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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八十心犹雄,高谈声响如洪钟。
岂惟体气得天厚,自是精神有内充。
经济文章千万字,诗歌采辑其余事。
著书宁为稻粱谋,利民利国平生志。
患难能堪人不堪,争时困学而穷研。
知也无涯愿无尽,日新又新忘其年。
——赵朴初贺许涤新从事学术活动55周年
大半个世纪之前,战乱中的国人多数生计困顿,“经济”这个话题远非社会热点。但有一群人,虽然并未以经济学家作为人生起初的梦想,却在时代命运的裹挟下,青年时期便与共产主义思潮结缘,学马克思《资本论》出身,日后都成为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重建,乃至国家经济体系构建发挥重要作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
这群人包括孙冶方、薛暮桥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也包括他们的同代人许涤新。
许涤新原名许声闻,1906年出生在广东揭阳棉湖镇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在那个民族灾难异常深重的年代,和许多同龄的爱国青年一样,许涤新最初选择了文科。1927年,国共首次合作破裂,中国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对社会发展感到迷惘和痛苦的许涤新,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获得启示,认识到要研究包括文艺在内的社会上层建筑,必须先研究社会的经济基础。
从那时放弃文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经济”这两个字贯穿了许涤新此后50余年的生平经历,既带给他“满腹经纶为世用”的研究乐趣与成就感,也让他在特殊年代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身心蒙难。
众多亲朋故友忆起许涤新,“勤奋不辍”总是大家的第一印象。许涤新1939年结婚,夫人方卓芬一生伴他左右,却在1988年他去世后撰写《回忆许涤新》之时,苦于缺乏生活素材而一时难以动笔。许涤新有三个孩子,在二儿子许小飞和女儿许华的印象中,“父亲的书房从不让别人动。父亲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在外面闹翻了天,他也不管。”
许涤新爱听京戏,喜欢音乐。他也是书法家,常常站在亭台楼阁的扁联碑帖前久久凝视。或许只有在他题赠亲朋好友的楹联上,在最常看到的陆游诗句“新阳苏醒春前柳,轻暖医治雪后梅”,还有联句“坎坷过尽阳关道,满目青山夕照明”等等之中,可以看出借古人诗句抒发出的,他内心世界的冰山一角。
很多历史的细节,就在这样的沉默与孤守中,被隐匿起来。在很多人看来,晚年的许涤新并没有跟上历史的变化步伐,与各路取经西方的经济体系相比,他坚守的“马列主义的经济观”是有些过时了的。但对于生性并不善于出政治风头的许涤新来说,理论信仰的不动摇始终让他不把外界的各色议论放在心上。可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领域里四人帮余毒还未根绝,不免让他有所不安,以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把更多的精力由深究计划与市场之和合异同,转向彼时尚未热闹起来的生态经济学,以及人口问题和其他的社会活动上面。
南下上海
从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开始,父亲的工作就一直与经济有关,撰写过大量宣传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文章。1940年,父亲调任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考虑到他在经济方面的特长,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总理指示他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此后他一直奋斗在统战工作的战线上,26年如一日。
1949年5月9日,正在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的父亲,和潘汉年、夏衍等人一起,奉命从香港经塘沽和天津抵达北平。在北平的几日里,父亲等人几次前往中南海颐年堂和香山双清别墅,听取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于接管上海的工作指示。中央领导对于接管上海这件事情,考虑得非常具体周全:“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刘少奇和朱德后来还提醒父亲他们在接管过程中要留意上海青红帮,也就是要关注上海的治安问题。
父亲他们还拜会了刚从香港来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比如李济深,郭沫若,黄培炎,陈叔通和马寅初等人。那个时候,我(许小飞)跟着倪妈妈,刚刚从西柏坡来到北平,住在万寿路的托儿所里。父亲只抽了半天时间来看我,随后便和潘汉年、夏衍等人坐火车前往上海。在途中走到山东境内,铁轨被毁,火车交通中断,无法继续前进。后来,听说是粟裕将军派人骑马把父亲他们接进了上海。
