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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章草《急就章》，为元代大书法家邓文原（1259-1328）所书。作品迎首处有清乾隆皇帝“草圣”题签，本幅后有石岩、杨维桢、张雨、余诠、袁华、姚广孝、陈谦等题跋。最早的鉴藏印始于明代项元汴，稍后有姜绍书、乾隆等鉴藏印章。此卷曾经汪珂玉《珊瑚网》、顾复《平生壮观》、吴升《大观录》等著录，明清收藏家一致认为是邓文原真迹。
《急就章》，又称《急就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以口诀的方式将姓名、官职、服饰、谷物等内容进行编纂，是儿童启蒙的识字用书。《急就章》与章草有着密切的关系，张怀瓘《书断》引王愔语“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草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似史游为创草书而作《急就章》，并且今日所见数本《急就章》亦多为章草作品。章草书，是早期的草书，秦汉时期由草写的隶书演变而成，但是“章草”这个名称的出现则在今草成熟之后，与后者相比，章草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用笔上以绞转为主，连笔不多，常带有隶书“蚕头雁尾”的笔意;第二，结体内紧而外松，方正是其主要特点;第三，章法安排字字独立，以表现单字的字内空间为主。然而自东晋之后，以二王为代表的今草书风靡于书坛，章草的源头逐渐被人遗忘。
在元初赵孟頫等人“复古”思想的引领下，元代成为章草复兴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章草作品除邓文原《急就章》外，尚有赵孟頫名下三本《急就章》、俞和章草跋《临定武〈兰亭序〉》、康里巎巎《李白古风诗卷》等。总体来看，元人章草书具有如下特征：首先，用笔上，草字有了固定的笔形及点画形态，转折用笔上则多提按，较前代章草书风不同，虽寻求古意，但仅在单字末笔处强调隶书波磔的特征;其次，结构上，字形偏长、偏方，字内笔画间牵丝的特征明显;最后，字法安排上，上下字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字与字之间连贯性不强。而上述这些特征主要来自楷书的经验，这样的章草书传递出元人端正优雅的时代特征。
邓文原章草《急就章》是典型的元人风貌，但相较于辽宁博物馆藏赵孟頫《急就章》、俞和跋《临定武〈兰亭序〉》、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等章草作品，气息却更为古朴，这主要体现在用笔和结体两方面。与辽博藏赵孟頫《急就章》复杂的笔势不同，邓文原急就章相对简单，这主要体现在起、收笔及转折处，使得气息更加古朴，较大程度上体现出“复古”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字形结够处理上，邓文原结体平正且宽博，这样的特点来自于其早期的楷书经验。综上可知，邓文原章草《急就章》不仅体现出元代章草的时代风格，还反映出其书法劲瘦、用笔精湛的个性面貌，是元早期名家章草的经典之作。
邓文原（1259-1328），字善之，一字匪石，号素履斋。曾任江浙儒学提举、直贤集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等官职，谥文肃。黄溍《邓公神道碑铭》记载其“丰姿凝粹，气貌纯明，内严而外恕，议论而不可犯。”。邓文原工于笔札，书法早年效法二王，“字法遒媚，与赵承旨伯仲。”后师法李邕，风格有晋人意而微粗。现存邓文原书法多为题跋，基本风貌为行草、行楷书。《跋王献之<保姆砖>》书于至元丁亥（1287），是邓文原现存最早的有纪年作品，典雅含蓄，为其早年书风。此外其他作品，如《清居院记》（1318）、《跋黄庭坚松风阁诗》（1323）、《芳草帖》、《致景良尺牍》等都是研究邓氏书法的重要作品。
此本《急就章》邓文原款题写道：“大德三年三月三十日为理仲雍书于大都庆寿寺，巴西邓文原。”大德二年是邓文原人生的转折点，是其荣涂生涯的起点，这一年元朝廷命以泥金书《大藏经》，召赵孟頫入京，赵孟頫推举当时能书者而是人一起北上，其中包括了工于笔札并与赵孟頫齐名的邓文原[据杨载《赵公行状》所记：“（成宗）召金书《藏经》，许举能书者自随。书毕，所举廿余人，皆受赐得官。”《全元文》二十五，李修生主编，南京：江苏古籍出本社，2001年，第579页。]。書竣后，一行二十人皆授官，邓文原因此获崇德州教授一职。大德二年授官后邓文原并未立即就职，而是在大德三年赴任，这件作品也是其即将离京时送给友人的佳作。上款人理仲雍，《元史氏族表》记载其为阿刺温氏，本西域部族，虽为少数民族，但理仲雍本人却十分喜爱传统书画艺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急就章》不仅是元人章草的经典名作，同时彰显出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不断渗透，体现出汉文化的强大感染力。
邓文原章草《急就章》是元人章草作品的代表，是元人“复古”口号下对古典作品的再次解读，体现出元人书风特有的时代面貌。此外，这一时期《急就章》作为礼物馈赠给少数民族的书画爱好者，也体现出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张怀瓘：《书断》，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00页。
2.三本赵孟頫《急就章》列举如下：1、辽宁博物馆藏“至大二年”九月本赵孟頫《急就章》。2、台北故宫藏“大德卯年”本赵孟頫《急就章》。3、上海博物馆藏“至大二年”五月本赵孟頫《急就章》。
3.黄溍：《岭北湖南道肃政亷访使赠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南阳郡公谥之肃邓公神道碑铭》。见：《全元文》三十，李修生主编，南京：江苏古籍出本社，2001年，第183页。
4. 同上，
5.潘之淙《书法离钩》，见：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462页。
