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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经济危机发生和深度调整为主要特征的后危机时代，经济疲软回升与困难成为新常态。确立并研究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观念，探索造成经济放缓的原因及影响，对于促进经济调整和社会民生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经济运行；社会发展；民生工程；人口控制；平衡协调；新常态
经济危机的深度影响和不断调整，变现在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不稳定性、增长缓慢性，这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新常态。
危机以来，国家宏观政策层面不断给予刺激和调整，而结构的本质层面仍未得到较好改变，因而整个经济稳定转好的动力不足。外界对中国经济的误判和国内本身对经济的预期转好的过分乐观，也使新政策的针对性和预期效果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中国经济GDP增长速度放缓、进出口下滑20%、PPI负增长且创新低。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长期放缓已经成为大趋势，低速增长的态势或将持续久长。
一、经济是以人为核心和基础的活动
传统的经济学，主要以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或劳动、资本、技术三要素作为研究的主要指标加以考证，显然有一定缺陷，主要原因是人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
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基于人的需求（包括所引发的间接需求）和满足人的需求的生产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人参与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用凝聚在货币中无差别的人的有价值的劳动的货币作为交换或者服务媒介来完成。因此，分析经济活动要先从分析人的需求开始。
当前，欧美等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处于深度调整和博弈来状态，中国经济长期放缓，去产能、调结构，小幅波动成为新常态。
因此，研究“以人为本” “以人为核心要素”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的真正原因具有现实意义。
二、经济放缓的原因及影响
（一）人口红利耗尽，经济基础动摇
各方调研分析得出一致结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持续多年的超低生育率已经掏空中国经济的人口基础。
经济就是人的需求和满足人的需求的活动，因此人口就是经济的生命载体。经济就是人口的需求总量和经济技术条件可以达到的需求满足总量。比如，排出不利因素，只要需求多了，房子汽车等产业就会兴盛。某些基本的物質生产消费和需求也能引起行业的兴盛。反之亦然。再如，俄罗斯远东一些城镇没有了人口，那些房地产等产业难以发展。
人类的需求种类和层次随着社会的发展具有变动性和复杂性。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针对不均衡而出台相关措施。因此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结构因复杂的需求，结构性平衡理论上可以做到，但是实际上一直处于均衡和不均衡的博弈状态。
社会矛盾表现在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均衡的博弈状态。上世纪八十年代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因素，中国从1993年左右就开始进入超低生育率，二十年左右以后（即现在）新劳动人口的快速减少和老龄化的飞速发展，导致消费活力和创新活力弱化，经济长期放缓已经无法避免。中国总劳动年龄人口已经从2013年的顶峰后开始减少。人口结构性失衡对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失衡和调整带来巨大挑战。
同时，超低生育率快速提高中国的养老压力。如果从劳动年龄人口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数，中国在2010年之前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5：1），即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可能在2020年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2.5：1），即2.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
因此，本来区域放缓和深度调整的经济最先最主要的是要经历人口红利基本耗尽的严峻考验，而人口劳动力的增长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成长期。
（二）购买力缩水，消费能力不足
消费是经济发展动力。只要消费出去，经济的循环的血液才能得到供应，进入下一轮循环。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的需要，只有商品和服务通过货币中介转给消费者，经济才能持续有活力的循环。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动力就是消费。而当前状况是消费能力不足。最主要的体现是低工资低保障高房价高物價严重挤压多数人口的购买力。
购买力是完成经济活动消费环节的重要因素。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购买力，导致消费环节中断，因而“生产过剩”，经济无法循环必然崩溃。
目前，财富分配不均衡，结构性失衡存在。低工资、低社会保障使许多民众缺乏购买力又不敢消费；同时某些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存在，又高房价、高物价，财富及资源的过度失衡状态，严重透支民众的消费购买力。
统计表明，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9%；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占到45%；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时候，下降到42%；2008年则下降到35.5%。而政府消费则从1952年占占GDP的16.5%上升到2008年时的差不多30%，且民生投入占尽管当前国家加大民生的投资改善，加大力量反腐，以打破利益固化等手段来构建并扩大民众的购买力，实际上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的调整并非能够立竿见影，购买力和购买意愿的建立更并不能一蹴而就，事关民生的上学、看病、买房、养老等亚历山大的局面仍然在短期难以改观。
