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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0日的太原，天朗气清，秋风送爽。我们来到汾水西畔的省委宿舍小区，到著名党史专家田酉如先生家采访。田老师从事党史工作几十年，在山西党史、抗日战争史、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就。特别是近年来他参与彭真课题研究，是彭真传记组重要成员，在北京、太原间两地奔波，辛劳异常，成果迭出。2012年是彭真诞辰110周年，我们这次到访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与田老师的交谈，能更深入地了解彭真同志的光辉业绩、精神特质。
记者：请您先谈谈彭真少年时的情况。
田酉如：彭真之所以能够在1923年就加入共产党，是和他所受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联系的。彭真是山东移民的后代，祖辈勤劳质朴，受此影响，彭真很小就跟着家人下地干活，到了八九岁时就成了家里的劳动力。彭真从小就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群众有着深厚感情。彭真幼时晋南一带群众反阎的斗争比较强烈，使他从小就关心社会问题。对他影响较深的是他的邻居瘸子程大叔。据彭真后来回忆：“程大叔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每次到我家来给我讲京城满清政府的一些事，讲怎么和欺负我们的地主进行巧妙的斗争，让我认识到我们是受欺负的，应该起来进行反抗。”最初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教他读书写字，在他上私塾前就能够看农村小戏本了。私塾老师是他的本家，除了教他四书五经之外，还经常讲历史，因此彭真从小就立志“铲除不平，匡扶正义”。在侯马上曲沃二高的时候，他的一些老师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经常给学生讲五四运动以及先进的文化理论，彭真深受鼓舞，便和同学们自发组织了宣传队，他担任队长，经常出去宣传。后来彭真自己讲到，少年时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有影响。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彭真入党前后的情况。另外，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彭真在建党初期是如何领导山西及华北地区党组织活动的。
田酉如：彭真在1922年刚考上省立一中便遇上了当时贺昌和李毓棠领导的反对反动校长的斗争，这个斗争的起因是由于当时省立一中的校长反对和阻挠贺昌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运动。彭真由于有良好的思想基础，一进学校便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并受到贺昌和李毓棠的器重，斗争一结束彭真便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平民学会并负责平民小学。在他主持平民小学后增设了成人夜校，吸收与青年学会有联系的工人、店员、市民等参加学习，一边教他们文化知识，一边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许多成人夜校的学员，后来成为在太原进行革命斗争的积极分子。彭真通过办成人夜校结识了好多工人，这就使得他初步接触到了工人阶级，同时也奠定了他由农村走向城市、由农民阶级的思想逐步转到工人阶级的思想的基础。青年学会有个晋华书社，经销从北京、上海等地寄来的进步书刊，彭真在这里阅读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阅读了《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刊物。他还从太原团组织办的《平民周刊》中了解时事，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山西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增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很快加入了共青团。而在这时候党的早期领导人高君宇来太原进行社会调查，并同彭真进行了很深的接触，比较系统地给他讲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些先进的理论。通过和彭真的接触及了解，高君宇认为彭真既有对农民的阶级感情又有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经历，理论功底也比较深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已初步形成。1923年冬，高君宇便亲自介绍彭真加入了共产党。
在山西，彭真入党时间比较早，是继贺昌等人之后的第二批党员，所以在1924年山西建党的时候，他就成为太原支部的组织委员，并担任了太原团地委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省立一中学生会主席。到了1925年，彭真便担任了太原的支部书记和团地委书记，同年还当选为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在这一个阶段由于他身兼数职，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比如说，建立工会、组织罢工、五卅运动后发动群众斗争等等，实际上己经成为山西地区革命活动的领导骨干了。从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档案中我们就看到彭真亲笔写的汇报山西斗争的报告。在反房税斗争时，他带领工人、市民、商人冲进督军府，和潘恩溥等人作为代表与阎锡山面对面辩论，逼迫阎锡山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取消房屋估价税，使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阎锡山对以彭真为首的共产党人怀恨在心，便下通缉令对其进行逮捕。由于在阎锡山政府的内部有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得此消息，组织上立即通知彭真等人转移。彭真通过铁路工人的帮助离开太原到了石家庄，在石家庄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后来阎锡山的部队进驻石家庄后又开始通缉彭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方区委只好把他调到天津工作。彭真在天津先后担任了区委书记、天津市委的代书记。1927年中共顺直省委成立后，他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后来又担任省委代理书记，由此成了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整个北方地区的党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无数共产党员惨遭屠杀。这时候彭真依然坚持做基层工作，坚持在天津和唐山建立党组织。在八七会议以后，中央首先派蔡和森到北方地区搞调查研究，此后蔡和森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这里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严重，工作基本停顿了，只有彭真在唐山那里坚持党组织活动。紧接着中央又派刘少奇、陈潭秋等人来北方进行调研，调研后刘少奇在向中央所作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中明确讲到，顺直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只有懋功（彭真）在那里坚持工作坚持斗争。所以说彭真的党性非常强。尽管当时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他认定共产主义的理想，认定共产党一定能够胜利。这是彭真在早期革命斗争中坚持真理上表现最突出的地方。
