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5年，笔者协助山西省侨联国际信息网站举办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征文。离休外交官、外交部侨联主席、马来西亚归侨陈沫踊跃应征，撰写了一篇《几件往事回忆录》，回忆他回国参战的历程。文章中提到有个叫曾眷娣（曾焕琛）的归侨女青年，从陕北公学结业后，在进军晋察冀途中因病留在山西兴县工作，后被日军残害壮烈牺牲。文章发表以后在山东省农科院工作的曾燕给山西省侨联和笔者来信，说曾眷娣是她的姑姑，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战，多年杳无音信，家人十分牵挂；现得知她已为国捐躯，不胜悲痛和感慨，并希望进一步了解她的状况。
征文活动有了意外的收获，笔者和省侨联的同志都很欣慰，觉得进一步了解烈士的事迹很有意义。于是笔者立即同《几件往事回忆录》的作者陈沫联络，希望他提供详细情况。陈沫答复说，他是在奔赴陕北途中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遇到曾眷娣一行的。从此结伴同行到了延安，进了陕北公学以后就分开了。只知道她在进军晋察冀途中留在山西工作，不久就牺牲了，至于其他详情就不甚清楚了。
通过陈沫的介绍，又联系了几位和烈士有过交往的抗战“华侨兵”——罗浪（总政离休干部，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长和总指挥）、杨光（离休前曾任中国第一建筑工程局局长）等，咨询、了解当年的情况。
罗浪又名罗南传，祖籍福建德化，也是马来亚归侨。他和陈沫一起，也是在奔赴陕北途中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才遇到曾眷娣的。到了延安以后，他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而曾眷娣、杨光、陈沫等人则进了陕北公学。从此，他再没有机会见到曾眷娣。他同曾眷娣的接触，就是在进军延安的途中，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曾眷娣的乐观坚强仍留下深刻印象。
杨光祖籍广东东莞，回国前和曾眷娣居住在同一座城镇，就读于同一所学校，是同窗好友，又一起回国参战，是对烈士了解最多的人。2007年6月28日，曾眷娣在国内的侄女带着她的照片，到北京探访杨光。杨光从照片上一眼就认出当年的同学和战友，连连说：“就是她！就是她！”他讲述了他所知的情况，并写了一份书面材料，由局党委加盖了公章。
根据同曾眷娣相识的抗战老兵（特别是杨光）的回忆及曾眷娣亲属曾燕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对烈士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心系祖国 投身救亡
曾眷娣祖籍广东南海县。因生活所迫，她的父亲早年背井离乡，带领全家到南洋谋生，落脚在马来亚文东。曾眷娣1919年在当地出生。兄弟姊妹有16人，她排行第八，晚辈就称她为“八姑”。她回国前是文东启文学校的学生，与杨光等人是同窗好友。因为爱好文学，还为自己起了个笔名“曾焕琛”。七七事变以后，当地华侨掀起抗日救亡热潮。进步学生都是富有爱国热忱的知识青年，当他们得知日军正在蹂躏我神圣领土、屠杀我华夏同胞时，个个义愤填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眷娣和同学们一次次走上街头，发表讲演，抵制日货，卖花筹款，用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日军民。
大家都纷纷表示想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但不知道该如何落实。这时候，启文学校一个年纪稍大的叫陈敏（陈日雪）的女生给大家传递了一个信息，表示愿意克服一切困难，带领大家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原来，陈敏的男朋友叫廖觉民，是廖承志的本家亲属，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所以陈敏与中共地下党早有联系，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对于中共领导的延安大家早已向往。于是，在陈敏的带领下，20岁的曾眷娣和周琼邦、杨光、颜智辉、陈鸿文等同学，于1938年7月7日一起启程回国。
从此，曾眷娣就和马来亚的家人中断了联系；虽然家人十分思念、牵挂她，但因战乱也没能力找寻。
向往圣地 回国参战
曾眷娣一行人在陈敏的带领下，登上新加坡的轮船。驶到香港，住了一夜，后又到了广州，在东亚酒店住了几天；接着继续乘船到了广西柳州。在柳州国民党一所军校里，曾眷娣看见两位亲人，得知他们兄弟二人是早些时候从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日的。只是由于回国的渠道不同，就到了国民党军队那里。他们在柳州相见，非常激动，抱头痛哭了一场。后离开柳州，一行人继续前进。到了桂林住了几天，接着来到武汉。
