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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浙江省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巩固和发展经济回暖向好势头的重要一年。如何调整转型,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如何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出席此次省人代会的人大代表纷纷建言献策,力图勾勒出浙江经济发展的新图景。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全省上下合力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迅速扭转了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势头,经济回暖向好。统计数据表明,全年经济指标基本达到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升,全社会投资突破万亿元,出口降幅大幅收窄,农村居民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首次双双高于GDP增长率……对于这一切,人大代表很受鼓舞,信心满怀。
但是,不少人大代表也表示,2010年不可预测的因素很多,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应当根据浙江的实际情况,积极做好调整转型这篇大文章。
低碳:“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
“低碳”、“绿色”……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这些热词,自然地成为了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
如何描绘浙江发展低碳经济的路线图,人大代表对此纷纷建言献策。
“低碳”是个新名词,首先需要加强宣传和引导。“理念扎根对于倡导低碳模式尤为重要。”温州市市长赵一德代表告诉记者,“低碳”这个名词很专业,概念的普及很重要。
“低碳,简单地说,就是降低空气中碳的含量。具体可以分为一个‘减法’和一个‘加法’。”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代表给记者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所谓‘减法’,就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比如少开车多走路,‘绿色’出行。所谓‘加法’,就是增加绿化面积,既而增加植物对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吸收。”
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收到了一份含义深厚的小礼物——一块手帕。包装上的“让手帕代替纸巾”、“低碳生活,我们一起行动”等一系列标语引人注目。这被许多人大代表视为低碳宣传和教育的有益之举。
低碳的消费模式,是低碳经济不可分割的部分。“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如何让人们在生活中减少对能源的消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环境污染,人大代表有话要说。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辉达代表在杭州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发言称,如果杭城市民每天骑车2公里代替开车出行,一年大概能为杭州节约燃油2009吨,一年能向大气少排放约6401.2吨二氧化碳。他建议,省政府要将发展低碳经济和建设低碳城市作为今后一个重点工作来抓。
“我注意到这次人代会用餐时提供的都不是一次性筷子,很低碳。”列席省人代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姚献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比如宾馆一次性物品中的牙刷,也就十几克的重量,但却是高分子聚合物,背后是大量的碳资源。因此,应当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餐饮住宿行业的一次性用品。”
“在农村,低碳的生活方式也大有文章可做。”建德市大同镇徐韩村党支部书记黄国成代表告诉记者,比如秸秆,以前都是全部烧掉,由此带来的污染很大。他建议,可以通过示范、培训的方式让农民停止秸秆焚烧,把秸秆转化为肥料、沼气,既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又能节约能源。安吉县委书记唐中祥代表也持同样的观点。据悉,目前安吉县几十万户农民,70%以上都装上了太阳能,农村的路灯也是利用太阳能。
不少人大代表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无论是产业体系还是消费模式,都需要依靠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引导。据赵一德代表介绍,温州市在碳汇领域已经做了一定的尝试,如成立中国绿色碳基金温州专项、建设低碳示范小区、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实现零排放的低碳专业市场……这些,被称为低碳行动中有益的探索。
“新能源企业的工业成本往往较高,对此,政府应予以补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同时,政府还应通过政府网络、国外展销会等契机搭建平台,帮助企业推广产品。”唐中祥说。