根据中央安排,潘汉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工作;父亲则担任上海市委委员,协助曾山负责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因为国民党官僚资本在不少企业中有投资,所以在没收官僚资本时,必然要接触有关的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上海资本家打交道的工作也就落在了父亲身上。8月23日下午,在上海中国银行的楼里,父亲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陈毅、潘汉年和饶漱石(时任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分别讲话。那是中共和上海市中上层资本家的第一次大规模会见,父亲也是在那次会上,与荣毅仁、刘靖基和郭棣活等几个代表人物交上了朋友。
在国民经济的恢复过程中,私营工商业得到恢复,但随着国内市场急速发展,私营工商业同国营经济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要与国营平起平坐,在利润上平分秋色。1951年秋,父亲在工商界全市代表会议上,批判这种资本主义自由化。周恩来看到《解放日报》刊登的这篇批判全文后,在父亲去北京开会时专门找他谈话,指示他要从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破坏市场正常活动的角度,加大对这种现象的批判。父亲当晚便乘火车返回上海,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放了一炮”。不少人后来评论说,这一炮其实就是后来“五反”的照明弹。
“五反”运动后期,李维汉和黄炎培、陈叔通等人来上海了解“五反”情况。在市委一次会议上,李维汉向陈毅提出,要调父亲去北京工作。陈叔通也告诉父亲,不久前,周恩来通知他,要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让陈叔通当主任委员。他感到很突然,经周恩来一再做工作,陈叔通表示同意,但他向周总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把父亲从上海调到北京,参加工商联的领导工作。
就这样,1952年,经历过上海接管和经济重建风云的父亲,来到北京,开始在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
“文革”十年
1966年6月开始,一场名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席卷而来。
当时,父亲正在武汉搪瓷厂参加“四清”运动,北京机关和家里都来信,催他回来参加运动。列车日夜兼程,向北京飞驰。车窗外一片漆黑,车厢内灯光昏暗。父亲心乱如麻,整夜未眠。他心中缭绕着一团迷雾:吴晗、邓拓、廖沫沙,这些老朋友都是著名的学者,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反党分子?
第二天,火车到站,母亲前往接他。往常出差回来都有说有笑的父亲,这次沉默寡言,他好像预感到了什么。
回到北京后,身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工商局长兼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父亲,领导中央工商局,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随着运动的深入,工商局内部也冒出了名目众多的造反组织。由于陈伯达在会上点名指出“许涤新,像个民主人士”,等于把父亲划为“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从此变为了“牛鬼蛇神”。
有几件事情印象深刻。
1967年4月底,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中央统战部“东方红”造反派把徐冰、刘春、平杰三和父亲四位副部长揪到部里,关进一间小屋。直到下午四点多,门外突然人声鼎沸,一大群民族学院的学生和一伙带着红袖章的大汉,把这四个“走资派”赶到院子里,让他们绕着院子走了一圈又一圈。后来,这些人开始对四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拳脚相加。徐冰被踢得当场吐血,刘春、平杰三胸部和腿部受伤,父亲则被拳头击中胸部,痛倒在地上后,又被人狠狠踢了几脚。
但后来父亲告诉我,徐冰并不埋怨造反派,他后来还曾对父亲说:“我们当时的确做得还不够好,也做过一些对不起群众的错事。”
1967年12月4日,父亲被统战部“造反团”带走,关进牛棚。一同被关押的还有统战部副部长金城、薛子正和秘书长于刚。父亲和金城伯伯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中,结下了深厚的共患难之情。父亲一直爱吃水果,监狱里吃不到,他就把打扫卫生时捡到的橘子皮藏起来,悄悄洗净、煮沸、加糖,然后把这自制的果汁分赠金城和于刚。金城的家人开始还被允许送东西到监狱来,他把送来的“心里美”萝卜煮水,也分给父亲一杯,美其名曰“下火茶”。