记者：在中国人大网上关于历届委员长中有关彭真的生平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彭真任晋察冀分局书记（北方分局），他同聂荣臻一起搭班子建立巩固晋察冀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创造性”的？另外在中央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晋察冀边区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您可以谈谈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吗？
田酉如：抗日战争开始时，彭真并不是在晋察冀根据地。太原失守后，北方局给他的分工是北方局驻晋冀豫区的代表。此时王明从苏联回来，在1937年12月以他为主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刘少奇和彭德怀回延安参加会议后在洪洞召开了北方局的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精神。彭真听了传达后，对王明的报告不理解也想不通，于是他找到刘少奇问，洛川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的时候，中央确定的方针不是独立自主吗？我们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怎么现在成了一切服从，一切通过了？大革命失败不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吗？这一次是他和邓小平一起去找的刘少奇，然后他又和刘伯承去找了一次朱德。这次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还是决定让他回晋冀豫边区做北方局的代表，而邓小平接替张浩去一二九师担任政委。这次去的时候就是他二人一同去的，而负责接他们并担任保卫任务的是一二九师的机要科长和秘书科长刘华清。1995年刘华清重回太行，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一路陪同刘华清。他给我讲述了他当时保卫彭真和邓小平的过程。后来他们到了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是当时晋冀豫区党委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彭真和邓小平组织召开了一次晋冀豫区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前边是按刘少奇指示传达的，传达完以后他把区委书记以上的领导都留下来开了个秘密会议，主要讲大家仍然要坚持洛川会议和瓦窑堡会议上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一贯政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彭真坚持真理，他认为你不对，就敢于坚持正确的，后来事实证明晋冀豫区的损失就很小。 与此同时，晋察冀边区很需要领导干部，由于聂荣臻是搞军事的，他希望中央派一个能搞党的工作的人来。这样，1938年2月中央就把彭真从晋冀豫边区调到晋察冀边区。彭真到晋察冀边区后同样召开了一次党的会议，在会上强调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彭真到晋察冀边区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已经成立，它是经过国民政府同意批准的，而边区行政主任宋劭文又是我们的秘密党员。彭真了解到情况以后，根据我们党的抗日十大纲领，结合了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抗战口号以及一些抗战政策，把合法斗争同秘密工作几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晋察冀边区在抗战这个大局下建立统一战线。
由于五台山属于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部分，那里集中了一大批佛教人士，彭真便在五台山建立了佛教界的抗战联合会及其抗日游击队，同时吸收了佛教界的领导人成为党员，并在区委担任一定的职务。1990年我专门去了五台山，找见了当年参加过游击队的一名和尚。他当年就在区政府工作，他给我讲了当年的一些情况。他说当年通过搞地道、暗门把武器就藏在寺庙墙的里面。他亲自领我去看了现存的暗墙。彭真当时对统一战线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是在最大程度上团结抗日的人，哪怕你在其他事情上是消极的，只要你积极参加抗日，我们就真诚地欢迎，支持鼓励积极抗日的一面，逐步地打消掉消极面，使消极面成为积极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彭真代表晋察冀边区作了一次报告，报告震动了整个会场，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的代表都认为这个晋察冀边区的经验非常好，所以党中央就以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主席团的名义给晋察冀边区发了一个电报，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高度赞扬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在会议期间，彭真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重大成就》，专门介绍了政权建设的经验。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主张，而当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在根据地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推动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后来毛泽东又在其他文章里边讲到，我们把每一块根据地都建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我们把每一块根据地连起来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些理论给彭真带来了很大的启发，他就按照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社会的理论来建设晋察冀根据地，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彭真用了很大的精力研究怎么样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体制是什么，整个框架是什么，政策法令、法制建设是什么。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要就是讲政权；经济就是讲战时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文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如何武装群众，武装军队，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事业。彭真通过一段时间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了中央以及国民党方面的政策后，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二十条，而这个《纲领》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地方宪法性质的纲领文献。说“创造性”，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创造。
记者：彭真曾担任过中组部部长、中央政研室主任，在这段期间，他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他具体是什么时候卸任这两个职务的？
