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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影片，自去年夏天试映以来，缓慢但坚定地点燃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因为它“直面和反思历史的锐度”、独特且强烈的美学表达，还没公映就被不少有幸看过的影迷列入了“年度十佳”。
它就是提名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获得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的电影《村戏》，改编自河北作家贾大山“梦庄记事”系列的多篇小说。2017年11月，《村戏》回石家庄举行了一场试映活动。郑大圣导演、七位主演、特邀的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延青、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杨红莉、贾大山长子贾永辉，以及现场观众进行了映后对谈，省文联副主席、市文联主席周喜俊主持。
小说的结束处，是改编的出发处
周喜俊：刚才大家看完了这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影片，可能还都沉浸在剧中。有些人是坐在过道台阶上看完的，感谢大家。我先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导演——郑大圣，他的外祖父是戏剧大师黄佐临，他的母亲是我最崇拜的中国第四代导演黄蜀芹。
30年前，黄蜀芹导演被河北作家蒋子龙的中篇报告文学《长发男儿》启发，以河北戏曲名家裴艳玲真实经历为蓝本，拍摄了备受业界好评的电影《人·鬼·情》。30年后，郑大圣又根据河北作家贾大山的小说改编了电影《村戏》。
我觉得《村戏》在石家庄演出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贾大山老师是石家庄人，今年又是大山先生逝世20周年。这部大戏，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我们请郑导讲一讲，是贾大山老师的哪些小说感动了他，才决定做这样一部电影？
郑大圣：大约是三年以前，我们在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贾大山小说精品集》中，读到了一系列非常有生活气息、有生命史感的故事，感佩于小说作者对人们真实生命的深切关照和描写，读完以后就难以放下，于是尝试着做影像化改编。
电影主要来自贾大山先生的五篇小说，尤其是《花生》和《村戏》。
坦率地说，好的电影，从经典的艺术电影到最卖钱的商业电影，七八成来自于小说。就文学而言不一定那么高端的小说，改电影相对容易。越好的小说，越高级干净的文字，越难改成电影。熟悉大山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文风非常凝练、简洁，很白描的手法，貌似着墨不多，字数也没有那么长。这大概是文学创作里最难的一种，改编成电影，大概也是最难的一种。我们感触于大山先生的文字，但是没法直接转译它。
周喜俊：那最后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郑大圣：只有一遍遍读、一遍遍读，在这一遍遍纯粹作为读者的精读、细读、回味、再读的过程中，我们尽量去揣摩作者的心思，然而故事情节得在小说结束的地方开始。因为高级的文字不描写那么热闹的情节，所以小说的结束处，大约是我们反复揣摩以后的改编的出发处。
比如小說《花生》写了一个盛产花生的村子，大家却都不吃花生，因为那是国家的油料，生产队长严防死守社员们偷吃花生，失手打死了正在吃花生的小女儿。这里有一个最要紧的核儿，就是爸爸的一巴掌让闺女噎死了，虽然小说里没有浓墨重彩地描绘，但对我们而言，我们需要这个硬核儿。于是我们就想，这个动作之前可能发生过什么，之后还可能发生什么，在“梦庄”这个文学世界里还有哪些人物关系，我们以此为依托来构建可能的故事。
杨红莉：贾大山“梦庄记事”系列，集中的主题就是人性。他对人性的追问和考量，写人性在特殊时代遭受的挤压，还有不管什么样的时代都没有办法挤掉的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小说是那么简洁、精粹，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个多余的情节，而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故事性、形象性。电影会怎么来呈现贾大山先生小说的本来面目呢？以我非常有限的对电影的了解和想象，我确实没有办法想出来。
所以我是带着期待、好奇甚至疑问，坐到影院里的。但是电影太让我震撼了，导演通过特殊的、震撼的、出人意料的表现方法或者叫做电影语言，把大山先生小说的精髓完全呈现出来了，带给我们的思考，跟大山先生是一脉相承的。尽管电影改编了这么多，但是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那种精神的东西，没有变。反而以一种大众喜闻乐见，或者说能够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对大山先生小说精神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发扬，也是一种让它在更多的人面前呈现的非常有效的方式。