金城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行动不便,生活难以自理。改造成监狱的宿舍早已停了暖气,需要父亲他们自己烧煤取暖。每次去煤铺拉煤时,金城看不见路,父亲就在前面拉车领路,他在后面缓缓地推。父亲还要帮金城伯伯安装炉子,将烟筒一节节接好,再用废报纸把接口处封起来,避免煤气漏溢。夜里封火,金城总是对不准蜂窝煤的窟窿眼,父亲就帮他将火封好。后来,金城伯伯终于争取做了白内障手术,父亲帮他擦四环素药膏,还帮他打饭、灌开水……
1988年,父亲去世。耄耋之年的金城伯伯忆起这件件往事,悲从中来,挥泪写下《江城子》二首:
一朝生死两茫茫,昼思量,夜难忘,病榻辗转,不禁忆沧桑;五载铁窗深敬识,常挚手,竞扶帮。橘红煮水共品尝,赛杜康,调阴阳,以沫相濡,与鬼论短长。争得扬眉吐气日:阶下囚——“四人帮”。
与君一决何茫茫,言未出,心已伤,翻卷遗文,对谁话凄凉?梦里依稀音容在,声似钟,鬓发霜,铁肩妙手著文章。师友情,今何方?风烛之年,犹有泪千行。待到清明草碧日,插松柏,寄衷肠。
狱中五年,父亲渐渐从悲愤与困惑中警醒。他意识到这场所谓的革命是被一伙阴谋家和野心家操纵和利用了,积极的对策只有一个:千方百计地活下去。做好这种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父亲一面应付审查和批斗,一面加强锻炼身体。牛棚是监狱,没有健身的条件,他就想出一个简易的办法:用冷水擦身,不分冬夏,寒暑无间。不料居然奏效,感冒减少了,不吃安眠药也能入睡。
父亲相信中国的那句老话,物极必反。
到老犹磅礴
父亲这一辈子,惜时如金,争分夺秒地工作,争分夺秒地著书立说,从未停止过学习和思考。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父亲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编委,一次在歌乐山疗养时,和周恩来住在一个医院,周恩来对父亲说:“你们几个编编报,写写专论,大体还可以,但不能以此为满足,学问是永无止境的。要深入,要系统化。否则你们写的专论或社论就容易说错话,或者流于隔靴搔痒。”
父亲终生铭记着总理的教导,并把这次谈话概括为“集中持久系统化,咬住青山不放松”的治学之道。
父亲是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领进经济学大门的,所以他特别重视对马列经典的研究。父亲读过三遍《资本论》。第一次是解放前,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阅读了河上肇翻译的日本版《资本论》。解放初期,利用零散时间,断断续续又读《资本论》。第三遍是在文革期间,身在牛棚接受隔离审查,他痛下决心要在残酷的折磨中“读点书,写点东西。”出狱后,一本45万字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资本论>笔记》诞生。
可以说,父亲的生命与三本大部头的著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政治经济学辞典》,这太说不过去了。”1977年7月,父亲就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后,9月就倡导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历经三年多的曲折与反复,168万字的《辞典》于1980年问世,一批年轻学者也随之成长起来。用父亲的话说,编撰完成《政治经济学辞典》,其实是还了中国人民的一笔债。
编写一部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最早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父亲从事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多年,向来重视各类经济信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于是,周恩来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父亲: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一个历史总结。“文革”期间,因为已经出版了部分企业家的史料专集,不仅“为资本家树碑立传”成为父亲的罪状之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也被迫中断。
“我欠着总理一笔账。”1973年从牛棚解放出来的父亲,时常心事重重,喃喃自语。1978年6月9日,讨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编写问题的座谈会上,许涤新说,写好这部书,是完成周恩来总理的遗愿。
1981年的一个早上,母亲焦急地跑去找古念良,和他说:“老古,你去劝劝老头儿吧,他真不要命了。每天晚上都关着门写到深夜,我拼命敲门,他根本不理睬,就是不肯休息。”
直到1988年父亲去世,这项庞大的系统编撰工程只出版完成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他的遗物中,关于这本著作的三本提要,一本提纲,厚厚一摞书稿,都静静堆放在书架上。
