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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天津教育》创刊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教育行业创办的第一本工作指导类期刊，也是天津市历史最悠久的教育期刊。
从1950年到2020年，《天津教育》始终牢记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见证了经济社会与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搭建了展示交流思想、文化、学术的平台。
本文以读者、作者的视角梳理了改革开放后《天津教育》的历史沿革。本期谨以此文致敬70年里为《天津教育》付出、与《天津教育》相伴的所有读者、作者、编者。并祝愿《天津教育》的明天更加美好！
前几天，接到《天津教育》编辑部张策老师的电话，希望我能在杂志创刊70周年之际，写篇文章作为纪念。为了这事儿，我翻了不少资料，尽管和这个刊物有着很深的渊源，毕竟退休已12年之久，记忆未必清晰。好在得益于互联网时代的“红利”，原来留下的印记，又经过了几番“更新”，觉得眼界大开。
说实话，确定此文的主题，还真动了不少脑筋。很多往事和新的信息裹在一起，如潮水涌来，真有点无从人手。思来想去，总算理出了一个头绪：从参加工作至今，自己在这个专业的媒体平台上，既收获了成长，又奉献过服务。
记得，第一次看到《天津教育》是在1978年。学校订了几种教育期刊供大家学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敢情教育“世界”这么大。当时，正赶上一个重要节点——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广大教师都憋足了一股劲：一定要把教育教學搞上去。看了这些期刊，一下子心里豁亮了，越看越上瘾。大概是乡土之情的趋使，我对《天津教育》倍感亲切。杂志上介绍的政策、活动、事迹、经验，原来并不遥远，就在天津，就在身边。从此，《天津教育》便成为我的必读期刊，不断从中汲取新的营养。
记得第一次给《天津教育》投稿是在1979年春。那时，新的教学大纲颁布不久，教学改革已现端倪。《天津教育》多有相关文章刊出。在这些文章的启发之下，自己把产生的一些想法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尝试，并收到了成效。于是，投稿的冲动油然而生，一篇题为《使用旧教材，靠拢新大纲》的文章便寄出了。当时的那种忐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在一名普通教师的心里，《天津教育》的神圣和神秘可以想见。不久，编辑部打来电话，告知稿子已经采用，并欢迎继续“合作”。短短的几句话，令我感动不已。如今回忆起来，这里的“合作”二字，一下子拉近了编者和作者、期刊和读者的关系，朴素、单纯、直白、真诚，已经溢于言表。用现代理念概括，这不就是一种期刊文化吗？
后来，学习、反思、实践、总结，慢慢成了习惯，而且开始注意从中提炼观点、归纳方法。自我感觉比较“有根”的，我就先写下来再整理成文稿，寄给《天津教育》，陆陆续续也有一些发表。其问，有时还被约到编辑部，或听取修改意见，或接受约稿任务，或议论教材教法……有时还能听到编辑和作者、读者，乃至编辑之问的交谈，大到教育思想、改革趋势，小到结构逻辑、文字锤炼等，不一而足。他们广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缜密的思考、质朴的表达，让人总有相见恨晚之感。尤其是他们在这种平等交流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神情之谦恭、谈吐之高雅、态度之诚恳，至今历历在目。此时，有幸结识了编辑王思贤、李维民、张遵融等老师，并渐渐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渐活跃，自己在全市的教学观摩、专业年会和成果评选中，也得以崭露头角。客观审视这些进步，与《天津教育》传递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十分重要的基础。后来，由于工作变动，同各位编辑的联系少了，但往事依然不时“回放”。大概这就是神交的意之所在吧。