在武汉，他们遇见了祖籍福建的陈沫和罗浪，他俩也是马来亚归侨，也是要到延安去。大家感到很高兴，也很亲切，便结伴而行。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大家办理了去延安的手续。当时，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领导人刚好都在那里，亲切接见了大家，并给予了大家关怀和鼓励。不久，一行人到了西安，住了一天。翌日徒步向延安进发。
1938年8月24日，这批华侨青年经历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到达延安。大家都把这天当作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建国后每年8月24日这一天，几个定居在北京的老同志都要一起聚会庆祝。
“陕公”受训 锻炼成长
抵达陕北以后，党中央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和华侨青年的具体情况，将曾眷娣等安排进陕北公学，曾眷娣和陈敏、颜志辉等被编入三十八队（女生大队），杨光等人被编入四十队。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十分重视，配备了很强的领导班子：陕北公学的校长是由1928年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成仿吾担任；副校长则由1922年入党、长征中曾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罗迈（李维汉）担任，他还兼任分校的校长。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专门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刚进陕北公学，这些华侨青年确实感到不适应，现实状况和他们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作为学校，这里没有教室、课桌、椅子、黑板等起码的教学设施和设备。老百姓的打谷场，就是学校的“露天教室”；学员们席地而坐，两个膝盖就是“课桌”。寒冬腊月，两腿冻得发麻，站都站不起来；夏日炎炎，一个个晒得汗流浃背，头昏脑胀。住的是旧窑洞，只有一个窗户，空气无法流通；六七个人睡在一个土炕上，又挤又闷。吃的是小米、窝窝头，蔬菜十分匮乏，有时还要挖野菜补充，鱼和肉更是稀罕之物。这样的艰苦生活，是华侨青年从未经历过的。但是大家想到自己是回来抗日的，吃苦是不可避免的；看到这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无论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普通共产党员和平民百姓，都是这样毫无例外地艰苦奋斗，大家也就不以为苦了。曾眷娣不仅有高涨的革命热情，而且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再苦的条件她都咬牙坚持，完全和大家打成一片。 陕北公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把马列主义的学习、教育放在中心位置，用它来武装每个学员的思想。来自五湖四海、出身于不同阶级、不同家庭的学员，都在学习过程中努力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家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特别注意用马列主义来衡量自己，对照自己，改造自己，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原来的一些私心杂念、不良习气被克服掉了，代之以共产主义信仰、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作风。
在陕北公学，大家还遇到一些早期回国参加革命的归侨干部，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和教育。例如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老共产党员张然和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曾经给华侨学员做报告，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的过程和体会，并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自己，为上前线杀敌掌握好本领。
曾眷娣因表现突出，于1939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告别战友 转战地方
1939年夏天，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四所学校的师生共1500多人，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迁移到敌后抗日前线去办学。