多数民众拿着低工资、承受着高房价，还要承受高物价。中国高物价的重要原因，就是高税收、行政管制和通货膨胀。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必然造成高物价。
民间不规范的金融机构和借贷关系，助推着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健康均衡的消费结构和消费类型难以构建起来。经济运行的消费环节非常脆弱，消费后劲不足，经济自然难以复苏。
（三）国民经济运行成本居高不下
行政管制与垄断导致巨大经济成本和民生成本。行政管制和国有垄断，推高经济运行成本、降低经济自由、挤压民营经济。
弄断与高消费“相互厮守”移动、联通、电信垄断通讯，主导高话费；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石油供给，所以中国油价高；高过路费，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和国有垄断全民供养，却给人民不公平的待遇。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实践仍在艰难探索中，“堵塞”难以根除。新型的官商资本寻租、寄生乱象层出不穷，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多样性……，真正占人口多数和市场需求和消费主体的人民群众无法在经济运行的市场中享受平等的合理的权利。
（四）资源和财富两极分化的格局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矛盾持续并不断的扩大
随着中国经济的深度开发开发，经济机构变化和新的阶层的崛起， 财富和资源的分布发生了变化。新贫富差距并不断扩大缺乏自由法治导致巨大财富掠夺和贫富差距。
以经济为中心的一个系统的全民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十年阶段（1978-1989）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目标。构建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要目标。
第二个十年阶段（1992年——200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基本完成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架构。
第三个十年（2002年——2012年），以全面的开放促进内部的改革，使经济的发展走向快车道。
三个阶段引发改革论战，逐步把改革推向深入。第一次是1982年至1984年，1984年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统一了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场争论是1989-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一思想；第三次从2004年开始至2006年，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是否正确讨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思想。
改革開放推动中国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大转型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同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总体稳定不断向前推进，经济综合实例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在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显示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战胜各种灾害风险的巨大威力。但是社会经济转型期问题诸多。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权利失衡、资本结构不协调。社会财富和资源结构严重失衡并且呈继续扩大的势态。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关系到亿万民众的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养老难、住房贵、治安乱等民生问题治理体制至今没有建立起来。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带来的生态遭到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空气、水资源污染严重，食品卫生存在的问题更多。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全面腐败和腐败观念深入人心。司法腐败、舆论腐败与资本权利联姻腐蚀、渗透或者蔓延，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被撕碎，信念动摇，精神家园和道德层面备受煎熬。
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数据显示，目前中国10%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10%最富家庭拥有84.6%的家庭总资产。而在发达国家大国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10%最富家庭也仅拥有59%的家庭总资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基尼系数每上升0.01，储蓄率就上升0.76个百分点。反之，如果贫富差距缩小，消费率就会提高，内需不足就会得到缓解。
（五）“GDP论”主导并透支未来经济增长力
改革开放对于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无可雄辩。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GDP总量处在世界第二位，2016年GDP达到10.94万亿美元，美国达到18.56亿美元，万亿美元，占全球15.28%。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唯GDP论”主导下成为30年改革开放一個基本的格调。投资不断放大，投资拉动内需下，经济一派繁荣。即使在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时代仍然没有停止，真正的经济发展的民众消费能力的铜墙铁壁仍然没有构建起来，反而被挤压。普通民众消费不足，官造GDP的过程中诞生了新的腐败和阶层，或者可能形成经济恶化的推手。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政治生态还未形成。
三、结语
（一）正视制约中国经济的五大因素
超低生育率及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低工资低保障高房价高物价挤压民众购买力、行政管制与垄断推高经济成本和民生成本、缺乏自由法治所导致的财富掠夺和贫富差距危害经济循环、“GDP论”主导并透支未来经济增长力。这也正是改革开放的不彻底性固有的缺陷和顽疾，正是未来改革的主要要解决的矛盾着力点。