这里，有件趣事不能不提。近三年来，张遵融老师每天都会发来一条微信。信息技术又使多年“失联”的师友恢复了日常联系。他的微信，我几乎每段必读。因为，都很“学术”，绝少“闲聊”。主题只有一个：纠正错别字。无论是针对见诸报刊的文章，还是解答网友的质疑，全都那么精彩：案例选择鲜活，字理分析透彻，规律指导简明，语言表述朴实。尽管自己“爬”过多年格子，仍然常有“一字之师”的感慨。一位年逾古稀的“理科男”，居然如此“玩转”汉字，实在令人钦佩。据说，他退休以后，多次受聘媒体、报刊，不愧业界“达人”。特别是能够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审读专家和市语言文字委员会顾问，其治学水平和治学态度可以想见。这样的人才着实难得。
前文提到的工作变动，是在1986年秋调到天津市教育局工作（2000年，天津市教育局并入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没有想到，经过这次“变动”，一下子改了行。先是进入教育管理，后又进入政策研究。回顾这段经历，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走出“隔行如隔山”的障碍，走近“隔行不隔理儿”的境界，与此前受教于《天津教育》是分不开的。因为，这次工作“变动”，其实没有离开一个“写”字。对于期刊是“写稿子”;对于机关是“写材料”。区别在于前者窄些、小些、少些;后者要宽些、大些、多些。尤其是政策研究领域，要求会更高：开阔的视野、理性的思考、严密的逻辑、精准的文字……但是，学习、调查、分析、梳理、提炼、归纳，等等，都是“写”任何东西所必备的基本功。恰恰在这方面，我收获了《天津教育》及诸位师友的教益。
后来，机关职能整合，政策研究又增加了新的“项目”——新闻宣传。这样，就需要联系宣传媒体，协调宣传口径。由于《天津教育》也有新闻元素，而且作为全市性的宣传阵地，在基础教育中影响很大，自然也就成为被“协调”的对象。如果让我谈谈那些年“协调”媒体的体会，可以说，《天津教育》是最好“协调”的一个。一则，他们属于业内，容易理解要求;二则，他们习惯自觉，主动跟进要求。后者，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当时并非没有不同声音。应试教育的干扰，至今仍然存在，甚至还会不时招摇过市。但是，《天津教育》始终以自己的立场坚守，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他们从区域管理、基层办学、课程建设、社会实践、教师发展、教育科研等不同角度，以政策阐释、通讯报道、动态分析、论文发表、经验推介、读者建议等各种形式，通过推出区域、学校、校长、教师的先进典型，把握改革方向，揭示教育规律，推进着全市素质教育持续深入的发展。我也有幸先后认识了几任社长，交往了更多编辑。其问，面向诸多媒体的“协调”，用现在的话说，主要是“官宣”和沟通，包括介绍情况、交流看法、征求建议、推荐典型，当然也会应约发表文章。相比之下，“协调”《天津教育》确实多了一些：或参与相关研讨，或接受专题约稿，或提供新闻线索，我基本都是有求必应。尽管他们对外解释说是“近水楼台”，其实，应该还有我们的渊源，当然更有他们的坚守。说起“协调”媒体，自己确有一点个人见解，总觉得以“协调”定位似乎并不那么“协调”。实践证明，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实际就是提供服务，以此保证信息对称。显然，“服务”可能更好一些，不光顺听，而且确切。所以，在和新闻媒体的交往过程中，我曾经多次表明观点：“我们需要你们的报道，你们也需要我们的信息。”其实，我们之间就是双向服务。谁也离不开谁，为了共同目标。 2007年，天津教育杂志社社长隋艳春听说我要退休，立马到市教委见了何致瑜主任，希望我写专栏。老何当时就答应了。他说的一句话，至今铭记在心：“可以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了。”无限的感慨，中肯的提醒，可解其中之味。天津教育杂志社为了体现仪式感，还给我发了聘书，并尊称我为“专栏作家”。“作家”之重实难承受，因此这份聘书从不示人。但是，自己心底还真藏过一个秘密：曾经有过当记者的愿望。这些年，秘密秘而未宣，愿望也未实现。如今，可以拿起笔来写点儿专栏文章，这种“跨界”也算圆了半个记者梦吧。