在父亲的著书过程中,《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大胆而冒昧的尝试”。因为自从1877年恩格斯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来,父亲是第一个对这门学科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学者。1982年,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以及父亲本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年逾七旬、两鬓飞霜的父亲,决定重写已于4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新版《广义政治经济学》完成。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姓“资”姓“社”争论未休,在“摸着石头过河”。父亲也常常思索譬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类的问题,写过的文章也被政治局传阅过。他多次去国外考察交流,关注到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和经济问题,比如股份制,上海宝钢改革,金融市场建设,美国和中国工人的薪资差异等等。但他终归是感觉到,在中国搞学术研究特别是涉及到姓资姓社的研究,还是有很多雷区禁区,“解放思想”也远非外人想来那样容易。
父亲身上有浓厚的知识分子味道,他十分看淡权利和地位,也从来不攀龙附凤。他在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一直把办公室设在远离院部的经济所,这在当时诸多院长中颇为少见。他认为这样安排更利于他集中精力搞好研究,又可避开很多是是非非的干扰。
父亲在晚期的研究中超前预见到生态经济学的重要性,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即使这样,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的深入探讨和研究,一直到患病之前还在为再次对照通读不同版本的《资本论》做准备。
在子女心目中,父亲是个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又是个治学严谨的诚实的学者。他非常欣赏有真才实学忠厚老实的干部,非常看重脚踏实地认认真真搞学问的人。他要求我们做这样的人。
采访整理:温志宏刘梦羽
许涤新(1906-1988),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广东揭西人。先后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劳动大学求学。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职。汕头大学首任校长。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主要著作有《广义政治经济学》(三卷)、《新民主主义经济论》、《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生态经济学探索》等,并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
岂惟体气得天厚,自是精神有内充。
经济文章千万字,诗歌采辑其余事。
著书宁为稻粱谋,利民利国平生志。
患难能堪人不堪,争时困学而穷研。
知也无涯愿无尽,日新又新忘其年。
——赵朴初贺许涤新从事学术活动55周年
大半个世纪之前,战乱中的国人多数生计困顿,“经济”这个话题远非社会热点。但有一群人,虽然并未以经济学家作为人生起初的梦想,却在时代命运的裹挟下,青年时期便与共产主义思潮结缘,学马克思《资本论》出身,日后都成为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重建,乃至国家经济体系构建发挥重要作用的老一辈经济学家。
这群人包括孙冶方、薛暮桥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也包括他们的同代人许涤新。
许涤新原名许声闻,1906年出生在广东揭阳棉湖镇的一个小学教师家庭。在那个民族灾难异常深重的年代,和许多同龄的爱国青年一样,许涤新最初选择了文科。1927年,国共首次合作破裂,中国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对社会发展感到迷惘和痛苦的许涤新,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获得启示,认识到要研究包括文艺在内的社会上层建筑,必须先研究社会的经济基础。
从那时放弃文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经济”这两个字贯穿了许涤新此后50余年的生平经历,既带给他“满腹经纶为世用”的研究乐趣与成就感,也让他在特殊年代因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身心蒙难。
众多亲朋故友忆起许涤新,“勤奋不辍”总是大家的第一印象。许涤新1939年结婚,夫人方卓芬一生伴他左右,却在1988年他去世后撰写《回忆许涤新》之时,苦于缺乏生活素材而一时难以动笔。许涤新有三个孩子,在二儿子许小飞和女儿许华的印象中,“父亲的书房从不让别人动。父亲写文章的时候,我们在外面闹翻了天,他也不管。”
许涤新爱听京戏,喜欢音乐。他也是书法家,常常站在亭台楼阁的扁联碑帖前久久凝视。或许只有在他题赠亲朋好友的楹联上,在最常看到的陆游诗句“新阳苏醒春前柳,轻暖医治雪后梅”,还有联句“坎坷过尽阳关道,满目青山夕照明”等等之中,可以看出借古人诗句抒发出的,他内心世界的冰山一角。
