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国际水平相差仍较远。中国应通过重工业发展过程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保持较快经济增长。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非农就业则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关键。
[关键词]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重化工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05-0030-02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尤其是近几年以来，重化工业增长速度大大超出其他行业。随之而来的一个争论是，中国是否应该学习日本和韩国的模式，鼓励重化工业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栏文章中予以讨论。本文想进一步阐述：中国将不可能跳过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
一、中国制造业没有到头
1990-2001年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2．5％，成为世界第四大制造国。2001年，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1％，工业占GDP的比重接近44．5％，有的学者据此判断：我国第二产业或工业在CDP中的比重已很难再提高。但从实际情况看，过去几年中，中国工业增长并没有放慢。
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国际水平相差仍较远。例如，2003年，美国制造业高达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中国只有3825亿美元，按以往的追赶速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和日本尚有几十年的长路要走。不仅如此，中国工业制造业还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目前，世界制造业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战略性重组，许多跨国制造集团开始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为最终目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新一轮制造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由于在制造业方面不断提升的技术水平、相对完善的配套体系、巨大的市场、素质相对较高的便宜劳动力，成为世界制造业大规模转移最重要的一个市场。而近些年来，外商投资偏重重工业的结构性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化进程。显然，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组装加工厂，但处于价值链中比较低的层次上并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极，因此中国还应该更多地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进驻，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积极引导外商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相应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
中国，只有实现制造业的大发展，科技研发等制造业的上游以及流通、金融等制造业的下游服务业才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基础。从总体上判断，中国的工业化只处于中期阶段，大概到2020年，中国才有望真正实现工业化，在此之前，工业重型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1200-2400美元，中期为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为4800-9000美元。我国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接近1000美元(不考虑购买力平价因素)，考虑三次产业结构，就业人数，产业竞争力等总体状况，中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但只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就目前而言，中国还不能只重视服务业发展而忽视制造业。美国的“非工业化”和日本的产业“空洞化”教训，都是对中国的很好的警示。
二、制造业的重型化对就业问题的双重效应
制造业结构的变化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其一般规律是：在工业化初期的轻型结构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以原材料工业发展为中心的重化工业阶段，以资金密集型为重点；当工业发展进入高加工阶段则以技术密集型发展为主。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只注重机械化、自动化，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在我国，一般经验是，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的机会，只有轻工业的1／3；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C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制造业重型化的发展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高增长、低就业”的问题。然而，考虑到制造业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和产业溢出效应，重化工业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可以通过工业服务的一些领域间接地起作用，就业问题有改善的可能。事实上，重化工业的产业带动的链条是比较长的，其对于就业的效应要远比一般想像的大。
服务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居民消费为主的服务业；另一类是为第一、第二产业以及为第三产业自身服务的产业，是以产业服务为主的服务业。其中，第二类服务业是整个服务业的主体，其规模主要取决于制造业的规模、结构。这使得制造业的发展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主要力量。
三、制造业重型化与城市化进程相互交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一轮重化工业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率由1997年的31．9％提高到了2003年的40．5％，6年提高了8．6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期间，城市化的发展与重化工业的发展是相互交织而不是相互背离的关系。
随着城市化的兴起，服务业的比重必然逐步上升。但这种上升并不必然与制造业的增长相矛盾，也不意味着要政府故意压低制造业的增长，而是要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疏通渠道，通过服务业增长更快的态势来实现服务业的比例的上升(并且这种上升是曲线型的，而不见得是直线型的)。这意味着在某一阶段，制造业(在当前就是重化工业)的增长快于服务业既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
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中央政府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了城市化的基本构架。2003年后，城市化逐步从中央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转向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将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引发的重化工业的投资成为投资的主体，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非农就业则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关键。
四、中国制造业发展应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来考察
以中国、东盟为代表的国家，处于第五个国际分工层次(前四个分别为美、英的金融服务，德国的资本品，日、韩的高端最终消费品)，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档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在这个层次里，技术相对成熟，需求相对不足，供给过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劳动力成本成为决定国际竞争胜负的惟一因素。
不幸的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出口导向工业化，中国劳动力要素的优势日益显示出局限性：1．中国在国际分工的低层次中所能获得的收益与利润增长有限。外商投资企业现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中方只是赚个加工费，这个在商品的成本中占极小的比例。2．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和中国同样的低成本优势，也成为国际市场上传统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最终消费品的供给者，供给过剩成为普遍现象，商品价格偏低会导致出口国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可能出现“悲惨增长”，甚至引发经济增长的突然崩溃。3．从产业升级、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要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要成为制造业大国，仅仅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很难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至多也只是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基地。
显然，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劳动力资源，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技术资源和两个市场，集成全球优势要素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因此中国在国际上合理的分工和角色定位只能是新兴的“世界工厂”(或者说国际制造业中心)。然而，中国当前的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产业分工要通过重工业发展过程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保持较快经济增长，再进入到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发展阶段中去。
