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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山西省介休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下，“介休抗日民主政府纪念馆”已在绵山景区建成开馆，母亲李只双的雕像也在馆中落成。2012年6月12日，年已85岁的我又与母亲雕像紧紧相拥在一起，我不禁失声痛哭，那酷似母亲容貌的雕像又勾起我对母亲无尽的思念与回忆。
母亲带我走上革命路
我的母亲李只双，原名李宝林（1908—1940），高小文化程度，当过小学教员。婚后深受父亲进步思想影响，于1938年参加革命，受党委派做敌工情报网工作。父亲的早逝给母亲留下65岁患病的祖母、一个还在吃奶的弟弟及8岁的我。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母亲便把我送到县城姥姥家，在附近的介休第一高小上初一。不到一年，日军飞机轰炸介休城，母亲只好接我回村。1938年2月，日军侵占介休城后，村里办起奴化教育学校。母亲含着泪对我讲：“我非常想送你上学，但我们不能上奴化教育的学校，等以后有机会，就送你到抗日根据地的学校读书。”
日军占领介休县城和铁路沿线后，中共介休县委、县政府在绵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展开殊死的游击战争。母亲以小商贩身份频繁进出介休城，为共产党做地下联络和传递情报的工作。我当时只有十多岁，母亲总是带我一起做地下工作，把我培养成她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助手。例如把信件字条缝入我衣服，出入县城传递情报；他们开会商讨问题，让我在街门口站岗放哨，传递信息当小联络员。母亲还让我帮她卖纸烟、茶叶、牙膏等小百货商品。来往我家的叔伯姨婶们谈论革命形势时，母亲尽量让我旁听；有时还让他们给我讲革命道理。任民斋伯伯曾给我讲过抗日斗争的三个阶段：第一“敌进我退”、第二“相持阶段”、第三“反攻阶段”。辛克阿姨曾教我唱“不做亡国奴”的抗日歌曲。母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就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1940年初，组织上决定让母亲转移到抗大，母亲也准备顺便把我送到后山根据地去念书，并把上学的照片也准备好了。母亲还为我准备好衣服、鞋袜，又把弟弟寄养在她娘家石河上的邻居家。但遗憾的是，就在组织上的转移通知到达的前一天，母亲被日军抓走，不久便为国捐躯了。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十九军又抢占了介休城，直到1945年底，我在介休洪山找到了人民政府的赵定远县长。他热情接待了我，还给我家拨了粮食。1946年农历2月，我接到通知，让我随我村抬担架的民工上洪山根据地。我终于如愿以偿，上了后崖头介休第一民高学校。
由于我的工作能力强，上学第二个月就被同学选为学生会的卫生委员。随后又当起了学生伙食委员会主任，排戏组负责人。在民高上学的第二年，我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并在韩明山校长的培养下，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连我在内，当时我校共有三个党员。这些成绩都与母亲早年对我的教育、培养、锻炼分不开，当时我才真切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
母亲献身革命的短暂人生
母亲的娘家在介休县城东。母亲从出生、上学到教书工作均在县城，对城里的地形及整个的布局都相当熟悉。1927年在母亲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在张良村高级小学担任校长的父亲杨绍祖，两人志同道合结为伉俪。父亲曾在张良、三佳、县城三个学校当过校长。许多老师和学生均对父亲的爱国进步思想、严谨的教学态度及人品所折服，他们也同样认识并敬重我的母亲。母亲的婆家在下曹麻村，距县城15里路。母亲频繁进出县城，往返于娘家、婆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为母亲以后做地下联络员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我家在下曹麻村有三串院子，临街一串院子典给了别人居住，母亲则和我祖母住在较深的后院，偏院住有邻居。偏院的西北角有一个十多平米的暗平台，北墙上方留有一砖见方的小孔，站在凳子上可以从小孔看到一里之外的三佳村的大门楼，而外面却看不到里面。日军侵占介休后，在距我村一里外的三佳村修有碉堡并筑有工事，而在偏院暗平台里可以看到三佳村的鬼子装甲车进出的动静。这个暗平台让村里不少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躲藏起来免遭日本鬼子的奸淫，也让不少地下抗日人员藏进暗平台而化险为夷。郭云鹤阿姨就在这里藏过。