田酉如：彭真是在延安时期，在召开七大以前接替陈云担任中组部部长的。在延安整风的后期，党中央已经把七大代表集中在中央党校，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是毛泽东，而主持实际工作的是副校长彭真，其中主要一项工作是审查七大代表，所以他对干部非常熟悉。又因为要向各根据地派人，所以中央决定他担任中组部长。与此同时，中央已经开始研究抗战胜利后，党的工作不能总是在山沟里边，要向城市发展。因此又成立了城市工作部，彭真同时兼任城工部的部长。抗战胜利后，他就到东北工作了两年，同时，并没有撤销他的中组部部长一职，从东北回来后到西柏坡仍然担任中组部部长这一职务。在此期间，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由老解放区向新解放区调动三万多干部。其次挑选干部准备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把能胜任的干部调到各个地方去处理复杂局面。
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为什么要他担任？政研室是中央的高参部门，基本上同我们现在的政研室一样，主要是提出问题、调查研究，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抗战胜利后，新区土改怎么搞，老区土改怎么改；我们接收了城市，城市的政策应该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他在担任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特别是石家庄解放以后，他提出了关于石家庄如何搞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
这两个职务一直到他进北京的前夕才不担任了。进京后，他的主要精力就不在中央了，而是在北京了。因为当时北京马上就要定为首都，1948年12月他就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当时要和平谈判解决北平问题，这也是他的主要任务。由于有大量工作要做，所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没有参加，他是各大区里边唯一没有参加这个会的领导。当时，毛泽东曾叮嘱他，和平起义搞得好不好对我们建设新中国都是很关键的，只能百分之百搞好，不能搞不好。当时，毛泽东是相信彭真能搞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晋察冀边区和东北地区两大区一把手的实践，中央党校的实践，过去还担任过顺直省委代理书记的实践。而他总是坚定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记者：您在《彭真传略》中专门一章是“东北局书记”，已经对彭真在东北局期间的工作进行了介绍，为什么又在同一时期推出了《彭真主持东北局》一书呢？网上还有一篇署名您的文章《彭真改任东北局副书记前后》，是否也是因为彭真的这段经历很重要呢？
田酉如：《彭真主持东北局》一书写出后，社会反映比较强烈，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赞成的就是讲现在讲的和过去的不太一样，把一些鲜为人知的问题都讲清楚了。不赞成就是说和中央过去讲的一些地方不一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多年以来，从彭真离开东北局开始，林彪、高岗等一些人一直在讲，彭真在东北是犯了路线错误的，所以才把他的书记免了，降为副书记，然后让林彪当了书记。实际上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曲解。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研究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个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包括有的中央领导也还坚持这个观点，坚持了在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批判彭真的观点。林彪在批判彭真时说他在东北局的时候执行的是王明的路线，而且把这个作为打倒他的罪状之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此前几年，仍然有人这样讲，彭真是犯了路线错误的，而且说在那一时期给东北造成了很大损失。早在1946年起草《七七决议》的时候，他们原来就想这样认为，但送到中央以后毛泽东亲自改掉，肯定了彭真主政这一时期，建立了东北解放区。我在这本书中也详细写到了，哪一段是毛泽东改的、怎么改的。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三中全会后建立了一个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要出一本书《辽沈战役》，原来是由纪念馆自己搞的，后来就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搞。这本书有一个综述， 1986年的时候送给彭真审阅，彭真看后认为这里边对他主持东北局的一段历史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写，于是他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同时又送给邓小平，讲这一段历史中央是怎样指示的，他是如何执行的，执行的过程中怎样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来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讲到了刘少奇给东北的一些指示，当时根据东北的实际没有完全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去做。早在七大的时候，毛泽东就讲，东北很重要，就是我们关内那些根据地都丢掉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我们的革命依然可以胜利。所以这就涉及到彭真主持东北局这段时期，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这九个月的工作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特别是1964年《毛泽东选集》出来以后，大家都认为中央在东北的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个不仅在有的书上讲，而且在60年代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也这样讲。实际上这不是中央的政策，而且中央也没有给东北局发过这样的指示。所以，彭真在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就去档案里边查，因为他在当东北局书记的时候就不记得中央有过这样的指示，他觉得如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那国民党军就长驱直入，我们还怎么占领东北？我们还怎样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怎样解放全东北？查来查去有一封电报上有，这个电报的背景是在国共谈判的时候，马歇尔主持三人小组会议谈判的时候，刘少奇给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当时国民党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已经答应把东北交给国民党，因此刘少奇在电报中讲，我们可以让开大路，只占领两厢。只有这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从没有给东北局，更没有传达到全党。因为1959年的时候林彪在批判了彭德怀以后当上了国防部长，所以在《毛泽东选集》四卷出版的时候，彭真主持东北局九个月的这一段，注释上就写成了林彪主持的，执行的路线就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当时彭真看了以后为了顾全大局并没有吭气，后来毛泽东也没有纠正这个错误，至于为什么毛泽东没有纠正就不得而知了。本来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为什么《辽沈战役》的综述这么讲？