这几年为“专栏”写稿，我真的热情满满，信心满满。觉得一个老教育工作者，能够通过选题、构思、采访、成文、修改、交稿……这个严谨的工作“流程”，以作者身份，借助文字与校长、教师乃至家长、群众等读者“见面”，推心置腹地谈天说地，宣传改革实践，支持创新尝试，本身就是在实现职业理想。特別是，这一阶段由于参与教育督导和管理教育学会，又和基层同道增加了交流机会，丰富了写作素材。回顾这些年在“专栏”发表的文稿，还算没有“离谱儿”。结合多年的积淀和新学习的知识，通过鲜活的故事和理性的思考，从区域管理、学校办学、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学校文化、办学特色、督导评估、教育科研、队伍建设、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诠释着国家和天津市的政策要求。有时，还能提前抓住先机，出些“亮点”，比如现代学校制度、校际合作机制、高中普职结合、国际理解教育等;有时，也能关注现实问题，谈些热点，比如治理薄弱学校、加强学前教育、减轻过重负担、创新校外教育等。自己对于普通学校的先进经验似乎“情有独钟”，不惜进行浓墨重彩的阐述，展开鞭辟入里的剖析。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就是未来社会的主体;更因为，这种状态的学校，其实并非个别存在。在家长缺钱、学生缺分儿的这些“普通”学校里，能够创造出观念正确，方法实用的“先进”经验，一定意义上得益于校长的成功办学和教师的有效教学。应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对政策要求进行现场解读。这种典型真的非常需要，也真的比较短缺。所以，更为难能可贵，更要复制推广。通过办好“普通”学校，落实“办好每一所学校”;通过提高“普通”教师，落实“教好每一个学生”，正是其典型意义之所在。
说真的，为“专栏”写稿，实在太赶落人。每月一期，总是这篇刚刚出手，就得琢磨下篇。有时自己觉得很好笑，居然让我也尝到了学生赶作业的滋味。但是，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这里的每一篇文章，既是“服务”《天津教育》，更是服务天津教育。当然，也有年轻一代的激励和鼓舞，包括采访中认识的一些基层单位的校长、园长、教师，以及工作中结识的责任编辑韩瑞新老师，从中我感受到了他们锐意进取的艰难，也领悟到了他们探索教育规律的执著。这其中，韩瑞新以青年人的朝气、新闻人的敏锐，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当然，熟不讲理的事儿也就难免发生：拖延交稿，要求宽限。他越是尊重和宽容，我越有歉疚之感。不管怎样，这个“专栏”，还是赢得了业内的认可。更多的“点赞”来自于基层学校。意外的收获是获得了专业奖项：5年两次获奖，包括一项金奖。这也算是肯定了我的“服务”。后来，听韩瑞新说，还是教育部新闻办和全国教育期刊协会共同组织的评审。证书一直存放在《天津教育》编辑部那里，我没有见过。与期刊的联系先是靠电脑，后来用手机，这是否属于互联网时代的“缺感”，也未可知。
这里，也有件趣事不能不提。忘了是哪一年，时任河西区副区长的孙惠玲老师（现任市教委副主任），特意把时任民进全国副主委的朱永新教授（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请到天津和我见面。因为，当时朱永新教授和她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又和我同时为《天津教育》撰写专栏。她说，“两位的文章和照片总是同时登在同一本期刊上，人必须见上一面。”真的非常感谢她的热心“牵线”，也真的佩服朱教授的倾情追求。
2015年，我退出了“专栏”。但是，有时憋不住还写一点。原因很简单，是“成长于斯”的感恩之情，“服务于斯”的奉献之心，不断延续着和《天津教育》的这种心心相通、惺惺相惜的渊源。