1936年父亲患病两年后，母亲在家做起了小买卖。门道间神主桌子下放着一小坛酒和一小坛醋，椅子上放着一个大包袱，里面包着毛巾、袜子、肥皂、针线等日用百货品；纸烟在柜顶上；西房放着一瓮盐和一瓮碱面。这些都便于母亲日后往抗日根据地运送日用紧缺物资。
介休沦陷后，县抗日政府转移到绵山。县城距绵山40里，距我家下曹麻村15里，从县城东门上山，中间要路过下曹麻村。母亲便把自己的家几乎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停脚点，迎来送往一个个上山投奔共产党的有志人士。他们吃顿饭住一宿，便上山抗日去了。其中有许多是父亲的学生、同事和母亲的同学、朋友。郭云鹤及她的学生陈秀珍（化名陈光）都曾在我家住宿并从我家出发去投奔共产党的。
我家后院较僻静。郭云鹤阿姨的学生宋望飞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常在后院发动群众召开妇女会。母亲还把我家变成军鞋的集散地，村里各家的军鞋做好后集中在我家再统一运走。
1939年，母亲经中共介休区委组织委员赵华亭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彻底地从父亲去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把原名李宝林改为李只双，意蕴着母亲只身参加革命，却肩负着两个人的责任、兼负着父亲的遗愿！
母亲的直接上线领导是任明斋伯伯，母亲的下线是我村的温青仁（化名温乐山），再下去是魏国杰（小名二泉），另一个姓王（小名云喜子），还有附近村子的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女的叫李玉是窑子头的。当时他们多数年龄都不大，我管他们叫哥哥。母亲经常给任明斋伯伯汇报工作，接受下一步的指令，还经常与温青仁等哥哥们一块商量工作。这个情报联络网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传递情报、运送紧缺物资。
为了收集情报，母亲经常到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与进步的爱国教师和学生建立密切的关系，与已经走上各个工作岗位、父亲生前的学生也建立了友谊。母亲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灌输共产党必胜的信念！母亲先是组织他们宣传抗日、散发传单；后又组织他们利用自身的合法身份，为党收集情报。 母亲总是千方百计为党收集情报。她进城暗地观察敌人据点中马匹数量和动静，及时了解敌人换防撤防的状况。母亲经过张德含县长同意，利用自己双手起疹子到鬼子办的医院就诊的时机，就近了解鬼子的近况和敌情。介休抗日前线的指战员总是不断能得到母亲送去的情报，接连打了几个漂亮的伏击战，打死打伤不少鬼子。
日军在军事上施行“三光”政策，在经济上对我抗日根据地更是严密封锁。像医药器械、笔墨纸张、食盐、棉布、火柴、生铁、硫磺、硝土等更是严禁私自运输。
母亲想方设法为根据地运送紧缺物资。为不发生意外，她常常托亲戚朋友帮买药品、棉布、食盐等日用小百货，积少成多；还从书店的伯伯那里秘密提取纸张文具。有一次，书店的伯伯把装有油墨的猪尿泡藏进醋篓中交给她，当醋带出城外；她还将药品藏在面粉中迷惑敌人的检查；将纸张文具藏在别人出殡的车上，混出戒备森严的城门；她还托已打入敌人内部、父亲生前的一名学生为我党工作。这名学生的公开身份是日伪警备队的警察，母亲常常托他把为根据地准备的医疗器械、印刷工具、弹药等违禁用品送出城外。
母亲常带着哥哥和我去赶集，背上包袱或挑上担子，在包袱、挑子里藏上文件和信件，趁赶集秘密转交给有关同志。母亲的信件用矾水写成，肉眼是看不到的，只有用毛笔沾上水涂抹才能显现。
记得一次，母亲带着手枪和文件去执行任务，与鬼子狭路相逢。转移已经来不及了。突然母亲扑倒在路边的一座坟前，把手枪和文件迅速埋入土中，大声地哭起了父亲，敌人转了一圈没看出什么破绽，便扬长而去。母亲随后取出枪支和文件又上路了。