对导演由衷地崇敬，电影精雕细琢，用了很多具有象征、隐喻意义的电影语言，需要慢慢去体会。
周喜俊：看完电影之后，我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通篇黑白，但在处理回忆部分时用的是对比强烈的大红大绿，让人有种不适感。
郑大圣：跟肉眼看到的五色斑斓的世界不一样，黑白影像有一种纯粹感、寓言感，我觉得在某种气质上，或许会比较接近大山先生特殊的小说的笔法。大红大绿是对那个年代的记忆，为了拍好这组镜头，我们特意花了半年时间，请人培育了九亩半花生。为此我们冬天、夏天两次到主外景地拍摄。
非专业演员，却是天才的表演者
周喜俊：电影是在井陉县梁家村拍的，演员几乎都是井陉县青年晋剧团的，说的是一口井陉方言。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家常年在乡下演出的戏曲团队来拍这个电影？
郑大圣：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没打算用专业演员，没有什么专业演员或是明星能演近40年前的农民。筹备期间，我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跑遍了河北，最后找到井陉县青年晋剧团。
我们就是生找，这是我们找的第九个民间剧团。团长梁春柱演路老鹤、编导王春明演村支书、丑角演员李志兵演奎疯子、刀马旦演员吕爱华演疯子的媳妇，其他诸如老鹤媳妇、村民等也都被剧团包了。剧中树满、志刚、小芬三个年轻人由井陉县中学的学生扮演，拍电影时他们还在上高三。
周喜俊：对演员的表现还满意吗？
郑大圣：我跟我的制片人从来都认为，演员团队是我们得到的最大的礼物。他们是天才的表演者。开始我们也有疑问，他们常年在舞台上从事戏曲表演，拍电影会不会不适应啊？我跟制片人、摄影师商量了很多方案，但是拍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毫无障碍，特别自在，特别生动，那种朴实的力量不是任何扮演能够带来的。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片子有生命气息，有还可看的细节，主要的原因是演员。 比如李志兵，他在剧团是主要丑角演员，平时在台下可羞涩了，不爱说话，但是在台上可热闹了。他特别有意思，我们拍戏之前小一个月，就穿着戏服住到梁家村，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志兵经常一个人蹲在墙角，老是缩缩着。这是为什么呢？他这人比较孤僻？后来聊天的时候他才说，奎疯子在地窨子里头住了这么多年，地窨子里手脚伸不开，他得让自己先从身体上习惯这个。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走路、坐着、站着、回头，就跟咱们平常天然的动作不一样。
我们还从新兵营请了一位教官，训练李志兵军事动作，为了更符合历史，还专门找到县人武部老部长，对他进行“复古”训练，因为三四十年前的军事动作跟现在不一样。电影中有一场奎生背着枪，幻想自己为了拯救花生而进行的虚拟的战斗，走正步、匍匐、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标准，这都是练出来的。我们的演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周喜俊：主演这部电影的井陉县青年晋剧团，是一家长期坚持为人民演出的好剧团。我们也请团长梁春柱先生说说。
梁春柱：我们剧团一年演出五百多场，可以说基本上天天都在乡下，没有接触过电影。通过这次拍电影，在郑导身上我学到很多，他对艺术的要求特别严格，但是人特别和气，把我们带到戏里。
大山曾经说过：写小说是教人学好呢
周喜俊：这部电影定位于历史片，但是我看了之后觉得它反映的就是现实生活。贾大山先生生前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这也代表了河北作家的创作理念。
李延青：对。2017年2月以来，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共同发起了“学大山、写人民、出精品”主题创作活动，我们各会员单位、各部门积极组织作家创作，还评了奖，马上就要结集出书了。在纪念贾大山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看到这样一部改编自贾大山小说的电影，我非常高兴，它丰富了纪念活动，是一部献给大山先生、也献给读者的精品力作。
2017年下半年，我和康志刚、黄军峰合作的中篇报告文学《正定有个贾大山》，已在《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12期刊出。在与大山先生的儿子、学生、朋友的深入交流中，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他说：写小说是教人学好呢。这句话，体现了他的审美和艺术追求，也是他创作的出发点。这部电影，它的精神和大山的创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歡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周喜俊：这个电影是我们这儿王文静在上海学习的时候看到的，她跟我汇报，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个戏必须到石家庄来演。《村戏》回老家，让我们感动，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村戏》的公映。
