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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山药蛋派”的出现是现当代文学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审美现象。它的出现由最初的饱受争议到后来的备受关注，不仅体现了“山药蛋派”的成长过程，同时也显示出当时文学界审美倾向的转变。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山西特有的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山药蛋派”文学作品既真实反映了农民生活又与农民的审美趣味相适应，即用农民自己的语言来讲农民自己的故事，打破了当时文艺界无真实描写农民生活作品的僵局，成为当时农民的代言人。其小说的题材大多源于作家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且小说中的一些主人公与事件在生活中都有其原型，语言大多采用非欧化的日常口语与乡间俚语，叙事方式也充分吸取民间艺术的养分，借鉴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民间说唱艺术及民间戏剧中的一些结构方法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真实再现了当时农民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呈现出乡土化与崇实的审美风格。
【关键词】：“山药蛋派”；审美风格；乡土化；崇实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坛上，以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胡正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近乎实录式的写作方式描写解放区农民及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新生活，以近乎民间化的叙事方式叙写农民自己的故事，以充满“晋阳气息”的地方语言描述农民的奴役与反抗，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采，被人称为“山药蛋派”。“山药蛋派”小说作家韩文洲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所谓‘土气’，实际上就是指地方色彩，或者说是‘乡土气息’。……我想，所谓‘土气’正是‘山药蛋派’的一个基本特征”。[1]他谈到了文学作品中的“土气”，也就是“乡土气息”，这似乎也道出了“山药蛋派”小说独特的审美风格之一。而所谓的崇实就是重实利、务实、重实际。
一
“山药蛋派”小说描写的是平凡农村中的平凡小事，即平平淡淡的乡村日常。“山药蛋派”的作家长期深入农村，对农村的生活、农民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了如指掌，与广大农民群众血脉相通，因此灵感的触角便伸进普通农民日常生活的夹层中，敏锐的察觉时代风云给他们带来的感情、思想变化，并将农村中父子兄弟、婆媳妯娌、亲朋邻里、地主农民之间的新矛盾、新纠葛、阶级的新斗争，用讲故事的方式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使得情景与人物生动形象，散发出地地道道农村特有的诱人泥土气息。如马烽的《韩梅梅》中写道：一进院子，只见全家人正在树荫下吃午饭，他们见我回来，脸色都变得不好看了，我娘叹了口气；我奶奶鼻子里哼了一声；我爹把胡子一翘，盯了我一眼说：“丢人！给老子活败兴！”这一段描写从人物的举动、神情和语言等方面对家人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具有浓浓的山西乡村本色。
“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动机大多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而有“问题小说”之称，但这种过于务实的创作动机使得小说在题材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大多选择对解决问题有利，同时既擅长又熟悉的题材，相反，对不熟悉的题材则视而不见，并将对小说题材是否熟悉，作为评价其作品优劣的标准。赵树理在谈到自己创作所用的素材时，这么说：“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2] 可见其写作题材来源于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西戎以熟悉的吕梁抗日事件为题材写了《吕梁英雄传》，曾说过自己在创作《吕梁英雄传》时就是抱着真实反映吕梁山区人民英勇抗击日军的动人事迹为目的的，所以书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有其原型。赵树理的小说《孟祥英翻身》和《庞如林》就是根据当时山西的两个劳动英雄的真实事件所写，且赵树理在写《孟祥英翻身》这部小说时本想表现出孟祥英作为渡荒英雄的英勇事迹，但是由于赵树理对渡荒这一事件并不了解，所以就避重就輕，写婆婆怎么欺辱孟祥英而孟祥英是如何反抗最终走向革命道路。这种题材选择方式，使得作家总能恰到好处地把握住小说中事件与人物的特性，使得小说与人物有血有肉，但是这也使得“山药蛋派”的小说过于拘泥于现实而使得小说缺乏想象，且由于作家在写作时选择自己熟悉的题材进行写作，而对自己不熟悉的题材视而不见，使得小说创作视野不够开阔，无法写出辉宏的历史巨作，这也是后期“山药蛋派”小说逐渐衰亡的原因之一。