6.据杨载《赵公行状》所记：“（成宗）召金书《藏经》，许举能书者自随。书毕，所举廿余人，皆受赐得官。”《全元文》二十五，李修生主编，南京：江苏古籍出本社，2001年，第579页。
7.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卷，22页，
《急就章》，又称《急就篇》，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创，以口诀的方式将姓名、官职、服饰、谷物等内容进行编纂，是儿童启蒙的识字用书。《急就章》与章草有着密切的关系，张怀瓘《书断》引王愔语“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草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似史游为创草书而作《急就章》，并且今日所见数本《急就章》亦多为章草作品。章草书，是早期的草书，秦汉时期由草写的隶书演变而成，但是“章草”这个名称的出现则在今草成熟之后，与后者相比，章草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用笔上以绞转为主，连笔不多，常带有隶书“蚕头雁尾”的笔意;第二，结体内紧而外松，方正是其主要特点;第三，章法安排字字独立，以表现单字的字内空间为主。然而自东晋之后，以二王为代表的今草书风靡于书坛，章草的源头逐渐被人遗忘。
在元初赵孟頫等人“复古”思想的引领下，元代成为章草复兴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章草作品除邓文原《急就章》外，尚有赵孟頫名下三本《急就章》、俞和章草跋《临定武〈兰亭序〉》、康里巎巎《李白古风诗卷》等。总体来看，元人章草书具有如下特征：首先，用笔上，草字有了固定的笔形及点画形态，转折用笔上则多提按，较前代章草书风不同，虽寻求古意，但仅在单字末笔处强调隶书波磔的特征;其次，结构上，字形偏长、偏方，字内笔画间牵丝的特征明显;最后，字法安排上，上下字之间的距离基本相等，字与字之间连贯性不强。而上述这些特征主要来自楷书的经验，这样的章草书传递出元人端正优雅的时代特征。
邓文原章草《急就章》是典型的元人风貌，但相较于辽宁博物馆藏赵孟頫《急就章》、俞和跋《临定武〈兰亭序〉》、杨维桢《张氏通波阡表》等章草作品，气息却更为古朴，这主要体现在用笔和结体两方面。与辽博藏赵孟頫《急就章》复杂的笔势不同，邓文原急就章相对简单，这主要体现在起、收笔及转折处，使得气息更加古朴，较大程度上体现出“复古”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字形结够处理上，邓文原结体平正且宽博，这样的特点来自于其早期的楷书经验。综上可知，邓文原章草《急就章》不仅体现出元代章草的时代风格，还反映出其书法劲瘦、用笔精湛的个性面貌，是元早期名家章草的经典之作。
邓文原（1259-1328），字善之，一字匪石，号素履斋。曾任江浙儒学提举、直贤集学士兼国子监祭酒等官职，谥文肃。黄溍《邓公神道碑铭》记载其“丰姿凝粹，气貌纯明，内严而外恕，议论而不可犯。”。邓文原工于笔札，书法早年效法二王，“字法遒媚，与赵承旨伯仲。”后师法李邕，风格有晋人意而微粗。现存邓文原书法多为题跋，基本风貌为行草、行楷书。《跋王献之<保姆砖>》书于至元丁亥（1287），是邓文原现存最早的有纪年作品，典雅含蓄，为其早年书风。此外其他作品，如《清居院记》（1318）、《跋黄庭坚松风阁诗》（1323）、《芳草帖》、《致景良尺牍》等都是研究邓氏书法的重要作品。
此本《急就章》邓文原款题写道：“大德三年三月三十日为理仲雍书于大都庆寿寺，巴西邓文原。”大德二年是邓文原人生的转折点，是其荣涂生涯的起点，这一年元朝廷命以泥金书《大藏经》，召赵孟頫入京，赵孟頫推举当时能书者而是人一起北上，其中包括了工于笔札并与赵孟頫齐名的邓文原[据杨载《赵公行状》所记：“（成宗）召金书《藏经》，许举能书者自随。书毕，所举廿余人，皆受赐得官。”《全元文》二十五，李修生主编，南京：江苏古籍出本社，2001年，第579页。]。書竣后，一行二十人皆授官，邓文原因此获崇德州教授一职。大德二年授官后邓文原并未立即就职，而是在大德三年赴任，这件作品也是其即将离京时送给友人的佳作。上款人理仲雍，《元史氏族表》记载其为阿刺温氏，本西域部族，虽为少数民族，但理仲雍本人却十分喜爱传统书画艺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急就章》不仅是元人章草的经典名作，同时彰显出汉文化在少数民族中的不断渗透，体现出汉文化的强大感染力。
邓文原章草《急就章》是元人章草作品的代表，是元人“复古”口号下对古典作品的再次解读，体现出元人书风特有的时代面貌。此外，这一时期《急就章》作为礼物馈赠给少数民族的书画爱好者，也体现出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张怀瓘：《书断》，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00页。
2.三本赵孟頫《急就章》列举如下：1、辽宁博物馆藏“至大二年”九月本赵孟頫《急就章》。2、台北故宫藏“大德卯年”本赵孟頫《急就章》。3、上海博物馆藏“至大二年”五月本赵孟頫《急就章》。
3.黄溍：《岭北湖南道肃政亷访使赠中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追封南阳郡公谥之肃邓公神道碑铭》。见：《全元文》三十，李修生主编，南京：江苏古籍出本社，2001年，第183页。
4. 同上，
5.潘之淙《书法离钩》，见：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462页。
6.据杨载《赵公行状》所记：“（成宗）召金书《藏经》，许举能书者自随。书毕，所举廿余人，皆受赐得官。”《全元文》二十五，李修生主编，南京：江苏古籍出本社，2001年，第579页。
7.钱大昕：《元史氏族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三卷，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