1939年7月12日，“华北联大”从延安出发，与抗日军政大学同行，向晋冀鲁豫边区进军。中央决定将“抗大”和“联大”两校合并为一个纵队，番号为“第五纵队”。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任第五纵队司令兼政委，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华北联大”是第五纵队的一个独立旅，成仿吾校长同时担任旅长兼政委。中共中央派一二○师三五八旅护送。旅长彭绍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派了两个主力团来掩护“华北联大”师生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
1939年8月16日，独立旅开始行动，经陕西的府谷、盘塘，东渡黄河，到达晋西北，进入山西境内的兴县。由于一路上食物短缺，大家经常吃野菜野果，喝不干净的水。结果曾眷娣患了严重的痢疾，一直腹泻不止，实在无法继续行军。经过组织上批准、安排，便留下来在地方工作。分别时，杨光曾到她的连队看望、安慰，鼓励她，让她身体康复以后，再到敌后去。从此，曾眷娣就和她的同学、战友分开了，再没有见面。
独立旅继续行动，于9月份，经过山西定襄、五台、盂县的上社、下社等地，进入河北省境内，最终到达晋察冀根据地。
为国捐躯 血沃黄土
1941年春，杨光奉命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遇见一位从雁北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在言谈中，他得知杨光是从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日的，就问：“我们那里有个叫曾眷娣的女同志，也是从马来亚回来的，你认识不认识？”杨光说：“当然认识，我们是同学呀！”雁北的同志说：“她已经牺牲了！”
原来，曾眷娣留下以后，在雁北一个县里担任县妇救会主任。1940年冬，有一次县委领导班子成员正在一个窑洞里召开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出卖，日军包围并攻击了窑洞。同志们宁死不屈，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被日军放火活活烧死。
杨光听了这位同志的叙述，回想起在马来亚同窗共读以及一起回国参加抗日的情景，内心深感悲痛！同时也因拥有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友而感到骄傲！
据杨光提供的情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在山西的归侨不少。在一次攻打某县城的战役中就牺牲了几位菲律宾归侨。曾眷娣和杨光等人回国时的领队陈敏的弟弟也是牺牲在三晋大地上。
魂归何处 后人追寻
烈士的侄女曾燕给笔者来信说：“至此，我们家人也粗略了解了我姑姑平凡短暂但却是积极抗日救国爱国的一生。20世纪30年代，全中国都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身在海外的各国华侨也踊跃捐资捐物，支持抗日，甚至直接回国参加抗日活动。我的姑姑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她们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直至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革命先烈的热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子孙后人过上了幸福安康的好日子，祖国也变得日益繁荣与富强。我十分感谢陈沫、林卫国、杨光，他们对于牺牲了的革命同仁的后代，那种视同己出的特殊关心与爱护，让我十分感动，当事者现在也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我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我还十分感谢山西侨联的工作人员，他们不仅帮我联系寻找，还打电话询问结果如何，甚至邀请我们到山西一起寻访。在此事的联系过程中，我80岁的老母亲生病住院，全家又忙里忙外。有时想到60多年来姑姑孤独一人寂静地躺在黄土高原上，甚至连骨灰遗物等都没有留下，我们不免会伤心落泪……逝者已逝，愿生者好好活着。”
曾眷娣的牺牲再次使我们感到震撼。在过去，我们只知道抗战时期牺牲在山西的归侨英烈李林的事迹。随着《山西省志·侨务志》编纂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知道还有不少“华侨兵”在山西战斗过，有的还把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曾眷娣留在山西工作以后，到底有哪些战斗经历？她牺牲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牺牲的地点到底在哪里？遗骸埋葬在何处？……这一个个谜团我们都想解开，尤其是曾眷娣的亲属。曾燕给我们的信中还说：“曾眷娣的亲属，至今除我们一家留在国内，其他兄弟姊妹都在马来西亚，健在者多人。多少年来寻找亲人的思念和家人的嘱托一直萦绕于心，总想打听她的下落，不知道姑姑是否还健在？是否还平安？但是我们知道的线索太少了，无从查找。事隔多年，终于知道了一点点姑姑的音讯！尽管我们猜测姑姑牺牲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没想到她归国仅两年就牺牲了，我们又感到十分的心酸和痛心！家人陆续知道了这个消息，都渴望更多地了解姑姑的事情。”