二
“山药蛋派”小说向我们展现了山西农村的农民群像，在小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封建制度卫道士的传统农民，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与三仙姑、《谁害的》中的刘万才与翠娥妈、《传家宝》中的李成娘等等；又可以看到勇于接受新思想的新式农民，如《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与小芹、《李有才板话》中的小顺与小保、《韩梅梅》中的韩梅梅等等；还可以看到横行霸道的农村地主、恶霸，如《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与兴旺、《租佃之间》的金卯叔、《红契》中的胡丙仁等等，还可以看到受剥削与压迫的农民，如《金宝娘》中的金宝娘翠翠、《光棍汉》中的任命根与任长有等等。在刻画这些农民形象时，为了迎合农民的文化程度与审美趣味，小说中几乎没有心理描写，有的只是大段大段的动作及语言描写，并用动作和语言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且小说中对人物外貌的描写也很少，即使有也是寥寥几笔，但虽是寥寥几笔却多采用农村特有的物件来做比喻，使得读者在读到这句话时，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却出现在眼前，如《李有才板话》中对阎家祥外貌的描写：这人的象貌不大好看，脸像个葫芦瓢，说一句话眨十来次眼皮。“脸像个葫芦瓢”这个比喻就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让人一读就能将阎家祥的长相在心中描绘出七八分。
“山药蛋派”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实干、务实、重实际、踏踏实实、能解决实际问题、干事有实效的人物作为作品中的理想人物或肯定性人物加以称赞，如《实干家潘永福》中的潘永福、《套不住手》中的陈秉正、《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同志等等。而将不切实际、尚空谈、好高骛远、想入非非的人物作为作品中否定性人物加以批判，如《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赖大嫂》中的赖大嫂、《互相鉴定》中的刘正等等。可以看出“山药蛋派”作家将实干和“不务虚名”作为评价人和事的标准。
三 著名学者黄修己在评论赵树理小说中景物与爱情的描写时说道：“赵树理的小说“爱情描写时没有爱情的”，景物描写“缺乏自然美，太‘实用’了。”[3]而这种情况在 “山药蛋派”其他作家的小说中也很常见。
“山药蛋派”小说中的爱情没有过程只有结果，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小说中爱情没有缠绵悱恻、你侬我侬的过程，有的只是男女双方认识了、恋爱了、恋爱成功了等结果的书写。如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就没有对小二黑与小芹这对苦命鸳鸯的相爱过程做细致入微的描写，有的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不过在冬天夜长的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象是一天不见面也不行。”而小二黑和小芹是如何混熟的以及是如何解相思之苦的小说中并没有描写，只有“相好已经两三年了”这一的结果。马烽在自己的小说《结婚》中也做了同样的处理。小说中没有春生与小青热恋的过程，有的只是，“春生和小青以往谁也没有见过谁，去年春节，全区村剧团在一起会演的时候才认识，一认识就恋爱上了，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很快就成功了。”这样的描写一点也没有热恋中青年该有的“爱情”味。可见“山药蛋派”作家在表现“恋爱”上并不想多费笔墨，写爱情主要是为了故事情节的完整，如《小二黑结婚》中写小二黑与小芹的爱情主要是为了使二人敢于反抗传统婚姻制度这一故事情节完整。而《结婚》中写春生与小青的爱情主要是为了写二人是如何为了生产，为了学习，一次次推延婚期这一大公无私的事迹。可见，“山药蛋派”小说中凡是涉及爱情描写的，总是带有一些理性和实用的因素。
“山药蛋派”小说中对景物的描写也很少，同样即使有也是有目的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表现农民生活的环境，所以作家对这种必须出现的景物进行描写时，很少加入自己的主观感受，而是用一种照相式的环境描写法，将环境原原本本的复原在纸上，因而缺乏一种自然美的情韵。如马烽在《金宝娘》中对店头村的描写，“店头村是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座落在大管道上，从县城到这里刚好一站路。南来北往的人，都在这住宿。村里有两家骡马大店……就算个热闹地方了。”描写店头村的环境，只是为了交待故事发生的地点。《四访孙玉厚》中对景物的描写，在“山药蛋派”小说景物描写中是很难得的，“走进孙家寨地界，景象全变了，谷子高粱等庄禾渐渐多起来了，穗子很饱满，沉甸甸地……棒子长得挺大。看起来这里是丰收了。”这段描写中所涉及到的景物都是与生活与劳动息息相关的，虽描写的相对细致，但仍是过于落实，缺乏情韵。正是这种崇实的审美风格，使得“山药蛋派”作品中的景物描写绝无相对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风花雪月。
四