作者简介：刘长兴，曾任国家督学、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局级督学、天津市首席督学、天津市教育学会会长等职务。
（责任编辑吴淑媛）
《天津教育》创刊于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教育行业创办的第一本工作指导类期刊，也是天津市历史最悠久的教育期刊。
从1950年到2020年，《天津教育》始终牢记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见证了经济社会与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搭建了展示交流思想、文化、学术的平台。
本文以读者、作者的视角梳理了改革开放后《天津教育》的历史沿革。本期谨以此文致敬70年里为《天津教育》付出、与《天津教育》相伴的所有读者、作者、编者。并祝愿《天津教育》的明天更加美好！
前几天，接到《天津教育》编辑部张策老师的电话，希望我能在杂志创刊70周年之际，写篇文章作为纪念。为了这事儿，我翻了不少资料，尽管和这个刊物有着很深的渊源，毕竟退休已12年之久，记忆未必清晰。好在得益于互联网时代的“红利”，原来留下的印记，又经过了几番“更新”，觉得眼界大开。
说实话，确定此文的主题，还真动了不少脑筋。很多往事和新的信息裹在一起，如潮水涌来，真有点无从人手。思来想去，总算理出了一个头绪：从参加工作至今，自己在这个专业的媒体平台上，既收获了成长，又奉献过服务。
记得，第一次看到《天津教育》是在1978年。学校订了几种教育期刊供大家学习。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敢情教育“世界”这么大。当时，正赶上一个重要节点——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以后，广大教师都憋足了一股劲：一定要把教育教學搞上去。看了这些期刊，一下子心里豁亮了，越看越上瘾。大概是乡土之情的趋使，我对《天津教育》倍感亲切。杂志上介绍的政策、活动、事迹、经验，原来并不遥远，就在天津，就在身边。从此，《天津教育》便成为我的必读期刊，不断从中汲取新的营养。
记得第一次给《天津教育》投稿是在1979年春。那时，新的教学大纲颁布不久，教学改革已现端倪。《天津教育》多有相关文章刊出。在这些文章的启发之下，自己把产生的一些想法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尝试，并收到了成效。于是，投稿的冲动油然而生，一篇题为《使用旧教材，靠拢新大纲》的文章便寄出了。当时的那种忐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在一名普通教师的心里，《天津教育》的神圣和神秘可以想见。不久，编辑部打来电话，告知稿子已经采用，并欢迎继续“合作”。短短的几句话，令我感动不已。如今回忆起来，这里的“合作”二字，一下子拉近了编者和作者、期刊和读者的关系，朴素、单纯、直白、真诚，已经溢于言表。用现代理念概括，这不就是一种期刊文化吗？
后来，学习、反思、实践、总结，慢慢成了习惯，而且开始注意从中提炼观点、归纳方法。自我感觉比较“有根”的，我就先写下来再整理成文稿，寄给《天津教育》，陆陆续续也有一些发表。其问，有时还被约到编辑部，或听取修改意见，或接受约稿任务，或议论教材教法……有时还能听到编辑和作者、读者，乃至编辑之问的交谈，大到教育思想、改革趋势，小到结构逻辑、文字锤炼等，不一而足。他们广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缜密的思考、质朴的表达，让人总有相见恨晚之感。尤其是他们在这种平等交流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魅力：神情之谦恭、谈吐之高雅、态度之诚恳，至今历历在目。此时，有幸结识了编辑王思贤、李维民、张遵融等老师，并渐渐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教育改革的逐渐活跃，自己在全市的教学观摩、专业年会和成果评选中，也得以崭露头角。客观审视这些进步，与《天津教育》传递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都为此后的发展打下了十分重要的基础。后来，由于工作变动，同各位编辑的联系少了，但往事依然不时“回放”。大概这就是神交的意之所在吧。