郑大圣：正在做计划，在春节前后吧。
观众：郑导你好！您以往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根植传统，又有着实验性”，《村戏》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实验性，有些情节好像很多义，不知道该怎么解读。比如小说《花生》中，给死去的小女孩脸上抹锅灰的是姥姥，让她不要再转生回来，电影中由奎生亲自来做，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另外，电影中有一段“钟馗打鬼”的情节，路老鹤借此试探奎疯子是否真的好了，用“钟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打的是自己的闺女”这句话彻底压垮了他，他是故意的吗？
郑大圣：因为小说有小说的表达，电影有电影的讲述，小说中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儿。把矛盾冲突集中起来，更符合电影的形式。
至于路老鹤的行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很多人觉得他很坏，是成心的，奎疯子都快爬上来了，他又给踹一脚。也有人会认为，那是个很理性的问话，我要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好了，就得用最关键的点去确认。
观众：读贾大山先生的小说，有一种很闷但说不出来的感觉。看电影却很宣泄，最后奎疯子被绑送精神病院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哭了。
郑大圣：其实哭不是我的第一诉求，更重要的是想一想。除了感动，还要引人深思。
观众：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艺术电影领域坚持，有没有觉得很难？靠什么坚持呢？
郑大圣：也不觉得有多艰难。这些事是我喜欢做的，值得做的，也是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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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村戏》，最后也没看上戏
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方山村里的故事，过年村里要排一出老戏《打金枝》，“戏篓子”路老鹤负责排戏，他唱念俱佳的女儿小芬是当仁不让的女主角，但郭暧的人选产生了分歧。路老鹤安排杨志刚演，小芬却中意奎疯子的儿子王树满。
跟排戏并行的情节是分地，因为王支书开会忘了关掉广播，承包分地的消息扩散出去，全村人开始悸动、疯狂。那已经是1982年的隆冬，人人都盼着包产到户的春风快点到来。但分地面临着一个难题，奎疯子和他“霸占”了十年的九亩半好地怎么分？
一场全村人轮番登场、热热闹闹的博弈大戏后，奎疯子被绑送精神病院。电影结尾，在雪花飘飞的苍茫大地上，大喇叭里简单又淡然地公布了分地的方案：xx三亩、xx四亩……
电影名叫《村戏》，其实观众到最后也没看上《打金枝》，却看了一出人生百味的年代大戏。
编辑：安春华
它就是提名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获得金鸡奖最佳摄影奖的电影《村戏》，改编自河北作家贾大山“梦庄记事”系列的多篇小说。2017年11月，《村戏》回石家庄举行了一场试映活动。郑大圣导演、七位主演、特邀的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延青、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杨红莉、贾大山长子贾永辉，以及现场观众进行了映后对谈，省文联副主席、市文联主席周喜俊主持。
小说的结束处，是改编的出发处
周喜俊：刚才大家看完了这部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影片，可能还都沉浸在剧中。有些人是坐在过道台阶上看完的，感谢大家。我先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导演——郑大圣，他的外祖父是戏剧大师黄佐临，他的母亲是我最崇拜的中国第四代导演黄蜀芹。
30年前，黄蜀芹导演被河北作家蒋子龙的中篇报告文学《长发男儿》启发，以河北戏曲名家裴艳玲真实经历为蓝本，拍摄了备受业界好评的电影《人·鬼·情》。30年后，郑大圣又根据河北作家贾大山的小说改编了电影《村戏》。
我觉得《村戏》在石家庄演出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贾大山老师是石家庄人，今年又是大山先生逝世20周年。这部大戏，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我们请郑导讲一讲，是贾大山老师的哪些小说感动了他，才决定做这样一部电影？
郑大圣：大约是三年以前，我们在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贾大山小说精品集》中，读到了一系列非常有生活气息、有生命史感的故事，感佩于小说作者对人们真实生命的深切关照和描写，读完以后就难以放下，于是尝试着做影像化改编。