“山药蛋派”小说在语言运用上有浓浓的“晋阳气息”，作家们将山西方言与普通话巧妙结合，使得小说既不失“山西味”，又能使山西人之外的读者看懂。如《光棍汉》中任命根说的话：“日煞他个祖宗的，这活毬的是个甚，还不如死了。”赵树理也提到过：““山药蛋派”作家们主张作品要让识字的农民读的懂，不识字的农民听的懂。”[4]可见“山药蛋派”作家是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自己的故事。由于“山药蛋派”作家从小便在山西农村长大，山西方言的精髓已深深的融入他们的骨血里，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什么身份的农民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他们都了如指掌，但是为了让广大农民群众都能接受，他们虚心向农民求教，并将已完成的作品读给农民听，后根据农民的意见进行修改。马烽就曾谈到自己在写《懒汉回头赛如牛》 时的情况：“事前我访问了各个有关人物，把他们的原话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写成了这篇通讯录。我读给他们听，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一句听不懂。”[5]而西戎小说《谁害的》更是如此，小说主要讲的是区妇委高桂英为了让老太婆明白旧时包办婚姻的悲剧，所讲的一个故事，故小说中语言采用的是农民闲暇时讲故事的口吻，听起来就像是邻村发生的故事，亲切感十足，且整个作品看不到一个农村老太太听不懂的词句，朴实而生动。这与唐朝山西籍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老妪解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使语言更通俗、更具乡土气息，“山药蛋派”作家还吸取了民间文艺的养分，比如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既运用了快板这一民间文艺，又运用了顺口溜这一民间形式，如在描写李有才时所用的顺口溜“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等。这些民间文艺的使用使得小说机智有趣，严肃中透着幽默与讥讪。
“山药蛋派”小说故事性强，重叙述轻描写，在小说中很难看到人物外貌、心理及景物的描写，这是因为他们大多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比如戏剧、评书等等。赵树理曾讲过：“我写的东西，一向被列在小说里，但是在我写的时候却有个想叫农民读者当作故事说的意图”，是有意识向“‘说故事’这种文娱活动形式”方面努力”。[6] 可见在作者心里他的小说并不是让人“看”的而是让人“听”的。这种设定使得“山药蛋派”的小说在写作上自然而然的向视听的民间艺术靠拢。小说不是让读者细细品读的而是让读者一看就懂，这就使得小说要像戏剧、评书一样，故事情节紧扣人心，让人沉迷其中，故事主人公重点不是长什么样或心里想什么，而是干了什么。
注释：
[1]韩文洲.从‘山药蛋派’的‘土气’谈起[N].山西日报，1980-7-1.
[2]赵树理.赵树理文集 第四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1397.
[3]黄修己.赵树理评传[M].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320.
[4]赵树理.赵树理文集 第四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281.
[5]马烽.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J].中國青年，1950年，第44期.
[6]赵树理.赵树理文集 第二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881.
【关键词】：“山药蛋派”；审美风格；乡土化；崇实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文坛上，以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胡正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近乎实录式的写作方式描写解放区农民及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新生活，以近乎民间化的叙事方式叙写农民自己的故事，以充满“晋阳气息”的地方语言描述农民的奴役与反抗，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采，被人称为“山药蛋派”。“山药蛋派”小说作家韩文洲谈到小说创作时说：“所谓‘土气’，实际上就是指地方色彩，或者说是‘乡土气息’。……我想，所谓‘土气’正是‘山药蛋派’的一个基本特征”。[1]他谈到了文学作品中的“土气”，也就是“乡土气息”，这似乎也道出了“山药蛋派”小说独特的审美风格之一。而所谓的崇实就是重实利、务实、重实际。
一
“山药蛋派”小说描写的是平凡农村中的平凡小事，即平平淡淡的乡村日常。“山药蛋派”的作家长期深入农村，对农村的生活、农民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了如指掌，与广大农民群众血脉相通，因此灵感的触角便伸进普通农民日常生活的夹层中，敏锐的察觉时代风云给他们带来的感情、思想变化，并将农村中父子兄弟、婆媳妯娌、亲朋邻里、地主农民之间的新矛盾、新纠葛、阶级的新斗争，用讲故事的方式原原本本的呈现出来，使得情景与人物生动形象，散发出地地道道农村特有的诱人泥土气息。如马烽的《韩梅梅》中写道：一进院子，只见全家人正在树荫下吃午饭，他们见我回来，脸色都变得不好看了，我娘叹了口气；我奶奶鼻子里哼了一声；我爹把胡子一翘，盯了我一眼说：“丢人！给老子活败兴！”这一段描写从人物的举动、神情和语言等方面对家人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具有浓浓的山西乡村本色。