彭真后来给中央文献研究室送材料，并对时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组长杨尚昆说了此事。杨尚昆把所有关于东北的电报都查了，可是查来查去和彭真说的一样，就没有那回事。在1996年编《彭真文选》的时候，把这个中央的报告压缩了一下写成《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送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发表在《党的文献》上。199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时候，把上面我说的那个注释去掉了，而且也把林彪这期间担任书记也去删掉了。应该说这件事到此就为止了，《毛泽东选集》都改了，《党的文献》也发表了，在编《彭真文选》时，中央经过审定以后也同意发表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这篇文章，但是这以后，有的中央领导仍在讲，党史界的一些人写文章也这样讲，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这个事情就由我执笔，我查阅档案，包括苏联档案，和国民党档案，也研究了当时的背景。最后，把所考证的内容编写成了这本书，以正视听。
《彭真改任东北局副书记前后》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关于这篇文章你不是第一个人问我的，网上出现了这篇文章后，就有人问过我，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我没有写过，我也从来不在网上发表文章，只在刊物上发表。
记者：在“文革”初期，彭真是被第一个打倒之后还保留党籍的高级干部，您能谈谈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吗？
田酉如：简单讲，从1937年彭真作为白区代表团的团长回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红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的统称），开始和毛泽东直接打交道。两人见面以后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很赞成彭真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对中国当时社会情况的分析，认为和自己的观点非常接近，都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指导中国革命。因此，彭真1937年4月到6月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推荐彭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而且彭真还在会上作了发言。当时毛泽东对彭真的评价是，这个人很有水平。后来1938年彭真在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介绍了晋察冀边区经验。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议以主席团的名义发一个电报，肯定晋察冀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模范区。彭真回去以后又根据实际搞了一个《双十纲领》出来，毛泽东大为赞赏。毛泽东1941年3月提议把彭真调回中央工作，他回延安以后连续给中央汇报晋察冀的工作情况，前后讲了七次，每次毛泽东都记的很详细。特别是对晋察冀阶级的分析、政治状况的分析、怎样扩大统一战线的分析，经济上我们采取什么政策，怎样解决战时经济问题，文化上怎样用抗日的先进文化来教育广大群众干部，还讲到在战争中如何建设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员如何适应艰苦的环境等等。讲完后，中央决定他去中央党校任教育长。后来根据形势，需要毛泽东亲自兼任党校校长，彭真任常务副校长。另外，在七大的筹备工作中，在城工部的工作中毛泽东实际考察了彭真，从东北到北京到建国后，他一直被放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在中央书记处时，邓小平是总书记，他实际上是副总书记（文件上称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实际上在八届的中央书记处开的400多次会议中，彭真主持的会议很多。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在准备发动这场“文革”时，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是安排彭真担任组长。
后来，毛泽东为什么开始批彭真呢？现在大部分的说法是因为吴晗的问题，因为姚文元的一篇文章问题。根据我所看到的资料和档案来看，以上还不能说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是要借用林彪及军队的支持。要重用林彪，就不能重用彭真。当时林彪要打倒罗瑞卿，在批判、解决罗瑞卿问题时，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邓小平、彭真、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后就没具体管，实际上是彭真在主持。彭真在罗瑞卿专案组讲，对罗的审查要实事求是，要注重证据，我们的证据不能以批判会上一些人的发言做依据，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把证据搞好，而且这些证据一定要让罗承认，只有承认了，才能作为铁证。结果，审查来审查去，那些所谓的问题都不存在。彭真坚持对罗瑞卿实事求是。以后出现了吴晗问题，海瑞罢官等问题，毛泽东当面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回答道，吴晗是有缺点是可以批判的，但他只是一介书生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点，当时毛泽东支持“左派”的戚本禹等人。但彭真主持通过的《二月提纲》中讲，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说法同毛泽东要通过批《海瑞罢官》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完全是南辕北辙。彭真这种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态度，使他成为最早被打倒的对象。 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彭真，批了《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就是为批《二月提纲》所写的。当时毛泽东借题发挥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指刘少奇，但大家一看是针对《二月提纲》，认为彭真同刘少奇是一条线上的。此时，林彪趁机抛出了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在“五一六”通知扩大会议上，彭真站起来就讲，根本没有这个集团，建议中央成立工作小组来审查所谓的反党集团。最后彭真被免掉了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长职务，但是始终没有开除党籍。后来，成立了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为周恩来。这个专案组实际由康生负责，他们写了好多报告，讲彭真是反革命，后上升到是特务，扣了好多帽子，这些报告送到毛那里，他一个也没有批。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我就不相信专案组那些人的材料，他们就是想邀功，总想把别人打成坏人。这实际上就是针对包括彭真在内的专案讲的。1967年9月毛泽东南巡路上就说，九大会上像彭真这样的人，我们还是要选他当代表，进中央委员。这是毛泽东在把彭真打倒后第一次让彭真出来。这以后专案组加紧了调查彭真所谓的特务问题、叛徒问题。后来，到了1973年邓小平复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候，毛泽东在会上又提出彭真的问题，再次想让他出来。有些人又说彭真有叛变问题，要从政治上把彭真判处死刑，但毛泽东不信，对专案组的结论一直没有批。
记者：您近年来还有哪些研究彭真的成果面世或即将面世，研究的重点在哪里？
