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笔者在许多党史或军史的论著中，经常可以看到以下内容：1930年12月30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战役中，活捉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缴获了敌军的一部半电台，这是我军首次缴获的敌军电台。2011年，笔者在江西永丰参加纪念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还看到了这样的观点：龙冈战役“创造了十个第一次”，其中有“第一次缴获敌人两部电台和电讯人员，为建立无线电事业作出了贡献” 。
红军首次缴获敌人电台真的是在龙冈战役吗？笔者经过查阅历史文献和考证相关史实，认为上述观点应予纠正。事实上，早在1930年7月，红三军团会同湘鄂赣边独立师在第一次攻打长沙的战役中，就缴获了敌军的九部电台。同年8月，红一军团在浏阳文家市歼灭戴斗垣旅时也曾缴获了敌人的一部电台。只是由于当时红军战士不懂得它的重要作用，又出于对敌人的强烈愤恨，就把这些电台给毁坏了。所以，龙冈战役中缴获的敌军电台，绝不是我军首次缴获的电台。
老同志回忆电台缴获经过及相关史实考证
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1930年8月，“红一军团入湖南，先打文家市，消灭了戴斗垣，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无线电台，这是第一次），然后才与红三军团会合于浏阳县永和市，成立了红军一方面军。”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时任红军总部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的郭化若回忆：1930年8月，为了与红三军团会合再次攻打长沙，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在西进路上得到情报，湘赣边的浏阳文家市有敌一个旅，军团决定于8月20日拂晓，以突然强袭包围歼灭之。战斗胜利了，全歼了文家市之敌。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敌一部无线电台，敌人跑了，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好好的电台给砸烂了。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尚未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同志很惋惜，并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
随后，郭化若又回忆说：“龙冈战斗，我军全歼了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活捉了张辉瓒，并缴获了无线电台一部和俘虏了无线电人员十名。鉴于文家市战斗中破坏了缴获的无线电台的教训，我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再三嘱咐，在作战命令后面注明要各部队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人员。但缴到的电台发报机还是被搞坏了，只能收报，实际是半部电台。”
这些战绩在相关著作中也得到了佐证。在蒋凤波、徐占权编著的《土地革命战争纪事》中曾提到：1930年7月红三军团会同湘鄂赣独立师一起发起攻打长沙的战役，“27日，攻占湖南省会长沙，战役结束。是役共俘国民党军四千余人，缴各种枪三千余支、炮二十余门、电台九部及大批弹药物资” 。在余伯流、凌步机著的《中央苏区史》中也有记载：1930年8月20日拂晓，“红一军团各部分成四路，向文家市之敌发起突然猛攻。经过3小时激战，全歼敌第三纵队三个团又一个营，击毙敌第十六师副师长兼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手提机关枪10支，机关枪27挺，无线电台一部。文家市战斗为红一军团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由此进一步表明，这些红军缴获的敌人电台都在龙冈战役之前。
龙冈战役前后红军相关作战命令的侧面印证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会合组建红一方面军，鉴于此前两支部队分别缴获了敌军电台又因无知而毁弃的深刻教训，毛泽东和朱德于8月24日发布的《向长沙推进的命令》中特意强调：“各部队于沿途所遇之交通工具（如铁道、桥梁、火车、汽车、汽船、电线、无线电台等），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 会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无线电技术的重要作用。他在9月17日总结《攻长沙不克的原因》时指出，会攻长沙失利有攻城前未消灭敌之主力、群众条件不具备、技术条件不具备等三方面的原因。对于技术条件方面，“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有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可见，前期红军战士破坏无线电台及会攻长沙失利的深刻教训，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了无线电技术的重要作用。
1930年10月3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以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总攻吉安的命令，其中也特别提到：“进城后，对于城中留下之无线电机、电话、电灯、汽车等交通器具概不准毁坏。”
1930年12月，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积极准备第一次反“围剿”作战。12月29日，毛泽东等发布《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其中强调：“各部须注意收集西药，无线电亦不准破坏。” 龙冈战斗胜利后，红军缴获了敌第十八师的无线电台一部，但该电台的发报机还是给弄坏了，只有收报机可以工作。1931年1月1日，毛泽东等又下发了《进攻谭道源部的命令》，再次特别强调：“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在东韶战斗中，红军在痛击谭道源部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由于上述命令的保障，红军战士将这部电台完好无损地送到了位于宁都小布的红一方面军总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着手创建自己的无线电通讯事业。
由此可见，如果此前没有缴获敌军电台又被红军战士毁坏的教训，毛泽东等人不可能在会攻长沙、吉安和龙冈的战役之前就未卜先知地预计到战斗中一定能缴获电台，并提醒红军战士要注意保护的。所以，这些作战命令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龙冈战役并非是首次缴获敌军电台的史实。
注释：
冯都：《刍议中央苏区百战之冠誉震海内外》，见《纪念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二），第52页。
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选自《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同上，第54页。
蒋凤波、徐占权：《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毛泽东：《向长沙推进的命令》，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毛泽东：《攻长沙不克的原因》，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朱德：《总攻吉安的命令》，《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毛泽东：《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毛泽东：《进攻谭道源部的命令》，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责编 任远）
