魅力的旅程，在此过程中，他将自我放置于传统派和现代派前辈面前，尽情与他们沟通，化解隔阂，寻求灵光降临画面。他从固定的范式中脱化出来，一次次地，像蝉蜕一样，确立自我认知的花鸟画新的形式与趣味，获得新生。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