田酉如：除了我已经出版的三本书《彭真传略》《彭真年谱（上卷）》《彭真主持东北局》外，我的研究重点还是在“文革”期间，这个时候相对比较特殊。其一，在“文革”中他是政治局里面第一个被打倒的。“五一六”通知附录里面有个大记事，主要是说彭真，一条一条讲述彭真的所谓罪行。其二，重点研究他是法制奠基人，我在《百年潮》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他搞法制的文章，特别是起草刑法的时候，内部有什么争论等等。其三，重点研究彭真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能还会出一本专著。外界一直认为彭真和刘少奇是一条战线上的，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很信任彭真，彭真也忠于毛泽东，但就是在毛那里，彭真讲的也是实事求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所以坚持到最后就被打倒了。
研究彭真很有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当今的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我们党如何从实际出发，如何建设我们的党都有现实意义。
（责编 肖黎）
记者：请您先谈谈彭真少年时的情况。
田酉如：彭真之所以能够在1923年就加入共产党，是和他所受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联系的。彭真是山东移民的后代，祖辈勤劳质朴，受此影响，彭真很小就跟着家人下地干活，到了八九岁时就成了家里的劳动力。彭真从小就生活在农村，对农民群众有着深厚感情。彭真幼时晋南一带群众反阎的斗争比较强烈，使他从小就关心社会问题。对他影响较深的是他的邻居瘸子程大叔。据彭真后来回忆：“程大叔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每次到我家来给我讲京城满清政府的一些事，讲怎么和欺负我们的地主进行巧妙的斗争，让我认识到我们是受欺负的，应该起来进行反抗。”最初的启蒙老师是他的父亲，教他读书写字，在他上私塾前就能够看农村小戏本了。私塾老师是他的本家，除了教他四书五经之外，还经常讲历史，因此彭真从小就立志“铲除不平，匡扶正义”。在侯马上曲沃二高的时候，他的一些老师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经常给学生讲五四运动以及先进的文化理论，彭真深受鼓舞，便和同学们自发组织了宣传队，他担任队长，经常出去宣传。后来彭真自己讲到，少年时的经历对他的一生都有影响。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彭真入党前后的情况。另外，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彭真在建党初期是如何领导山西及华北地区党组织活动的。
田酉如：彭真在1922年刚考上省立一中便遇上了当时贺昌和李毓棠领导的反对反动校长的斗争，这个斗争的起因是由于当时省立一中的校长反对和阻挠贺昌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参加革命运动。彭真由于有良好的思想基础，一进学校便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并受到贺昌和李毓棠的器重，斗争一结束彭真便参加了他们组织的平民学会并负责平民小学。在他主持平民小学后增设了成人夜校，吸收与青年学会有联系的工人、店员、市民等参加学习，一边教他们文化知识，一边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许多成人夜校的学员，后来成为在太原进行革命斗争的积极分子。彭真通过办成人夜校结识了好多工人，这就使得他初步接触到了工人阶级，同时也奠定了他由农村走向城市、由农民阶级的思想逐步转到工人阶级的思想的基础。青年学会有个晋华书社，经销从北京、上海等地寄来的进步书刊，彭真在这里阅读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阅读了《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刊物。他还从太原团组织办的《平民周刊》中了解时事，把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山西的社会实际结合起来思考，增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很快加入了共青团。而在这时候党的早期领导人高君宇来太原进行社会调查，并同彭真进行了很深的接触，比较系统地给他讲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很快就接受了这些先进的理论。通过和彭真的接触及了解，高君宇认为彭真既有对农民的阶级感情又有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的经历，理论功底也比较深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已初步形成。1923年冬，高君宇便亲自介绍彭真加入了共产党。
在山西，彭真入党时间比较早，是继贺昌等人之后的第二批党员，所以在1924年山西建党的时候，他就成为太原支部的组织委员，并担任了太原团地委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委员，省立一中学生会主席。到了1925年，彭真便担任了太原的支部书记和团地委书记，同年还当选为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在这一个阶段由于他身兼数职，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比如说，建立工会、组织罢工、五卅运动后发动群众斗争等等，实际上己经成为山西地区革命活动的领导骨干了。从苏联解体后留下的档案中我们就看到彭真亲笔写的汇报山西斗争的报告。在反房税斗争时，他带领工人、市民、商人冲进督军府，和潘恩溥等人作为代表与阎锡山面对面辩论，逼迫阎锡山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取消房屋估价税，使斗争取得了胜利。此后，阎锡山对以彭真为首的共产党人怀恨在心，便下通缉令对其进行逮捕。由于在阎锡山政府的内部有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得此消息，组织上立即通知彭真等人转移。彭真通过铁路工人的帮助离开太原到了石家庄，在石家庄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后来阎锡山的部队进驻石家庄后又开始通缉彭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北方区委只好把他调到天津工作。彭真在天津先后担任了区委书记、天津市委的代书记。1927年中共顺直省委成立后，他担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后来又担任省委代理书记，由此成了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整个北方地区的党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无数共产党员惨遭屠杀。这时候彭真依然坚持做基层工作，坚持在天津和唐山建立党组织。在八七会议以后，中央首先派蔡和森到北方地区搞调查研究，此后蔡和森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这里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很严重，工作基本停顿了，只有彭真在唐山那里坚持党组织活动。紧接着中央又派刘少奇、陈潭秋等人来北方进行调研，调研后刘少奇在向中央所作的口头汇报和书面报告中明确讲到，顺直党组织被破坏得很厉害，只有懋功（彭真）在那里坚持工作坚持斗争。所以说彭真的党性非常强。尽管当时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他认定共产主义的理想，认定共产党一定能够胜利。这是彭真在早期革命斗争中坚持真理上表现最突出的地方。
记者：在中国人大网上关于历届委员长中有关彭真的生平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彭真任晋察冀分局书记（北方分局），他同聂荣臻一起搭班子建立巩固晋察冀根据地，创造性地执行了党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基本政策。”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创造性”的？另外在中央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晋察冀边区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您可以谈谈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吗？