1939年正月，村里在闹红火，一些地下工作人员正在我家开会，恰逢鬼子来我村搜查八路军。母亲让温青仁带上男同志乔装混进敲锣打鼓的队伍中闹红火，母亲则带领女同志扮成村妇夹在人群中看热闹。母亲又一次掩护战友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母亲还组织联络网的成员一次次撬毁鬼子的铁轨，割断鬼子的电线，秘密处决勾结敌人的汉奸、叛徒。
母亲的被捕与牺牲
1940年春节，母亲带我进城去给姥姥拜年，还专门为我拍了照片，以备我上学用。母亲照例将我放到姥姥家，她出去侦查敌情。当她看到敌人的换防情况后，心中便萌发出一个想法：趁城里鬼子换防之际，组织部分有爱国心的伪军暴动反正，进而缴获日伪武器弹药。回到下曹麻村后，母亲立刻将自己侦察得到的敌情及这一想法一同汇报给任明斋伯伯。在等待上级批准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
原来，联络站得到确切的消息：下曹麻村村长和另一位村民温叔恭以及住在他院里的抗日人员李忠明，与敌人暗中有往来，并已向敌人传递了我方的情报。之后，又传来上曹麻村我方人员边全宣被抓的消息。上级党组织决定让联络站秘密处决这三个叛徒！与此同时，母亲和战友们也准备让联络站被暴露的同志撤退。温青仁将两把手枪藏在了我家的西房顶上第三个瓦筒里；母亲又带我连夜把一大包捆好的文件埋在偏院的菜地里；母亲还把一匹白光布藏到了柜子后面。还把弟弟寄养在春林娘娘家，晚上也睡在了她家。
处决叛徒的当天深夜，温青仁跑进我家告诉母亲：已处决了两个，但李忠明跑了。李忠明曾经与现任伪警察局长张孝先是拜把子兄弟。果然，第二天传来李忠明公开投敌叛变的消息。
1940年农历3月12日，一整晚沙尘暴刮得昏天黑地，鬼子一大早就包围了下曹麻村。母亲从春林娘娘家回来正准备做饭，这时进来两位叔叔，他们和母亲在里屋谈了一会话就往外走，母亲远远看见他们被鬼子和伪军叫住盘查。母亲赶紧跑回来，进门就从箱子里拿出一把麻放在明处，又把两封密信藏在火炕炉灰里。母亲叫我等安全以后把藏在房顶上瓦筒里的两支枪、埋在土院里的文件、炉灰中的两封密信、还有一匹藏在柜子后面的白光布都交给任伯伯。母亲刚坐在床边，敌人就进来了。敌人问母亲：“你刚送出去的是谁?”母亲指着麻说：“是卖麻的，这不是刚买的麻吗！”敌人又向母亲要那两支枪，母亲说：“没有！”敌人又问我，我也说不知道。敌人仔细搜查，什么也没有搜到。敌人把母亲绑在马车上带走了。事后才知道，敌人在村西小桥上先抓住温青仁，在村中街上抓住那两位叔叔，后来在村东门外抓了母亲的入党介绍人赵华亭（化名：赵德华），最后又在村外不远处抓了任伯伯的外甥，他是一个小通信员。16天后，这六位同志和更早被抓的边全宣一同被敌人杀害。
几年后，我碰到了与母亲一起工作过的二泉哥，他告诉我：母亲被抓的第二天，村里收到了组织上决定让我村联络站的四个成员包括我母亲、温青仁、二泉、云喜子转移到抗大的通知。
母亲被捕后先关在日伪警察所，没几天又被押送到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队长藤田等人亲自审问母亲，他们往母亲嘴里灌肥皂水、辣椒水，压杠子、抽马鞭、甚至放狼犬咬……严刑拷打16天之久！母亲始终没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联络员，更不承认知道那两支枪的下落。她以共产党人刚强的意志战胜了敌人的酷刑，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她被捕前常对同事们讲：“如果被敌人抓住，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母亲和一起被捕的五位同志个个铮铮铁骨、坚贞不屈！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同志、保全了组织。丧心病狂的敌人决定将母亲等人押赴刑场，刽子手向他们挥起了大刀！
母亲牺牲后，暴尸荒野，敌人不准亲属收尸，任凭野狗撕咬。当四舅等亲属用钱找人偷回尸体时，只剩下被刀砍下的头颅、一条腿和一只鞋。
母亲牺牲后，留下两支手枪、一包文件和两封信件，还留下准备送往抗日前线的一小瓮食盐、一匹白光布和一些医药用品。任伯伯来把药品、手枪和文件拿走时，把那匹白光布留给了我们。祖母用这匹白光布给我们姐弟俩做了孝衣，这是母亲生前搞这批白光布时万万没有想到的。
