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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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实秋先生的《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有两个特点,一是塑造人物形象使用的双重视角转换法,二是主要人物形象在作者心目中有一个逐渐清晰加深的过程,教师可以围绕这两点对文本进行更深刻的解读。
  一、视角转换,形象鲜明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一向以精彩的人物塑造而闻名,欣赏者赞叹于文中精彩的外貌描写、神态描写、语言描写,对于文中大量的细节描写,读者更是津津乐道、击节赞叹。其实,文章中还有一种人物塑造方式,也值得深入研究,就是视角转换法。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中徐镜澄先生的人物形象是借由文中的“我”——也就是作者的眼睛傳达出来的,而文中有一个中心事件——徐先生的“课堂醉酒骂人事件”,在这个事件发生前和发生后,作者眼中的徐先生是不一样的,这是一重视角转换。
  事件发生前,绰号是“徐老虎”,笑起来是狞笑,可谓之凶;“脑袋的轮廓是有棱有角的……头很尖,秃秃的,亮亮的,脸形却是方方的,扁扁的”,像夜叉,可谓“怪”;“上唇上便亮晶晶的吊出两根玉箸……我看见那袍子的时候即已油渍斑斑”,可谓“脏”;“经常是仰着头,迈着八字步,两眼望青天,嘴撇得瓢儿似的”,可谓是“傲”。
  事件发生后,作者注意到了徐先生的不同侧面,在课堂上“题目未写完,性急的同学发问。”联想到老师的“正当防卫”,看出徐先生的自尊心强,为了维护课堂尊严和国学尊严而做出的努力。先生自己选辑教材,新旧兼收,这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说明先生才高开通,而且富有革新意识;先生朗诵水平高,读完能让学生理解原文意义的一半,这是拥有非凡的文学理解力才能做到的;对于作文,删削之间见工夫,懂得许多作文技巧,说明他自己善于写作,也善于教学。他教学如此认真,与其他教学敷衍的国文先生不同,坚持自己的原则,可见他特立独行。 好酒,酒醒后对顶撞自己的学生不仅不记恨,反而青睐有加,可见率性正直。徐先生从一开始的“凶怪脏傲”到后来的“自尊敬业、热爱国学、特立独行、率性不羁、才高开通、教写皆善”,视角的转换起到了先抑后扬的作用,让行文有波澜,并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丰富,真实动人。
  如果仅仅只是一重视角转换,并不出奇,《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中还有另一重视角转换,还有一个人的形象在中心事件发生前后有了很大的变化,文本中有一处关键句:“但是从这一次起,徐先生算是认识我了。”“这一次”指的就是“课堂醉酒骂人事件”,这里的“认识”是了解之意,说明在徐先生眼中,“我”的形象前后也发生了变化,这是又一重视角变化。在事件发生前,“我一向是个上午捣乱下午安分的学生”,说明之前他在师长的眼中是“安分”,也就是无甚个性、不引人注意,而课堂冲突一起,“我”觉得受了无理的侮辱,便挺身分辨,说明“我”自尊心强,有反抗精神;“我”掏心挖肝写文章,动辄洋洋千余言,可看出“我”热爱写作,“上午捣乱下午安分”,说明我热爱国学;先生朗诵时能理解文章的一半,一方面能说明老师教学水平高超,另一方面也能说明“我”的理解力强。此外,对于老师的作文批改很快就能理解,老师传授的作文技巧很快接受并运用,这一切都说明“我”是可造之材。
  文章使用了一个中心事件,通过双重视角转换塑造出两个精彩的人物形象,避免了平铺直叙的乏味。如果将二者进行对比,不难发现“我”与徐先生的内在性格是非常相似的,一样特立独行、自尊、不愿妥协;一样热爱国学,喜欢写作;一样聪颖好学、天赋很高。“我”似乎就是年轻版的徐先生,徐先生对我的另眼相看也就不难理解了,也因为内在性格的相似,“我”也更能理解尊重老师。二人虽是师生,却更有知己之感。那么这样一位恩师,作者为什么过了五十年才作文纪念呢?同样是恩重如山的老师,鲁迅写《藤野先生》是离开老师二十年以后,同为文章大家的梁实秋,为什么会过了五十年才写下这一篇文章?
  二、恩师印象,逐步深刻
  文章最后一句话“我于回忆他的音容之余,不禁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其中“怅惘”二字颇值得探究,解读这个词,很多读者是从前文“我离开先生已将近五十年了,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这句话来解读的,认为怅惘的原因是对于这样一位恩重如山的老师,五十年不通音讯,作者内心愧疚,所以怅惘。但如果仅仅只是这个原因,就把一位历经世事的七十岁文学大师想得太浅了,作者状徐先生之貌如在目前,说明徐先生的形象一直留在他的心中,一般的理解,即便是深刻难忘的印象,随着时间的流逝,形象会慢慢淡漠,为什么徐先生的形象能永存心间呢?
  梁实秋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负笈海外归来后,曾短暂加入新月社,之后便任职大学,先后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大学,抗战后任北平师大教授。1949年到台湾,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那他与学生的关系怎样呢?
  梁实秋对学生运动一直持谨慎态度:“我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九·一八事件后,梁实秋出于审慎站在了青岛大学校方的立场上反对学生的游行示威,大受学生攻击。结果梁先生辞职,去了北大英文系。此次事件中,梁实秋与学生关系紧张虽主要归因于混乱的时势,但也可看出梁先生面对师生纷争时坚持自我、不肯调和,与徐镜澄先生如出一脉。那么到了北大后,他与学生的关系是否有转变呢?
  北大英文系学生得知梁实秋将出任该系教授,开始普遍充满期待。但在第一堂课上,梁实秋就向同学先表明他的态度——坚持用中文上课,并宣明只读诗,内容、音调、鉴赏,统统不教。这样的态度,学生无法接受,他们用英文写了抗议信,还发出罢课的通告,梁实秋得知后,二话不说,马上决定“自行解任退聘”,事情闹到了校长胡适面前。经由胡适反复斡旋,并向大家保证梁实秋教授的英文水平极为高超,梁实秋也改变态度,改用英文上课,这才赢得了北大学生的尊重。
  从这两个事件看出,梁实秋先生为人师后,也不改以往的坚持自我,不从流俗,勇于反抗的特质,显然,身为教师的梁实秋与徐镜澄先生更像了,或者,梁实秋一直以对他影响极深的老师作为自己为师为学的榜样,此时徐先生在他心中的形象应是越发清晰了。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也就是写作本文的时期,因为西方文化的进入,全盘西化成为当时台湾潮流,国语式微。再回想起当时徐镜澄先生对国文的热爱与敬重,即便远隔时空,也是一声长叹,这样的人已是难以再见了,这才是文章最后“怅惘敬慕”的真正含义。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的最后有这样一段文字:“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这是一位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回望,徐镜澄先生对他的影响随着岁月的增长越发深刻清晰,这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为人为师为文。五十年后的怀念,其中分量更甚于当时。
  作者单位:江苏省张家港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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