田酉如：抗日战争开始时，彭真并不是在晋察冀根据地。太原失守后，北方局给他的分工是北方局驻晋冀豫区的代表。此时王明从苏联回来，在1937年12月以他为主召开了“十二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刘少奇和彭德怀回延安参加会议后在洪洞召开了北方局的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精神。彭真听了传达后，对王明的报告不理解也想不通，于是他找到刘少奇问，洛川会议和瓦窑堡会议的时候，中央确定的方针不是独立自主吗？我们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怎么现在成了一切服从，一切通过了？大革命失败不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吗？这一次是他和邓小平一起去找的刘少奇，然后他又和刘伯承去找了一次朱德。这次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还是决定让他回晋冀豫边区做北方局的代表，而邓小平接替张浩去一二九师担任政委。这次去的时候就是他二人一同去的，而负责接他们并担任保卫任务的是一二九师的机要科长和秘书科长刘华清。1995年刘华清重回太行，参加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一路陪同刘华清。他给我讲述了他当时保卫彭真和邓小平的过程。后来他们到了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是当时晋冀豫区党委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彭真和邓小平组织召开了一次晋冀豫区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前边是按刘少奇指示传达的，传达完以后他把区委书记以上的领导都留下来开了个秘密会议，主要讲大家仍然要坚持洛川会议和瓦窑堡会议上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一贯政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彭真坚持真理，他认为你不对，就敢于坚持正确的，后来事实证明晋冀豫区的损失就很小。 与此同时，晋察冀边区很需要领导干部，由于聂荣臻是搞军事的，他希望中央派一个能搞党的工作的人来。这样，1938年2月中央就把彭真从晋冀豫边区调到晋察冀边区。彭真到晋察冀边区后同样召开了一次党的会议，在会上强调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彭真到晋察冀边区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已经成立，它是经过国民政府同意批准的，而边区行政主任宋劭文又是我们的秘密党员。彭真了解到情况以后，根据我们党的抗日十大纲领，结合了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抗战口号以及一些抗战政策，把合法斗争同秘密工作几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晋察冀边区在抗战这个大局下建立统一战线。
由于五台山属于晋察冀根据地的一部分，那里集中了一大批佛教人士，彭真便在五台山建立了佛教界的抗战联合会及其抗日游击队，同时吸收了佛教界的领导人成为党员，并在区委担任一定的职务。1990年我专门去了五台山，找见了当年参加过游击队的一名和尚。他当年就在区政府工作，他给我讲了当年的一些情况。他说当年通过搞地道、暗门把武器就藏在寺庙墙的里面。他亲自领我去看了现存的暗墙。彭真当时对统一战线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是在最大程度上团结抗日的人，哪怕你在其他事情上是消极的，只要你积极参加抗日，我们就真诚地欢迎，支持鼓励积极抗日的一面，逐步地打消掉消极面，使消极面成为积极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在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彭真代表晋察冀边区作了一次报告，报告震动了整个会场，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的代表都认为这个晋察冀边区的经验非常好，所以党中央就以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主席团的名义给晋察冀边区发了一个电报，就是大家所看到的“高度赞扬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在会议期间，彭真在《解放》杂志上发表了《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重大成就》，专门介绍了政权建设的经验。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主张，而当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在根据地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推动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后来毛泽东又在其他文章里边讲到，我们把每一块根据地都建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我们把每一块根据地连起来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些理论给彭真带来了很大的启发，他就按照建立新民主主义新社会的理论来建设晋察冀根据地，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彭真用了很大的精力研究怎么样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体制是什么，整个框架是什么，政策法令、法制建设是什么。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要就是讲政权；经济就是讲战时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文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如何武装群众，武装军队，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事业。彭真通过一段时间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了中央以及国民党方面的政策后，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二十条，而这个《纲领》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具有地方宪法性质的纲领文献。说“创造性”，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创造。
记者：彭真曾担任过中组部部长、中央政研室主任，在这段期间，他做了哪些重要的工作？他具体是什么时候卸任这两个职务的？
田酉如：彭真是在延安时期，在召开七大以前接替陈云担任中组部部长的。在延安整风的后期，党中央已经把七大代表集中在中央党校，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是毛泽东，而主持实际工作的是副校长彭真，其中主要一项工作是审查七大代表，所以他对干部非常熟悉。又因为要向各根据地派人，所以中央决定他担任中组部长。与此同时，中央已经开始研究抗战胜利后，党的工作不能总是在山沟里边，要向城市发展。因此又成立了城市工作部，彭真同时兼任城工部的部长。抗战胜利后，他就到东北工作了两年，同时，并没有撤销他的中组部部长一职，从东北回来后到西柏坡仍然担任中组部部长这一职务。在此期间，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由老解放区向新解放区调动三万多干部。其次挑选干部准备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把能胜任的干部调到各个地方去处理复杂局面。