很多历史的细节,就在这样的沉默与孤守中,被隐匿起来。在很多人看来,晚年的许涤新并没有跟上历史的变化步伐,与各路取经西方的经济体系相比,他坚守的“马列主义的经济观”是有些过时了的。但对于生性并不善于出政治风头的许涤新来说,理论信仰的不动摇始终让他不把外界的各色议论放在心上。可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领域里四人帮余毒还未根绝,不免让他有所不安,以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把更多的精力由深究计划与市场之和合异同,转向彼时尚未热闹起来的生态经济学,以及人口问题和其他的社会活动上面。
南下上海
从上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开始,父亲的工作就一直与经济有关,撰写过大量宣传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文章。1940年,父亲调任南方局经济组组长,考虑到他在经济方面的特长,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总理指示他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此后他一直奋斗在统战工作的战线上,26年如一日。
1949年5月9日,正在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的父亲,和潘汉年、夏衍等人一起,奉命从香港经塘沽和天津抵达北平。在北平的几日里,父亲等人几次前往中南海颐年堂和香山双清别墅,听取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于接管上海的工作指示。中央领导对于接管上海这件事情,考虑得非常具体周全:“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刘少奇和朱德后来还提醒父亲他们在接管过程中要留意上海青红帮,也就是要关注上海的治安问题。
父亲他们还拜会了刚从香港来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比如李济深,郭沫若,黄培炎,陈叔通和马寅初等人。那个时候,我(许小飞)跟着倪妈妈,刚刚从西柏坡来到北平,住在万寿路的托儿所里。父亲只抽了半天时间来看我,随后便和潘汉年、夏衍等人坐火车前往上海。在途中走到山东境内,铁轨被毁,火车交通中断,无法继续前进。后来,听说是粟裕将军派人骑马把父亲他们接进了上海。
根据中央安排,潘汉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工作;父亲则担任上海市委委员,协助曾山负责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因为国民党官僚资本在不少企业中有投资,所以在没收官僚资本时,必然要接触有关的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上海资本家打交道的工作也就落在了父亲身上。8月23日下午,在上海中国银行的楼里,父亲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陈毅、潘汉年和饶漱石(时任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分别讲话。那是中共和上海市中上层资本家的第一次大规模会见,父亲也是在那次会上,与荣毅仁、刘靖基和郭棣活等几个代表人物交上了朋友。
在国民经济的恢复过程中,私营工商业得到恢复,但随着国内市场急速发展,私营工商业同国营经济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要与国营平起平坐,在利润上平分秋色。1951年秋,父亲在工商界全市代表会议上,批判这种资本主义自由化。周恩来看到《解放日报》刊登的这篇批判全文后,在父亲去北京开会时专门找他谈话,指示他要从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破坏市场正常活动的角度,加大对这种现象的批判。父亲当晚便乘火车返回上海,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放了一炮”。不少人后来评论说,这一炮其实就是后来“五反”的照明弹。
“五反”运动后期,李维汉和黄炎培、陈叔通等人来上海了解“五反”情况。在市委一次会议上,李维汉向陈毅提出,要调父亲去北京工作。陈叔通也告诉父亲,不久前,周恩来通知他,要成立全国工商联合会,让陈叔通当主任委员。他感到很突然,经周恩来一再做工作,陈叔通表示同意,但他向周总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把父亲从上海调到北京,参加工商联的领导工作。
就这样,1952年,经历过上海接管和经济重建风云的父亲,来到北京,开始在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
“文革”十年
1966年6月开始,一场名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席卷而来。
当时,父亲正在武汉搪瓷厂参加“四清”运动,北京机关和家里都来信,催他回来参加运动。列车日夜兼程,向北京飞驰。车窗外一片漆黑,车厢内灯光昏暗。父亲心乱如麻,整夜未眠。他心中缭绕着一团迷雾:吴晗、邓拓、廖沫沙,这些老朋友都是著名的学者,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反党分子?
