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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政府对国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疯狂镇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走向衰落，部分无产阶级作家宣布转向尊崇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在日本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称之为“转向”。这些转向作家，陆续发表了以“转向”为主题的作品，即为“转向文学”。而“转向文学”产生的内因则源于扎根于日本人意识深处的天皇崇拜思想。
【关键词】：转向文学；内因；天皇崇拜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軍国主义势力急剧增长。日本政府对国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疯狂镇压，对文学等领域实行彻底的管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走向衰落，部分无产阶级作家相继入狱。法西斯当局规定，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作家，只要承认加入非法组织、停止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宣布转向尊崇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便可出狱。这在日本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称之为“转向”。一批“转向作家”放弃自己的信仰后，产生严重的挫折感，于是以“私小说”的形式自白出来，陆续发表了以“转向”为主题的作品，便出现了“转向文学”。而“转向文学”产生的内因则源于扎根于日本人意识深处的天皇崇拜思想。
天皇崇拜思想形成于日本古代文化的早期，经过其后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有意识的人为强化，逐渐植根于日本国民的深层意识中，并在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军部主导的法西斯政权的建立，被推向了极端。大部分即便是接受过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熏陶的文学作家，也由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自身固有的惯性、日本人所具有的强烈的继承性，加之日本政府的有意培植和社会整体氛围的影响下，依然沿袭了对天皇的尊崇，对天皇抱有着一种“若即若离式的复杂态度”。
天皇崇拜思想与古代日本的农耕文化和神祗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稻作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古代日本社会，太阳神无疑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存在。日本统治阶级正是利用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杜撰了日本的民族神话，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人格化的“神”，同时又把天皇作为有德的“圣王”、“圣帝”，使日本的“神国思想”与中国儒学天子思想中的“天命”、“德”相结合，将神界的“至高无上”与人界的“至高无上”在天皇身上统一起来，奠定了天皇崇拜思想的理论基础。不仅巩固了当时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也为国民提供了基本价值导向。即便在古代天皇制已然衰落的武家政治时期，天皇崇拜思想也没有被抑制或削弱，仍是处于有意识的强化过程。13世纪中后期，元忽必烈先后两次征讨日本。先是1274年的“文永之役”，元军采用的步兵集团战术使得习惯于一骑对战的日本武士极不适应，伤亡惨重，然而10月20日夜里，一场意外的台风刮沉了元兵200余艘船只，忽必烈被迫结束了此次征讨。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举兵征讨日本，史称“弘安之役”，在元军即将进行全面进攻的前夜，又是突如其来的狂风，使得元军大部分兵船沉没，日本就此化解了危机。由于狂风到来之际，恰值天皇及其臣民跪向神像祈祷之时，因此日本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将这种偶然的自然现象说成是“神风”、“八幡宫镝矢西风”、“天野明神出阵”等等，借此宣扬日本神国论和天皇的“神”性。幕末时期，为了应对西方列强频频叩关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寻求反幕府的理论依据。反幕府势力重新树立起了地位高于幕府且为封建主义所承认的权威——天皇权威。在倡导王政复古的学者中，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成为了推动的主力，其主要思想通过后起的吉田松阴所著的《坐狱日录》可以窥见一斑，“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决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当初天照皇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的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他们的皇统怎么样，我是不晓得，却是日本皇统的运命，就是和天地一样长寿的”。明治维新前夕，后期国学派主流平田笃胤、铁胤父子主张天皇绝对神圣，尊王成了国学的正统思想。进入近代天皇制时期，为了巩固天皇统治，日本政府更加大张旗鼓地宣传天皇崇拜思想。政府公告公然宣称，“天皇是最高的神，自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