“要积极推动浙江企业的排污权交易模式。”据来自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汤月明代表介绍,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从2006年初就开始参与到国际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赔额交易)中,作为国内首家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权跨国交易的氟化工企业,每年为国家和企业增加收益达上亿元人民币。
“从价格、税收、投资、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研究制定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各类标准;启动绿色GDP试点,在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加入环保因素,即由过去的单纯的经济指标,扩大到环境指标、人文指标。”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人大代表纷纷提出建议。
让人大代表备感欣慰的是,他们的呼声得到了及时的回应。在综合了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基础上,《政府工作报告》作了29处修改,其中之一,就是把“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写进了报告。
扶持民企:“抓大不放小”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是确保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并指出要把构筑大平台、形成大产业、推进大项目、培育大企业,作为抓好工作的突破口。
有关研究表明,浙江省中小企业数量占全省企业总量的98%以上。由于政府支持的覆盖面和资源有限,在企业大量的需求和政府的有限供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四大”地位的提升,对于浙江诸多以“小而灵”著称的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如何分配有限的政府资源?“抓大不放小”,是人大代表共同的心声。
中国移动宁波分公司总经理王文生代表在宁波代表团讨论时说:“报告提出建设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令人鼓舞,浙江尤其要重视总部经济,既要做大GDP,还要做大GNP……要以全球化的视野,使浙江的‘小狗经济’向抱团取暖、战略联盟转变,不仅要成为单项冠军,而且要涌现出更多的团体冠军。”
新昌县委副书记、县长温暖代表在绍兴代表团讨论时也提出相同观点:“浙江在培育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的同时,不能忘记浙江经济的原发动力,即面广量大的浙商的能量,不能忽视他们的积极性,要出台具体政策,全力维护和支持他们对家乡投资的热情。”
此外,不少人大代表指出,目前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定义过于宽泛,造成扶持政策的针对面太广,很多优惠政策都被中型企业享受了,真正的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却没有享受到。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府应当起草一系列针对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的扶持政策。对于小型、微型企业,最重要的应当是减轻他们的税赋。”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波市工商联主席崔秀玲代表也指出:“浙江的中小企业中,95%都是规模以下的企业,而银行贷款对象多是那些5%的规模以上企业。要对目前的中小企业进行细分,如分为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同时对微型企业予以更多的扶持。”
浙江的民间资本十分充足,然而由于缺乏有关法律和政策保障,民间投资显得有些“先天不足”,潜在的风险让人担忧。在前不久的山西煤矿整合事件中,浙江企业的损失惨重,让不少企业家感叹“政策风险远大于投资风险”。周德文代表告诉记者,2009年12月,温州有近5000亿元的资本在银行,而2008年同期只有3000亿元。“很多企业都处在彷徨、观望阶段。固定在银行的资本增多,而流动的资本减少。这说明,政策的多变导致了企业对政策延续性的怀疑”。
崔秀玲代表强调,“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影响中小企业的信心”。要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民间投资,尤其要降低民营资本进入国家重大项目、大型基础设施的门槛。浙江华联商厦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杨军代表在宁波代表团讨论时也指出,要为民办企业打开“三扇门”——铁门(限制进入的领域)、玻璃门(看得见进不了的领域)、弹簧门(可以进入但又受限制的领域)。
周德文代表建议,浙江省各级政府应积极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切实改善投资软环境,努力推出优良投资项目,以引领浙商回乡投资,反哺浙江经济。使在外受挫的浙商资本能在家乡“安居乐业”,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带动浙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显明代表建议,要研究浙商回归问题,吸取浙商投资山西煤矿因政策变动造成巨额损失的教训,一方面企业经营应合法规范,另一方面我省应该培育发展附加值高、吸引力强的项目,引导浙商资本的回归。
消费:“以城带乡,城乡互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那么,政府应该如何点燃农村消费这把火呢?