第二天,火车到站,母亲前往接他。往常出差回来都有说有笑的父亲,这次沉默寡言,他好像预感到了什么。
回到北京后,身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工商局长兼民建和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父亲,领导中央工商局,也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随着运动的深入,工商局内部也冒出了名目众多的造反组织。由于陈伯达在会上点名指出“许涤新,像个民主人士”,等于把父亲划为“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从此变为了“牛鬼蛇神”。
有几件事情印象深刻。
1967年4月底,一个星期六的早晨,中央统战部“东方红”造反派把徐冰、刘春、平杰三和父亲四位副部长揪到部里,关进一间小屋。直到下午四点多,门外突然人声鼎沸,一大群民族学院的学生和一伙带着红袖章的大汉,把这四个“走资派”赶到院子里,让他们绕着院子走了一圈又一圈。后来,这些人开始对四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拳脚相加。徐冰被踢得当场吐血,刘春、平杰三胸部和腿部受伤,父亲则被拳头击中胸部,痛倒在地上后,又被人狠狠踢了几脚。
但后来父亲告诉我,徐冰并不埋怨造反派,他后来还曾对父亲说:“我们当时的确做得还不够好,也做过一些对不起群众的错事。”
1967年12月4日,父亲被统战部“造反团”带走,关进牛棚。一同被关押的还有统战部副部长金城、薛子正和秘书长于刚。父亲和金城伯伯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中,结下了深厚的共患难之情。父亲一直爱吃水果,监狱里吃不到,他就把打扫卫生时捡到的橘子皮藏起来,悄悄洗净、煮沸、加糖,然后把这自制的果汁分赠金城和于刚。金城的家人开始还被允许送东西到监狱来,他把送来的“心里美”萝卜煮水,也分给父亲一杯,美其名曰“下火茶”。
金城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行动不便,生活难以自理。改造成监狱的宿舍早已停了暖气,需要父亲他们自己烧煤取暖。每次去煤铺拉煤时,金城看不见路,父亲就在前面拉车领路,他在后面缓缓地推。父亲还要帮金城伯伯安装炉子,将烟筒一节节接好,再用废报纸把接口处封起来,避免煤气漏溢。夜里封火,金城总是对不准蜂窝煤的窟窿眼,父亲就帮他将火封好。后来,金城伯伯终于争取做了白内障手术,父亲帮他擦四环素药膏,还帮他打饭、灌开水……
1988年,父亲去世。耄耋之年的金城伯伯忆起这件件往事,悲从中来,挥泪写下《江城子》二首:
一朝生死两茫茫,昼思量,夜难忘,病榻辗转,不禁忆沧桑;五载铁窗深敬识,常挚手,竞扶帮。橘红煮水共品尝,赛杜康,调阴阳,以沫相濡,与鬼论短长。争得扬眉吐气日:阶下囚——“四人帮”。
与君一决何茫茫,言未出,心已伤,翻卷遗文,对谁话凄凉?梦里依稀音容在,声似钟,鬓发霜,铁肩妙手著文章。师友情,今何方?风烛之年,犹有泪千行。待到清明草碧日,插松柏,寄衷肠。
狱中五年,父亲渐渐从悲愤与困惑中警醒。他意识到这场所谓的革命是被一伙阴谋家和野心家操纵和利用了,积极的对策只有一个:千方百计地活下去。做好这种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父亲一面应付审查和批斗,一面加强锻炼身体。牛棚是监狱,没有健身的条件,他就想出一个简易的办法:用冷水擦身,不分冬夏,寒暑无间。不料居然奏效,感冒减少了,不吃安眠药也能入睡。
父亲相信中国的那句老话,物极必反。
到老犹磅礴
父亲这一辈子,惜时如金,争分夺秒地工作,争分夺秒地著书立说,从未停止过学习和思考。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父亲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编委,一次在歌乐山疗养时,和周恩来住在一个医院,周恩来对父亲说:“你们几个编编报,写写专论,大体还可以,但不能以此为满足,学问是永无止境的。要深入,要系统化。否则你们写的专论或社论就容易说错话,或者流于隔靴搔痒。”
父亲终生铭记着总理的教导,并把这次谈话概括为“集中持久系统化,咬住青山不放松”的治学之道。
父亲是被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领进经济学大门的,所以他特别重视对马列经典的研究。父亲读过三遍《资本论》。第一次是解放前,在国民党的监狱里,阅读了河上肇翻译的日本版《资本论》。解放初期,利用零散时间,断断续续又读《资本论》。第三遍是在文革期间,身在牛棚接受隔离审查,他痛下决心要在残酷的折磨中“读点书,写点东西。”出狱后,一本45万字的《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资本论>笔记》诞生。
可以说,父亲的生命与三本大部头的著作紧密联系在一起。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政治经济学辞典》,这太说不过去了。”1977年7月,父亲就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后,9月就倡导编写《政治经济学辞典》。历经三年多的曲折与反复,168万字的《辞典》于1980年问世,一批年轻学者也随之成长起来。用父亲的话说,编撰完成《政治经济学辞典》,其实是还了中国人民的一笔债。