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中明文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将天皇信仰作为统治阶级“建设新的国家的一种手段”。1890年公布的《教育敕语》开宗明义阐明“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将天皇定位为完美道德的象征，要求全体臣民只能对其“克忠克孝”、一心“为朕之忠良臣民”，而不能对其地位有所怀疑或不敬，否则即是有违“祖先之遗风”、“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在《明治宪法》规定了天皇最高权力地位之后，通过《教育敕语》公开确立了天皇的精神权威形象，“为天皇现人神思想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教育敕语》的贯彻和实施，常常是与把天皇作为偶像崇拜相结合进行的”。如，1891年公布的《小学校令》中规定，凡节日，各校均应举行向天皇、皇后“御像”行礼膜拜和宣读《教育敕语》等仪式，旨在全国小学生中培养“天皇、皇后即是神”的思想，我国学者王金林认为“这在近代日本历史上所造成的后患是非常深的”。与《教育敕语》同为明治时代重要文件的《军人敕谕》，则“以中世纪以来作为武士座右铭的日本儒学的传统伦理思想，控制军心，让军人愚忠于天皇和天皇制”。二战期间，军部法西斯更是大肆宣扬极端天皇主义和国家主义，使得自古以来被不断强化的天皇崇拜思想，在对外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和暂时得势中被推向了极端，派生出了“独具日本特质的超常的忠诚意识”。
借助与基督教中的相关思想的比较，可以明确日本古代和近代天皇崇拜思想最核心的特质在于天皇与神的关系。天皇之所以在日本社会获得了更广泛、更坚固的崇拜，正是因为天皇个人作为“现人神”被神格化，而国民作为“人的资源”被物格化，从而决定了天皇的绝对主义权威。天皇崇拜思想是一种近似于宗教感召式的观念意识，较之一般的政治学说无疑更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
日本学者小林文男指出“日本人对天皇是一种信仰，同时又是祖传的精神支柱。在日本人的内心世界里，谈不上什么反对不反对天皇制这种高深观念，而是在无意识中认为天皇是自己生产、生活乃至生存的中心。因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使在今后，信仰天皇这样一种心情在日本人当中也不可能消失”。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无法消失的天皇崇拜思想，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才出现了“转向文学”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学事件。
参考文献：
[1]吴廷璆.日本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戴季陶.日本论[M].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
[3]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关键词】：转向文学；内因；天皇崇拜思想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軍国主义势力急剧增长。日本政府对国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疯狂镇压，对文学等领域实行彻底的管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走向衰落，部分无产阶级作家相继入狱。法西斯当局规定，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作家，只要承认加入非法组织、停止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宣布转向尊崇天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便可出狱。这在日本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称之为“转向”。一批“转向作家”放弃自己的信仰后，产生严重的挫折感，于是以“私小说”的形式自白出来，陆续发表了以“转向”为主题的作品，便出现了“转向文学”。而“转向文学”产生的内因则源于扎根于日本人意识深处的天皇崇拜思想。
天皇崇拜思想形成于日本古代文化的早期，经过其后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有意识的人为强化，逐渐植根于日本国民的深层意识中，并在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军部主导的法西斯政权的建立，被推向了极端。大部分即便是接受过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熏陶的文学作家，也由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自身固有的惯性、日本人所具有的强烈的继承性，加之日本政府的有意培植和社会整体氛围的影响下，依然沿袭了对天皇的尊崇，对天皇抱有着一种“若即若离式的复杂态度”。