2009年,浙江省出台多项政策促进百姓消费,较好地拉动了内需,受到了人大代表的充分肯定。然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突出,新的消费热点难以形成。如何进一步拉动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是人大代表热议的话题。
“家电下乡”等拉动农村消费的政策从出台之日起就备受关注。据统计,浙江省政府已拨付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财政补贴资金9.98亿元,实现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销售106万台和20万辆。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继续推进汽车摩托车下乡、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人大代表都持赞成的态度。
但是,不少人大代表也反映了家电下乡中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在接下来的推进工程中予以改进。“家电下乡政策,政府的确是用心良苦,然而,却感觉政策变味了。”江山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汪礼国代表告诉记者,一些地方设立的定点商店,不管是否是农村居民,都可以购买家电下乡的产品,“受益的群体反而成了城镇居民”。此外,由于各个地区贫富差异大,虽然有了这一政策,一些人还是没有条件买。“甚至有些是高耗电的家电,与现在倡导的低碳理念不符。”
黄国成代表告诉记者这样一个事例,一位村民买了“汽车下乡”中的工具车,价格是比市场价便宜些。到提车后才发现,车内不配有空调。如果把空调买上,价格竟然就和市场价格一样了,“等于没有优惠”。
同样,对于农村连锁店,黄国成坦言,虽然规定农村连锁店要统一配送货物等,但实践中还不尽如人意。“一些农村连锁店的货源不正规,恶性竞争等现象较为普遍,需要再规范。”
2009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浙江省政府签订了《关于联动推进浙江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意见》,将内需指向中小城市、三四线城市转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确,扩大消费需求,城镇化建设是极为重要的推动力和增长点。
王文生代表指出,后金融危机时代要注重扩大内需,在推进都市圈和城市群规划建设的同时,大力激发中心镇村居民消费,实现内需的梯度式拉动。潘孝政代表对此颇为赞同:“消费的前提是人,通过人的聚集,从人流带动物流,再通过物流带来财流。”他举例说,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人的聚集,建材、装修、家电、文化、教育、交通等都能得到带动和发展。据他介绍,这些年来,乐清市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以城带乡,城乡互动,通过人的聚集,有效地拉动了消费。
如何进一步拉动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发展新的消费热点,也是人大代表积极讨论的问题。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开元旅业集团董事长陈妙林代表指出,旅游业作为战略性的支柱产业,浙江需要“先发优势”。目前浙江的旅游业,从总体上来说,规划小、投资乱、项目差。浙江的土地资源虽然有限,却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例如杭州,如果局限于观光旅游,占用资源多,收效差。”他认为,可以培育新的旅游热点,如会展旅游,通过休闲、度假、参与会展,“让更多的人住下来,产生更多的消费”。
此外,不少代表认为,拉动消费,关键在于个人收入的提高和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体制的完善。“只有解决了这些后顾之忧,人们才会去大胆消费。”景宁畲族自治县城北中学音乐教师蓝建梅代表说出了许多代表的心声。
2010年是“十一五”的收官之年。在“爬坡越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浙江经济如何克难攻坚、再创辉煌,人大代表翘首以待。
相关链接:代表语录
傅金根代表:政府应提倡开源节流,要压缩公用经费,在实行会议费、公务用车购置费等“零增长”方面,力度可以再大些。
章小华代表:传统的填埋和焚烧处理垃圾都会产生严重污染环境,而利用水泥窑处理垃圾和污泥在国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希望政府出台政策,引导和扶持企业利用水泥窑处理垃圾和污泥。
汪力成代表:产业结构的调整要立足于自身行业,进行商业盈利模式的创新和产业升级。省政府在支持企业调整结构的过程中,要重点支持企业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转变、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或者现代服务业转变。
江香梅代表:政府应鼓励具有节能环保功效的科技创新型产业发展,通过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等途径,加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建议进一步提高生态补偿标准,避免“上有补偿,下有污染”现象的产生。
周维亮、庞青年代表: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环节存在多头管理、管理脱节现象,没有追溯制,监管措施薄弱。建议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吴海平代表:目前对欠发达地区出台的政策很多,但这些政策大多是面上普惠,宏观指导性强,但实在的东西还不够。现在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议出台倾斜政策,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