编写一部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最早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父亲从事民族资产阶级统战工作多年,向来重视各类经济信息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于是,周恩来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父亲:对中国的资本主义进行一个历史总结。“文革”期间,因为已经出版了部分企业家的史料专集,不仅“为资本家树碑立传”成为父亲的罪状之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编写工作也被迫中断。
“我欠着总理一笔账。”1973年从牛棚解放出来的父亲,时常心事重重,喃喃自语。1978年6月9日,讨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编写问题的座谈会上,许涤新说,写好这部书,是完成周恩来总理的遗愿。
1981年的一个早上,母亲焦急地跑去找古念良,和他说:“老古,你去劝劝老头儿吧,他真不要命了。每天晚上都关着门写到深夜,我拼命敲门,他根本不理睬,就是不肯休息。”
直到1988年父亲去世,这项庞大的系统编撰工程只出版完成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在他的遗物中,关于这本著作的三本提要,一本提纲,厚厚一摞书稿,都静静堆放在书架上。
在父亲的著书过程中,《广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大胆而冒昧的尝试”。因为自从1877年恩格斯提出广义政治经济学以来,父亲是第一个对这门学科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学者。1982年,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以及父亲本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年逾七旬、两鬓飞霜的父亲,决定重写已于4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广义政治经济学》。1986年,新版《广义政治经济学》完成。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姓“资”姓“社”争论未休,在“摸着石头过河”。父亲也常常思索譬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类的问题,写过的文章也被政治局传阅过。他多次去国外考察交流,关注到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和经济问题,比如股份制,上海宝钢改革,金融市场建设,美国和中国工人的薪资差异等等。但他终归是感觉到,在中国搞学术研究特别是涉及到姓资姓社的研究,还是有很多雷区禁区,“解放思想”也远非外人想来那样容易。
父亲身上有浓厚的知识分子味道,他十分看淡权利和地位,也从来不攀龙附凤。他在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一直把办公室设在远离院部的经济所,这在当时诸多院长中颇为少见。他认为这样安排更利于他集中精力搞好研究,又可避开很多是是非非的干扰。
父亲在晚期的研究中超前预见到生态经济学的重要性,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即使这样,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的深入探讨和研究,一直到患病之前还在为再次对照通读不同版本的《资本论》做准备。
在子女心目中,父亲是个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又是个治学严谨的诚实的学者。他非常欣赏有真才实学忠厚老实的干部,非常看重脚踏实地认认真真搞学问的人。他要求我们做这样的人。
采访整理:温志宏刘梦羽
许涤新(1906-1988),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广东揭西人。先后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上海劳动大学求学。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等职。汕头大学首任校长。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主要著作有《广义政治经济学》(三卷)、《新民主主义经济论》、《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生态经济学探索》等,并主编《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