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为什么要他担任？政研室是中央的高参部门，基本上同我们现在的政研室一样，主要是提出问题、调查研究，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抗战胜利后，新区土改怎么搞，老区土改怎么改；我们接收了城市，城市的政策应该是什么等等。这些都是他在担任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特别是石家庄解放以后，他提出了关于石家庄如何搞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
这两个职务一直到他进北京的前夕才不担任了。进京后，他的主要精力就不在中央了，而是在北京了。因为当时北京马上就要定为首都，1948年12月他就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当时要和平谈判解决北平问题，这也是他的主要任务。由于有大量工作要做，所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他没有参加，他是各大区里边唯一没有参加这个会的领导。当时，毛泽东曾叮嘱他，和平起义搞得好不好对我们建设新中国都是很关键的，只能百分之百搞好，不能搞不好。当时，毛泽东是相信彭真能搞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晋察冀边区和东北地区两大区一把手的实践，中央党校的实践，过去还担任过顺直省委代理书记的实践。而他总是坚定地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记者：您在《彭真传略》中专门一章是“东北局书记”，已经对彭真在东北局期间的工作进行了介绍，为什么又在同一时期推出了《彭真主持东北局》一书呢？网上还有一篇署名您的文章《彭真改任东北局副书记前后》，是否也是因为彭真的这段经历很重要呢？
田酉如：《彭真主持东北局》一书写出后，社会反映比较强烈，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赞成的就是讲现在讲的和过去的不太一样，把一些鲜为人知的问题都讲清楚了。不赞成就是说和中央过去讲的一些地方不一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多年以来，从彭真离开东北局开始，林彪、高岗等一些人一直在讲，彭真在东北是犯了路线错误的，所以才把他的书记免了，降为副书记，然后让林彪当了书记。实际上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曲解。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研究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个高潮。在这个高潮中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包括有的中央领导也还坚持这个观点，坚持了在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五一六通知”通过后，批判彭真的观点。林彪在批判彭真时说他在东北局的时候执行的是王明的路线，而且把这个作为打倒他的罪状之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此前几年，仍然有人这样讲，彭真是犯了路线错误的，而且说在那一时期给东北造成了很大损失。早在1946年起草《七七决议》的时候，他们原来就想这样认为，但送到中央以后毛泽东亲自改掉，肯定了彭真主政这一时期，建立了东北解放区。我在这本书中也详细写到了，哪一段是毛泽东改的、怎么改的。 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实事求是。三中全会后建立了一个辽沈战役纪念馆，这个纪念馆要出一本书《辽沈战役》，原来是由纪念馆自己搞的，后来就和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搞。这本书有一个综述， 1986年的时候送给彭真审阅，彭真看后认为这里边对他主持东北局的一段历史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写，于是他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同时又送给邓小平，讲这一段历史中央是怎样指示的，他是如何执行的，执行的过程中怎样根据东北的实际情况来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讲到了刘少奇给东北的一些指示，当时根据东北的实际没有完全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去做。早在七大的时候，毛泽东就讲，东北很重要，就是我们关内那些根据地都丢掉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我们的革命依然可以胜利。所以这就涉及到彭真主持东北局这段时期，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这九个月的工作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特别是1964年《毛泽东选集》出来以后，大家都认为中央在东北的方针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个不仅在有的书上讲，而且在60年代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也这样讲。实际上这不是中央的政策，而且中央也没有给东北局发过这样的指示。所以，彭真在给中央写报告的时候就去档案里边查，因为他在当东北局书记的时候就不记得中央有过这样的指示，他觉得如果“让开大路，占领两厢”，那国民党军就长驱直入，我们还怎么占领东北？我们还怎样在东北建立根据地？怎样解放全东北？查来查去有一封电报上有，这个电报的背景是在国共谈判的时候，马歇尔主持三人小组会议谈判的时候，刘少奇给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当时国民党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已经答应把东北交给国民党，因此刘少奇在电报中讲，我们可以让开大路，只占领两厢。只有这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从没有给东北局，更没有传达到全党。因为1959年的时候林彪在批判了彭德怀以后当上了国防部长，所以在《毛泽东选集》四卷出版的时候，彭真主持东北局九个月的这一段，注释上就写成了林彪主持的，执行的路线就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当时彭真看了以后为了顾全大局并没有吭气，后来毛泽东也没有纠正这个错误，至于为什么毛泽东没有纠正就不得而知了。本来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为什么《辽沈战役》的综述这么讲？
彭真后来给中央文献研究室送材料，并对时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的组长杨尚昆说了此事。杨尚昆把所有关于东北的电报都查了，可是查来查去和彭真说的一样，就没有那回事。在1996年编《彭真文选》的时候，把这个中央的报告压缩了一下写成《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送给中央文献研究室发表在《党的文献》上。199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时候，把上面我说的那个注释去掉了，而且也把林彪这期间担任书记也去删掉了。应该说这件事到此就为止了，《毛泽东选集》都改了，《党的文献》也发表了，在编《彭真文选》时，中央经过审定以后也同意发表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这篇文章，但是这以后，有的中央领导仍在讲，党史界的一些人写文章也这样讲，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这个事情就由我执笔，我查阅档案，包括苏联档案，和国民党档案，也研究了当时的背景。最后，把所考证的内容编写成了这本书，以正视听。