作为侨务工作者，我们更感到肩上的重任。我们曾到山西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查阅一些县志，还翻阅了山西省民政部门编印的《山西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可惜都没有结果。
曾眷娣烈士血沃黄土，魂归何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热心人参与追寻。
（责编 孟红）
征文活动有了意外的收获，笔者和省侨联的同志都很欣慰，觉得进一步了解烈士的事迹很有意义。于是笔者立即同《几件往事回忆录》的作者陈沫联络，希望他提供详细情况。陈沫答复说，他是在奔赴陕北途中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遇到曾眷娣一行的。从此结伴同行到了延安，进了陕北公学以后就分开了。只知道她在进军晋察冀途中留在山西工作，不久就牺牲了，至于其他详情就不甚清楚了。
通过陈沫的介绍，又联系了几位和烈士有过交往的抗战“华侨兵”——罗浪（总政离休干部，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长和总指挥）、杨光（离休前曾任中国第一建筑工程局局长）等，咨询、了解当年的情况。
罗浪又名罗南传，祖籍福建德化，也是马来亚归侨。他和陈沫一起，也是在奔赴陕北途中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才遇到曾眷娣的。到了延安以后，他进了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而曾眷娣、杨光、陈沫等人则进了陕北公学。从此，他再没有机会见到曾眷娣。他同曾眷娣的接触，就是在进军延安的途中，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曾眷娣的乐观坚强仍留下深刻印象。
杨光祖籍广东东莞，回国前和曾眷娣居住在同一座城镇，就读于同一所学校，是同窗好友，又一起回国参战，是对烈士了解最多的人。2007年6月28日，曾眷娣在国内的侄女带着她的照片，到北京探访杨光。杨光从照片上一眼就认出当年的同学和战友，连连说：“就是她！就是她！”他讲述了他所知的情况，并写了一份书面材料，由局党委加盖了公章。
根据同曾眷娣相识的抗战老兵（特别是杨光）的回忆及曾眷娣亲属曾燕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对烈士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心系祖国 投身救亡
曾眷娣祖籍广东南海县。因生活所迫，她的父亲早年背井离乡，带领全家到南洋谋生，落脚在马来亚文东。曾眷娣1919年在当地出生。兄弟姊妹有16人，她排行第八，晚辈就称她为“八姑”。她回国前是文东启文学校的学生，与杨光等人是同窗好友。因为爱好文学，还为自己起了个笔名“曾焕琛”。七七事变以后，当地华侨掀起抗日救亡热潮。进步学生都是富有爱国热忱的知识青年，当他们得知日军正在蹂躏我神圣领土、屠杀我华夏同胞时，个个义愤填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眷娣和同学们一次次走上街头，发表讲演，抵制日货，卖花筹款，用各种方式支援祖国抗日军民。
大家都纷纷表示想回国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但不知道该如何落实。这时候，启文学校一个年纪稍大的叫陈敏（陈日雪）的女生给大家传递了一个信息，表示愿意克服一切困难，带领大家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原来，陈敏的男朋友叫廖觉民，是廖承志的本家亲属，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所以陈敏与中共地下党早有联系，在学生中很有威望。对于中共领导的延安大家早已向往。于是，在陈敏的带领下，20岁的曾眷娣和周琼邦、杨光、颜智辉、陈鸿文等同学，于1938年7月7日一起启程回国。
从此，曾眷娣就和马来亚的家人中断了联系；虽然家人十分思念、牵挂她，但因战乱也没能力找寻。
向往圣地 回国参战
曾眷娣一行人在陈敏的带领下，登上新加坡的轮船。驶到香港，住了一夜，后又到了广州，在东亚酒店住了几天；接着继续乘船到了广西柳州。在柳州国民党一所军校里，曾眷娣看见两位亲人，得知他们兄弟二人是早些时候从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日的。只是由于回国的渠道不同，就到了国民党军队那里。他们在柳州相见，非常激动，抱头痛哭了一场。后离开柳州，一行人继续前进。到了桂林住了几天，接着来到武汉。
在武汉，他们遇见了祖籍福建的陈沫和罗浪，他俩也是马来亚归侨，也是要到延安去。大家感到很高兴，也很亲切，便结伴而行。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大家办理了去延安的手续。当时，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领导人刚好都在那里，亲切接见了大家，并给予了大家关怀和鼓励。不久，一行人到了西安，住了一天。翌日徒步向延安进发。