方永红、杨建新:以旧换新也有弊端,有些家电明明可以不换的,但为了刺激消费,而提前换了,这对资源是一种消耗、对环境也是有危害的。
吴顺江代表:对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方式的转变,要重视对地方经济发展性指标的考核,通过考核,引导地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增加三产比重,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王松林代表:要尽快制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明确评价体系内容,如产业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比等等,并将评价指标体系纳入党政领导考核中。
卢康代表:要关注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无担保贷款,非常好,但也存在利率偏高、额度偏小、适用面偏窄等问题。
杜兴林代表:省政府要更加重视区域平衡、协调发展,关注、研究海峡西岸经济区,把接轨海西经济作为重要课题去研究,支持主动接轨海西经济,推动浙西南地区的发展。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全省上下合力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迅速扭转了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势头,经济回暖向好。统计数据表明,全年经济指标基本达到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升,全社会投资突破万亿元,出口降幅大幅收窄,农村居民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首次双双高于GDP增长率……对于这一切,人大代表很受鼓舞,信心满怀。
但是,不少人大代表也表示,2010年不可预测的因素很多,经济形势仍不容乐观,应当根据浙江的实际情况,积极做好调整转型这篇大文章。
低碳:“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
“低碳”、“绿色”……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这些热词,自然地成为了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
如何描绘浙江发展低碳经济的路线图,人大代表对此纷纷建言献策。
“低碳”是个新名词,首先需要加强宣传和引导。“理念扎根对于倡导低碳模式尤为重要。”温州市市长赵一德代表告诉记者,“低碳”这个名词很专业,概念的普及很重要。
“低碳,简单地说,就是降低空气中碳的含量。具体可以分为一个‘减法’和一个‘加法’。”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代表给记者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所谓‘减法’,就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比如少开车多走路,‘绿色’出行。所谓‘加法’,就是增加绿化面积,既而增加植物对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吸收。”
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收到了一份含义深厚的小礼物——一块手帕。包装上的“让手帕代替纸巾”、“低碳生活,我们一起行动”等一系列标语引人注目。这被许多人大代表视为低碳宣传和教育的有益之举。
低碳的消费模式,是低碳经济不可分割的部分。“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如何让人们在生活中减少对能源的消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少环境污染,人大代表有话要说。
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辉达代表在杭州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发言称,如果杭城市民每天骑车2公里代替开车出行,一年大概能为杭州节约燃油2009吨,一年能向大气少排放约6401.2吨二氧化碳。他建议,省政府要将发展低碳经济和建设低碳城市作为今后一个重点工作来抓。
“我注意到这次人代会用餐时提供的都不是一次性筷子,很低碳。”列席省人代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姚献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比如宾馆一次性物品中的牙刷,也就十几克的重量,但却是高分子聚合物,背后是大量的碳资源。因此,应当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餐饮住宿行业的一次性用品。”
“在农村,低碳的生活方式也大有文章可做。”建德市大同镇徐韩村党支部书记黄国成代表告诉记者,比如秸秆,以前都是全部烧掉,由此带来的污染很大。他建议,可以通过示范、培训的方式让农民停止秸秆焚烧,把秸秆转化为肥料、沼气,既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又能节约能源。安吉县委书记唐中祥代表也持同样的观点。据悉,目前安吉县几十万户农民,70%以上都装上了太阳能,农村的路灯也是利用太阳能。
不少人大代表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无论是产业体系还是消费模式,都需要依靠政府的管理和政策引导。据赵一德代表介绍,温州市在碳汇领域已经做了一定的尝试,如成立中国绿色碳基金温州专项、建设低碳示范小区、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实现零排放的低碳专业市场……这些,被称为低碳行动中有益的探索。