1950年镇反时，人民政府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叛徒、汉奸李忠民。我也到会作了血泪控诉，我还拿出两条顺风牌的香烟给在场的民兵、群众们抽，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一盼望已久的胜利！
党和人民高度评价母亲短暂的一生。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认母亲李只双为革命烈士，母亲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责编 雷蕾）
母亲带我走上革命路
我的母亲李只双，原名李宝林（1908—1940），高小文化程度，当过小学教员。婚后深受父亲进步思想影响，于1938年参加革命，受党委派做敌工情报网工作。父亲的早逝给母亲留下65岁患病的祖母、一个还在吃奶的弟弟及8岁的我。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母亲便把我送到县城姥姥家，在附近的介休第一高小上初一。不到一年，日军飞机轰炸介休城，母亲只好接我回村。1938年2月，日军侵占介休城后，村里办起奴化教育学校。母亲含着泪对我讲：“我非常想送你上学，但我们不能上奴化教育的学校，等以后有机会，就送你到抗日根据地的学校读书。”
日军占领介休县城和铁路沿线后，中共介休县委、县政府在绵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与日军展开殊死的游击战争。母亲以小商贩身份频繁进出介休城，为共产党做地下联络和传递情报的工作。我当时只有十多岁，母亲总是带我一起做地下工作，把我培养成她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助手。例如把信件字条缝入我衣服，出入县城传递情报；他们开会商讨问题，让我在街门口站岗放哨，传递信息当小联络员。母亲还让我帮她卖纸烟、茶叶、牙膏等小百货商品。来往我家的叔伯姨婶们谈论革命形势时，母亲尽量让我旁听；有时还让他们给我讲革命道理。任民斋伯伯曾给我讲过抗日斗争的三个阶段：第一“敌进我退”、第二“相持阶段”、第三“反攻阶段”。辛克阿姨曾教我唱“不做亡国奴”的抗日歌曲。母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早早就埋下了革命的火种。
1940年初，组织上决定让母亲转移到抗大，母亲也准备顺便把我送到后山根据地去念书，并把上学的照片也准备好了。母亲还为我准备好衣服、鞋袜，又把弟弟寄养在她娘家石河上的邻居家。但遗憾的是，就在组织上的转移通知到达的前一天，母亲被日军抓走，不久便为国捐躯了。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十九军又抢占了介休城，直到1945年底，我在介休洪山找到了人民政府的赵定远县长。他热情接待了我，还给我家拨了粮食。1946年农历2月，我接到通知，让我随我村抬担架的民工上洪山根据地。我终于如愿以偿，上了后崖头介休第一民高学校。
由于我的工作能力强，上学第二个月就被同学选为学生会的卫生委员。随后又当起了学生伙食委员会主任，排戏组负责人。在民高上学的第二年，我就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并在韩明山校长的培养下，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连我在内，当时我校共有三个党员。这些成绩都与母亲早年对我的教育、培养、锻炼分不开，当时我才真切体会到母亲的良苦用心。
母亲献身革命的短暂人生
母亲的娘家在介休县城东。母亲从出生、上学到教书工作均在县城，对城里的地形及整个的布局都相当熟悉。1927年在母亲老师的介绍下，认识了在张良村高级小学担任校长的父亲杨绍祖，两人志同道合结为伉俪。父亲曾在张良、三佳、县城三个学校当过校长。许多老师和学生均对父亲的爱国进步思想、严谨的教学态度及人品所折服，他们也同样认识并敬重我的母亲。母亲的婆家在下曹麻村，距县城15里路。母亲频繁进出县城，往返于娘家、婆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为母亲以后做地下联络员的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我家在下曹麻村有三串院子，临街一串院子典给了别人居住，母亲则和我祖母住在较深的后院，偏院住有邻居。偏院的西北角有一个十多平米的暗平台，北墙上方留有一砖见方的小孔，站在凳子上可以从小孔看到一里之外的三佳村的大门楼，而外面却看不到里面。日军侵占介休后，在距我村一里外的三佳村修有碉堡并筑有工事，而在偏院暗平台里可以看到三佳村的鬼子装甲车进出的动静。这个暗平台让村里不少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躲藏起来免遭日本鬼子的奸淫，也让不少地下抗日人员藏进暗平台而化险为夷。郭云鹤阿姨就在这里藏过。