1938年8月24日，这批华侨青年经历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到达延安。大家都把这天当作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建国后每年8月24日这一天，几个定居在北京的老同志都要一起聚会庆祝。
“陕公”受训 锻炼成长
抵达陕北以后，党中央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和华侨青年的具体情况，将曾眷娣等安排进陕北公学，曾眷娣和陈敏、颜志辉等被编入三十八队（女生大队），杨光等人被编入四十队。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陕北公学十分重视，配备了很强的领导班子：陕北公学的校长是由1928年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成仿吾担任；副校长则由1922年入党、长征中曾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罗迈（李维汉）担任，他还兼任分校的校长。
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专门为陕北公学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刚进陕北公学，这些华侨青年确实感到不适应，现实状况和他们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作为学校，这里没有教室、课桌、椅子、黑板等起码的教学设施和设备。老百姓的打谷场，就是学校的“露天教室”；学员们席地而坐，两个膝盖就是“课桌”。寒冬腊月，两腿冻得发麻，站都站不起来；夏日炎炎，一个个晒得汗流浃背，头昏脑胀。住的是旧窑洞，只有一个窗户，空气无法流通；六七个人睡在一个土炕上，又挤又闷。吃的是小米、窝窝头，蔬菜十分匮乏，有时还要挖野菜补充，鱼和肉更是稀罕之物。这样的艰苦生活，是华侨青年从未经历过的。但是大家想到自己是回来抗日的，吃苦是不可避免的；看到这里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无论是党中央毛主席还是普通共产党员和平民百姓，都是这样毫无例外地艰苦奋斗，大家也就不以为苦了。曾眷娣不仅有高涨的革命热情，而且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再苦的条件她都咬牙坚持，完全和大家打成一片。 陕北公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把马列主义的学习、教育放在中心位置，用它来武装每个学员的思想。来自五湖四海、出身于不同阶级、不同家庭的学员，都在学习过程中努力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家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特别注意用马列主义来衡量自己，对照自己，改造自己，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原来的一些私心杂念、不良习气被克服掉了，代之以共产主义信仰、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作风。
在陕北公学，大家还遇到一些早期回国参加革命的归侨干部，从他们身上得到启发和教育。例如陕北公学政治部主任、老共产党员张然和是印度尼西亚归侨，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曾经给华侨学员做报告，讲述自己参加革命的过程和体会，并鼓励大家好好学习，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锻炼自己，为上前线杀敌掌握好本领。
曾眷娣因表现突出，于1939年4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告别战友 转战地方
1939年夏天，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等四所学校的师生共1500多人，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迁移到敌后抗日前线去办学。
1939年7月12日，“华北联大”从延安出发，与抗日军政大学同行，向晋冀鲁豫边区进军。中央决定将“抗大”和“联大”两校合并为一个纵队，番号为“第五纵队”。军政大学校长罗瑞卿任第五纵队司令兼政委，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华北联大”是第五纵队的一个独立旅，成仿吾校长同时担任旅长兼政委。中共中央派一二○师三五八旅护送。旅长彭绍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派了两个主力团来掩护“华北联大”师生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