天皇崇拜思想与古代日本的农耕文化和神祗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稻作为主要生存方式的古代日本社会，太阳神无疑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特殊存在。日本统治阶级正是利用这种朴素的自然观，杜撰了日本的民族神话，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人格化的“神”，同时又把天皇作为有德的“圣王”、“圣帝”，使日本的“神国思想”与中国儒学天子思想中的“天命”、“德”相结合，将神界的“至高无上”与人界的“至高无上”在天皇身上统一起来，奠定了天皇崇拜思想的理论基础。不仅巩固了当时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也为国民提供了基本价值导向。即便在古代天皇制已然衰落的武家政治时期，天皇崇拜思想也没有被抑制或削弱，仍是处于有意识的强化过程。13世纪中后期，元忽必烈先后两次征讨日本。先是1274年的“文永之役”，元军采用的步兵集团战术使得习惯于一骑对战的日本武士极不适应，伤亡惨重，然而10月20日夜里，一场意外的台风刮沉了元兵200余艘船只，忽必烈被迫结束了此次征讨。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举兵征讨日本，史称“弘安之役”，在元军即将进行全面进攻的前夜，又是突如其来的狂风，使得元军大部分兵船沉没，日本就此化解了危机。由于狂风到来之际，恰值天皇及其臣民跪向神像祈祷之时，因此日本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将这种偶然的自然现象说成是“神风”、“八幡宫镝矢西风”、“天野明神出阵”等等，借此宣扬日本神国论和天皇的“神”性。幕末时期，为了应对西方列强频频叩关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寻求反幕府的理论依据。反幕府势力重新树立起了地位高于幕府且为封建主义所承认的权威——天皇权威。在倡导王政复古的学者中，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成为了推动的主力，其主要思想通过后起的吉田松阴所著的《坐狱日录》可以窥见一斑，“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决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当初天照皇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的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他们的皇统怎么样，我是不晓得，却是日本皇统的运命，就是和天地一样长寿的”。明治维新前夕，后期国学派主流平田笃胤、铁胤父子主张天皇绝对神圣，尊王成了国学的正统思想。进入近代天皇制时期，为了巩固天皇统治，日本政府更加大张旗鼓地宣传天皇崇拜思想。政府公告公然宣称，“天皇是最高的神，自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
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中明文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将天皇信仰作为统治阶级“建设新的国家的一种手段”。1890年公布的《教育敕语》开宗明义阐明“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将天皇定位为完美道德的象征，要求全体臣民只能对其“克忠克孝”、一心“为朕之忠良臣民”，而不能对其地位有所怀疑或不敬，否则即是有违“祖先之遗风”、“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在《明治宪法》规定了天皇最高权力地位之后，通过《教育敕语》公开确立了天皇的精神权威形象，“为天皇现人神思想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教育敕语》的贯彻和实施，常常是与把天皇作为偶像崇拜相结合进行的”。如，1891年公布的《小学校令》中规定，凡节日，各校均应举行向天皇、皇后“御像”行礼膜拜和宣读《教育敕语》等仪式，旨在全国小学生中培养“天皇、皇后即是神”的思想，我国学者王金林认为“这在近代日本历史上所造成的后患是非常深的”。与《教育敕语》同为明治时代重要文件的《军人敕谕》，则“以中世纪以来作为武士座右铭的日本儒学的传统伦理思想，控制军心，让军人愚忠于天皇和天皇制”。二战期间，军部法西斯更是大肆宣扬极端天皇主义和国家主义，使得自古以来被不断强化的天皇崇拜思想，在对外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和暂时得势中被推向了极端，派生出了“独具日本特质的超常的忠诚意识”。
借助与基督教中的相关思想的比较，可以明确日本古代和近代天皇崇拜思想最核心的特质在于天皇与神的关系。天皇之所以在日本社会获得了更广泛、更坚固的崇拜，正是因为天皇个人作为“现人神”被神格化，而国民作为“人的资源”被物格化，从而决定了天皇的绝对主义权威。天皇崇拜思想是一种近似于宗教感召式的观念意识，较之一般的政治学说无疑更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
日本学者小林文男指出“日本人对天皇是一种信仰，同时又是祖传的精神支柱。在日本人的内心世界里，谈不上什么反对不反对天皇制这种高深观念，而是在无意识中认为天皇是自己生产、生活乃至生存的中心。因此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使在今后，信仰天皇这样一种心情在日本人当中也不可能消失”。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无法消失的天皇崇拜思想，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才出现了“转向文学”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文学事件。
参考文献：
[1]吴廷璆.日本史[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戴季陶.日本论[M].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
[3]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