“新能源企业的工业成本往往较高,对此,政府应予以补助,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同时,政府还应通过政府网络、国外展销会等契机搭建平台,帮助企业推广产品。”唐中祥说。
“要积极推动浙江企业的排污权交易模式。”据来自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汤月明代表介绍,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从2006年初就开始参与到国际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赔额交易)中,作为国内首家实施二氧化碳排放权跨国交易的氟化工企业,每年为国家和企业增加收益达上亿元人民币。
“从价格、税收、投资、进出口贸易等方面,研究制定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各类标准;启动绿色GDP试点,在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加入环保因素,即由过去的单纯的经济指标,扩大到环境指标、人文指标。”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人大代表纷纷提出建议。
让人大代表备感欣慰的是,他们的呼声得到了及时的回应。在综合了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基础上,《政府工作报告》作了29处修改,其中之一,就是把“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写进了报告。
扶持民企:“抓大不放小”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是确保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的根本途径,并指出要把构筑大平台、形成大产业、推进大项目、培育大企业,作为抓好工作的突破口。
有关研究表明,浙江省中小企业数量占全省企业总量的98%以上。由于政府支持的覆盖面和资源有限,在企业大量的需求和政府的有限供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四大”地位的提升,对于浙江诸多以“小而灵”著称的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如何分配有限的政府资源?“抓大不放小”,是人大代表共同的心声。
中国移动宁波分公司总经理王文生代表在宁波代表团讨论时说:“报告提出建设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令人鼓舞,浙江尤其要重视总部经济,既要做大GDP,还要做大GNP……要以全球化的视野,使浙江的‘小狗经济’向抱团取暖、战略联盟转变,不仅要成为单项冠军,而且要涌现出更多的团体冠军。”
新昌县委副书记、县长温暖代表在绍兴代表团讨论时也提出相同观点:“浙江在培育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的同时,不能忘记浙江经济的原发动力,即面广量大的浙商的能量,不能忽视他们的积极性,要出台具体政策,全力维护和支持他们对家乡投资的热情。”
此外,不少人大代表指出,目前国家对中小企业的定义过于宽泛,造成扶持政策的针对面太广,很多优惠政策都被中型企业享受了,真正的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却没有享受到。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府应当起草一系列针对小型企业、微型企业的扶持政策。对于小型、微型企业,最重要的应当是减轻他们的税赋。”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宁波市工商联主席崔秀玲代表也指出:“浙江的中小企业中,95%都是规模以下的企业,而银行贷款对象多是那些5%的规模以上企业。要对目前的中小企业进行细分,如分为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同时对微型企业予以更多的扶持。”
浙江的民间资本十分充足,然而由于缺乏有关法律和政策保障,民间投资显得有些“先天不足”,潜在的风险让人担忧。在前不久的山西煤矿整合事件中,浙江企业的损失惨重,让不少企业家感叹“政策风险远大于投资风险”。周德文代表告诉记者,2009年12月,温州有近5000亿元的资本在银行,而2008年同期只有3000亿元。“很多企业都处在彷徨、观望阶段。固定在银行的资本增多,而流动的资本减少。这说明,政策的多变导致了企业对政策延续性的怀疑”。
崔秀玲代表强调,“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影响中小企业的信心”。要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民间投资,尤其要降低民营资本进入国家重大项目、大型基础设施的门槛。浙江华联商厦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杨军代表在宁波代表团讨论时也指出,要为民办企业打开“三扇门”——铁门(限制进入的领域)、玻璃门(看得见进不了的领域)、弹簧门(可以进入但又受限制的领域)。
周德文代表建议,浙江省各级政府应积极制定各项优惠政策,切实改善投资软环境,努力推出优良投资项目,以引领浙商回乡投资,反哺浙江经济。使在外受挫的浙商资本能在家乡“安居乐业”,充分发挥民间资本在带动浙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浙江明显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显明代表建议,要研究浙商回归问题,吸取浙商投资山西煤矿因政策变动造成巨额损失的教训,一方面企业经营应合法规范,另一方面我省应该培育发展附加值高、吸引力强的项目,引导浙商资本的回归。
消费:“以城带乡,城乡互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那么,政府应该如何点燃农村消费这把火呢?