《彭真改任东北局副书记前后》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关于这篇文章你不是第一个人问我的，网上出现了这篇文章后，就有人问过我，是不是我写的，我说我没有写过，我也从来不在网上发表文章，只在刊物上发表。
记者：在“文革”初期，彭真是被第一个打倒之后还保留党籍的高级干部，您能谈谈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吗？
田酉如：简单讲，从1937年彭真作为白区代表团的团长回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红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的统称），开始和毛泽东直接打交道。两人见面以后谈得非常投机，毛泽东很赞成彭真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对中国当时社会情况的分析，认为和自己的观点非常接近，都认为中国革命不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指导中国革命。因此，彭真1937年4月到6月在延安时，毛泽东就推荐彭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而且彭真还在会上作了发言。当时毛泽东对彭真的评价是，这个人很有水平。后来1938年彭真在六届六中扩大全会上介绍了晋察冀边区经验。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议以主席团的名义发一个电报，肯定晋察冀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模范区。彭真回去以后又根据实际搞了一个《双十纲领》出来，毛泽东大为赞赏。毛泽东1941年3月提议把彭真调回中央工作，他回延安以后连续给中央汇报晋察冀的工作情况，前后讲了七次，每次毛泽东都记的很详细。特别是对晋察冀阶级的分析、政治状况的分析、怎样扩大统一战线的分析，经济上我们采取什么政策，怎样解决战时经济问题，文化上怎样用抗日的先进文化来教育广大群众干部，还讲到在战争中如何建设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员如何适应艰苦的环境等等。讲完后，中央决定他去中央党校任教育长。后来根据形势，需要毛泽东亲自兼任党校校长，彭真任常务副校长。另外，在七大的筹备工作中，在城工部的工作中毛泽东实际考察了彭真，从东北到北京到建国后，他一直被放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在中央书记处时，邓小平是总书记，他实际上是副总书记（文件上称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实际上在八届的中央书记处开的400多次会议中，彭真主持的会议很多。直到“文革”前，毛泽东在准备发动这场“文革”时，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是安排彭真担任组长。
后来，毛泽东为什么开始批彭真呢？现在大部分的说法是因为吴晗的问题，因为姚文元的一篇文章问题。根据我所看到的资料和档案来看，以上还不能说是最主要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毛泽东要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是要借用林彪及军队的支持。要重用林彪，就不能重用彭真。当时林彪要打倒罗瑞卿，在批判、解决罗瑞卿问题时，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邓小平、彭真、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后就没具体管，实际上是彭真在主持。彭真在罗瑞卿专案组讲，对罗的审查要实事求是，要注重证据，我们的证据不能以批判会上一些人的发言做依据，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把证据搞好，而且这些证据一定要让罗承认，只有承认了，才能作为铁证。结果，审查来审查去，那些所谓的问题都不存在。彭真坚持对罗瑞卿实事求是。以后出现了吴晗问题，海瑞罢官等问题，毛泽东当面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回答道，吴晗是有缺点是可以批判的，但他只是一介书生谈不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点，当时毛泽东支持“左派”的戚本禹等人。但彭真主持通过的《二月提纲》中讲，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的武断和以势压人。这些说法同毛泽东要通过批《海瑞罢官》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完全是南辕北辙。彭真这种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态度，使他成为最早被打倒的对象。 在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彭真，批了《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就是为批《二月提纲》所写的。当时毛泽东借题发挥讲“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指刘少奇，但大家一看是针对《二月提纲》，认为彭真同刘少奇是一条线上的。此时，林彪趁机抛出了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但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在“五一六”通知扩大会议上，彭真站起来就讲，根本没有这个集团，建议中央成立工作小组来审查所谓的反党集团。最后彭真被免掉了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长职务，但是始终没有开除党籍。后来，成立了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为周恩来。这个专案组实际由康生负责，他们写了好多报告，讲彭真是反革命，后上升到是特务，扣了好多帽子，这些报告送到毛那里，他一个也没有批。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讲，我就不相信专案组那些人的材料，他们就是想邀功，总想把别人打成坏人。这实际上就是针对包括彭真在内的专案讲的。1967年9月毛泽东南巡路上就说，九大会上像彭真这样的人，我们还是要选他当代表，进中央委员。这是毛泽东在把彭真打倒后第一次让彭真出来。这以后专案组加紧了调查彭真所谓的特务问题、叛徒问题。后来，到了1973年邓小平复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候，毛泽东在会上又提出彭真的问题，再次想让他出来。有些人又说彭真有叛变问题，要从政治上把彭真判处死刑，但毛泽东不信，对专案组的结论一直没有批。
记者：您近年来还有哪些研究彭真的成果面世或即将面世，研究的重点在哪里？
田酉如：除了我已经出版的三本书《彭真传略》《彭真年谱（上卷）》《彭真主持东北局》外，我的研究重点还是在“文革”期间，这个时候相对比较特殊。其一，在“文革”中他是政治局里面第一个被打倒的。“五一六”通知附录里面有个大记事，主要是说彭真，一条一条讲述彭真的所谓罪行。其二，重点研究他是法制奠基人，我在《百年潮》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他搞法制的文章，特别是起草刑法的时候，内部有什么争论等等。其三，重点研究彭真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如果身体条件允许，可能还会出一本专著。外界一直认为彭真和刘少奇是一条战线上的，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很信任彭真，彭真也忠于毛泽东，但就是在毛那里，彭真讲的也是实事求是，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观点，所以坚持到最后就被打倒了。
研究彭真很有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当今的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我们党如何从实际出发，如何建设我们的党都有现实意义。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