这里，有件趣事不能不提。近三年来，张遵融老师每天都会发来一条微信。信息技术又使多年“失联”的师友恢复了日常联系。他的微信，我几乎每段必读。因为，都很“学术”，绝少“闲聊”。主题只有一个：纠正错别字。无论是针对见诸报刊的文章，还是解答网友的质疑，全都那么精彩：案例选择鲜活，字理分析透彻，规律指导简明，语言表述朴实。尽管自己“爬”过多年格子，仍然常有“一字之师”的感慨。一位年逾古稀的“理科男”，居然如此“玩转”汉字，实在令人钦佩。据说，他退休以后，多次受聘媒体、报刊，不愧业界“达人”。特别是能够成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审读专家和市语言文字委员会顾问，其治学水平和治学态度可以想见。这样的人才着实难得。
前文提到的工作变动，是在1986年秋调到天津市教育局工作（2000年，天津市教育局并入天津市教育委员会）。没有想到，经过这次“变动”，一下子改了行。先是进入教育管理，后又进入政策研究。回顾这段经历，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走出“隔行如隔山”的障碍，走近“隔行不隔理儿”的境界，与此前受教于《天津教育》是分不开的。因为，这次工作“变动”，其实没有离开一个“写”字。对于期刊是“写稿子”;对于机关是“写材料”。区别在于前者窄些、小些、少些;后者要宽些、大些、多些。尤其是政策研究领域，要求会更高：开阔的视野、理性的思考、严密的逻辑、精准的文字……但是，学习、调查、分析、梳理、提炼、归纳，等等，都是“写”任何东西所必备的基本功。恰恰在这方面，我收获了《天津教育》及诸位师友的教益。
后来，机关职能整合，政策研究又增加了新的“项目”——新闻宣传。这样，就需要联系宣传媒体，协调宣传口径。由于《天津教育》也有新闻元素，而且作为全市性的宣传阵地，在基础教育中影响很大，自然也就成为被“协调”的对象。如果让我谈谈那些年“协调”媒体的体会，可以说，《天津教育》是最好“协调”的一个。一则，他们属于业内，容易理解要求;二则，他们习惯自觉，主动跟进要求。后者，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当时并非没有不同声音。应试教育的干扰，至今仍然存在，甚至还会不时招摇过市。但是，《天津教育》始终以自己的立场坚守，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他们从区域管理、基层办学、课程建设、社会实践、教师发展、教育科研等不同角度，以政策阐释、通讯报道、动态分析、论文发表、经验推介、读者建议等各种形式，通过推出区域、学校、校长、教师的先进典型，把握改革方向，揭示教育规律，推进着全市素质教育持续深入的发展。我也有幸先后认识了几任社长，交往了更多编辑。其问，面向诸多媒体的“协调”，用现在的话说，主要是“官宣”和沟通，包括介绍情况、交流看法、征求建议、推荐典型，当然也会应约发表文章。相比之下，“协调”《天津教育》确实多了一些：或参与相关研讨，或接受专题约稿，或提供新闻线索，我基本都是有求必应。尽管他们对外解释说是“近水楼台”，其实，应该还有我们的渊源，当然更有他们的坚守。说起“协调”媒体，自己确有一点个人见解，总觉得以“协调”定位似乎并不那么“协调”。实践证明，我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实际就是提供服务，以此保证信息对称。显然，“服务”可能更好一些，不光顺听，而且确切。所以，在和新闻媒体的交往过程中，我曾经多次表明观点：“我们需要你们的报道，你们也需要我们的信息。”其实，我们之间就是双向服务。谁也离不开谁，为了共同目标。 2007年，天津教育杂志社社长隋艳春听说我要退休，立马到市教委见了何致瑜主任，希望我写专栏。老何当时就答应了。他说的一句话，至今铭记在心：“可以写一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了。”无限的感慨，中肯的提醒，可解其中之味。天津教育杂志社为了体现仪式感，还给我发了聘书，并尊称我为“专栏作家”。“作家”之重实难承受，因此这份聘书从不示人。但是，自己心底还真藏过一个秘密：曾经有过当记者的愿望。这些年，秘密秘而未宣，愿望也未实现。如今，可以拿起笔来写点儿专栏文章，这种“跨界”也算圆了半个记者梦吧。