“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动机大多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因而有“问题小说”之称，但这种过于务实的创作动机使得小说在题材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功利性。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大多选择对解决问题有利，同时既擅长又熟悉的题材，相反，对不熟悉的题材则视而不见，并将对小说题材是否熟悉，作为评价其作品优劣的标准。赵树理在谈到自己创作所用的素材时，这么说：“材料大部分是拾来的，而且往往是和材料走得碰了头，想不拾也躲不开。”[2] 可见其写作题材来源于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西戎以熟悉的吕梁抗日事件为题材写了《吕梁英雄传》，曾说过自己在创作《吕梁英雄传》时就是抱着真实反映吕梁山区人民英勇抗击日军的动人事迹为目的的，所以书中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有其原型。赵树理的小说《孟祥英翻身》和《庞如林》就是根据当时山西的两个劳动英雄的真实事件所写，且赵树理在写《孟祥英翻身》这部小说时本想表现出孟祥英作为渡荒英雄的英勇事迹，但是由于赵树理对渡荒这一事件并不了解，所以就避重就輕，写婆婆怎么欺辱孟祥英而孟祥英是如何反抗最终走向革命道路。这种题材选择方式，使得作家总能恰到好处地把握住小说中事件与人物的特性，使得小说与人物有血有肉，但是这也使得“山药蛋派”的小说过于拘泥于现实而使得小说缺乏想象，且由于作家在写作时选择自己熟悉的题材进行写作，而对自己不熟悉的题材视而不见，使得小说创作视野不够开阔，无法写出辉宏的历史巨作，这也是后期“山药蛋派”小说逐渐衰亡的原因之一。
二
“山药蛋派”小说向我们展现了山西农村的农民群像，在小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封建制度卫道士的传统农民，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与三仙姑、《谁害的》中的刘万才与翠娥妈、《传家宝》中的李成娘等等；又可以看到勇于接受新思想的新式农民，如《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与小芹、《李有才板话》中的小顺与小保、《韩梅梅》中的韩梅梅等等；还可以看到横行霸道的农村地主、恶霸，如《小二黑结婚》中的金旺与兴旺、《租佃之间》的金卯叔、《红契》中的胡丙仁等等，还可以看到受剥削与压迫的农民，如《金宝娘》中的金宝娘翠翠、《光棍汉》中的任命根与任长有等等。在刻画这些农民形象时，为了迎合农民的文化程度与审美趣味，小说中几乎没有心理描写，有的只是大段大段的动作及语言描写，并用动作和语言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且小说中对人物外貌的描写也很少，即使有也是寥寥几笔，但虽是寥寥几笔却多采用农村特有的物件来做比喻，使得读者在读到这句话时，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却出现在眼前，如《李有才板话》中对阎家祥外貌的描写：这人的象貌不大好看，脸像个葫芦瓢，说一句话眨十来次眼皮。“脸像个葫芦瓢”这个比喻就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让人一读就能将阎家祥的长相在心中描绘出七八分。
“山药蛋派”小说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将实干、务实、重实际、踏踏实实、能解决实际问题、干事有实效的人物作为作品中的理想人物或肯定性人物加以称赞，如《实干家潘永福》中的潘永福、《套不住手》中的陈秉正、《李有才板话》中的老杨同志等等。而将不切实际、尚空谈、好高骛远、想入非非的人物作为作品中否定性人物加以批判，如《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和“吃不饱”、《赖大嫂》中的赖大嫂、《互相鉴定》中的刘正等等。可以看出“山药蛋派”作家将实干和“不务虚名”作为评价人和事的标准。
三 著名学者黄修己在评论赵树理小说中景物与爱情的描写时说道：“赵树理的小说“爱情描写时没有爱情的”，景物描写“缺乏自然美，太‘实用’了。”[3]而这种情况在 “山药蛋派”其他作家的小说中也很常见。
“山药蛋派”小说中的爱情没有过程只有结果，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小说中爱情没有缠绵悱恻、你侬我侬的过程，有的只是男女双方认识了、恋爱了、恋爱成功了等结果的书写。如在《小二黑结婚》中，赵树理就没有对小二黑与小芹这对苦命鸳鸯的相爱过程做细致入微的描写，有的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不过在冬天夜长的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象是一天不见面也不行。”而小二黑和小芹是如何混熟的以及是如何解相思之苦的小说中并没有描写，只有“相好已经两三年了”这一的结果。马烽在自己的小说《结婚》中也做了同样的处理。小说中没有春生与小青热恋的过程，有的只是，“春生和小青以往谁也没有见过谁，去年春节，全区村剧团在一起会演的时候才认识，一认识就恋爱上了，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很快就成功了。”这样的描写一点也没有热恋中青年该有的“爱情”味。可见“山药蛋派”作家在表现“恋爱”上并不想多费笔墨，写爱情主要是为了故事情节的完整，如《小二黑结婚》中写小二黑与小芹的爱情主要是为了使二人敢于反抗传统婚姻制度这一故事情节完整。而《结婚》中写春生与小青的爱情主要是为了写二人是如何为了生产，为了学习，一次次推延婚期这一大公无私的事迹。可见，“山药蛋派”小说中凡是涉及爱情描写的，总是带有一些理性和实用的因素。