电影主要来自贾大山先生的五篇小说，尤其是《花生》和《村戏》。
坦率地说，好的电影，从经典的艺术电影到最卖钱的商业电影，七八成来自于小说。就文学而言不一定那么高端的小说，改电影相对容易。越好的小说，越高级干净的文字，越难改成电影。熟悉大山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文风非常凝练、简洁，很白描的手法，貌似着墨不多，字数也没有那么长。这大概是文学创作里最难的一种，改编成电影，大概也是最难的一种。我们感触于大山先生的文字，但是没法直接转译它。
周喜俊：那最后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郑大圣：只有一遍遍读、一遍遍读，在这一遍遍纯粹作为读者的精读、细读、回味、再读的过程中，我们尽量去揣摩作者的心思，然而故事情节得在小说结束的地方开始。因为高级的文字不描写那么热闹的情节，所以小说的结束处，大约是我们反复揣摩以后的改编的出发处。
比如小說《花生》写了一个盛产花生的村子，大家却都不吃花生，因为那是国家的油料，生产队长严防死守社员们偷吃花生，失手打死了正在吃花生的小女儿。这里有一个最要紧的核儿，就是爸爸的一巴掌让闺女噎死了，虽然小说里没有浓墨重彩地描绘，但对我们而言，我们需要这个硬核儿。于是我们就想，这个动作之前可能发生过什么，之后还可能发生什么，在“梦庄”这个文学世界里还有哪些人物关系，我们以此为依托来构建可能的故事。
杨红莉：贾大山“梦庄记事”系列，集中的主题就是人性。他对人性的追问和考量，写人性在特殊时代遭受的挤压，还有不管什么样的时代都没有办法挤掉的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小说是那么简洁、精粹，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个多余的情节，而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故事性、形象性。电影会怎么来呈现贾大山先生小说的本来面目呢？以我非常有限的对电影的了解和想象，我确实没有办法想出来。
所以我是带着期待、好奇甚至疑问，坐到影院里的。但是电影太让我震撼了，导演通过特殊的、震撼的、出人意料的表现方法或者叫做电影语言，把大山先生小说的精髓完全呈现出来了，带给我们的思考，跟大山先生是一脉相承的。尽管电影改编了这么多，但是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那种精神的东西，没有变。反而以一种大众喜闻乐见，或者说能够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这是对大山先生小说精神的一种继承，更是一种发扬，也是一种让它在更多的人面前呈现的非常有效的方式。
对导演由衷地崇敬，电影精雕细琢，用了很多具有象征、隐喻意义的电影语言，需要慢慢去体会。
周喜俊：看完电影之后，我印象最深的是，电影通篇黑白，但在处理回忆部分时用的是对比强烈的大红大绿，让人有种不适感。
郑大圣：跟肉眼看到的五色斑斓的世界不一样，黑白影像有一种纯粹感、寓言感，我觉得在某种气质上，或许会比较接近大山先生特殊的小说的笔法。大红大绿是对那个年代的记忆，为了拍好这组镜头，我们特意花了半年时间，请人培育了九亩半花生。为此我们冬天、夏天两次到主外景地拍摄。
非专业演员，却是天才的表演者
周喜俊：电影是在井陉县梁家村拍的，演员几乎都是井陉县青年晋剧团的，说的是一口井陉方言。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家常年在乡下演出的戏曲团队来拍这个电影？
郑大圣：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没打算用专业演员，没有什么专业演员或是明星能演近40年前的农民。筹备期间，我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跑遍了河北，最后找到井陉县青年晋剧团。
我们就是生找，这是我们找的第九个民间剧团。团长梁春柱演路老鹤、编导王春明演村支书、丑角演员李志兵演奎疯子、刀马旦演员吕爱华演疯子的媳妇，其他诸如老鹤媳妇、村民等也都被剧团包了。剧中树满、志刚、小芬三个年轻人由井陉县中学的学生扮演，拍电影时他们还在上高三。
周喜俊：对演员的表现还满意吗？
郑大圣：我跟我的制片人从来都认为，演员团队是我们得到的最大的礼物。他们是天才的表演者。开始我们也有疑问，他们常年在舞台上从事戏曲表演，拍电影会不会不适应啊？我跟制片人、摄影师商量了很多方案，但是拍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毫无障碍，特别自在，特别生动，那种朴实的力量不是任何扮演能够带来的。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片子有生命气息，有还可看的细节，主要的原因是演员。 比如李志兵，他在剧团是主要丑角演员，平时在台下可羞涩了，不爱说话，但是在台上可热闹了。他特别有意思，我们拍戏之前小一个月，就穿着戏服住到梁家村，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志兵经常一个人蹲在墙角，老是缩缩着。这是为什么呢？他这人比较孤僻？后来聊天的时候他才说，奎疯子在地窨子里头住了这么多年，地窨子里手脚伸不开，他得让自己先从身体上习惯这个。拍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走路、坐着、站着、回头，就跟咱们平常天然的动作不一样。