1936年父亲患病两年后，母亲在家做起了小买卖。门道间神主桌子下放着一小坛酒和一小坛醋，椅子上放着一个大包袱，里面包着毛巾、袜子、肥皂、针线等日用百货品；纸烟在柜顶上；西房放着一瓮盐和一瓮碱面。这些都便于母亲日后往抗日根据地运送日用紧缺物资。
介休沦陷后，县抗日政府转移到绵山。县城距绵山40里，距我家下曹麻村15里，从县城东门上山，中间要路过下曹麻村。母亲便把自己的家几乎变成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停脚点，迎来送往一个个上山投奔共产党的有志人士。他们吃顿饭住一宿，便上山抗日去了。其中有许多是父亲的学生、同事和母亲的同学、朋友。郭云鹤及她的学生陈秀珍（化名陈光）都曾在我家住宿并从我家出发去投奔共产党的。
我家后院较僻静。郭云鹤阿姨的学生宋望飞是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常在后院发动群众召开妇女会。母亲还把我家变成军鞋的集散地，村里各家的军鞋做好后集中在我家再统一运走。
1939年，母亲经中共介休区委组织委员赵华亭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母亲彻底地从父亲去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并把原名李宝林改为李只双，意蕴着母亲只身参加革命，却肩负着两个人的责任、兼负着父亲的遗愿！
母亲的直接上线领导是任明斋伯伯，母亲的下线是我村的温青仁（化名温乐山），再下去是魏国杰（小名二泉），另一个姓王（小名云喜子），还有附近村子的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女的叫李玉是窑子头的。当时他们多数年龄都不大，我管他们叫哥哥。母亲经常给任明斋伯伯汇报工作，接受下一步的指令，还经常与温青仁等哥哥们一块商量工作。这个情报联络网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传递情报、运送紧缺物资。
为了收集情报，母亲经常到父亲生前任教的学校与进步的爱国教师和学生建立密切的关系，与已经走上各个工作岗位、父亲生前的学生也建立了友谊。母亲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灌输共产党必胜的信念！母亲先是组织他们宣传抗日、散发传单；后又组织他们利用自身的合法身份，为党收集情报。 母亲总是千方百计为党收集情报。她进城暗地观察敌人据点中马匹数量和动静，及时了解敌人换防撤防的状况。母亲经过张德含县长同意，利用自己双手起疹子到鬼子办的医院就诊的时机，就近了解鬼子的近况和敌情。介休抗日前线的指战员总是不断能得到母亲送去的情报，接连打了几个漂亮的伏击战，打死打伤不少鬼子。
日军在军事上施行“三光”政策，在经济上对我抗日根据地更是严密封锁。像医药器械、笔墨纸张、食盐、棉布、火柴、生铁、硫磺、硝土等更是严禁私自运输。
母亲想方设法为根据地运送紧缺物资。为不发生意外，她常常托亲戚朋友帮买药品、棉布、食盐等日用小百货，积少成多；还从书店的伯伯那里秘密提取纸张文具。有一次，书店的伯伯把装有油墨的猪尿泡藏进醋篓中交给她，当醋带出城外；她还将药品藏在面粉中迷惑敌人的检查；将纸张文具藏在别人出殡的车上，混出戒备森严的城门；她还托已打入敌人内部、父亲生前的一名学生为我党工作。这名学生的公开身份是日伪警备队的警察，母亲常常托他把为根据地准备的医疗器械、印刷工具、弹药等违禁用品送出城外。
母亲常带着哥哥和我去赶集，背上包袱或挑上担子，在包袱、挑子里藏上文件和信件，趁赶集秘密转交给有关同志。母亲的信件用矾水写成，肉眼是看不到的，只有用毛笔沾上水涂抹才能显现。
记得一次，母亲带着手枪和文件去执行任务，与鬼子狭路相逢。转移已经来不及了。突然母亲扑倒在路边的一座坟前，把手枪和文件迅速埋入土中，大声地哭起了父亲，敌人转了一圈没看出什么破绽，便扬长而去。母亲随后取出枪支和文件又上路了。
1939年正月，村里在闹红火，一些地下工作人员正在我家开会，恰逢鬼子来我村搜查八路军。母亲让温青仁带上男同志乔装混进敲锣打鼓的队伍中闹红火，母亲则带领女同志扮成村妇夹在人群中看热闹。母亲又一次掩护战友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母亲还组织联络网的成员一次次撬毁鬼子的铁轨，割断鬼子的电线，秘密处决勾结敌人的汉奸、叛徒。