（二）消除五大因素对经济的蚕食
消除五大因素对经济的蚕食就要加大改革、放权、扩大经济自由、增强法治建设及放开生育乃至鼓励生育。最本质的是新利益阶层交织的绑架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未来，五大因素于一体的博弈必将集中在从利益固化的突破口，推进民主法治的道路上的经济发展依然很漫长。
作者简介：梅叶（1978-），男，汉族，陕西洋县人，武汉理工大学（会计+法学）双学士，北京交通大学MBA研修，经济师，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交通运输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航运与智慧港口物流供应链运营管理。
关键词：经济运行；社会发展；民生工程；人口控制；平衡协调；新常态
经济危机的深度影响和不断调整，变现在经济运行的波动性、不稳定性、增长缓慢性，这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新常态。
危机以来，国家宏观政策层面不断给予刺激和调整，而结构的本质层面仍未得到较好改变，因而整个经济稳定转好的动力不足。外界对中国经济的误判和国内本身对经济的预期转好的过分乐观，也使新政策的针对性和预期效果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中国经济GDP增长速度放缓、进出口下滑20%、PPI负增长且创新低。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长期放缓已经成为大趋势，低速增长的态势或将持续久长。
一、经济是以人为核心和基础的活动
传统的经济学，主要以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或劳动、资本、技术三要素作为研究的主要指标加以考证，显然有一定缺陷，主要原因是人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
经济活动的本质是基于人的需求（包括所引发的间接需求）和满足人的需求的生产活动。这种活动通过人参与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用凝聚在货币中无差别的人的有价值的劳动的货币作为交换或者服务媒介来完成。因此，分析经济活动要先从分析人的需求开始。
当前，欧美等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处于深度调整和博弈来状态，中国经济长期放缓，去产能、调结构，小幅波动成为新常态。
因此，研究“以人为本” “以人为核心要素”导致中国经济放缓的真正原因具有现实意义。
二、经济放缓的原因及影响
（一）人口红利耗尽，经济基础动摇
各方调研分析得出一致结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持续多年的超低生育率已经掏空中国经济的人口基础。
经济就是人的需求和满足人的需求的活动，因此人口就是经济的生命载体。经济就是人口的需求总量和经济技术条件可以达到的需求满足总量。比如，排出不利因素，只要需求多了，房子汽车等产业就会兴盛。某些基本的物質生产消费和需求也能引起行业的兴盛。反之亦然。再如，俄罗斯远东一些城镇没有了人口，那些房地产等产业难以发展。
人类的需求种类和层次随着社会的发展具有变动性和复杂性。经济政策的调整主要针对不均衡而出台相关措施。因此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结构因复杂的需求，结构性平衡理论上可以做到，但是实际上一直处于均衡和不均衡的博弈状态。
社会矛盾表现在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均衡的博弈状态。上世纪八十年代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的因素，中国从1993年左右就开始进入超低生育率，二十年左右以后（即现在）新劳动人口的快速减少和老龄化的飞速发展，导致消费活力和创新活力弱化，经济长期放缓已经无法避免。中国总劳动年龄人口已经从2013年的顶峰后开始减少。人口结构性失衡对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失衡和调整带来巨大挑战。
同时，超低生育率快速提高中国的养老压力。如果从劳动年龄人口中减去在校生、失业、低收入和提前退休的人数，中国在2010年之前即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5：1），即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可能在2020年提前进入超级老龄社会（赡养比约为2.5：1），即2.5个纳税（费）的劳动人口供养1个老年人。
因此，本来区域放缓和深度调整的经济最先最主要的是要经历人口红利基本耗尽的严峻考验，而人口劳动力的增长需要一个较长时间成长期。
（二）购买力缩水，消费能力不足
消费是经济发展动力。只要消费出去，经济的循环的血液才能得到供应，进入下一轮循环。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人的需要，只有商品和服务通过货币中介转给消费者，经济才能持续有活力的循环。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动力就是消费。而当前状况是消费能力不足。最主要的体现是低工资低保障高房价高物價严重挤压多数人口的购买力。
购买力是完成经济活动消费环节的重要因素。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购买力，导致消费环节中断，因而“生产过剩”，经济无法循环必然崩溃。
目前，财富分配不均衡，结构性失衡存在。低工资、低社会保障使许多民众缺乏购买力又不敢消费；同时某些体制和利益格局的存在，又高房价、高物价，财富及资源的过度失衡状态，严重透支民众的消费购买力。
统计表明，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是69%；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占到45%；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时候，下降到42%；2008年则下降到35.5%。而政府消费则从1952年占占GDP的16.5%上升到2008年时的差不多30%，且民生投入占尽管当前国家加大民生的投资改善，加大力量反腐，以打破利益固化等手段来构建并扩大民众的购买力，实际上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的调整并非能够立竿见影，购买力和购买意愿的建立更并不能一蹴而就，事关民生的上学、看病、买房、养老等亚历山大的局面仍然在短期难以改观。
多数民众拿着低工资、承受着高房价，还要承受高物价。中国高物价的重要原因，就是高税收、行政管制和通货膨胀。中国税收占消费品价格的比重竟然高达64%，而商品本身的比重只有36%，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中就包含有64元的税收，必然造成高物价。
民间不规范的金融机构和借贷关系，助推着经济运行的安全性。健康均衡的消费结构和消费类型难以构建起来。经济运行的消费环节非常脆弱，消费后劲不足，经济自然难以复苏。
（三）国民经济运行成本居高不下
行政管制与垄断导致巨大经济成本和民生成本。行政管制和国有垄断，推高经济运行成本、降低经济自由、挤压民营经济。