“山药蛋派”小说中对景物的描写也很少，同样即使有也是有目的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交代故事发生的地点，表现农民生活的环境，所以作家对这种必须出现的景物进行描写时，很少加入自己的主观感受，而是用一种照相式的环境描写法，将环境原原本本的复原在纸上，因而缺乏一种自然美的情韵。如马烽在《金宝娘》中对店头村的描写，“店头村是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座落在大管道上，从县城到这里刚好一站路。南来北往的人，都在这住宿。村里有两家骡马大店……就算个热闹地方了。”描写店头村的环境，只是为了交待故事发生的地点。《四访孙玉厚》中对景物的描写，在“山药蛋派”小说景物描写中是很难得的，“走进孙家寨地界，景象全变了，谷子高粱等庄禾渐渐多起来了，穗子很饱满，沉甸甸地……棒子长得挺大。看起来这里是丰收了。”这段描写中所涉及到的景物都是与生活与劳动息息相关的，虽描写的相对细致，但仍是过于落实，缺乏情韵。正是这种崇实的审美风格，使得“山药蛋派”作品中的景物描写绝无相对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风花雪月。
四
“山药蛋派”小说在语言运用上有浓浓的“晋阳气息”，作家们将山西方言与普通话巧妙结合，使得小说既不失“山西味”，又能使山西人之外的读者看懂。如《光棍汉》中任命根说的话：“日煞他个祖宗的，这活毬的是个甚，还不如死了。”赵树理也提到过：““山药蛋派”作家们主张作品要让识字的农民读的懂，不识字的农民听的懂。”[4]可见“山药蛋派”作家是用农民的语言写农民自己的故事。由于“山药蛋派”作家从小便在山西农村长大，山西方言的精髓已深深的融入他们的骨血里，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并非难事，什么身份的农民在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他们都了如指掌，但是为了让广大农民群众都能接受，他们虚心向农民求教，并将已完成的作品读给农民听，后根据农民的意见进行修改。马烽就曾谈到自己在写《懒汉回头赛如牛》 时的情况：“事前我访问了各个有关人物，把他们的原话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写成了这篇通讯录。我读给他们听，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一句听不懂。”[5]而西戎小说《谁害的》更是如此，小说主要讲的是区妇委高桂英为了让老太婆明白旧时包办婚姻的悲剧，所讲的一个故事，故小说中语言采用的是农民闲暇时讲故事的口吻，听起来就像是邻村发生的故事，亲切感十足，且整个作品看不到一个农村老太太听不懂的词句，朴实而生动。这与唐朝山西籍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老妪解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使语言更通俗、更具乡土气息，“山药蛋派”作家还吸取了民间文艺的养分，比如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既运用了快板这一民间文艺，又运用了顺口溜这一民间形式，如在描写李有才时所用的顺口溜“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等。这些民间文艺的使用使得小说机智有趣，严肃中透着幽默与讥讪。
“山药蛋派”小说故事性强，重叙述轻描写，在小说中很难看到人物外貌、心理及景物的描写，这是因为他们大多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比如戏剧、评书等等。赵树理曾讲过：“我写的东西，一向被列在小说里，但是在我写的时候却有个想叫农民读者当作故事说的意图”，是有意识向“‘说故事’这种文娱活动形式”方面努力”。[6] 可见在作者心里他的小说并不是让人“看”的而是让人“听”的。这种设定使得“山药蛋派”的小说在写作上自然而然的向视听的民间艺术靠拢。小说不是让读者细细品读的而是让读者一看就懂，这就使得小说要像戏剧、评书一样，故事情节紧扣人心，让人沉迷其中，故事主人公重点不是长什么样或心里想什么，而是干了什么。
注释：
[1]韩文洲.从‘山药蛋派’的‘土气’谈起[N].山西日报，1980-7-1.
[2]赵树理.赵树理文集 第四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1397.
[3]黄修己.赵树理评传[M].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320.
[4]赵树理.赵树理文集 第四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281.
[5]马烽.我是怎么学习写作的[J].中國青年，1950年，第44期.
[6]赵树理.赵树理文集 第二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