1939年8月16日，独立旅开始行动，经陕西的府谷、盘塘，东渡黄河，到达晋西北，进入山西境内的兴县。由于一路上食物短缺，大家经常吃野菜野果，喝不干净的水。结果曾眷娣患了严重的痢疾，一直腹泻不止，实在无法继续行军。经过组织上批准、安排，便留下来在地方工作。分别时，杨光曾到她的连队看望、安慰，鼓励她，让她身体康复以后，再到敌后去。从此，曾眷娣就和她的同学、战友分开了，再没有见面。
独立旅继续行动，于9月份，经过山西定襄、五台、盂县的上社、下社等地，进入河北省境内，最终到达晋察冀根据地。
为国捐躯 血沃黄土
1941年春，杨光奉命回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遇见一位从雁北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在言谈中，他得知杨光是从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日的，就问：“我们那里有个叫曾眷娣的女同志，也是从马来亚回来的，你认识不认识？”杨光说：“当然认识，我们是同学呀！”雁北的同志说：“她已经牺牲了！”
原来，曾眷娣留下以后，在雁北一个县里担任县妇救会主任。1940年冬，有一次县委领导班子成员正在一个窑洞里召开秘密会议。由于叛徒出卖，日军包围并攻击了窑洞。同志们宁死不屈，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被日军放火活活烧死。
杨光听了这位同志的叙述，回想起在马来亚同窗共读以及一起回国参加抗日的情景，内心深感悲痛！同时也因拥有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友而感到骄傲！
据杨光提供的情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在山西的归侨不少。在一次攻打某县城的战役中就牺牲了几位菲律宾归侨。曾眷娣和杨光等人回国时的领队陈敏的弟弟也是牺牲在三晋大地上。
魂归何处 后人追寻
烈士的侄女曾燕给笔者来信说：“至此，我们家人也粗略了解了我姑姑平凡短暂但却是积极抗日救国爱国的一生。20世纪30年代，全中国都在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身在海外的各国华侨也踊跃捐资捐物，支持抗日，甚至直接回国参加抗日活动。我的姑姑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她们与祖国同命运共呼吸，直至为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革命先烈的热血没有白流，他们的子孙后人过上了幸福安康的好日子，祖国也变得日益繁荣与富强。我十分感谢陈沫、林卫国、杨光，他们对于牺牲了的革命同仁的后代，那种视同己出的特殊关心与爱护，让我十分感动，当事者现在也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我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我还十分感谢山西侨联的工作人员，他们不仅帮我联系寻找，还打电话询问结果如何，甚至邀请我们到山西一起寻访。在此事的联系过程中，我80岁的老母亲生病住院，全家又忙里忙外。有时想到60多年来姑姑孤独一人寂静地躺在黄土高原上，甚至连骨灰遗物等都没有留下，我们不免会伤心落泪……逝者已逝，愿生者好好活着。”
曾眷娣的牺牲再次使我们感到震撼。在过去，我们只知道抗战时期牺牲在山西的归侨英烈李林的事迹。随着《山西省志·侨务志》编纂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知道还有不少“华侨兵”在山西战斗过，有的还把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曾眷娣留在山西工作以后，到底有哪些战斗经历？她牺牲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牺牲的地点到底在哪里？遗骸埋葬在何处？……这一个个谜团我们都想解开，尤其是曾眷娣的亲属。曾燕给我们的信中还说：“曾眷娣的亲属，至今除我们一家留在国内，其他兄弟姊妹都在马来西亚，健在者多人。多少年来寻找亲人的思念和家人的嘱托一直萦绕于心，总想打听她的下落，不知道姑姑是否还健在？是否还平安？但是我们知道的线索太少了，无从查找。事隔多年，终于知道了一点点姑姑的音讯！尽管我们猜测姑姑牺牲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没想到她归国仅两年就牺牲了，我们又感到十分的心酸和痛心！家人陆续知道了这个消息，都渴望更多地了解姑姑的事情。”
作为侨务工作者，我们更感到肩上的重任。我们曾到山西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室查阅一些县志，还翻阅了山西省民政部门编印的《山西省革命烈士英名录》，可惜都没有结果。
曾眷娣烈士血沃黄土，魂归何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热心人参与追寻。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