这几年为“专栏”写稿，我真的热情满满，信心满满。觉得一个老教育工作者，能够通过选题、构思、采访、成文、修改、交稿……这个严谨的工作“流程”，以作者身份，借助文字与校长、教师乃至家长、群众等读者“见面”，推心置腹地谈天说地，宣传改革实践，支持创新尝试，本身就是在实现职业理想。特別是，这一阶段由于参与教育督导和管理教育学会，又和基层同道增加了交流机会，丰富了写作素材。回顾这些年在“专栏”发表的文稿，还算没有“离谱儿”。结合多年的积淀和新学习的知识，通过鲜活的故事和理性的思考，从区域管理、学校办学、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学校文化、办学特色、督导评估、教育科研、队伍建设、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诠释着国家和天津市的政策要求。有时，还能提前抓住先机，出些“亮点”，比如现代学校制度、校际合作机制、高中普职结合、国际理解教育等;有时，也能关注现实问题，谈些热点，比如治理薄弱学校、加强学前教育、减轻过重负担、创新校外教育等。自己对于普通学校的先进经验似乎“情有独钟”，不惜进行浓墨重彩的阐述，展开鞭辟入里的剖析。因为，这些学校的学生，就是未来社会的主体;更因为，这种状态的学校，其实并非个别存在。在家长缺钱、学生缺分儿的这些“普通”学校里，能够创造出观念正确，方法实用的“先进”经验，一定意义上得益于校长的成功办学和教师的有效教学。应该说，他们实际上是在对政策要求进行现场解读。这种典型真的非常需要，也真的比较短缺。所以，更为难能可贵，更要复制推广。通过办好“普通”学校，落实“办好每一所学校”;通过提高“普通”教师，落实“教好每一个学生”，正是其典型意义之所在。
说真的，为“专栏”写稿，实在太赶落人。每月一期，总是这篇刚刚出手，就得琢磨下篇。有时自己觉得很好笑，居然让我也尝到了学生赶作业的滋味。但是，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这里的每一篇文章，既是“服务”《天津教育》，更是服务天津教育。当然，也有年轻一代的激励和鼓舞，包括采访中认识的一些基层单位的校长、园长、教师，以及工作中结识的责任编辑韩瑞新老师，从中我感受到了他们锐意进取的艰难，也领悟到了他们探索教育规律的执著。这其中，韩瑞新以青年人的朝气、新闻人的敏锐，使我们成为忘年之交。当然，熟不讲理的事儿也就难免发生：拖延交稿，要求宽限。他越是尊重和宽容，我越有歉疚之感。不管怎样，这个“专栏”，还是赢得了业内的认可。更多的“点赞”来自于基层学校。意外的收获是获得了专业奖项：5年两次获奖，包括一项金奖。这也算是肯定了我的“服务”。后来，听韩瑞新说，还是教育部新闻办和全国教育期刊协会共同组织的评审。证书一直存放在《天津教育》编辑部那里，我没有见过。与期刊的联系先是靠电脑，后来用手机，这是否属于互联网时代的“缺感”，也未可知。
这里，也有件趣事不能不提。忘了是哪一年，时任河西区副区长的孙惠玲老师（现任市教委副主任），特意把时任民进全国副主委的朱永新教授（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请到天津和我见面。因为，当时朱永新教授和她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又和我同时为《天津教育》撰写专栏。她说，“两位的文章和照片总是同时登在同一本期刊上，人必须见上一面。”真的非常感谢她的热心“牵线”，也真的佩服朱教授的倾情追求。
2015年，我退出了“专栏”。但是，有时憋不住还写一点。原因很简单，是“成长于斯”的感恩之情，“服务于斯”的奉献之心，不断延续着和《天津教育》的这种心心相通、惺惺相惜的渊源。
作者简介：刘长兴，曾任国家督学、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局级督学、天津市首席督学、天津市教育学会会长等职务。
（责任编辑吴淑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