(作者单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北京科技大学)
责任编辑 刘学侠
[关键词]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重化工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05-0030-02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尤其是近几年以来，重化工业增长速度大大超出其他行业。随之而来的一个争论是，中国是否应该学习日本和韩国的模式，鼓励重化工业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栏文章中予以讨论。本文想进一步阐述：中国将不可能跳过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
一、中国制造业没有到头
1990-2001年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2．5％，成为世界第四大制造国。2001年，我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1％，工业占GDP的比重接近44．5％，有的学者据此判断：我国第二产业或工业在CDP中的比重已很难再提高。但从实际情况看，过去几年中，中国工业增长并没有放慢。
原因就在于，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国际水平相差仍较远。例如，2003年，美国制造业高达17111亿美元；日本是9111亿美元；德国是4430亿美元，中国只有3825亿美元，按以往的追赶速度，中国要赶上美国和日本尚有几十年的长路要走。不仅如此，中国工业制造业还面临着重要的发展机遇。目前，世界制造业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战略性重组，许多跨国制造集团开始以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为最终目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新一轮制造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由于在制造业方面不断提升的技术水平、相对完善的配套体系、巨大的市场、素质相对较高的便宜劳动力，成为世界制造业大规模转移最重要的一个市场。而近些年来，外商投资偏重重工业的结构性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化进程。显然，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组装加工厂，但处于价值链中比较低的层次上并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升极，因此中国还应该更多地吸引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进驻，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积极引导外商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相应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
中国，只有实现制造业的大发展，科技研发等制造业的上游以及流通、金融等制造业的下游服务业才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基础。从总体上判断，中国的工业化只处于中期阶段，大概到2020年，中国才有望真正实现工业化，在此之前，工业重型化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里等人提出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为1200-2400美元，中期为2400-4800美元，高级阶段为4800-9000美元。我国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接近1000美元(不考虑购买力平价因素)，考虑三次产业结构，就业人数，产业竞争力等总体状况，中国已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但只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就目前而言，中国还不能只重视服务业发展而忽视制造业。美国的“非工业化”和日本的产业“空洞化”教训，都是对中国的很好的警示。
二、制造业的重型化对就业问题的双重效应
制造业结构的变化具有阶段性和连续性，其一般规律是：在工业化初期的轻型结构阶段，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以原材料工业发展为中心的重化工业阶段，以资金密集型为重点；当工业发展进入高加工阶段则以技术密集型发展为主。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只注重机械化、自动化，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在我国，一般经验是，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的机会，只有轻工业的1／3；在轻工业为主的阶段，C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则降为70万人。制造业重型化的发展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高增长、低就业”的问题。然而，考虑到制造业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和产业溢出效应，重化工业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可以通过工业服务的一些领域间接地起作用，就业问题有改善的可能。事实上，重化工业的产业带动的链条是比较长的，其对于就业的效应要远比一般想像的大。
服务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居民消费为主的服务业；另一类是为第一、第二产业以及为第三产业自身服务的产业，是以产业服务为主的服务业。其中，第二类服务业是整个服务业的主体，其规模主要取决于制造业的规模、结构。这使得制造业的发展成为缓解就业压力的主要力量。
三、制造业重型化与城市化进程相互交织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一轮重化工业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率由1997年的31．9％提高到了2003年的40．5％，6年提高了8．6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期间，城市化的发展与重化工业的发展是相互交织而不是相互背离的关系。
随着城市化的兴起，服务业的比重必然逐步上升。但这种上升并不必然与制造业的增长相矛盾，也不意味着要政府故意压低制造业的增长，而是要更好地推进城市化进程、疏通渠道，通过服务业增长更快的态势来实现服务业的比例的上升(并且这种上升是曲线型的，而不见得是直线型的)。这意味着在某一阶段，制造业(在当前就是重化工业)的增长快于服务业既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
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中央政府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了城市化的基本构架。2003年后，城市化逐步从中央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转向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将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引发的重化工业的投资成为投资的主体，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非农就业则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关键。
四、中国制造业发展应置于全球化背景下来考察
以中国、东盟为代表的国家，处于第五个国际分工层次(前四个分别为美、英的金融服务，德国的资本品，日、韩的高端最终消费品)，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档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在这个层次里，技术相对成熟，需求相对不足，供给过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劳动力成本成为决定国际竞争胜负的惟一因素。
不幸的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出口导向工业化，中国劳动力要素的优势日益显示出局限性：1．中国在国际分工的低层次中所能获得的收益与利润增长有限。外商投资企业现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中方只是赚个加工费，这个在商品的成本中占极小的比例。2．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和中国同样的低成本优势，也成为国际市场上传统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最终消费品的供给者，供给过剩成为普遍现象，商品价格偏低会导致出口国贸易条件恶化，从而可能出现“悲惨增长”，甚至引发经济增长的突然崩溃。3．从产业升级、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中国要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要成为制造业大国，仅仅靠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很难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至多也只是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基地。
显然，中国的比较优势仍然是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劳动力资源，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技术资源和两个市场，集成全球优势要素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因此中国在国际上合理的分工和角色定位只能是新兴的“世界工厂”(或者说国际制造业中心)。然而，中国当前的资源禀赋条件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产业分工要通过重工业发展过程成功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保持较快经济增长，再进入到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发展阶段中去。
(作者单位：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北京科技大学)
责任编辑 刘学侠