2009年,浙江省出台多项政策促进百姓消费,较好地拉动了内需,受到了人大代表的充分肯定。然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突出,新的消费热点难以形成。如何进一步拉动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是人大代表热议的话题。
“家电下乡”等拉动农村消费的政策从出台之日起就备受关注。据统计,浙江省政府已拨付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财政补贴资金9.98亿元,实现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销售106万台和20万辆。对于《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继续推进汽车摩托车下乡、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人大代表都持赞成的态度。
但是,不少人大代表也反映了家电下乡中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在接下来的推进工程中予以改进。“家电下乡政策,政府的确是用心良苦,然而,却感觉政策变味了。”江山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汪礼国代表告诉记者,一些地方设立的定点商店,不管是否是农村居民,都可以购买家电下乡的产品,“受益的群体反而成了城镇居民”。此外,由于各个地区贫富差异大,虽然有了这一政策,一些人还是没有条件买。“甚至有些是高耗电的家电,与现在倡导的低碳理念不符。”
黄国成代表告诉记者这样一个事例,一位村民买了“汽车下乡”中的工具车,价格是比市场价便宜些。到提车后才发现,车内不配有空调。如果把空调买上,价格竟然就和市场价格一样了,“等于没有优惠”。
同样,对于农村连锁店,黄国成坦言,虽然规定农村连锁店要统一配送货物等,但实践中还不尽如人意。“一些农村连锁店的货源不正规,恶性竞争等现象较为普遍,需要再规范。”
2009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浙江省政府签订了《关于联动推进浙江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意见》,将内需指向中小城市、三四线城市转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确,扩大消费需求,城镇化建设是极为重要的推动力和增长点。
王文生代表指出,后金融危机时代要注重扩大内需,在推进都市圈和城市群规划建设的同时,大力激发中心镇村居民消费,实现内需的梯度式拉动。潘孝政代表对此颇为赞同:“消费的前提是人,通过人的聚集,从人流带动物流,再通过物流带来财流。”他举例说,城市化的推进,需要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人的聚集,建材、装修、家电、文化、教育、交通等都能得到带动和发展。据他介绍,这些年来,乐清市在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以城带乡,城乡互动,通过人的聚集,有效地拉动了消费。
如何进一步拉动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发展新的消费热点,也是人大代表积极讨论的问题。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开元旅业集团董事长陈妙林代表指出,旅游业作为战略性的支柱产业,浙江需要“先发优势”。目前浙江的旅游业,从总体上来说,规划小、投资乱、项目差。浙江的土地资源虽然有限,却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例如杭州,如果局限于观光旅游,占用资源多,收效差。”他认为,可以培育新的旅游热点,如会展旅游,通过休闲、度假、参与会展,“让更多的人住下来,产生更多的消费”。
此外,不少代表认为,拉动消费,关键在于个人收入的提高和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体制的完善。“只有解决了这些后顾之忧,人们才会去大胆消费。”景宁畲族自治县城北中学音乐教师蓝建梅代表说出了许多代表的心声。
2010年是“十一五”的收官之年。在“爬坡越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浙江经济如何克难攻坚、再创辉煌,人大代表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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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金根代表:政府应提倡开源节流,要压缩公用经费,在实行会议费、公务用车购置费等“零增长”方面,力度可以再大些。
章小华代表:传统的填埋和焚烧处理垃圾都会产生严重污染环境,而利用水泥窑处理垃圾和污泥在国外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技术。希望政府出台政策,引导和扶持企业利用水泥窑处理垃圾和污泥。
汪力成代表:产业结构的调整要立足于自身行业,进行商业盈利模式的创新和产业升级。省政府在支持企业调整结构的过程中,要重点支持企业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转变、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或者现代服务业转变。
江香梅代表:政府应鼓励具有节能环保功效的科技创新型产业发展,通过纳入政府采购范围等途径,加大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建议进一步提高生态补偿标准,避免“上有补偿,下有污染”现象的产生。
周维亮、庞青年代表: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环节存在多头管理、管理脱节现象,没有追溯制,监管措施薄弱。建议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吴海平代表:目前对欠发达地区出台的政策很多,但这些政策大多是面上普惠,宏观指导性强,但实在的东西还不够。现在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议出台倾斜政策,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
方永红、杨建新:以旧换新也有弊端,有些家电明明可以不换的,但为了刺激消费,而提前换了,这对资源是一种消耗、对环境也是有危害的。
吴顺江代表:对地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方式的转变,要重视对地方经济发展性指标的考核,通过考核,引导地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增加三产比重,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王松林代表:要尽快制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明确评价体系内容,如产业结构、科技进步、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比等等,并将评价指标体系纳入党政领导考核中。
卢康代表:要关注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无担保贷款,非常好,但也存在利率偏高、额度偏小、适用面偏窄等问题。
杜兴林代表:省政府要更加重视区域平衡、协调发展,关注、研究海峡西岸经济区,把接轨海西经济作为重要课题去研究,支持主动接轨海西经济,推动浙西南地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