我们还从新兵营请了一位教官，训练李志兵军事动作，为了更符合历史，还专门找到县人武部老部长，对他进行“复古”训练，因为三四十年前的军事动作跟现在不一样。电影中有一场奎生背着枪，幻想自己为了拯救花生而进行的虚拟的战斗，走正步、匍匐、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标准，这都是练出来的。我们的演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周喜俊：主演这部电影的井陉县青年晋剧团，是一家长期坚持为人民演出的好剧团。我们也请团长梁春柱先生说说。
梁春柱：我们剧团一年演出五百多场，可以说基本上天天都在乡下，没有接触过电影。通过这次拍电影，在郑导身上我学到很多，他对艺术的要求特别严格，但是人特别和气，把我们带到戏里。
大山曾经说过：写小说是教人学好呢
周喜俊：这部电影定位于历史片，但是我看了之后觉得它反映的就是现实生活。贾大山先生生前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这也代表了河北作家的创作理念。
李延青：对。2017年2月以来，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共同发起了“学大山、写人民、出精品”主题创作活动，我们各会员单位、各部门积极组织作家创作，还评了奖，马上就要结集出书了。在纪念贾大山先生逝世20周年之际，看到这样一部改编自贾大山小说的电影，我非常高兴，它丰富了纪念活动，是一部献给大山先生、也献给读者的精品力作。
2017年下半年，我和康志刚、黄军峰合作的中篇报告文学《正定有个贾大山》，已在《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12期刊出。在与大山先生的儿子、学生、朋友的深入交流中，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他说：写小说是教人学好呢。这句话，体现了他的审美和艺术追求，也是他创作的出发点。这部电影，它的精神和大山的创作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歡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周喜俊：这个电影是我们这儿王文静在上海学习的时候看到的，她跟我汇报，我毫不犹豫地说，这个戏必须到石家庄来演。《村戏》回老家，让我们感动，同时我们也期待着《村戏》的公映。
郑大圣：正在做计划，在春节前后吧。
观众：郑导你好！您以往的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根植传统，又有着实验性”，《村戏》也不例外。也正因为实验性，有些情节好像很多义，不知道该怎么解读。比如小说《花生》中，给死去的小女孩脸上抹锅灰的是姥姥，让她不要再转生回来，电影中由奎生亲自来做，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另外，电影中有一段“钟馗打鬼”的情节，路老鹤借此试探奎疯子是否真的好了，用“钟馗打鬼，打的不是鬼，打的是自己的闺女”这句话彻底压垮了他，他是故意的吗？
郑大圣：因为小说有小说的表达，电影有电影的讲述，小说中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儿。把矛盾冲突集中起来，更符合电影的形式。
至于路老鹤的行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很多人觉得他很坏，是成心的，奎疯子都快爬上来了，他又给踹一脚。也有人会认为，那是个很理性的问话，我要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好了，就得用最关键的点去确认。
观众：读贾大山先生的小说，有一种很闷但说不出来的感觉。看电影却很宣泄，最后奎疯子被绑送精神病院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哭了。
郑大圣：其实哭不是我的第一诉求，更重要的是想一想。除了感动，还要引人深思。
观众：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艺术电影领域坚持，有没有觉得很难？靠什么坚持呢？
郑大圣：也不觉得有多艰难。这些事是我喜欢做的，值得做的，也是应该做的。
[链接]
叫《村戏》，最后也没看上戏
电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方山村里的故事，过年村里要排一出老戏《打金枝》，“戏篓子”路老鹤负责排戏，他唱念俱佳的女儿小芬是当仁不让的女主角，但郭暧的人选产生了分歧。路老鹤安排杨志刚演，小芬却中意奎疯子的儿子王树满。
跟排戏并行的情节是分地，因为王支书开会忘了关掉广播，承包分地的消息扩散出去，全村人开始悸动、疯狂。那已经是1982年的隆冬，人人都盼着包产到户的春风快点到来。但分地面临着一个难题，奎疯子和他“霸占”了十年的九亩半好地怎么分？
一场全村人轮番登场、热热闹闹的博弈大戏后，奎疯子被绑送精神病院。电影结尾，在雪花飘飞的苍茫大地上，大喇叭里简单又淡然地公布了分地的方案：xx三亩、xx四亩……
电影名叫《村戏》，其实观众到最后也没看上《打金枝》，却看了一出人生百味的年代大戏。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