母亲的被捕与牺牲
1940年春节，母亲带我进城去给姥姥拜年，还专门为我拍了照片，以备我上学用。母亲照例将我放到姥姥家，她出去侦查敌情。当她看到敌人的换防情况后，心中便萌发出一个想法：趁城里鬼子换防之际，组织部分有爱国心的伪军暴动反正，进而缴获日伪武器弹药。回到下曹麻村后，母亲立刻将自己侦察得到的敌情及这一想法一同汇报给任明斋伯伯。在等待上级批准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
原来，联络站得到确切的消息：下曹麻村村长和另一位村民温叔恭以及住在他院里的抗日人员李忠明，与敌人暗中有往来，并已向敌人传递了我方的情报。之后，又传来上曹麻村我方人员边全宣被抓的消息。上级党组织决定让联络站秘密处决这三个叛徒！与此同时，母亲和战友们也准备让联络站被暴露的同志撤退。温青仁将两把手枪藏在了我家的西房顶上第三个瓦筒里；母亲又带我连夜把一大包捆好的文件埋在偏院的菜地里；母亲还把一匹白光布藏到了柜子后面。还把弟弟寄养在春林娘娘家，晚上也睡在了她家。
处决叛徒的当天深夜，温青仁跑进我家告诉母亲：已处决了两个，但李忠明跑了。李忠明曾经与现任伪警察局长张孝先是拜把子兄弟。果然，第二天传来李忠明公开投敌叛变的消息。
1940年农历3月12日，一整晚沙尘暴刮得昏天黑地，鬼子一大早就包围了下曹麻村。母亲从春林娘娘家回来正准备做饭，这时进来两位叔叔，他们和母亲在里屋谈了一会话就往外走，母亲远远看见他们被鬼子和伪军叫住盘查。母亲赶紧跑回来，进门就从箱子里拿出一把麻放在明处，又把两封密信藏在火炕炉灰里。母亲叫我等安全以后把藏在房顶上瓦筒里的两支枪、埋在土院里的文件、炉灰中的两封密信、还有一匹藏在柜子后面的白光布都交给任伯伯。母亲刚坐在床边，敌人就进来了。敌人问母亲：“你刚送出去的是谁?”母亲指着麻说：“是卖麻的，这不是刚买的麻吗！”敌人又向母亲要那两支枪，母亲说：“没有！”敌人又问我，我也说不知道。敌人仔细搜查，什么也没有搜到。敌人把母亲绑在马车上带走了。事后才知道，敌人在村西小桥上先抓住温青仁，在村中街上抓住那两位叔叔，后来在村东门外抓了母亲的入党介绍人赵华亭（化名：赵德华），最后又在村外不远处抓了任伯伯的外甥，他是一个小通信员。16天后，这六位同志和更早被抓的边全宣一同被敌人杀害。
几年后，我碰到了与母亲一起工作过的二泉哥，他告诉我：母亲被抓的第二天，村里收到了组织上决定让我村联络站的四个成员包括我母亲、温青仁、二泉、云喜子转移到抗大的通知。
母亲被捕后先关在日伪警察所，没几天又被押送到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队长藤田等人亲自审问母亲，他们往母亲嘴里灌肥皂水、辣椒水，压杠子、抽马鞭、甚至放狼犬咬……严刑拷打16天之久！母亲始终没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联络员，更不承认知道那两支枪的下落。她以共产党人刚强的意志战胜了敌人的酷刑，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她被捕前常对同事们讲：“如果被敌人抓住，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能出卖组织和同志！”母亲和一起被捕的五位同志个个铮铮铁骨、坚贞不屈！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了同志、保全了组织。丧心病狂的敌人决定将母亲等人押赴刑场，刽子手向他们挥起了大刀！
母亲牺牲后，暴尸荒野，敌人不准亲属收尸，任凭野狗撕咬。当四舅等亲属用钱找人偷回尸体时，只剩下被刀砍下的头颅、一条腿和一只鞋。
母亲牺牲后，留下两支手枪、一包文件和两封信件，还留下准备送往抗日前线的一小瓮食盐、一匹白光布和一些医药用品。任伯伯来把药品、手枪和文件拿走时，把那匹白光布留给了我们。祖母用这匹白光布给我们姐弟俩做了孝衣，这是母亲生前搞这批白光布时万万没有想到的。
1950年镇反时，人民政府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叛徒、汉奸李忠民。我也到会作了血泪控诉，我还拿出两条顺风牌的香烟给在场的民兵、群众们抽，和大家共同分享这一盼望已久的胜利！
党和人民高度评价母亲短暂的一生。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追认母亲李只双为革命烈士，母亲永远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