弄断与高消费“相互厮守”移动、联通、电信垄断通讯，主导高话费；中石油、中石化垄断石油供给，所以中国油价高；高过路费，高贷款利率......行政管制和国有垄断全民供养，却给人民不公平的待遇。 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实践仍在艰难探索中，“堵塞”难以根除。新型的官商资本寻租、寄生乱象层出不穷，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多样性……，真正占人口多数和市场需求和消费主体的人民群众无法在经济运行的市场中享受平等的合理的权利。
（四）资源和财富两极分化的格局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矛盾持续并不断的扩大
随着中国经济的深度开发开发，经济机构变化和新的阶层的崛起， 财富和资源的分布发生了变化。新贫富差距并不断扩大缺乏自由法治导致巨大财富掠夺和贫富差距。
以经济为中心的一个系统的全民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十年阶段（1978-1989）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目标。构建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要目标。
第二个十年阶段（1992年——200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基本完成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架构。
第三个十年（2002年——2012年），以全面的开放促进内部的改革，使经济的发展走向快车道。
三个阶段引发改革论战，逐步把改革推向深入。第一次是1982年至1984年，1984年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统一了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场争论是1989-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统一思想；第三次从2004年开始至2006年，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是否正确讨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思想。
改革開放推动中国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三大转型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同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国改革开放总体稳定不断向前推进，经济综合实例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在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显示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战胜各种灾害风险的巨大威力。但是社会经济转型期问题诸多。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权利失衡、资本结构不协调。社会财富和资源结构严重失衡并且呈继续扩大的势态。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关系到亿万民众的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养老难、住房贵、治安乱等民生问题治理体制至今没有建立起来。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带来的生态遭到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空气、水资源污染严重，食品卫生存在的问题更多。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全面腐败和腐败观念深入人心。司法腐败、舆论腐败与资本权利联姻腐蚀、渗透或者蔓延，维护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被撕碎，信念动摇，精神家园和道德层面备受煎熬。
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2012》数据显示，目前中国10%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10%最富家庭拥有84.6%的家庭总资产。而在发达国家大国中贫富差距最大的美国，10%最富家庭也仅拥有59%的家庭总资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基尼系数每上升0.01，储蓄率就上升0.76个百分点。反之，如果贫富差距缩小，消费率就会提高，内需不足就会得到缓解。
（五）“GDP论”主导并透支未来经济增长力
改革开放对于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无可雄辩。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GDP总量处在世界第二位，2016年GDP达到10.94万亿美元，美国达到18.56亿美元，万亿美元，占全球15.28%。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唯GDP论”主导下成为30年改革开放一個基本的格调。投资不断放大，投资拉动内需下，经济一派繁荣。即使在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时代仍然没有停止，真正的经济发展的民众消费能力的铜墙铁壁仍然没有构建起来，反而被挤压。普通民众消费不足，官造GDP的过程中诞生了新的腐败和阶层，或者可能形成经济恶化的推手。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政治生态还未形成。
三、结语
（一）正视制约中国经济的五大因素
超低生育率及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低工资低保障高房价高物价挤压民众购买力、行政管制与垄断推高经济成本和民生成本、缺乏自由法治所导致的财富掠夺和贫富差距危害经济循环、“GDP论”主导并透支未来经济增长力。这也正是改革开放的不彻底性固有的缺陷和顽疾，正是未来改革的主要要解决的矛盾着力点。
（二）消除五大因素对经济的蚕食
消除五大因素对经济的蚕食就要加大改革、放权、扩大经济自由、增强法治建设及放开生育乃至鼓励生育。最本质的是新利益阶层交织的绑架了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未来，五大因素于一体的博弈必将集中在从利益固化的突破口，推进民主法治的道路上的经济发展依然很漫长。
作者简介：梅叶（1978-），男，汉族，陕西洋县人，武汉理工大学（会计+法学）双学士，北京交通大学MBA研修，经济师，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交通运输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航运与智慧港口物流供应链运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