红军首次缴获敌人电台真的是在龙冈战役吗？笔者经过查阅历史文献和考证相关史实，认为上述观点应予纠正。事实上，早在1930年7月，红三军团会同湘鄂赣边独立师在第一次攻打长沙的战役中，就缴获了敌军的九部电台。同年8月，红一军团在浏阳文家市歼灭戴斗垣旅时也曾缴获了敌人的一部电台。只是由于当时红军战士不懂得它的重要作用，又出于对敌人的强烈愤恨，就把这些电台给毁坏了。所以，龙冈战役中缴获的敌军电台，绝不是我军首次缴获的电台。
老同志回忆电台缴获经过及相关史实考证
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1930年8月，“红一军团入湖南，先打文家市，消灭了戴斗垣，取得了很大胜利（我们从敌人手中缴获无线电台，这是第一次），然后才与红三军团会合于浏阳县永和市，成立了红军一方面军。”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时任红军总部参谋处长兼作战科长的郭化若回忆：1930年8月，为了与红三军团会合再次攻打长沙，红一军团决定向湖南西进，“在西进路上得到情报，湘赣边的浏阳文家市有敌一个旅，军团决定于8月20日拂晓，以突然强袭包围歼灭之。战斗胜利了，全歼了文家市之敌。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敌一部无线电台，敌人跑了，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好好的电台给砸烂了。当时我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尚未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同志很惋惜，并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
随后，郭化若又回忆说：“龙冈战斗，我军全歼了敌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活捉了张辉瓒，并缴获了无线电台一部和俘虏了无线电人员十名。鉴于文家市战斗中破坏了缴获的无线电台的教训，我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再三嘱咐，在作战命令后面注明要各部队注意收集无线电台和人员。但缴到的电台发报机还是被搞坏了，只能收报，实际是半部电台。”
这些战绩在相关著作中也得到了佐证。在蒋凤波、徐占权编著的《土地革命战争纪事》中曾提到：1930年7月红三军团会同湘鄂赣独立师一起发起攻打长沙的战役，“27日，攻占湖南省会长沙，战役结束。是役共俘国民党军四千余人，缴各种枪三千余支、炮二十余门、电台九部及大批弹药物资” 。在余伯流、凌步机著的《中央苏区史》中也有记载：1930年8月20日拂晓，“红一军团各部分成四路，向文家市之敌发起突然猛攻。经过3小时激战，全歼敌第三纵队三个团又一个营，击毙敌第十六师副师长兼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毙伤敌1000余人，俘敌1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手提机关枪10支，机关枪27挺，无线电台一部。文家市战斗为红一军团成立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由此进一步表明，这些红军缴获的敌人电台都在龙冈战役之前。
龙冈战役前后红军相关作战命令的侧面印证
1930年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会合组建红一方面军，鉴于此前两支部队分别缴获了敌军电台又因无知而毁弃的深刻教训，毛泽东和朱德于8月24日发布的《向长沙推进的命令》中特意强调：“各部队于沿途所遇之交通工具（如铁道、桥梁、火车、汽车、汽船、电线、无线电台等），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 会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无线电技术的重要作用。他在9月17日总结《攻长沙不克的原因》时指出，会攻长沙失利有攻城前未消灭敌之主力、群众条件不具备、技术条件不具备等三方面的原因。对于技术条件方面，“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有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 可见，前期红军战士破坏无线电台及会攻长沙失利的深刻教训，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更加认识到了无线电技术的重要作用。
1930年10月3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以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总攻吉安的命令，其中也特别提到：“进城后，对于城中留下之无线电机、电话、电灯、汽车等交通器具概不准毁坏。”
1930年12月，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积极准备第一次反“围剿”作战。12月29日，毛泽东等发布《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其中强调：“各部须注意收集西药，无线电亦不准破坏。” 龙冈战斗胜利后，红军缴获了敌第十八师的无线电台一部，但该电台的发报机还是给弄坏了，只有收报机可以工作。1931年1月1日，毛泽东等又下发了《进攻谭道源部的命令》，再次特别强调：“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在东韶战斗中，红军在痛击谭道源部时又缴获了一部电台。由于上述命令的保障，红军战士将这部电台完好无损地送到了位于宁都小布的红一方面军总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着手创建自己的无线电通讯事业。
由此可见，如果此前没有缴获敌军电台又被红军战士毁坏的教训，毛泽东等人不可能在会攻长沙、吉安和龙冈的战役之前就未卜先知地预计到战斗中一定能缴获电台，并提醒红军战士要注意保护的。所以，这些作战命令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龙冈战役并非是首次缴获敌军电台的史实。
注释：
冯都：《刍议中央苏区百战之冠誉震海内外》，见《纪念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80周年学术研讨会》（二），第52页。
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选自《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郭化若：《郭化若回忆录》，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同上，第54页。
蒋凤波、徐占权：《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毛泽东：《向长沙推进的命令》，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毛泽东：《攻长沙不克的原因》，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
朱德：《总攻吉安的命令》，《朱德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毛泽东：《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4页。
毛泽东：《进攻谭道源部的命令》，选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责编 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